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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陇》:五四时期进步刊物的里程碑

时间:2023-07-3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由于在甘肃缺乏先进分子的领导,甘肃的新文化运动很难形成规模,在“五四运动”期间,对甘肃的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反封建运动起了一定推动作用的是甘肃旅京学生创办的《新陇》杂志。同“五四”时期的许多进步报刊一样,反对封建礼教也是《新陇》杂志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一个带有一定民主色彩的进步报刊,出版发行达10年之久,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五四”时期甘肃进步报刊的空白。

《新陇》:五四时期进步刊物的里程碑

封闭落后的甘肃同外界的信息沟通甚少,由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而引发的“五四运动”是由甘肃旅京学生首先通过书信报道给甘肃民众的。不久,兰州中等学校的爱国学生便在校内外进行讲演宣传和游行示威活动,要求北洋政府收回山东权利,废除“二十一条”,拒签《巴黎和约》。但这次讲演和游行示威被皖系军阀、甘肃督军兼省长张广建镇压下去了。由于在甘肃缺乏先进分子的领导,甘肃的文化运动很难形成规模,在“五四运动”期间,对甘肃的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反封建运动起了一定推动作用的是甘肃旅京学生创办的《新陇》杂志。

《新陇》杂志创刊于1920年5月20日,终刊于1930年9月,初为月刊,后为不定期刊。该刊最初的宣传宗旨是“输入适用之知识于本省,传播本省之状况于外界”,1928年改为“宣传三民主义,革新陇上文化”,随后又改为“阐扬三民主义,探讨社会科学”。实际上《新陇》自1928年以后所宣传的是冯玉祥阎锡山的三民主义,成了军阀的喉舌。

由于《新陇》杂志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创办的,因此,该杂志的首要任务就是宣传新文化,向甘肃“输入适用之知识及学理,俾陇人有所比较而采择焉”[4]。为了向省内介绍新文化,《新陇》杂志兼收并蓄地刊登了“五四”以后出现的各种思潮的代表作:刊载了陈独秀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的文章;连载了杜威关于教育问题的讲演记录和译文;发表了周冕的《读罗素“思想论”的感言》;发表了《迷信与科学》《科学在中国的奋斗时期》《新式标点符号之用法》等。虽然这些文章中良莠并存,但它毕竟是比封建文化更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给沉闷的甘肃思想界吹进了一丝清新的风,为甘肃开辟了一个了解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

同“五四”时期的许多进步报刊一样,反对封建礼教也是《新陇》杂志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不同的是该杂志反对封建礼教的重要文章大都发表在1923年“高张结婚事件”期间。毕业于江苏南通师范学校,担任甘肃省立第三师范教员,兼授狄道第一女子小学图画课的教员高抱诚,因原配翟氏病故,经女校校长赵希士介绍,与该校毕业生张从贞订婚。但未及结婚,张又病故。张母坚决以次女临洮师范学生张审琴续配高抱诚为妻。高张于1923年正月正式结婚,此事引起了省立第一师范校长杨汉公和狄道视学牛应星为代表的封建卫道士和政客们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师生之间是有“严格辈行”的,在“严格辈行中不应发生肉体关系”,师生结婚是违背“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的。他们组织了一个“纲常名教团”,对高抱诚大加挞伐,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对此,《新陇》指出,这些卫道士们所维护的“纲常名教”是封建残余,是吃人的“礼教”。杨汉公的举动是粗暴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行为,是文明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横暴行为,号召社会对杨汉公群起而声讨之。在《新陇》为首的舆论的谴责下,杨汉公等人显得势单力薄,最后不得不偃旗息鼓,销声匿迹。由于“高张结婚事件”是五四运动后一件在甘肃有较大影响的事件,故而,《新陇》对封建礼教的鞭挞和对婚姻自由的支持在甘肃产生了重大的反响。

“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妇女解放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新陇》杂志着力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1919年5月19日,甘肃女学生邓春兰上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要求开放女禁,招收女生。6月3日和8日,北京《晨报》和上海《民国日报》分别以《邓春兰女士来书请大学解除女禁》《邓春兰女士男女同校书》为题做了报道。1920年春,蔡元培正式招收邓春兰进入北京大学学习,邓春兰成为甘肃历史上第一位女大学生,也是北大首批女学生之一。这位妇女解放的先锋不仅争取自己的解放,也关注着甘肃妇女的解放。1921年《新陇》杂志在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了邓春兰女士的文章《妇女解放声中之阻碍及补救方法》。文章指出,妇女解放运动的阻碍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妇女没有同男子一样接受平等教育的机会;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不自由和地位低下;妇女的生活异常艰辛。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争取男女平等教育,改革婚姻制度,发展实业,实现女子在经济上的独立。这篇文章多方面地剖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障碍,发表了争取男女平等、实现妇女解放的主张。因此,这篇观点新颖的文章在偏僻的甘肃产生了强烈的反响。(www.xing528.com)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封建军阀的压迫是许多进步报刊宣传的重要内容之一。《新陇》杂志对此也有一定程度的宣传报道。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后,该刊即在第55期上发表了《悼三月十八国务院门前的死者》和《三一八屠杀》两篇时评,并转载了苏联人拉狄民《对“三一八惨案”的评论》及陈翰笙的《三月十八惨案目击记》,揭露了“三一八惨案”的真相,并对“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新陇》杂志曾以较大的精力揭露了军阀为害甘肃人民的罪恶措施,影响较大的报道就有两次。1922年冬,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开设陇东银号,向陇东各县人民派款筹集资金,准备借此发行纸币,中饱私囊。这一丑恶勾当遭到了旅京学生的群起反对,《新陇》杂志立即刊登了这些学生的《告陇东各县人民书》,从而使反动军阀张兆钾受到沉重的打击。1926年冯玉祥的国民军在甘肃征兵,以扩充内战实力;又以播种鸦片来筹措军费。对此,《新陇》杂志又发表了《甘肃种烟以后》和《两件失望事》两篇短评,揭露了军阀扩军内战,聚宝敛财的斑斑劣迹。

《新陇》杂志虽然在北京出版,但是其编采人员全部都由甘肃旅京学生组成,并且在甘肃还设有特约记者2人。这就保证了该刊对甘肃各种事件的及时宣传报道。《新陇》杂志的发行也是以甘肃民众为主要读者对象的。该刊在兰州、平凉、西宁、凉州、宁夏、天水陇西、狄道、肃州等地及各地的师范学校都设有代派处,从而保证了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向甘肃全省的输入。

《新陇》杂志在“五四”时期与传入甘肃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时事新报》《晨报》《新闻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新教育》等刊物[5],共同吹散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甘肃的沉闷空气,给甘肃带来了新文化、新思想和民主之风。作为一个带有一定民主色彩的进步报刊,出版发行达10年之久,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五四”时期甘肃进步报刊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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