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地处西北边陲的甘肃，由于交通不便等方面的原因，还没有处于帝国主义的侵扰之下，因此，甘肃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回、汉民族同清政府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表现得异常激烈。1862年马化龙以金积堡为中心，领导了长达10年之久的西北回民反清大起义，起义的烽火遍及陕、甘等四省的许多地区，甘肃是起义活动的中心。清政府为了镇压起义，一方面派出军队伺机镇压，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军事指挥和后勤供应，又加强了省城兰州的戒备，并关闭城门达10年之久。直到1872年7月左宗棠率兵抵达兰州，戒严令才被取消。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兰州，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与外界完全隔绝，在这样的环境下，甘肃自然丧失了创办近代化报刊的条件。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出现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东南沿海的绝大部分近代化报刊首先是由传教士和外国商人创办起来的。但是，地处西北的甘肃，由于交通不便，土地贫瘠，文化落后，西方传教士们起初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到甘肃。直到1878年罗马教皇才派比利时籍的主教韩默理进入甘肃凉州，建立了最早的教堂和教会学校。到1900年，在甘肃的外籍教士总共只有20人。由于甘肃民众文化水平低下，这些传教士将全部精力放在了设教堂和办学校上，并没有像在东南沿海那样大规模地创办报刊。统治甘肃的以左宗棠为首的洋务派，在平息多次回、汉民众起义之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办企业，发展教育上，并没有把创办报刊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起，改良派报刊逐渐成为我国新闻事业的主流。然而，闭塞落后的甘肃没有涌现出一批立志于改良救国的有志之士，因此，在甘肃也没能像东南沿海那样涌现出大量的改良派报刊。只在戊戌政变发生的前夕，才出现了《群报辑要》这样一份改良派报刊。
《群报辑要》是甘肃创办的第一份近代化报刊，也是甘肃的第一份改良派报刊。该报创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下旬，到8月上旬出了第二期后，便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夭折了。该报是一份大三十二开本的旬刊，每期30页左右，木活字印刷。栏目有“朝旨”“奏牍”“通论”“时事”“告白”五个部分。该报是一个以文摘为主的报刊，“本地新闻有则书，无则阙”[1]，转载的新闻和文章主要来自北京的“邸报”《官书局汇报》，外省的《湘学报》《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苏报》《申报》《万国公报》等报刊。(www.xing528.com)
《群报辑要》在两期中只刊登了上谕22条，登载了光绪皇帝从4月23日至5月28日所发布的各项政令。其中涉及了学习西方人才的培养方法，命令设立京师大学堂；开设矿务学堂；改变科举取士制度；用西法操练士兵；振兴农政；鼓励全国士民著新书、制新器等许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在“秦牍”一栏中刊登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试办工艺、蚕桑局，开设湖北炼铁厂的奏折；山东道杨深秀请求改变科举取士制度的奏折。“通论”一栏刊载了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序》及《江建霞学使湘学报序》等论及改良变法的重要文章。
《群报辑要》出版的时间虽短，但它却将改良变法的时代最强音传遍了陇原大地，对西北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群报辑要》的创办也为其他近代报刊的创办积累了经验。
甘肃近代新闻事业落后的具体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封闭落后的封建经济造成了甘肃民众整体文化水平的低下和对种种信息需求的漠视。这是近代甘肃新闻事业发展严重落后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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