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壮大，在曲折中取得成果

陕西的新闻事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发展非常迅速。这中间虽然几起几落，不少报纸走过办了又停、停了又办的曲折道路，但总的趋势仍是数量不断增加，品种不断完善。到现在，全省已形成一个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多功能的报业体系，在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传播信息，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等方面，作出了十分显著的贡献。在这个基础上，新闻教育研究事业也有一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省仅有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西安版）、《榆林报》《陕南日报》（《汉中日报》前身）等少数几家报纸；1954年10月16日《群众日报》改为中共陕西省委的机关报，更名为《陕西日报》。其后，《延安报》（1950年）、《陕西农民报》（1953年）、《陕西工人报》（1956年）、《合阳报》（1956）、《富平报》（1956年）也相继创刊。

1957年至1958年，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曾提出“县县办报纸，户户通喇叭”的口号，全省当时75个县办了县报。由于条件不具备，这批县报在一两年后大都陆续停办。在1958年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运动中，报纸在反映人民革命热情，反映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等方面，虽然做了有益的工作，但由于总的指导思想急躁冒进，给报纸宣传带来了头脑不冷静，办事凭热情，不讲科学，不实事求是等不良倾向，以至盲目鼓吹高指标、高产量，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当时的《陕西日报》曾经在报纸上提出了“给我一锥地，包产全省粮”等荒谬口号。新闻工作中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作风屡受挫折，直到1960年中共中央再次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大家才逐渐认识到“大跃进”过程中的错误。陕西报界也开始总结经验教训，加强调查研究，提倡科学求实精神。1961年陕西日报社还外聘了190多名评报员，重点建立了14个评报组，便于群众对报纸进行监督，编委会还作出《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决定》。

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由于纸张供应紧张，中央曾批示压缩报刊用纸，《西安日报》改为《西安晚报》，一些报刊合并，有的因此终刊。“文革”十年内乱中，陕西省报纸一度几乎全部停办，粉碎“四人帮”后，到1978年底，全省公开发行的报纸仅有11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陕西省和全国一样，新闻事业在改革开往过程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报刊数量不断上升，截至2000年，有国家统一刊号的各类报纸70多家，全省新闻从业人员约3万人。全省十个地（市）党委系统和各厅、委、局、办以及各大企业、厂矿与高等院校等都办有自己的报纸。另外还有部分县（区）也办了县（区）报，如《长安报》《合阳报》《富平报》《三原报》《澄城报》《耀县报》和《阎良报》等。特别是为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还办起了一大批专业性报纸。如《法制周报》《西北信息导报》《军工报》《教师报》《陕西政协报》《城市金融报》《区县经济报》《现代保健报》和《集邮会刊》等。这批报纸中有不少办得相当出色，它们立足陕西，面向全国，报道面和发行范围均摆脱了行政区划的局限，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如《教师报》《西北信息导报》《城市金融报》《现代保健报》等在全国范围内均有较大的发行量。

陕西省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在延安办报时期所培育的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呼声和开展批评监督等光荣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延安报》记者杨捷写的《一位获博士学位的法国留学生，回国一年后还未分配工作》内参稿，经《人民日报》在1983年11月10日第590期《情况汇编》（内部刊物）登出后，邓小平同志等作了重要批示：“请国务院检查。天天讲缺人，有人不能、不会用，为什么？是谁的责任？”后来使这位同志的工作分配得到了迅速落实，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外，陕西省不少报纸都十分注意抓典型报道，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来鼓励先进，鞭策落后，推动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在这方面做得最为突出的是《陕西日报》（包括前身《群众日报》）。这家报纸对本省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要项目和先进人物，几乎全都做过系统性报道。其中如对宝成、天兰、兰新铁路的建设报道都很重视，仅对宝成铁路就先后发表了120多篇报道。在先进人物的报道上，更是坚持连续报道。如对延安时期劳动英雄郝树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植棉能手张秋香，先进工人的典范赵梦桃，陕北说唱艺人韩起洋，农民诗人王老九，爱国艺人常香玉等，均做了系统而又深入的报道。为了搞好典型报道，报社不是临时派记者前去采写，而是派记者常驻采访，甚至由总编一级的干部带领一批记者、编辑与报道对象长期生活在一起，既使记者、编辑经受了锻炼，又能从丰富的现实生活中提炼出颇有深度的报道主题，并摸索出了“点上摸问题，面上去分析；面上出题目，点上做文章”的经验。正因为这样，这些典型报道在全省，甚至在全国都给读者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进入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以后，《陕西日报》仍然坚持突出对科技和教育界知识分子中先进人物的报道，如对龚祖同、孟庆集、周尧、罗健夫和张华等事迹的宣传。

《陕西日报》在新闻改革中，从“短”入手，狠刹长风领先于全国，也坚持得比较好。在1981年11月纪念新华社成立五十周年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新闻报道提出“真、短、快、活、强”的要求。陕西日报社编委会认为延安时期新闻力求“短些再短些”的好传统不能丢掉，在稿件篇幅上规定一般情况下，消息不得超过1 000字。在报纸编排上，规定每版每天一般应容纳20条以上的稿件，否则不能签字付印，并把短小精炼作为评好稿的标准之一，十多年来坚持得也比较好。(www.xing528.com)

全省报纸的报道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从中共党委机关报的单一格局，发展为以中共党委机关报为中心的多层次、多类型、多风格的纵横交叉的新格局。各报刊在内容、专业和地域上仍大致有分工，但它们互相配合、补充和竞争，以千姿百态的生动形式，五彩缤纷地展现着社会生活的新风貌。近年来围绕西部大开发，全省各报社根据《陕西省实施大开发新闻宣传规划》，制定了短、中、长期的报道计划，积极拓宽宣传领域，进行不间断的报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陕西新闻报业社会团体发展迅速，新闻学术空前活跃。1984年前，仅有陕西记协一个团体，学术活动比较少。从1985年起，先后成立了陕西省新闻学会、陕西省新闻摄影学会、陕西省高等学校校报研究会、陕西省新闻漫画研究会、陕西省企业报新闻工作者协会、陕西省专业报新闻工作者协会，以及西安、延安、安康等地（市）的记协和新闻学会。这些新闻学术团体经常举办专业学术讨论会，组织撰写学术论文，举办各种新闻业务短期培训班。新闻研究机构仅陕西省新闻研究所一家，先办有《新闻研究》季刊一种，1984年停刊后，便与《陕西日报》合办《新闻知识》月刊，期发行量最高时达8万份，为全国十家新闻核心学期刊之一。

陕西的新闻教育事业也有一定的发展。1960年至1964年间，西北政法学院曾开设过新闻系，培养了一届两班本科毕业生80多人。这些毕业生现在多成为新闻单位的业务骨干或领导。1985年西北大学中文系又开设了新闻专业，许多毕业生也都分配到各新闻单位工作。除这两家正规科班教育外，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还曾于1981年至1983年先后举办了3期新闻干部培训班，结业学员多在新闻与宣传单位发挥业务骨干作用。1986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西安分院新闻专业成立。陕西日报社也开办了一期“西北新闻刊授学院”，曾有1.6万人坚持学习两年，经过考试有6 500人合格结业，不少成了业务骨干。1994年起，西北大学将中文系新闻专业改建为新闻传播系，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安武警技术学院也正式成立新闻专业，每年毕业学生近200人。

陕西的广播电视事业解放后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解放初期由西北区代管，从1952年3月，西北区台每天以20分钟举办“陕西节目”。1953年2月14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利用西北人民广播电台的技术设备开始正式播音，每天播2小时35分。1954年9月10日，随着西北区行政建制的撤销，西北人民广播电台宣告停止播音，其人员、设备与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合并。

为了适应革命和建设形势的需要，陕西境内各级广播电台的各种广播节目时间，每年都有显著增加。1949年6月1日西北新华广播电台正式迁到西安播出时，每天只播音1次4小时，其中1小时为转播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节目时间。到1950年9月1日，西北电台和西安电台每天共播音5次15小时20分钟。到1953年7月1日，由于陕西台和西安工人台的成立，4个台以3个频率每天共播音12次25小时30分钟。后来，在“大跃进”中迅速增长，到“文化大革命”中又急骤回落，几经折腾，损失很大。1978年以后，陕西的广播事业进入平稳发展时期。1978年有电台3座，1991年增至19座；播出节目也由1978年的4套增至1991年的21套。有线广播也有了发展。

电视事业发端于1960年7月1日西安实验电视台的成立，1965年7月1日改为西安电视台，1978年5月5日改为陕西电视台。到1991年，西安、汉中、宝鸡、延安、安康、榆林、咸阳、渭南、铜川、商洛以及神木电视台相继建成开播，省、地两级电视传播系统基本建成。2000年陕西全省有省、地广播电台8座，电视台11座，有线电视台5座，县级广播电视台68座。全省广播电视传输网支、干线总长度已达1.39万公里，光缆、数字微波干、支线1.61万公里，有线电视用户达210万户，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已圆满完成。

（本章撰搞人：江华、姚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