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统区新闻事业发展的复杂情况：中国地区新闻史

民国以来，陕西新闻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其初创阶段在民国初年，发展阶段在抗日战争爆发和陇海铁路通车之后。这个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大体上又可分为两种性质不同的体系。一种类型是国民党派系、国民党政府或特务机关在西安办的《西京日报》《西京平报》《建国日报》《黎明日报》《战斗日报》和《正报》；一种类型是爱国人士、进步青年或团体、商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办的民间报纸，如《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老百姓》《经济快报》和《民众导报》等。可喜的是，近年还发现了一份1933年由张学良将军题字，原北平东北伊斯兰学友会编印的《伊斯兰青年》半月刊，该刊倾向进步，在西安大学习巷出版。

在第一种类型的报刊中也是“你中有我”，情况复杂。1927年1月21日，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正式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共产党员史可轩、张性初、刘含初、李子洲、魏野畴和杨明轩等被选为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当时，许多省、县党部基本上是由共产党人组建、担任领导职务的。为了更好地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便创办了《陕西国民日报》，社长、总编辑、编辑先后均由共产党员雷晋笙、刘天章、杨慰祖、白超然等担任，王尚德任印刷厂长。这个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创办，实际是中共陕西党组织的机关报，是中共在西安第一次出版工人阶级自己的报纸。曾发表过《工人与蒋介石》一文，转载了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发表过《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吴玉章的讲话和《马克思传》等，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拥护，每日发行达2 000多份，供不应求。

1928年由于宁汉两派合作，西北军也实行了清党。《陕西国民日报》遂行解体，代之者为西北军中党务人员主办的《陕西中山日报》。后来陕军旧部联合倒冯，虽均归失败，然西北军首领始感后方宣传的重要，乃将在河南开封发行的《革命军人朝报》迁来西安。同时萧振瀛任西安市市长，又恢复发行《西安市日报》，并购置印刷机器，成立西安印刷局，以供该报使用。1929年西北军被调返南京后，宋哲元主陕，其时为扩大宣传，派宫廷璋筹办《真理实情报》。陕西籍张之穆任民众联合处处长时也创办了《陕西民报》。1930年，西北军失败，杨虎城主陕后，即委派蒋听松接收《革命军人朝报》改组为《西安日报》，经费完全由省政府津贴。初出一小张半，继改一大张，议论较透彻，编辑也新颖，但因后来迭更社长，终于1933年宣告停刊。同时《西北朝报》《青门日报》和《民众晓报》等相继创刊。

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先后创办了《西北红旗》月刊、星期刊、日报，以及《西北真报》《西北人民》和《政治通讯》等地下报刊。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宋绮云主持下的《西北文化日报》13日便详细报道了事变的起因，报道说：“自上月暴日驱使匪伪汉奸侵入绥远以来，举国愤慨，万众齐起。前方将士，既浴血而抗战，后方民众，更毁家而纾难。如此阵线，实为救亡图存的唯一办法……”明确指出了抗战是全民的事业，是民族解放的根本途径。14日张学良、杨虎城即下令撤消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接收了省党部办的《西京日报》，改为《解放日报》。从此，《西北文化日报》与《解放日报》互相配合，成为整个西安事变期间坚强的舆论阵地。

当时的古城西安充满了一片抗日救亡的呼声，很快涌现出一大批以宣传团结御侮为宗旨的进步报刊。这些报刊在向国内外报道事件真相，澄清事实，驳斥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使西安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解放日报》及时发表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八项主张”，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反动派多年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工商日报》也发表了《反对内战，拥护抗日》的社论，紧密配合《解放日报》，每天在报上报道有关事件发展的重要新闻。该报总编辑张性初每晚回到报社撰写社论，并经常在夜间与在指挥部担任重要职务的王炳南、田一明等用电话联系，了解情况，因而消息比较灵通，一些重大消息都能及时见报。同时，报纸还经常报道“八路军英勇作战”的消息，转载《新华日报》的战地通讯。《秦风日报》则着重刊载陕西革命史料，宣传坚持全民合作，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揭发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及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该报由杜斌丞任董事长，成柏仁任社长，李子健、耿炳光、李敷仁、梁益堂等任编辑，经常发表“要团结、要和平、要民主，反对内战”等大义凛然的文章。此外，这时期出版的主要进步报刊还有《文化周报》《民众前卫》《学生呼声》和《老百姓》报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双十二”事件的表示》《市民大会以后的中心任务---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打回老家去》《法西斯主义与文化毁灭》和《怒吼了西北》等文章。不仅在西北，而且在全国也都发生过巨大影响。特别应提出的是，民盟西北支部领导人接受周恩来同志提议创刊的《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经常转载《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重要社论，报道国内和陕西爱国民主运动和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当时李敷仁主编的《民众导报》，武伯纶主编的《经世》等，以及后来创办的《新妇女》《儿童旬刊》和《孩子报》等报刊，通过宣传壮大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声势，在当时陕西国统区的思想舆论阵地占了上风，给国民党反动派当局造成了强大的压力。

国民党政府采取威胁利诱、寻衅闹事乃至捏造罪名等手段来扼杀民主呼声。继捣毁《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后，又警告《国风日报》《益世报》《书报精华》《儿童旬刊》；勒令停刊了《孩子报》《新妇女》和《文林》等，接着又成立了“陕西新闻处”，曾一度取消的新闻检查制度又被恢复了。(www.xing528.com)

抗战期间，国民党陕西当局设有“图书杂志审查处”，地址在西安书院门，是控制陕西文化出版事业的专门机构。还在西安小湘子庙街设有“新闻检查处”，各报每天的“大样”都要先送审后才能开印。“天窗”一词就是从此时产生的。报社排好“大样”送审后，经常有被扣压、划掉的新闻或文章，作为当时抗议的一种形式，就只好让版面空白起来，谓之“开天窗”，寓意讽刺国民党的新闻控制。1945年，“西北王”胡宗南又在大湘子庙街成立了一个“新中国出版公司”，企图垄断和控制西北的文化出版权，后因其总经理吴启诚被告发贪污而自杀，该公司随即流产。1946年春，胡宗南又授意图书杂志审查处处长陈建中筹组“西北文化公司”，再次想垄断控制西北的文化出版权，后因CC系、中统与胡宗南在人事等问题上有分歧，才未能得逞。当年由段明灿筹备成立的西北新闻专科学校，也因受各方面的阻挠而未能开办。国民党当局为了通过通讯社来控制与垄断新闻，公然下令各报电稿均由中央通讯社供给。以致除标题略有不同外，内容皆千篇一律，使报纸销路大受影响，只好在登广告上做文章，以增加报社一些收入。

国民党反动派在残酷压制进步报刊的同时，利用自己当权的优势，先后创办、接管了《西京日报》《西北文化日报》《建国日报》《正报》《西安晚报》等报纸，分别属于国民党、三青团和CC系所有。《西京日报》原为天津《民国日报》，1932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邱元武将该报移到西安，更换报名，是国民党中宣部在西安出版的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原为进步报纸，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夏，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强行接管后变了性质。《建国日报》的前身是1941年5月4日创刊的《青年日报》，1948年元旦更名为《建国日报》，是三青团陕西支团部机关报。1937年12月创刊的《西京平报》，名义上为私人报纸（国民党立法委员、CC系分子李芝亭任社长），实为CC系报纸。

陕西受到政治、经济、科技、社会诸多因素的制约，广播事业起步较晚，发展缓慢。1935年6月，国民党中央根据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中的有关规定，下令将直属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管理处设在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内的河北广播电台的主要设备拆迁至西安，成立西安广播电台，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直接管理的五个直属台之一。这个电台于1936年8月1日开播。功率小、播音时间短、收音机少，作用有限。1938年3月，风陵渡失守，潼关告急，日寇飞机频繁轰炸西安，西安广播电台奉命迁至南郑（今汉中市），于1939年8月在南郑东关磨子桥一座庙里播音，更名为陕西广播电台。它在西安留守的两名工作人员，利用没有撤走的设备器材，自己装配了一个功率40瓦的发射机，仍以“西安军中之声广播电台”的名义维持广播，覆盖面仅限于市区。1949年春，解放前夕，国民党陕西广播电台和另一“西安军中之声广播电台”，先后拆装运出陕西。

自1923年后，新闻界在西安办起了一些通讯社，但规模不大，只发当地消息，没有电稿。1930年起南京势力伸入陕西，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在西安设立分社，发电讯稿。其他尚有大陆通讯社、西北通讯社、陕西通讯社、西安通讯社、中华通讯社、新生通讯社、中国通讯社、西京通讯社等，共33家。这些通讯社一般工作人员少，设备简陋，维持时间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