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报刊的发展状况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揭开了新闻报刊历史的新篇章。陕西的于右任、胡笠僧积极响应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在三原成立了讨伐陕西军阀陈树藩的靖国军，创办了《启明日报》《战事日刊》和《捷音日报》等。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军阀仍在连年混战，全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陕西更是灾荒不断，兵匪遍地，尤为黑暗。也正在这个时期，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我国学生爱国运动的风潮从首都北京波及全国，《启明日报》的组织者在陕西渭北一带也敲起了黎明的晓钟，成为靖国军的机关报。正如当时一读者在该报的祝辞中说的：“社会黑暗，启明出现，正义人道，光明灿烂；贵报出版，笔直敢言，识高论正，人民是胆。”于右任先生在对该报社开幕的贺词中，也称它是“黑沉沉东方一颗明星，启文化之先声，与日月并明”。该报有一个名为“新潮”的专版，曾连载罗素演讲的《布尔什维克的理想》和《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还在1919年（民国八年）12月14日的《新潮》专刊上登载了马克思画像和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个报社利用三原县群众聚会最多的城隍庙作场所，进行学术演讲；同时也在社内不定期地邀请军、政、学各界和社会人士开座谈会，讨论国内外革命形势、人民群众思想动态、文化与学术思想等问题。这些活动对靖国军当时所辖区域内的社会进步和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一定作用。此外，还有《救国日报》《正义日报》和《明明日报》等，多阐发革命理论，介绍中外学说，对社会主义尤多宣传。陕西靖国军当时的地盘只有渭北十几个县，又因敌方重重封锁，查禁甚严，报纸发行范围限于一隅，势难广泛流传，但各报皆能想尽办法，辗转寄至上海等处，使得西北方面的护法军事行动得以传播各方。

1920年7月15日省议会议员田瑞轩主办的《鼓昕日报》，最早把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介绍给了陕西读者。这个报支持新思想，批判旧观念，伸张正义，反对邪恶，揭露了当时军阀混战的社会黑暗面，在人民群众中影响极大。后因环境的影响，于第二年4月便停刊了。另一方面，由芦蔼堂、陈鲁斋所办的《公意报》，虽有陈树藩的武力作后盾，也因后来政局变化而瓦解。当时还有《西北日报》和《长安日报》也都因时局演变而随之停刊。这个时期，三原有《启明日报》，凤翔有《捷音日报》，西安有宁益轩继吴宝珊任社长的《陕西日报》和1921年10月5日由俞嗣如等创办的《新秦日报》，接着有杨杰丞出版的《民生日报》，韩城也出现了石印的《韩城民报》，汉中地区也接着出了与韩城形式相同的《醒民周报》。1923年大军阀曹锟贿选总统，各报皆登载其丑闻。军阀刘镇华下令省警察厅检查新闻，公开限制舆论自由，不断对新闻界施行种种干涉。于是新闻界同业开会研究应付方法，决定组织起来，互相帮助，以阻止无理摧残。随之成立了“陕西报业公会”，公推俞嗣如为会长，宁益轩、杨杰丞、王授金等为理事，王淡如为总文书，吴雨亭为会计，其他各报均参加为会员，这是陕西最早的一个新闻界报人公开的群众性组织。其时，苏果斋办的《北陇民报》也在西安得以复刊，孙仲涛又创刊了《西安市日报》，以后安康出了《民知时报》，榆林出了《上群日报》（后改名《陕北日报》），南郑出了《博报》，后来方韵樵又出了一份《平报》。1924年陕西省议会分为“建新”和“正谊”两派，随之相继出刊了《大西北报》《正言日报》《建新日报》和《旭报》代表各方观点相互攻讦。直到1925年4月，由杨虎城倡办，魏野畴等任编辑的《青天白日报》创刊，传播革命思想，报道军政消息，于1926年停刊；接着在1925年8月魏野畴又创办了影响最大、最受读者欢迎的《西安评论》。在出版的36期中，魏野畴就先后撰写了《西安学校的大写真》《农民的痛苦》和《敬告西安工友》等30多篇文章，观点鲜明，笔锋犀利，被读者誉为“古城号角”。随后由西安教育界人士何镜清、黄宪之等创办的《新社会报》以“提倡新文化”为宗旨，并宣称将执行促进生产事业；宣传新民主主义，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使一般人了解新制度；提倡职业代议制。以上各报出刊时间都不长，至1926年西安围城，各报相继停办，仅俞嗣如等办的《新秦日报》坚持照常出版。其时刘镇华在城外围攻，杨虎城、李虎臣率领官兵誓师与古城共存亡，历史上称为“二虎守长安”。当时该报在宣传正义、安定人心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从主编到访员，每天到总部采访消息，并深入街巷访问人民情况，撰稿鼓舞斗志。然而四个月后，困难更甚，有一天报社竟绝了粮，大家则以大麦、油渣充饥；在围城到最后紧张阶段，报纸已运不出城，每日除在城内发行外，其他都堆放在社内待解围后付邮。怎奈工人做饭燃料无着，不得已将存报作薪炭烧用。幸在当年10月24日解围，结束围城8个月的艰苦斗争，剩下的报纸才被保留下来。这家办报历史较长的民营报纸，在办报的25年过程中，持论比较公允，与西安民众共同历尽艰辛。抗战时期还因代印过《新华日报》，曾被国民党反动派没收了部分机器。后来又因遭火灾，损失甚大，遂改出四开四版的《新秦晚报》，直至1948年3月20日被改为《黎明日报》，在西安东大街端履门口出版。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陕西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革命报刊也应运而生。早在1920年时，正在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就读的陕籍学生魏野畴便撰写文章，大声疾呼要陕人重视“潼关外之新思潮”。此时旅外学生创办的以陕西群众为主要发行对象的刊物日益增多，如1920年1月20日，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出刊了《秦钟》月刊，由杨钟健、刘天章和魏野畴等发起组织，李子洲负责发行工作，宗旨是唤起陕西人民自觉，介绍新知识于陕西，宣传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同时，也发表一些揭露军阀统治下陕西人民痛苦生活的文章，比原来油印刻版的《秦劫痛话》前进了一步。但是这两个刊物出版的时间都比较短，仅出至第6期，就因为内部意见分歧、经费不足和陕西军阀的阻挠等原因而告停刊。(www.xing528.com)

1921年10月10日，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和杨晓初等人发起在北京大学附近三眼井创办了《共进》期刊，这是“五四”后期持续时间最长的刊物之一。它曾对当时陕西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并在全国范围内发挥过积极的影响。出到1926年9月前后，坚持5年，共出刊105期，发行遍及京、津、沪、汉、穗、汴、南通等大、中城市和陕西的西安、三原、渭南、华县、榆林、绥德、延安和南郑等地。《共进》期刊在当时条件下确实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吸引了人们的注意，遵循了“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的宗旨，对大革命时期陕西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由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屈武、武止戈、崔孟博和刘尚达等创办的《贡献》月刊，以及由在上海读书的陕籍学生吉国桢、杨明轩、曹趾仁、雷晋笙、严信民和李子健等创办的《新群》《新潮》《新时代》《秦铎》和《南针》等刊物，也向陕西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当时，还有魏野畴等在西安创办的《青年文学》和《青年生活》，以及后来与关中哲、张性初、高克林和任致远等5人创办的著名的《西安评论》，由雷晋笙、吕佑乾、崔孟博和黎光霁等在西安创办的《西北晨钟》，蒲克敏、张仲实、亢心哉和李子健等主编的《渭北青年》《渭潮》等刊物，都曾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这个时期，由《长安日报》改版的陕西地方报纸《西北日报》和《鼓昕日报》等也发表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先后发表的《俄国工联会之实力》《列宁的演说》《布尔什维克主义论》《民主主义论》《劳动与休息》和《反对婚姻专制》等，最早把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介绍给陕西读者。1921年3月间，又连续刊登了李大钊的《各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讲演词，对陕西妇女思想解放有很大影响。“五四”前后，西安新旧两派思想斗争极为激烈，教育界进步人士王授金公开批评孔教信徒，激怒了教育厅长，撤去他女师教务长职务。《鼓昕日报》不畏强权，连续发表评论支持王授金的主张，博得社会上不少人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