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政治腐败,丧权辱国,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为了宣传进步思想,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开始学习西方,纷纷办起了报刊。陕西虽处祖国腹地,新闻事业的发展不能与沿海大城市相提并论,但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具有革命传统。所以,每有新生事物,每逢革命活动,从不后于人。陕西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两个省份之一。创办进步报刊也起步较早,数量可观。
陕西第一张近代报刊的出现,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有了第一台印刷机器开始的。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著名教育家刘古愚先生(名光,字焕唐,号古愚,陕西咸阳人)就首创了《时务斋随录》。这是一种木刻的小十六开线装本季刊,每期百余页,主要内容有“海防条议”“商务条陈”和“扩充商务十条”等,刊有《推广学校以励人才》《选子弟出洋学艺》与《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等文章。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初,“三秦才子”阎甘园先生(名培棠,字甘园,陕西蓝田人)等,也私人集资办起了第一张民报《广通报》。该报的宗旨是“评论时政,开启民智,宣传改良维新,废除八股旧习”。阎甘园自任社长兼总编辑,毛昌杰为主笔;陕西藩台樊增祥为该报题写了报头。内容主要为转载上海《时务报》《万国公报》和《申报》等时论文章和新闻报道,宣传废八股,兴学校,倡商务,举工艺,主维新等改良主义主张。《广通报》半月一期,每期一册,约20页,采用木刻印刷,发行数百份。由于戊戌变法失败,加之经济困难,遂于1904年停刊。
1897年11月1日,由陕西布政司李有芬主持,秦中书局编行的《秦中书局汇报》在西安创刊。这是陕西第一次出版书册式的官办报纸,内容以政论为主,宣扬“三条大路走中间”的洋务派观点,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铅印,每月出一期,1898年秋停刊。
据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由陕西课吏馆姚才波等人主办的《秦中官报》第一期序言记载:“……吾秦之有官报,始自光绪丙申,迨戊戌秋而止。庚子以后,朝廷讲求新法,开通民智,于是湖北商报、北洋官报以及浙报、晋报相继而起。京沪诸报,贫者不购,愚者不观,其购而观者,又或少年浮动,习其非圣无法之言,而略其智创巧述之事,则不惟无益而有害矣!癸卯之春,于省城设课吏馆,乃附官报于内,而以馆员司选校刊事,月得三册,分发各州县学堂,俾资观览,竟癸卯一冬,报凡八出……”这一段发刊词的文字,记述了陕西报刊(至少是官报)先有刊而后有报的这个史实是可信的。以1904至1907年的《秦中官报》为例,它是一本宽14厘米、高24厘米的长方形线装书册报纸,起初月出三期,每期30余页,后改为五日刊,每册10余页,乃至不定期。主要栏目有“谕旨恭录”“省直文牍”“艺文存略”“秦事类编”“外报汇抄”和“路透电音”等六个方面。特别是后期该报由书册型改为单张形式,长7寸、宽2.3寸折叠型黄纸条折,已开始具有后来报纸的雏形。其中“路透电音”是陕西第一次在报刊上发布电讯,“外报汇抄”也是第一次与外省交流信息,而“秦事类编”则几乎占整个篇幅的一半,颇符合突出地方新闻为主的原则。随着陕西课吏馆官员的变动,《秦中官报》也曾改名为《官报》或《秦报》,内容栏目也更换为“枢廷政要”“关辅政编”“省直政略”“外交政闻”“时事日抄”和“瀛寰新录”等,直至1907年秋终刊。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4月,由陕西省学务公所编印出刊的《陕西官报》也于1911年(宣统二年)休刊。
由于帝国主义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北京沦陷,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到当时的长安(西安),清朝的“邸钞”曾因此一度中断。不久在清廷设立“行在”(皇帝行宫)之后,便恢复了这种特殊情况下具有临时中央政府公报性的“行在邸钞”,报馆设在长安城内粮道巷。这种“行在邸钞”的发布,与慈禧的宠臣吴永的奏请有着密切的关联。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7月30日,吴永上奏折条陈十事,其中之一就是“请刊行在朝报”。这说明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十分重视作为维护封建专政的工具---“邸报”,在当时逃亡中的清政权,正是通过这种“行在邸钞”来传报朝廷政事,发挥着政治影响的。这从当时北京报房出版的“谕折汇存”广告中也可以看出。该广告说:“敝馆前印‘谕折汇存’……自客夏都城变乱,遂暂停工。至九月间,始得行在谕旨,赶即排印,奈断续无常,阅者不无遗憾。”这充分说明了“行在邸钞”在广大非沦陷地区为各级封建官吏所争阅,供他们从中了解所谓“乘舆行在”的情况。说它始见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还可从北平图书馆收藏的《庚子拳乱上谕宫门钞汇订》中取得佐证。该书共4册,前3册即系辑录于长安。“行在邸钞”起自庚子(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二日,迄于辛丑(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一日,每期一小册,约十余页,用木版活字印刷,末尾附有关于陕西政务的“辕门抄”。(www.xing528.com)
实际上1896年到1898年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维新运动风行全国,各地纷纷创立学会,兴办报纸。北京办起《中外纪闻》,随后上海创办《强学报》和《时务报》,宣传变法维新,以求强兵兴国,在中国报刊新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陕西省办报传播新思想也紧随其后,随即便有了《三原白话报》《西乡劝学报》《关中学报》和泾阳会馆王淡如、郭希仁创办的《丽泽随笔》,以及张瑞玑等创办的《兴平星期天》与《暾社学谭》等。
与此同时,陕西辛亥革命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井勿幕,在日本以陕西留学生同盟会为核心,创办了著名的《夏声》月刊;高宪祖等陕、甘人士也创办了《秦陇报》和《关陇》月刊。在国内则有辛亥革命元老,陕西籍于右任先生接连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等资产阶级革命报刊。另一方面,西安岳觐唐等人创办的《关中日报》,张瑞玑等办的《龙门报》,以及《帝州报》《国民新闻》《昆仑日报》《太华日报》《秦镜日报》和《秦风日报》等,都在此前后相继出版,以“普益群智,改良风俗”,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和政治上的启蒙和准备。
1911年(宣统二年,阴历辛亥年)是中国历史上大转折的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共和大业告成,报刊进一步勃兴。
是年12月10日,由同盟会成员党晴梵等编印的《国民新闻》在西安创刊,日出一大张,已初具现代报纸形式,虽为单面印刷,篇幅窄狭,但内容记载、撰述卓识精详,议论透辟,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个时期由南南轩、张瑞玑、杨西堂等人发起创办了《昆仑日报》,郭林亭任经理,张凤九任主笔。自此以后,陕西省大规模创办日报的活动开始兴起。接着由吴搏山、聂小泉等人主办的《太华日报》也在西安五味十字出版。陕西真正的新闻事业可以说是在辛亥革命前后萌芽和成长的。因为在这之前,虽然也有官办和民办的报刊,但内容极为简单。官报仅发布北京皇帝的谕旨及各部、省的重要奏折。民国元年,陕西省都督公署出刊了《秦中公报》,由督署印铸处主编,与以前《秦中官报》的编排式样大同小异,后由民政长、巡按使和省长等一系的行政公署次第接办。至1917年(民国六年)李印泉任省长时,对《秦中公报》才加以整顿,加强了机构,充实了内容。以后省政府的公报形式不断演变,成为行政官署的内部刊物。
辛亥革命后,陕西的革命派报纸首先是《兴平报》,迁来长安改为《兴平星期天》报,由旬刊改为周刊,后来又更名为《帝州报》。同时还有《三原白话报》在一个时期作为陕西的民众喉舌,为革命宣传作出了贡献。随后,由宋伯鲁、胡舜琴和徐宝荃等人联合集股购买印刷机器,创刊了《秦风日报》。这是西安当时正式出刊大型日报的开始。该报以“合群建国,力图富强”为宗旨,在版面的栏目上有“论说”“公牍”“新闻”“专件”“杂俎”和“广告”等,编辑撰文,立意革新,一度颇受读者欢迎,至军阀陆建章到陕才被迫停刊。以后柯松亭所办的《秦镜日报》,因揭发军阀陈树藩的隐私,柯松亭惨遭杀害遂停办,时间大约在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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