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周秦以来，陕西始终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了唐代，我国的古代报纸便在京都长安开始出现，西北地区成了中国古代新闻事业的发祥之地。我国的近代报业是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影响而兴起，肇始于东南沿海地区，西北地区的报业显得相对落后。西北各省的报业发展受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显得很不平衡，陕西报业出现较早，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则相对滞后。宁夏、青海因建省很迟，报业显得更不发达。
其二，在西北五省中，宁夏、青海、新疆解放前几乎没有民办报刊，这与三地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三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在薄弱的民营经济基础上难以产生民营报刊。加之辛亥革命以后，这些地方在政治上屡屡出现地方军阀割据一方垄断党政军权，控制地方经济命脉的局面。民营经济步履维艰，宁夏的情况有一定的代表性。
陕西在西北五省中，经济发展较快，但较全国而言，与发达省份亦有差距。1933年陕西有纺织、造纸、制瓷、制革、酿酒等手工业工厂339个，工人4 994人，平均每厂不过12人。1933-1937年是陕西现代机器工业萌芽发展时期，先后建立了一批工厂。其中较大的有：大华纺织厂，1936年建，工人1 000多人，资本300万。中国机器打包公司，1936年建，工人3 000多人，资本50万，其余工厂资本均在几十万、十几万、几万之间。工业水平如此，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民办报刊生存必然受到限制。
其三，西北报业发展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契机和三次大的波折。辛亥革命以后，西北报业一度出现短暂的繁荣景象，西北结束了无报历史。可惜好景不长，辛亥革命成果被大大小小的军阀攫取，报业受摧残在所难免。抗日战争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丧，西北变成抗战大后方。当时，政治文化中心迁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都刺激了西北报业发展。然而，西北毕竟经济基础薄弱，加之国民党新闻控制，内战摧残，这次报业发展的成果也难巩固。新中国建立后，西北落后地区报业受到一定程度扶持，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央政府派人资助发展。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就在组建中得到上海台支持，当时工作人员有2/3来自上海。新疆在自治区成立后，各主要县市都办起了报刊，且多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报刊。“文革”期间，西北报业与全国一样受到严重摧残。1978年改革开放后，西北报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其四，西北报业民族特色突出鲜明。西北有少数民族人口1 000多万。主要分布在新疆、青海、宁夏、甘肃。这些地区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报刊或突出民族特色的报刊。新疆有用维文、哈文、蒙文、锡伯文、柯尔克孜文出版的报刊。青海也有藏文、蒙古文出版的报刊。宁夏和甘肃南部报刊回族、穆斯林特色鲜明。
其五，在经济不发达的西北地区，影响报刊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因素。第一，存在时间最长的报刊都是官报。1949年前，宁夏、青海、甘肃三地的报纸，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刊是三省的《民国日报》，而这三省的《民国日报》都是国民党省党部所办。实际上，三省党部并无钱办报，纸张等物资来源、经费来源、消息来源主要是靠国民党中宣部，有了这个后台老板，这三张报纸才成为三省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地方党政机关也办过报刊，大多由于经济困难，难以维持较长时间。宁夏曾有《贺兰日报》（1942-1944），省政府创办，也只出版了两年时间就关门了。马步芳上台后，1936年恢复出版《青海日报》，至1938年也停办了。第二，报刊的开办和倒闭多是由于政治因素。1927年，清党后的冯玉祥创办了《甘肃日报》《国民日报》，后又将两报合并为《新陇日报》，1931年，“雷马事变”后，马文车将该报改名为《西北新闻日报》，后马文车兵败逃往天津，该报维持一段后停刊。朱绍良到甘主政，在该报基础上筹办《西北日报》。你方唱罢我登场，报刊随着主政军阀沉浮而开办、关门，这种情形在西北很普遍。第三，当局促进报业发展都是由于政治需要，民间办报也多缘于政治要求。陕西、甘肃、新疆最早的报刊是出于政治考虑创办的。1896年陕西《时务斋随录》，1898甘肃的《群报辑要》，1910年新疆《伊犁白话报》均是因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宣传需要创办的。陕西第一张民办报《广通报》也是为“评论时政、开启民智、宣传改良维新、废除八股旧习”而办。西北五省出现大量的官报是为政治服务自不待言。
其六，文化落后是西北报业难以发展的一个社会因素。新中国成立前，宁夏、青海没有高等院校。中等学校宁夏有过四所，青海建过八所，后都因经费等原因又停办了一些。临近1949年，数量又减少半数，文盲占全省人口90%以上。陕西、甘肃教育较宁、青两省较好些，但文盲占人口的比例也较高，能读懂报纸并订得起报纸的为数有限。所以，落后地区的报刊订户大多是党政机关或学校等公费订阅户。此外，只有极少数工商业者有能力订报买报。对于普通百姓来讲，读报几乎是一种奢侈行为，买报实在是力所不及。所以，时至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社驻宁夏分社仍采用古老的方式发布新闻，每有新闻则张贴于门口，供人阅览。
其七，中共报刊在西北壮大成长，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积蓄了力量，规划了方略。中共政权领导下的报刊诞生于江西瑞金（1931-1934），长征后，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较稳固的政权，发行了从《红色中华》《新中华报》到《解放日报》为主的大量报刊。至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中共的主要报刊在陕北出版了14年。在此期间，这些报刊探索了无产阶级的办报思想、新闻理论，并将其用于指导新闻工作实践，形成了一整套工作办法、办报经验和新闻观点，对以后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有巨大影响。
其八，西北新闻事业并不发达，然而，西北却是产生重大新闻、成就著名记者的大舞台。西北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少数民族聚集，地域特点鲜明，然而信息闭塞，这里的新闻鲜为人知，它似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吸引着内地乃至世界各国记者。尤其是抗战爆发前，中共作为一支中国独立的政治力量在西北立足，更吸引了海内外记者前来造访。在外国记者中，以采访西北闻名全世界的埃德加·斯诺，1936年在陕甘宁边区采访三个多月，写成了《西行漫记》。此书的出版，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西北和这里的一支抗日力量，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战场和中共的抗战主张，以及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和军队情况，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由于迎合了读者需要，此书成为畅销书，斯诺成为名记者及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上宾。(www.xing528.com)
早于斯诺，《大公报》记者范长江，1935年7月开始了他的西北地区考察旅行，经川西，走陇东，越祁连山，沿河西走廊，绕贺兰山，跨内蒙草原，历经十个月，写出一批通讯报道，通过报纸发往全国。他记述了这些地区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历史沿革，描述了这里人民的苦难、军阀的残酷。出自他笔端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无不生动感人。这组通讯以其风格与内容的独特、新颖、深刻、丰富而风靡中国，范长江也一举成为名记者。
（本章撰稿人：姚福申、程旭兰）
【注释】
[1]陕西省报刊志编纂委员会：《本省几个历史时期出版的报刊统计数字》，《报刊史料》第八期，第15页。
[2]曾虚白：《中国新闻史》，台北政治大学研究所1977年版，第407页。
[3]王晓岚：《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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