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新闻事业(1937-1945):全面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的新闻事业在抗日战争中遭到极大的摧残，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南京政府内政部的统计，战前全国共有1 014家报纸，全面抗战爆发一年后，有600多家被摧毁^[2]。这些报纸大都集中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大都市，大多为商业性民办报纸。地处大后方的西北地区，报刊业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据陕西省报刊志编纂委员会编的《陕西报刊大事记》所载资料的初步统计，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内在抗战时期至少新创刊36种报纸，280多种杂志。甘肃的新闻事业在抗战时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据《科学·经济·社会》1996年第一期所载李文《抗日战争时期的甘肃新闻事业》的统计资料，以及他以后的补充数字，甘肃地区在抗战时期至少有61种报纸出版。要是加上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出版的60余种报刊^[3]，西北地区在抗战时期出版的报刊总数在450种以上。

抗日战争，由于日寇的疯狂侵略和战争的残酷破坏，民生凋敝，经济萧条，民营报业遭到空前的浩劫，而国民党的党报产业却得到了极为有利的发展机会。抗日战争使地处边陲的宁夏、青海两省的地位也显得重要起来，《青海民国日报》于1942年8月改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直辖党报，《宁夏民国日报》也于1943年6月改组为国民党中宣部的直辖党报。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档案记载，国民党中央1943年对《青海民国日报》全年拨款为19.2万元，对《宁夏民国日报》全年拨款则增至32.4万元。另外还规定，青海省政府和宁夏省政府分别对《青海民国日报》和《宁夏民国日报》每月资助588元和280元。

陕西、甘肃的国民党党报产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抗日战争前夕，陕西全省仅有3家党报，抗战时期陕西的直辖党报就有《西京日报》和《南郑西京日报》两家，省级党报就有榆林《陕北日报》《西安晚报》等，县级党报不下10家。国民党党报在甘肃地区的发展最为典型，抗战前夕甘肃全省有报刊17家，其中党报15家。除省级党报《甘肃民国日报》外，还有党员主持的《西北日报》及10余家县级党报。抗战时期，甘肃省的党报增至34家，增加了一倍以上。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为了加强其对西北地区的宣传工作，于1942年开始，在从未办过报刊的偏僻县城创设实验简报和小型简报。甘肃的酒泉、安西、岷县、武都、敦煌、平凉，宁夏的阿拉善旗、定远营、黄渠桥，青海的玉树，陕西的黄龙山、朝邑、宁陕，这些从未办过报刊的地方，在抗战时期均出现过国民党报的各种简报。

虽然抗战时期报刊的种数有明显的增加，但增加的大都是县级刊物，而且大多属于石印或油印的报刊。以甘肃为例，铅印的日刊全省仅有3种，铅印的三日刊6种，周刊25种。而石印的刊物占19种，油印的有12种，从上述数据中不难看出抗日战争时期报刊工作者的艰辛。(www.xing528.com)

抗日战争时期，东南沦陷区的报纸纷纷沿长江撤退，转辗到重庆、成都、桂林等地复刊，这种现象在西南大后方可谓比比皆是。那么是不是也有从沦陷区撤退到西北大后方复刊的报纸呢？由于当时的中央政府驻在陪都重庆，而且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程度远较西北地区发达，有利于报纸经营和发展，所以在西南地区复刊的报纸远比西北为多，但是由华北、华中地区就近向西北迁移的报刊也还是有的。最早在西北复刊的是原北平出版的《西北论衡》，1937年12月从第3期起在西安复刊。这是专门研究西北历史、文化的刊物，为国民党CC系所控制，在西安复刊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国民党在西北的影响，抑制共产党的文化宣传。《华北新闻》原是山东济南出版的一家民营报纸，当时山东属华北地区因而命名。1937年12月济南沦陷时停刊，1942年12月移至西安复刊。这家报纸虽是民办报纸，但与国民党政府还是有着较深的关系，1948年10月停刊，迁往台湾。原在河南洛阳出版的《行都日报》，在洛阳陷敌时撤退到西北，1944年9月迁至宝鸡复刊。在宝鸡仅出版年余，1945年下半年抗战胜利后即迁回洛阳出版。在西北复刊的最有影响的报纸是天津的《益世报》，1945年5月在西安复刊，初为三日刊，同年7月起改为日刊，抗战胜利后，改为《益世报》（西安版）继续在西安出版。该报支持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为胡宗南作宣传。1949年5月西安解放时停刊。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共中央对报刊的宣传工作十分重视，1939年3月曾向各局、各省委、各特委发出指示：“必须用一切力量出版公开的地方报，最好购置铅印，如万一无法购置铅印亦须出石印、油印报纸。”^[4]从陕甘宁边区出版的60余种报刊来看，铅印的有15种，少数为石印，绝大部分为油印的小型报。中共中央还批示：从中央起至县委止一律设立发行部，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宣传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客观事实来看，中共中央对报刊工作的重视是完全正确的。

除陕甘宁边区外，甘肃、宁夏、青海的报业情况比较类似，几乎是国民党官方报刊一统天下。陕西情况稍显复杂，既有国民党党政军系统的报刊，又有国民党人自办的反动报刊，也有少量的民办报刊和中共地下党主持的进步报刊。新疆的情况则非常特殊，可以说是盛世才的“独立王国”。

盛世才伪装进步，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稳定了他的统治地位。盛世才及其亲信十分重视报纸舆论宣传工作，据《新疆日报》（伊犁版）的发行量统计，1942年时在伊宁市汉文版发行111 240份，维文版148 100份，哈文版21 310份；在外埠汉文版发行21 310份，维文版21 310份，哈文版53 394份。蒙文版1937年的统计为200份。《新疆日报》（伊犁版）的发行显然带有某种强制性，如伊犁屯垦使、盛世才的岳丈邱宗浚就要求每个千户长必须订阅一份《新疆日报》（伊犁版）。对部属好坏的评价标准之一，便是看是否重视报纸，然而达到如此高的发行量，实在令人惊讶。

1941年底在苏德战争紧张之际，盛世才以为苏联已朝不保夕，决定制造冤狱，杀害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投入国民党的怀抱。1942年夏，蒋介石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携带蒋介石的函件到迪化，与盛世才进行初步会谈。同年8、9月间，特派宋美龄为全权代表与盛世才谈判。1943年1月，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成立。国民党在新疆的第一步就是控制新疆最大的宣传工具---《新疆日报》，大规模宣传三民主义，竭力清除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国民党大量翻印《三民主义》《中国之命运》等书籍，又出版《新新疆》《新疆妇女》等杂志进行反共宣传。国民党势力在新疆的迅速发展使盛世才深感不安。1944年夏，苏军在苏德战场上胜利反攻，反复无常的盛世才又企图制造冤狱，对国民党人大肆逮捕，妄想以此投靠苏联。后因斯大林未予理睬，国民党重兵压境，盛世才不得不被迫离开新疆，去接任有名无实的农村部长闲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