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9月,当北伐军攻抵武汉时,冯玉祥在绥远五原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加入中国国民党,誓师北伐。这一政局变化使陕西、甘肃两省的报业顿时出现新的面貌。其特点之一,是短时期内出现了许多军队办的报纸。如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办的《国民军政报》(日刊)、《国民军画报》、《国民军周报》、《奋斗生活》,第二集团军驻陕总司令部办的《新国民军报》《中山画报》等,甘肃平凉也出版了以国民军名义办的《新陇民报》。这一时期新办报刊的第二个特点是共产党人活跃在西北的新闻战线上,如于右任系统的《新国民军报》《中山画报》,甘肃的《新陇民报》,陕西国民党省党部的《国民日报》,甘肃督军政治处办的《民声》周刊和甘肃省立一中办的《醒狮周刊》,实际的主持人都是共产党人。《国民日报》事实上已是中共陕西省组织的机关报了。这一阶段的第三个特点是中共党委机关报已在西北地区公开出版。1927年5月日,中共陕甘区党委机关报《西北人民》(旬刊)正式出版,由陕甘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魏野畴主编。该刊公开以党委名义对西北许多地方问题提出建议,并转载党中央的言论和文件。
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冯玉祥、汪精卫与蒋介石联合反共,西北地区形势逆转。由共产党人主持和参与的报刊有的被勒令停办,有的由清党委员会接管并改组,办报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纷纷被捕入狱,中共党委机关报只好转入地下继续出版。
1928年秋,冯玉祥为巩固其在西北的统治,通过国民政府内部的冯系人物提出了甘肃分治的方案。理由是宁夏道与西宁道离甘肃省治太远,交通不便,不易发展,建议新设宁夏、青海两个行省。同年9、10月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先后决定将宁夏道旧属8县及宁夏护军使所辖2旗合并建为宁夏省;西宁道所属7县及宁海镇守使辖地建为青海省。于是西北地区原来的三省遂变为五省。在西北五省中,除新疆地区外,其余四省均为冯玉祥国民军所控制的地盘。
冯玉祥国民军所控制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报业发展程度也有差别,但报业格局基本一致。冯玉祥联蒋反共后,除原《陕西国民日报》改组为《陕西中山日报》外,将以前的军政报刊全部停办,重起炉灶。新办的报纸大致可分为三大系列:第一种是,国民军系列的报刊,如《革命军人朝报》(由河南开封迁来)、《革命军人周报》、《革命军人画报》、《陕西民报》等;第二种是,政府机关报系列,如《真理实情报》、《陕西省政府公报》及建设厅、财政厅出版的一些刊物;第三种是,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如《中山日报》《陕西党务通讯》(周刊)及《唤起》《生路》等月刊。这些党报党刊实权仍控制在冯玉祥的手中,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发动中原战争前夕,这些报刊便纷纷反蒋,否则只能落得停刊的命运。除陕西一地尚有少量民办报刊外,其余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官办报纸。
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的报业结构十分相似:各有一份省政府的机关报,甘肃为《甘肃日报》,宁夏为《宁夏民国日报》,青海为《青海省政府公报》;还各有一份直接受冯玉祥系统国民军控制的报纸,甘肃为国民军驻甘肃总司令部的《国民日报》,宁夏为国民军第十军军长吉鸿昌办的《宁夏醒报》,青海为国民军第九方面军总指挥孙连仲任青海省主席时办的《新青海》。由于甘肃较之宁夏、青海在经济与文化方面稍有基础,国民党在甘肃已建有省党部,所以还有一份省党部的机关报《甘肃民国日报》。这份省党的机关报,其经费仰仗国民军拨给,所以在冯玉祥与蒋介石产生矛盾时,该报内部也出现了两派倾轧现象。1930年3月中原大战爆发时,这些报纸全部成了冯玉祥的喉舌。
1930年9月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杨虎城进入西安,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接收了冯系军阀的报纸,创办绥靖公署的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和省政府机关报《西安日报》。1931年8月,冯玉祥旧部雷中田发动军事政变,拘留了国民党政府任命的甘肃省主席马鸿宾,蒋介石命令杨虎城派陕军入甘,同年12月占领兰州。为了限制陕军在甘肃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先后派邵力子、朱绍良为甘肃省政府主席,笼络西北回族军阀势力牵制杨虎城。雷中田部队被消灭后,《甘肃民国日报》被地方实力派所掌握,后又转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控制中,以拥护国民党中央,反共,反非蒋介石嫡系部队为宣传主调。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勒令停刊。(www.xing528.com)
陕西地区由于杨虎城势力较大,1920年11月仅见国民党党员主办的《民意日报》出版,直到1933年3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才在西安出版由中央直辖的省党部机关报《西京日报》。该报原为天津《民国日报》,为加强西北的宣传力量而迁来陕西,是第一份由中央直辖的地方党报。当时的社长兼发行人为邱元武,迁陕不久即被暗杀,可见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尖锐。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被接管,改名《解放日报》。
这一时期,《新青海》改名为《青海日报》,其性质为省政府机关报。1931年又创办了省党部机关报《青海民国日报》。省政府机关报操纵在青海回族军阀马麟家族手中,省党部机关报则完全在国民党中央的控制之下,由于马氏家庭对国民党政府表示臣服,双方相安无事。马氏家族并不十分看重舆论宣传,《青海日报》因经费困难曾多次停办。《宁夏民国日报》原是省政府机关报,马鸿逵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后改为宁夏省党部机关报。因为马鸿逵集十五路军总指挥、省政府主席、省党部主任于一身,实际上是独掌军权、政权、党权的土皇帝,所以将省政府机关报改为省党部机关报对他来说是一回事,改成省党部机关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津贴又何乐而不为呢!
新疆的情况与上述三省颇有区别,自1928年7月杨增新被刺殒命后,金树仁因定乱有功继任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战时,金树仁虽然接受国党政府任命为第十八路军总指挥,但并未组织成立军队。金树仁政治上效仿杨增新老办法,仍严格执行邮电检查,不允许任何人任意进出新疆,对南京国民党政府阳奉阴违。但是对军事实力十分重视,将三个师的军队扩编为八个师,并且于1930年在迪化创办了省政府机关报《天山日报》,宣传新疆地方政府的政绩。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还出版以发布中央法规、政令和地方政令、会议记录的《新疆省政府公报》(双月刊),后因政权岌岌可危而停刊。
1933年4月,金树仁在军事政变中下台,盛世才乘机接任了新疆边防督办的位置。南京国民党政府企图利用新疆地方实力派张培元与甘肃窜入新疆的回族军阀马仲英部合击盛世才,改变新疆的“独立王国”状态。盛世才在危急的情势下,伪装进步,利用苏联红军的帮助解除了省城之围,巩固了政权。1934年盛世才委派其岳父邱宗浚为伊犁屯垦使出版《伊江报》,后改为《伊犁新疆日报》。1935年将《天山日报》改组为《新疆日报》,由于萨空了等人的努力,购置了先进的机器设备,成为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报纸。《新疆日报》名义上是省政府的机关报,言论上则直接受制于盛世才。与此同时,新疆反帝联合会在迪化创刊了汉文和维文版的《反帝战线》,在阿勒泰地区出版了哈萨克文的报纸《新疆阿勒泰》,这些报刊宣传反帝、亲苏、民族平等、和平、建设、清廉等“六大政策”,得到了新疆人民的拥护,在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杜重远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努力下,使新疆的政治局面逐渐稳定下来。
冯玉祥与蒋介石反共后,中共不得不转入地下,但从未停止过斗争。中共陕西省委立即出版《政治通讯》、《西北红旗》(日刊、月刊、周刊)、《西北真理》、《真理》(周刊)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于1934年10月在荔园堡成立后,即着手创办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西北》和边区特委的机关报《布什维克的生活》。1935年9月红十二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中共中央迁到保安后,《红色中华》便天天在保安出版。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武装扣留蒋介石逼蒋联共抗日,当日接管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机关报《西京日报》,创刊西安《解放日报》。陕、甘两省的所有报刊全都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了向国内外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在这一时期还新创办了许多通讯社,如解放通讯社、华西通讯社、西京通讯社、长安通讯社等,驳斥亲日派的谣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挥了极大的影响。虽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统治区报社和电台仍被国民党政府所接管,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终于逼迫蒋介石政府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揭开了抗日战争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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