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报业在民初军阀混战中的突出表现

这里的“民初”，特指民国成立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了叙述的方便，这一时期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为1912-1918年，后阶段为1919-1926年，西北报业在这两个阶段各有其特色。

民国成立之前，西北三省的报业已初露发展不平衡的端倪，然而在民国成立之初，出于各党派政治宣传的需要，西北报业曾出现过短暂的繁荣局面，使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一时被掩盖了。1912-1918年间，陕西出版的报刊有16种以上，其中代表进步势力的报纸有《秦风日报》、《秦镜日报》、《关陇民报》（日刊）等，代表北洋军阀官方势力的有《秦中公报》、《公意日报》、《秦省警察汇报》、《陕西教育行政》（月刊）等。甘肃在这段时间也曾出版了不少于9种报刊，如代表共和党势力的《兰州日报》，代表北洋军阀势力的《边声日报》《甘肃公报》《陇右公报》，代表国民党人和进步势力的《大河日报》《甘肃民报》等。新疆在这一时期也出版过多种报纸，如官方办的《新疆公报》《天山报》，民办的《新报》《解放报》《自由论坛》等，不少于6种。这一时期，西北三省虽然在报业发展上仍有些差异，但差距并不悬殊，这主要是因为在特定时段政治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报业的短暂繁荣是民主势力抬头，与反动、保守势力抗衡的结果。

然而军政大权毕竟掌握在北洋军阀势力手中，反动统治者最后以血腥镇压赢得了新闻界斗争的胜利。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陕西的《秦镜日报》，甘肃的《大河日报》等被查封，社长、总编辑均遭逮捕，《秦镜日报》的创办人南南轩、柯松亭等先后被杀，与南南轩同时就义的就有18人之多。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西北新闻事业的形势起了极为明显的变化。甘肃、新疆显得十分沉寂，陕西却颇为兴盛，报业的发展变得极不平衡。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1926年间，陕西创刊的日报至少有14种，而甘肃则只有两种周报，新疆报业几乎一片空白。

在“五四运动”期间，兰州中等学校的爱国师生也曾开展演讲宣传和游行示威活动，但很快被甘肃督军兼省长皖系军阀张广建镇压下去。由于省内反动势力强大，爱国的进步学生只能到北京去出版《新陇》杂志，将甘肃省内的黑暗情况向外界揭露，同时将新思想通过杂志传送给甘肃的知识分子。

陕西的情况则与甘肃、新疆有明显的不同。1918年于右任、胡景翼等已在三原成立靖国军，响应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公开声讨陕西督军陈树藩。靖国军还创办了《战事日报》《捷音报》和《启明日报》。“五四运动”期间，不仅在省内由陕西学生联合会出版《白话报》指导运动的开展，还通过旅居京、津、沪的爱国学生创办了十余种学生刊物，将陕西皖系军阀陈树藩的反动统治公诸全国人民之前。由于陕西的进步力量与军阀势力处于对峙状态，还出现了大量民办的进步报纸，如《鼓昕日报》《救国日报》《正义日报》《新秦日报》等。这些报纸的创办人往往受到反动派摧残，有的如杨憾尘、李椿堂等竟惨遭杀害，可见斗争的尖锐。随着陕西新闻事业的发展，1923年在西安成立了陕西报界公会，这是西北地区最早成立的新闻界团体，也标志着陕西新闻事业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从陕西报界公会所推选的人选来看，会长是《新秦日报》的俞嗣如，理事为《陕西日报》《民生报》和《实业杂志》的主持人，陈树藩的机关报《西北日报》并无理事入选，足见这一公会完全属于民间组织性质，是报界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成立的机构。

西北报业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不平衡的局面，主要还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五四运动爆发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受到沉重打击，1920年皖系又在直皖战争中失利，甘肃回族军阀乘机打出“甘人治甘”的旗号，掀起“驱张风潮”。1920年底张广建被迫离开甘肃。为了不让回族军阀控制甘肃，北洋政府委任汉族军阀陆洪涛为甘肃督军。此时甘肃八镇中回族马姓军阀占了四镇，他们自然采取不合作态度；另外四镇汉族军阀也各有打算，内讧严重。陆洪涛既缺乏军事实力，更没有足够的经济财力，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无力创办自己的机关报。政府自己不办报，又不许民间办报，甘肃在1920至1925年陆洪涛统治的六年间只出版过一份周刊，而且持续出版时间不长。1925年3月陆洪涛突然瘫痪，甘肃汉族小军阀李长清逼陆交出印信，取得甘督的军权。同年10月冯玉祥部将刘郁芬率部进入兰州，肃清李长清等人势力，甘肃回族军阀表示臣服。此后因冯玉祥联合郭松龄倒奉失败，遭奉直联军围攻，退出北京。南口之役失利后，冯军退处西北一隅。刘郁芬在甘肃忙于扩军筹饷，本来就不富庶的关陇地区被搜括得民穷财尽，据统计当时甘肃的税收多达40余种。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无力办报，当政者也不肯拿出钱来办报，报业的沉寂也就可想而知了。(www.xing528.com)

新疆的情况与陕西、甘肃又有很大的差别。袁世凯执政后，老官僚杨增新出任都督。杨增新是清朝的进士，颇有心计，又有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他在清除了新疆地区的革命党人势力和异已势力后，政权逐渐巩固。他清楚自己的兵力有限，对内采取羁縻上层地方势力，使各派势力相互牵制；对外不参与军阀混战，实行闭关自守。为了巩固其独裁统治，实行愚民政策。他在新疆建立入关护照制度，即无论任何人，没有新疆最高当局批准，不能离开新疆，也不能进入新疆。新疆自己不办报，也不许各地报纸进入新疆。新疆与内地和国外的书信往来，封封必检，除经杨增新本人特许外，外地寄入的书报杂志一律不准投递。新疆境内没有新闻机构，没有报纸，没有剧院，没有文化馆。1923年为应付对苏联的外交才办了一所俄文法政学校，招收上层分子子弟入学。他不发展文化事业自有其一套理论：“学堂毕业之人，日多一日，仕途竞争之风亦日甚一日，天下大乱，必由于此。”（杨增新：《补过斋日记》卷十六，第17页）在杨增新的公署大堂上挂着他自己撰写的一幅对联：

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

边庭有桃源胜境，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

他不想问鼎中原，只是力图把新疆与内地隔绝开来，做他的土皇帝。希望治下都是浑浑噩噩的愚民。在这种统治思想支配下，新疆没有一份报纸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28年杨增新的政权被推翻。

由此可见，1919-1926年间西北报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主要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政治上不同类型军阀统治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