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北地区仅有陕西、甘肃、新疆三省,现在的宁夏、青海两省尚未从甘肃中区划出来。汉代在现在的新疆地区设有西域都护府,清朝乾隆年间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尔的叛乱,设立伊犁将军,管辖天山南北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光绪九年(1883)才正式建立新疆省。
虽然西北地区的黄河流域、关中平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但是到了宋、元以后,政治、文化中心逐渐东移,许多繁华地区由于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甚至成了无人居住的沙漠。西北广大地区传统的农业生产、畜牧业和手工业经济发展缓慢。黄河水土淤塞,航运不便,交通受高山阻隔,货物流通不畅,使西北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时至近代,西北经济已大大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由于交通不便,该地区已成了相对落后闭塞的区域。据1908年东京创办的留学生刊物《关陇》的统计,由于陕西、甘肃僻处西北一隅,交通困难,文化落后,越洋求学者远不及东南各省之多,当时东南沿海及两湖诸省留学者数千,而陕西仅有八九十人,甘肃官费出国求学者仅四名。在这种情况下,西北的新闻事业起步较迟,报业经济相对落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西北的近代报业始于维新变法运动时期,最早的报刊是1896年著名教育家刘古愚先生在陕西西安出版的木刻线装本季刊《时务斋随录》。其主要内容是提倡新学,推广洋务运动。接着是1897年民办的半月刊《广通报》和官办的《秦中书局汇报》。从西北地区出现近代报刊的时序来看,虽然迟于华南地区和华东地区近半个世纪,迟于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二十多年,却还略早于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这是因为尽管西北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及西南和东北,但其精华地区陕西西安仍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并不亚于四川的成、渝和辽宁的盛京。然而对新闻事业而言,地域的经济基础毕竟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因此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西北地区的报业远远落后于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有一个统计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三个地区报业经济实力上的差异。据不完全统计,西北地区在民国成立之前仅出版过25种报刊,而西南地区同一时期出版的报刊多达91种;东北地区则高达57种,如果加上外文报刊,东北地区在民国成立之前出版的报刊有90种之多。至于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同一时期出版的报刊更是远远多于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可见,报业发展水平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西北新闻事业基础薄弱,经营困难,发展缓慢,是受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所致。(www.xing528.com)
就西北地区陕西、甘肃、新疆三省而言,地域差异也十分明显。据陕西省新闻出版局1993年3月的统计,陕西省在晚清(1896-1912)时期出版的报纸和刊物合计有48种[1],而同一时期甘肃出版的报刊仅有5种,加上甘肃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出版的刊物,也只有7种,新疆则仅有1种。甘肃的第一份报刊《群报辑要》,出版于戊戌政变前夕的1898年7月下旬,迟于陕西两年。当维新变法运动在甘肃掀起波澜时,实际上已接近尾声,可见该地区的落后与闭塞。新疆地区则与外界交往更少,泛滥于全国的维新运动对新疆知识界几乎毫无影响。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冯特民是随新军从外地进入新疆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在惠远城创办的《伊犁白话报》竟成了新疆地区最早的报刊,也是民国成立之前唯一的一种报刊。此时已是1910年了,与陕西最早的报刊相比竟迟了14年。新疆是清代各行省中出现近代报刊最迟的省份,甚至还迟于西藏3年。在清末预备立宪活动中,创办官报的热潮遍及全国,各省都先后出版了官报、教育官报,唯独新疆没有。清代对西藏的管理与他处不同,中央派驻藏办事大臣,而新疆则于光绪十年(1884年)起派有巡抚,直属中央政府管辖,两者与朝廷的关系并不一样。可见新疆之所以没有办起官报,并不能仅仅归结于朝廷鞭长莫及,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地为经济、文化水平所限,信息需求低下,尚未形成一定数量的读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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