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新闻史》：《知新报》与《濠镜报》比较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全国各地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高涨，鼓吹变法维新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在上海筹办的《强学报》创刊后即南下广东，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与爱国商人何穗田一起创办了澳门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中文报刊---《知新报》。

《知新报》创刊于1897年2月22日，是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舆论阵地。康有为之所以选择澳门作为维新派的办报基地，一是因为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清朝政府鞭长莫及。二是因为澳门的富商巨贾十分支持变法维新运动。《知新报》创办号称集资万元，“至其股东，则皆为葡之世爵，澳之议员，拥数十万者也”。而其中最为热心、出资最多的，是爱国巨商何穗田。他在此前曾资助过孙中山在澳门行医，以后又独力创办过一份宣传保皇立宪的《濠镜报》。三是康有为想在华南办一份报刊，与上海出版的《时务报》南北呼应，共同担负起宣传维新变法的任务。所以，《知新报》创刊之初取名叫《广时务报》，即广东的时务报和推广时务报之意。所以，《知新报》虽然是铅印报，但在封面、版式上都模仿《时务报》。

《知新报》由何穗田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任总理，何主持行政事务，康则主持编务。梁启超曾赴澳门为《知新报》进行策划，制订章程和安排编辑事宜，并列名为撰述。其他担任撰述的还有徐勤、何树龄、韩文举、吴恒炜、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等康门精英。另外，该报还聘请了英文、葡文、德文、日文翻译。这样强大的编辑阵容，在当时我国报界是少见的。

《知新报》创刊之初为五日刊，第19册起改为旬刊，第112册起又改为半月刊。该报设有“论说”“上谕”“京都近事”“各省新闻”“各国情况”“农事”“工事”“商事”“矿事”“中外交涉”等栏目，内容丰富，言论大胆，颇受读者欢迎。广西、贵州、杭州等地的大吏都曾饬令下属订阅《知新报》。其发行除港澳、广东由该报自行办理外，其他各省的发行工作由上海《时务报》代办，由此可见两报关系之密切。另外，该报还远销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这种情况是当时其他地区的报刊所不及的。

《知新报》与当时上海、北京、天津、长沙出版的维新派报刊比较，颇具特色。梁启超为《知新报》规定的两大内容：一是“多译格致各书各报以续《格致汇编》”；二是“多载京师各省近事，为《时务报》所不敢言者”。这两点正是《知新报》不同于其他维新派报刊的两大特色。

多译格致各书各报以开启民智，是维新派的一贯思想。康广仁说：“夫学校未兴，虽海舰倍于英，铁路多于美，陆军强于德，亦将以穷其民而败其国而已……今日之报，将以启其智识，亦学校之一端乎。”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知新报》除宣传维新变法外，将沟通中外信息、传播科技知识作为重要内容。这一点虽然是当时维新派报刊的共性，然而《知新报》与上海《时务报》、天津《国闻报》、长沙《湘学报》所不同的是：后三者在介绍西方科技时多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且多长篇大论，而《知新报》则注重于知识本身的介绍，篇幅较短，有时还附有插图。1884年广州出版的《述报》也是这样做的。这种通俗化的倾向，正是岭南文化传统所使然。

至于“敢言《时务报》所不敢言”这一特色，则是由澳门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梁启超在筹办《知新报》之初，就已考虑到充分利用清政府对澳门鞭长莫及的有利条件，对该报提出了这一要求。所以，在《知新报》上可以读到许多内地报刊不敢刊登的消息和评论。譬如该报第2期上，就刊发了一条揭露清廷派侍郎洪钧使俄拟签订《中俄密约》的消息。文中抨击说：“此次中俄密约，引虎入室，认贼作子，祸未有艾，人人寒心。识者谓洪侍郎误国之罪不能掩也。”这样大胆的言论在内地出版的维新派报刊上是很难看到的。(www.xing528.com)

澳门政府对《知新报》的态度是比较宽容的。1897年6月18日，清政府曾照会澳葡当局，企图对《知新报》的言论进行干涉。照会说《知新报》“所记各事，语极悖诞”，要求“照会彼此译官，并著斟酌办理”。尽管如此，澳葡当局并没有理睬，《知新报》得以照常出版。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囚，“六君子”喋血都门，变法失败。国内维新派报刊大多数被冠以“辩言乱政”“惑世欺民”等罪名而被迫停刊，个别转手于外国人的报刊如《国闻报》也名存实亡，噤若寒蝉。这时候，只有《知新报》和在新加坡出版的《天南新报》敢于公开指斥政变。《知新报》从第69册起即取消了“上谕恭录”栏目，并在“北京要事汇闻”栏中如实报道政变经过。以后，又发表《气节说》《论中国变政并无过激》《八月六日朝变十大可痛说》等文章为康梁变法辩护，向死难烈士致敬，指名道姓地痛骂慈禧、荣禄是“逆后”“贼臣”，支持光绪皇帝复辟。在这段时间内，《知新报》成了坚决站在维新派立场上同后党政权作针锋相对斗争的独一无二的报刊。这是《知新报》的光荣，也是澳门新闻界的光荣。

1898年12月23日《清议报》在日本横滨创刊后，《知新报》与《清议报》一起被指定为保皇会最早的机关报和接受海外捐款的机构，共同担负起反对后党、拥护光绪的任务。到1901年1月20日，《知新报》在出了第133册后自动停刊。至于停刊的原因，不像是因为经济困难，也不像是受到葡方干涉，可能是由于以下两条：一是该报所坚持的保皇立场逐渐失去人心；二是该报的大部分骨干，如徐勤、何树龄、陈继俨等人被派往海外其他地方从事保皇活动去了。

《知新报》从1897年2月22日创刊到1901年1月20日停刊，坚持出版了三年时间，是戊戌变法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维新派报刊。它以“敢言《时务报》所不敢言”而著称于世，又以政变后独立支撑局面而功垂史册。然而，《知新报》在戊戌变法期间没有上海《时务报》、天津《国闻报》和长沙《湘报》那样大的影响，以后又没有像横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那样成为改良派最重要的机关报。这恐怕是由于澳门偏处一隅，离全国政治中心太远，消息传递迟缓的缘故吧。

戊戌政变后，在《知新报》继续出版的同时，澳门还出版过两份中文报刊。一份是保皇会澳门分会的机关报《濠镜报》；另一份是具有保皇倾向的报纸《澳报》。《濠镜报》是在康有为的鼓励和支持下，由何穗田出资于1898年（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编写的《澳门总览》认为是1901年）创办的，相继由卢雨川、黄式如、陈子韶担任主编，出版至1899年9月停刊。《澳报》创刊于1899年，由李应庚、吴瑞华担任主笔。要说明的是，它与前节提到的澳门第一份中文报纸《澳报》同名，两者之间有无承袭关系待考，但并非同一报纸则是肯定的。《濠镜报》与《澳报》存在的时间都比较长，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澳门报业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