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报业在维新和革命大潮中的历史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香港的各项事业都获得大发展。1898年又从清政府手中获得新界大片土地，因而人口激增，至辛亥革命前已达50万人，其中九成以上是华人。洋商的财富大量聚集，一批华人富商也成长起来，居民的文化水平显著提高，报纸的读者群日益增长。

这期间，香港报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商业报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原先出版的中英文报纸除《粤报》外，均继续发行，形成稳定的格局，影响日大，这同内地一些城市的报刊旋办旋停的情况很不相同。在这里，报业企业化广泛进行，许多报馆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财力加强了，机器设备更新，排版、印刷有了改进。《循环日报》从1904年开始改人力印报为电力印报，每小时能印500张；1907年又购得新印机，每台每小时能印1 000余张。报纸也由每日出两张改为出四张，每张字数大量增加，内容更为丰富。广九铁路通车后，许多报纸都在广东各县设通讯员，充实了大陆新闻报道内容，报纸的可读性增强，发行量也由以前的数百份增至万余份。

1903年11月《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发行是香港英文报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与原来的《德臣报》《孖剌报》等以英国上层人士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不同，它更注重适应普通读者的需要，而且在报馆的资金、人员方面打破了以往由英国人垄断的局面。该报的创办人是英国人克银汉（Alfred Cunningham），可是在该报的股份公司中，华人占有不少股份，华人谢缵泰还当上了报纸的编辑，美国人诺布尔于1906年也成为董事会主要成员。这些都显示出香港英文报纸的变化。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呼声伴随着办报的浪潮席卷中华大地。首先在清政府严密控制的北京，康有为、梁启超在那里办起了《中外纪闻》；接着在华东重镇上海，4年间先后涌现出中文报刊50家；邻近香港的澳门和广州也办起了鼓吹维新变法的《知新报》和《岭学报》；就连从未办过报纸的杭州、苏州、温州、无锡、芜湖、长沙、萍乡、桂林、梧州、重庆、成都、西安等地，也纷纷出版了报刊。然而一直走在报刊发展前列的香港，这时却停滞不前，4年中没有出过一家有影响的报刊。原已出版的报刊在救亡、维新浪潮的推动下虽然显著露出一些积极的政治倾向，内容上有所改进，但声微气弱，内地读者很少听到来自香港的声音。上海《时务报》摘译的中外文报刊有数十家之多，也见不到香港报刊的影子。

这种状况到1898年戊戌政变以后才发生了变化。维新运动失败后，全国陷于专制恐怖之中。维新党人和以兴中会为核心的革命党人，都把香港作为联络中国大陆和海外的活动据点，两派报刊随之在这里活跃起来。对于政治流亡者来说，在香港办报比在内地任何地方（包括租界）办报都更安全和方便。因此，在内地办报热潮被镇压下去以后，作为政治庇护所的香港的办报热潮却在这时兴盛起来，与前一阶段的冷漠现象恰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冷”“热”易位，是颇为有趣的新闻现象。

政党报刊兴起给香港报坛带来了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也给香港报坛增添了生气。兴中会于1900年1月在香港创办的第一张纸报《中国日报》被称为“革命机关报之元祖”，它的出版改变了革命党人只靠演说、印刷小册子进行宣传的落后状态，开始扭转改良派报刊独占海外华文报坛的局面。《中国日报》的主编是革命党的骨干陈少白、冯自由、谢英伯，影响遍及华南和东南亚地区。值得一提的是，这家报馆不仅是革命党宣传部门，而且是联络海内外革命党人和策划武装起义的机关，这在香港是前所未有的。保皇党在香港的办报活动开始于1902年，但其重要报纸则是1904年创刊的《商报》。该报被视为保皇党的“宣传总机关”，由保皇会副会长徐勤主持，经常与革命派报纸闹矛盾、打官司。这两家报纸在各自的党派中都有很高的地位，但都未能发挥正常机关报应有的宣传作用。这是因为，当时两派报刊的宣传中心都在日本而不在香港，尤其是1905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以后，更是如此。人们发现一个颇具意味的现象，当时两派在香港办的报纸，其主编和主要撰稿人都是广东人，而两派在日本办报刊人员则要广泛得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香港报纸的地区性色彩。(www.xing528.com)

1903年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香港的革命派报纸异军突起，《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相继创刊，编撰人员鼎盛，革命色彩鲜明，从气势上压倒了保皇党报纸。这期间，保皇党的《商报》《实报》同广州的《岭海报》等串连一气，同《中国日报》等革命报纸展开了激烈的笔战，拉开了为时数年、遍及世界许多城市的两派报刊大论战的序幕。

1905年前后，香港的革命报纸加强了反清、反帝的宣传，其中以郑贯公主持过的几家报纸尤为活跃，而《有所谓报》最为突出。该报注意同普通读者相结合，思想新颖，笔锋犀利，语言生动，庄谐并重，销量曾超过《中国日报》，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报纸。另外，这一时期的革命报纸都很注意利用文艺形式进行宣传。《中国日报》的副刊《鼓吹录》，《广东日报》的副张《无所谓》等，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与革命内容相结合，开创了我国报纸副刊改革的先声，受到新闻史学界的重视。

随之而来的是，革命派报刊受到清政府和港英当局的双重压制。1906年，广东当局严禁革命报纸入境；1907年，港英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中文报刊刊登煽动反清的文字和图片。受此影响，革命派报刊不得不改变策略，提高斗争艺术，其他中文报刊也尽量不露出自己的政治倾向。然而，香港的一些英文报纸却出现了令人瞩目的现象。在四家英文大报中，有三家与革命党人联系频繁，并参与了一些反清活动。早在1895年，《德臣报》主编黎德（Thomas H.Reid）和《香港电讯报》主编邓肯（Chesney Duncan）就为孙中山起草过对外宣言，以后两报并提供版面报道起义军纪律严明、受到群众欢迎的消息。起义失败后，《南华早报》主编克银汉又大力营救革命党人。这是香港英文报纸在特殊情况下不同寻常的表现。

据初步统计，自香港开埠以来，共出版中文报纸52家，其中政党报纸22家，商业报纸13家，政府报纸1家，宗教团体报纸3家，其他报纸13家。报龄在10年以上的9家，其中政党报纸3家，商业报纸5家，政府报纸1家。报龄在20年以上的6家，其中商业报纸5家，政府报纸1家。这期间，共出版外文报纸43家，其中英文报纸30家，葡文报纸13家。英文报纸中商业报纸27家，宗教报纸2家，政府报纸1家，葡文报纸性质不明。报龄在10年以上的14家，其中英文报纸10家，葡文报纸4家；报龄在20年以上的只有7家英文报纸，其中《德臣报》至1911年已出版66年，成为香港，乃至全国历史最久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