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新闻事业在抗战时期的演变：中国新闻史

抗日战争打破了桂系集团对广西新闻事业的垄断局面，全省对外开放，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力量都纷纷来这里开展报刊活动了，朝气蓬勃，日新月异。新闻界这种繁荣活跃局面，不但广西前所未有，在全国也光彩照人，为中外所瞩目。这一盛况开始出现于武汉、广州、长沙失守以后，至皖南事变前达到高潮。广西时局相对稳定，它是连结西南大后方和东南战区的要冲，在这里办报具有地理上的优越条件。政治上这里是桂系传统的统治地区，基础深厚，保留着与蒋介石政权相抗衡的强大实力（在地方实力派中，军队数量仅次于川军，战斗力则过之），当时桂系领导层的政治态度比较开明，这是造成广西报业繁盛一时的更为重要的条件。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势力打进了这里的新闻界。1938年11月，国民党中央直属党报《中山日报》（后改为广西《中央日报》）由广州迁来梧州，次月国民党中央军委机关报，以反共著称的《扫荡报》由汉口迁桂林，出桂林版。与此同时，中央通讯社在桂林设立分社。1939年7月，国民党军委战时新闻检查局，在桂林设立广西新闻检查所（后又在梧州设立）。这样，蒋介石政府中央一级主要的新闻机构都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实现了多年未能实现的愿望。这些机构不只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喉舌，也是监视广西新闻舆论界（主要对象是中共和其他进步势力）的重要机关。

中国共产党也重视在这里开展新闻活动，当然，它不能像蒋介石国民党那样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和建立自己的新闻宣传机构，只好采取多样的灵活方式以适应当时的条件。1938年12月，重庆《新华日报》在桂林设立分馆，发行该报航空版，使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直接传播于广西地区，国民党的封锁终被打破。尤有广泛意义的是，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共领导下的三大新闻机构、团体，在武汉失守后相继前来建立据点。1938年11月，国际新闻社在桂林成立总社（另有重庆、香港分社）；1939年1月，《救亡日报》桂林版创刊，这期间，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桂林设立南方办事处。这里拥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新闻文化人才，其中包括全国第一流的报人胡愈之、夏衍、范长江、刘尊棋、孟秋江、陈同生、端木蕻良等人，为国民党党报系统所不可及。在此之外，还有很多中共党员和在党影响下的进步人士，积极参加其他包括桂系的新闻机关。更有一批年轻中共党员，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在蓬勃兴起的学生军报刊和县镇报刊中积极工作，大大扩大了党的影响。

省外人士经营的各类民办报刊也竞相来这里落户。久负盛名的《大公报》，于1941年3月创办了桂林版，销数最高突破6万份，超过桂市各报日销之总和。被认为在广西仅次于《救亡日报》的左翼报纸《力报》，于1940年3月在桂林创刊。一时纷起的期刊杂志就更多了，政治、经济、新闻、艺术、学术、文化各类都有，热闹非凡。一批饮誉文坛的期刊流传省内外，其中有《国民公论》《中国农村》《文化杂志》《新闻记者》《文艺生活》《野草》等。一向为政党报刊所统治的广西报界显得空前活跃。

至于桂系报业，它在广西的独占局面被完全打破了，唯我独尊的地位不复存在了，而与外省报刊相比，其落后性顿时显现出来。桂林《广西日报》的销数又跌回至2 000份。可是桂系凭借其种种地方优势和长期经营的深厚基础，奉行较为开明的政策，励行整治，其报业很快取得了重要发展。主要是将首府桂林（1937年4月迁来）建设为全省报业中心，着力强化的是全省党政机关报《广西日报》，除建设新址，改进设备外，关键性措施是广揽人才，对报纸进行广泛改革。副刊方面尤为显著，艾青和陈芦荻先后主编的《南方》和《漓水》，名噪一时。言论方面，常约胡愈之、张志让、范长江、李四光、金仲华、张锡昌等进步文化名人撰稿；新闻采访方面，招聘陈子涛（后为中共烈士）、严杰人为记者。整个报纸，令人耳目一新，销数最高突破万份，仅次于《大公报》，居全省第二。该报还先后创办《桂林晚报》和《广西晚报》，报社内还设置西南新闻社。与此同时，三青团广西分部、广西绥靖公署、第五路军总政训处、广西建设研究会等机构也均在桂林出版报刊。广西广播电台这时也移设桂林，其输出电力原1 000瓦特，后增为10 000瓦特。桂林之为桂系新闻事业全省的中心地位基本形成。省府之外，又在一些重要州、市设立报纸据点，较为重要的有《南宁民国日报》、《桂南日报》（南宁）、《柳州日报》、《龙州日报》、《钦州日报》、《百色日报》等。此外，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广办县报，活跃于崇山僻地，宣传抗日，为数有50多种。其数量与作用均超过以往，很多中共党员参加了县报工作，作出了宝贵贡献。由桂系当局组建的广西学生军，在1938年-1941年间曾出报刊87种（绝大多数为油印小报），遍布桂东、桂南25县。这些报刊大多是在中共党员工作下开展活动的，但桂系也保有自己的影响，而学生军司令部的《广西学生军旬刊》（铅印）更是桂系的忠实喉舌。此时桂系在广西的报业进入鼎盛时期^[17]。

广西一下成了群雄竞起，百家争鸣的新闻世界。最有典型性的城市则为桂林，它不止是本省诸市之冠，更成为全国耀眼的文化名城。各类有代表性享有盛名的报纸、期刊约二十种，通讯社在这里汇集，报纸多时有七八种，期刊有二十余种，通讯社约五六家。全国新闻界、新闻界人士也是群贤毕至，在这种形势推动下，全市报界表现出巨大活力，自强不息。本地报纸努力克服自己的落后面，迎头赶上。像《救亡日报》这样著名的报纸也感到了压力，意识到若在这里各报间“取得一个站住脚的地位”，也须致力改正在沪、粤时期书生气的弱点，遵循新闻规律办报，使报纸在体例、版面、发行、管理方面都得到改进。经过不断努力，销数激增^[18]。全市报纸在言论、新闻报道和副刊等方面都出现了新气象。以期刊杂志为阵地，在团结抗日的大方向下，各具见解的政治评论、时事分析、学术探讨等文章活跃一时，吸引着广大读者；而文学艺术作品也精彩纷呈，风靡市内外。以前一向不受重视的新闻学的讲习和研究活动也积极开展起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南方办事处举办“战时新闻工作讲习班”（某次毕业生达90多人），成舍我原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停办后，于1942年移桂林复校。“青记”除恢复出版《新闻记者》外，还在《扫荡报》桂林版和《广西日报》上分别主办《新闻记者》专刊。在1939-1943年间，这里至少出版了10种新闻学专著，作者有萨空了、陆诒、程其恒、容又铭等人。报刊上还经常发表研讨新闻工作的论文，范长江在《建设研究》上所撰《怎样推进广西新闻工作》一文具有重要价值，不少意见为广西当局所采纳。(www.xing528.com)

桂林和整个广西是在蒋介石国民党直接管辖之下，其势力已源源进入，影响不可忽视，这是和抗战前情况不同之处。但是，广西是桂系的老巢，实力雄厚，这里的一些重要行动如得不到桂系当局首肯是不行的，蒋政府特务并不能在这里任意横行。由于当时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而在桂林担任军委会西南办事处主任的李济深对进步人士颇多庇护，这就使得广西特别是桂林的政治气氛较为宽松，享有较多的新闻言论自由，前面所述桂林新闻界呈现出的繁盛和生机勃勃的景况，相当程度上是这种政治条件造成的。

蒋、桂和以中共为代表的进步势力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它随着全国大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蒋桂对广西新闻的控制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1941年以前是各报团结抗日的最好时期，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新华日报》桂林航空版虽被禁止发行，但影响不严重，报界基本上仍保持着融和气氛。皖南事变以后，情况出现严重变化，《救亡日报》和国际新闻社桂林总社被迫停业，人员纷纷离桂。1942年秋，进步刊物《野草》又被勒令停刊。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迫害更为加剧。1943年初，《曙光报》和《柳州日报》社内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大批中共党员被捕，《曙光报》被改组转向。同年8、9月间，大举封禁进步期刊，只8月23日一天，就查封《中国农村》等刊物十数种之多。不过，从总体看，由于蒋桂矛盾不可调和，两系的新闻政策不会完全一致，在省府桂林尤其如此。关于揭露蒋介石政府腐朽统治方面，桂林的报纸比起重庆要自由得多，重庆《大公报》发不出的稿子就常转到该报桂林版刊登。美国的费正清1943年访问桂林时就敏锐地看到，说桂林“是一个地方对重庆采取超然态度的典型地区”^[19]。

1944年秋，在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桂林、南宁、柳州相继失陷，广西新闻事业步入低潮。桂林的《大公报》《扫荡报》《力报》等大报，或停或迁省外，桂系报纸也仓皇出走，多年建立起来的以桂林为中心，以南宁、柳州等市为拱卫的新闻事业地域布局全被破坏。随着首府向西部百色迁移，蒋介石国民党系统的《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和新闻检查机构，全都迁来此地，桂系《南宁民国日报》也前来此落脚。这里还有原有的《百色日报》和新出的《广西导报》，百色可说已成了广西新的报业中心。宜山一度成为临时省府，《广西日报》在这里出宜山版（1945年7月《广西日报》在百色复刊），另外还出有《光报》。昭平也成为报业据点，《广西日报》兴办昭平版和《新闻摘录》，另外《扫荡报》的疏散人员在此出有《昭平民众日报》。一些县的党政机关纷纷出版小型报纸，如《田西民众简报》《隆安民众简报》《罗城民众简报》等。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报刊活动重趋活跃。《广西日报》昭平版在中共地下党强有力的影响下，成为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报纸。而《柳州日报》在其迁往桂北期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桂北工委的领导下，报社不仅成了党的宣传机关（社长是中共党员罗培元），而且实际也是党组织抗日武装力量的据点。有些县的小报，如阳朔的《黎明报》，横县的《晓报》，是在地下中共党员主持下出版的。

自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广西共出版了100多种报纸（学生军小报未计入），其中桂系所办约60种，专署、县级党政报纸约50种，设有9家通讯社，其中桂系3家，蒋介石国民党系统和中共领导的各1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