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一时期全国相对统一(只有少数地区存在军事对抗),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文化得到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有也较大改善,因而两广各地的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广东各地进行“清党”。在白色恐怖下,中共报刊转入地下。1927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出版《红旗》半周刊;1927年12月12日广州起义当天,又出版《红旗日报》,印刷了25万份。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相继出版过《红旗周刊》、《红旗特刊》、《南方红旗》、《学习》半月刊、《红五月》、《两广实话》、《半周大事记》、《觉悟特刊》等地下刊物,借以联系群众、教育党员、指导斗争。但客观地说,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在广东所办的报刊就其规模和影响力来说都与国共合作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相反的是,由于国民党在广东确立了统治地位,省、市、县三级党政机关都办起了自己的机关报。除老牌的《广州民国日报》外,全省许多地方都办起了《民国日报》,形成强大的国民党系统的新闻宣传网络。
在国民党报纸的带动下,商业报纸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一定发展。据吴霸陵所著《广东之新闻事业》记载,从1927年至1937的十年间,广东各地相继出版的报纸(不含刊物)有127家(其中1932年出版的就有92家)。这个数字比1917年至1927年十年间出版的报纸66家多了将近两倍(见《广东文物》)。但这个数字比起当时的上海来差得很远,这是因为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北移的缘故。
这一时期的广东报业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政治意识淡化,商业意识增强。由于全国相对统一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大家的注意力有所转移,不再像过去那样总是在一些意识形态问题上争来争去。尽管广东靠近国共内战的赣南地区,但对广东新闻界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国民党在清除了反蒋的地方势力之后,巩固了中央对广东的控制,自然要力求稳定。即使是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也尽量向商业化方向靠近,以各种方式去迎合读者。二是报纸管理企业化日趋成熟,采编业务有了较大改进。三是各地、县出版的报纸从数量上第一次超过广州。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广东各地出版的报纸有97家,其中办报最活跃的是潮汕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各县。当时,汕头、潮州、珠江先后出版报纸37家,佛山、台山、中山、江门、新会、惠州、宝安等县出版报纸31家,就连比较贫穷的韶关、南雄、曲江、广宁、揭阳、肇庆、四会、兴宁、高州、阳江、开平、合浦(今属广西)、海口等县,也都办起了报纸。(www.xing528.com)
“九一八”“一·二八”“一二·九”和“双十二”事件以后,全国人民抗日爱国情绪高涨,广东相继出现了一些救亡报刊,像《存亡旬刊》《南方青年》《新光》等,揭露日本人的侵华罪行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群众的抗日斗争。1917年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管《广州民国日报》,改组为《中山日报》继续出版;主持粤政的余汉谋在广州创办《民族日报》。1930年1月1日,由中共领导的《救亡日报》从上海迁到广州出版,为广东报坛增添了生气。
在这一时期,广东的通讯社事业和广播事业有较大发展。“四一二”后,通讯社只剩2家;1928年增至5家;1929年至1930年,在广州履行登记手续的有21家;1931年至1934年新成立的通讯社有43家;到广州沦陷前的1938年的4月2日,经内政部登记的通讯社仍有29家。其中比较像样的只有中央通讯社广东分社和《中央日报》办的广州通讯社。
在这一时期,广东开始有了无线电广播电台。第一座是广州市播音台,1927年冬开始筹建,1929年5月6日开始播音,呼号为CMB,由广州市政府直接管理。这是全国第十座广播电台。它比外国人1923年在上海建立的奥斯邦电台晚了7年,比中国人1926年在哈尔滨建立的广播电台晚3年,比北京、天津最早的广播电台晚2年,比香港的广播电台晚1年。1934年前,广州还有一座由军队办的中波播音台。1935年,“广东王”陈济棠为了和蒋介石对抗,在广州石牌筹建一座大功率的广播电台,部分设备已安装好,旋因陈下台而停建。除官办电台外,30年代中期出现了许多座私营广播电台,其中有资料可查的有两家:一家为广用学术广播电台,另一家为现代无线电广播电台。为什么香港、广州广播电台的出现会比上海、哈尔滨、北京、天津晚几年?按说香港、广州的物质、技术条件并不比上述几个地方差,原因恐怕只能从政治方面去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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