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华南报业的兴衰沉浮及原因——《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

众所周知，我国近代新闻事业是从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开始的，而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又是从华南地区发端的。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

早在我国明朝中叶，也就是15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并逐渐向外扩张。1553年，葡萄牙以晾晒货物为借口强行租占澳门。1624年和1626年，荷兰、西班牙分别侵入台湾（1662年被郑成功收回）。到了18世纪50年代，英国压倒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成为头等海上强国，竭力向东方扩展其势力。继侵占印度、缅甸和印支半岛之后，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了英国侵略的目标。岭南地处中国南部沿海，自然成为他们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于是，以传教士办报为先导，以鸦片贸易为后继，以武装进犯为手段，以变中国为其殖民地为目的的文化、经济和武装侵略活动，便首先在华南地区拉开了序幕。鸦片战争后，在华南地区的近代史上演出了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剧。新闻是从属于政治的，因此华南地区的新闻事业，随着侵略反侵略和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外国人在中国本土的办报活动是从澳门和广州开始的。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澳门就出现过7种葡文报刊，4种英文报刊（有3种是1939年从广州迁去的）和1种中英文合刊。其中创办于1822年的葡文《蜜蜂华报》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外文报刊。广州在鸦片战争前出版了7种英文报刊和2种中文报刊。其中，创办于1827年的《广州纪录报》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刊，创办于1832年的《中国丛报》是鸦片战争前后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报刊，创办于1833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在我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由此可见，广东作为我国近代报刊发祥地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也是我国其他省份和地区无可比拟的。因为在鸦片战争前，我国其他省份还没有出现过一份近代报刊。

鸦片战争后，香港逐渐成为外国人办报的中心，而澳门、广州相对冷落下来。这是因为：第一，香港割让给英国后，航运事业迅速发展，对外贸易十分活跃，很快就成为全国最大的进出口岸和最重要的中外贸易基地，加上港英当局实行言论自由政策，这就为报刊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原来在澳门和广州出版的报刊纷纷迁至香港出版，香港自身又新创办了一些报刊。到1860年，香港涌现出11种英文报刊，4种中文报刊和2种葡文报刊，在全国独领风骚。第二，澳门乃弹丸之地，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办报力量都无法与香港相比。它之所以一度成为办报的活跃地区，完全是一种“借靠”性质的短暂现象。一旦由广州迁来的几家英文报纸迁到香港，它的这种特殊作用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3种主要报道葡国事务的葡文报刊，对澳门以外的地区无甚影响。第三，广州外报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广州人受害严重，对外国人的抵触情绪很大，故外国人在此办报不得不有所顾忌；二是广州毗邻香港，主要供外国人阅览的报纸完全可以由香港解决，不必另起炉灶；三是鸦片战争后，广州已经不再是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外国人的办报活动已循东南沿海的福州、宁波、上海逐渐北移。尤其是上海，以其得天独厚地理位置和物质基础，逐渐成为中国大陆的第一大商埠，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去那里办报，形成了与香港南北对峙的另一个办报中心。而广州到了1859年，一份报刊也没有了。

然而，广州毕竟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对外贸易商埠，又是广东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在这里也有一定基础。因此，在1865年以后，一度衰落的广州报业又逐渐活跃起来。到1894年，这里一共创办了5种英文报刊和9种中文报刊，报刊总数仅次上海（中外文报刊达76种）和香港（中外文报刊达25种），居全国第三位。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广州有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日报，那就是颇有名气的《述报》和《广报》。它们都是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前后创办的。国难当头，它们高举爱国反帝旗帜，继承了林则徐在广东办报的传统，由此可见政治因素对广州报业的影响。

进入维新运动时期，中国报坛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中国人掀起第一次办报高潮，所办报刊占全部报刊的70%左右，大大超过了外国人所办报刊，成了报业发展的主流；二是办报地区逐渐向内地转移，一些从未办过报刊的地方也办起了报刊。这一时期华南地区的报刊比不上华东、华中和华北。在1896-1898年间，华东地区的办报中心上海出版了47种中文报刊，占全国所出报刊的40%以上，其中包括对维新运动有巨大影响的《时务报》，华中地区的办报中心长沙创办的《湘学新报》和《湘报》，华北地区的北京创办的《中外纪闻》，天津创办的《国闻报》，也都对维新运动有广泛影响。而华南地区的报刊则相形见绌，在香港，新创刊的报纸只有一家《香港新报》，而原有的《中外新报》《循环日报》和《维新日报》等老牌报纸对维新运动的反映都很平淡，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广州，虽然创办了《博闻报》《岭学报》和《岭海报》，但影响也不如前面提及的上海、长沙、天津的几种报刊大。在澳门，康有为亲自去创办了《知新报》，作为维新派在华南的重要舆论阵地，它起到了一种特殊的作用，但毕竟澳门离维新运动的中心太远，信息不是很灵通，发挥的作用也不如前面提到的几种报刊大。值得一提的倒是此时在广西桂林出版的《广仁报》，它是康有为在广西省创办的第一家近代报刊，从而填补了华南地区留下的这个空白。(www.xing528.com)

华南地区报刊地位的下降是同维新运动的性质密切相关的。因为维新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聚焦点必然集中在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和长江流域人文荟萃的上海，天高皇帝远的华南地区自然就相形见绌了。

进入辛亥革命时期，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辛亥革命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运动，天高皇帝远的华南地区正好为革命派的办报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条件，因而报刊活动非常活跃，无论是政党报刊、商业报刊、官办报刊还是科技文化报刊，都有大幅度的增长，而外文报刊则呈萎缩状态（只有香港办起了两家英文报纸和一家日文报纸，广州办了一家日文报纸）。

在诸多品种的报刊中，最活跃的是政党报纸和政治性报刊。自从1900年兴中会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1904年保皇会在香港创办《商报》以后，华南地区的政治性报刊有了很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在1900-1911年间，广东先后出版的政治性报刊有70家，其中革命派报刊50家，保皇立宪派报刊20家；广西先后出版的政治性报刊有14家，其中革命派报刊13家，保皇立宪派报刊1家；香港先后出版政治性报刊33家，其中革命派报刊24家，保皇立宪派报刊9家；澳门只出版过1家无政府主义报刊。华南地区在辛亥革命时期总共出版的政治性报刊达118家（据姚福申、叶翠娣《中国近代报刊名录》），仅次于华东地区，居全国第二位，而在1906年以前，则稳居各大区之首。

这一时期华南地区政治性报刊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一时期掀起高潮，香港成为辛亥革命的策划和指挥中心，两广又是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选择的突破口，他们必然要聚集力量在华南地区大造革命舆论；其次，资产阶级立宪派为了实现他们的主张，也不甘示弱，必然会创办多种报刊来与革命派报刊抗衡；第三，清朝官府为了维持其在华南地区统治，也必然会创办报刊来蛊惑群众；第四，是因为有香港、澳门这两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可以作为两广报人的避风港。广州的革命报纸被清政府查封，便迁去香港继续出版，形势缓和了又迁回来，像著名的《时事画报》就是这样的，两广的报人受到迫害，往香港、澳门一跑就万事大吉，风头过去又杀个回马枪，换个名称另出一张报纸。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一特殊情况，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正是以上原因，促成了辛亥革命时期华南地区政治性报刊的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