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即使由未激发的当下的欲望激发行动,结构性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在处理更为复杂的审慎的样本前,考察这样一个例子是有帮助的。
如果我现在口渴了,并且身旁刚好有一个饮料机,那么我会投币,然后取出饮料来喝。在这种情形下,欲望、信念和基本的理论推理,明显地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产生行动。而且我们通常还说,环境为行动提供了起码的显见理由。这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动机如何起作用?是什么提供了理由出现的条件?
对这两个问题,我会用一个答案来回答:理由通过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来传递,这同时也是动机影响传递的最常见和最简单的方式。说明这种现象并不需更深层的欲望,而且,试图用这种方式去说明这种现象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必须意识到,这种情形的确要求一种说明。细想一下,口渴不仅有能力激发某人去喝水,而且还激发此人往槽里投币,这一点似乎很神秘。口渴本身并没有激发这种技术性的行为;对货币和售货机使用说明的理解是很重要的。但即使在说明中引入这些因素,我们依然缺乏它们是如何与口渴结合起来产生行动的说明。
通过扩充最初喝水的欲望,或者引入另一个欲望的方式来弥合这个裂缝,对这种诱惑的抵制是非常重要的。当某人看到获得饮料的惟一途径是往槽里投币,然后就他会照做,这当然没错,但正是这点要求说明:它是一种由口渴加上某种信息而激发的欲望。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它作为更深层的动机而引入,那么对其特有的相应性我们就不能做到恰如其分;因为任何任意的欲望都可能在那种能力之下被引入。
举个例子,想象口渴引发我想要去往我的铅笔卷里放硬币,但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冲动或者恶意条件作用的产物,而不是理性的动机。我们不会说口渴给我提供理由去这样做,甚或说口渴激发我做这些。
如果一个动机理论把不可理解的行为变得可理解,这种理论就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从另外的欲望或者扩充最初欲望两方面,来说明这种采取欲求目的之手段的一般情形,那么对于违反理性的情形,我们必须做出相似的说明。
但事实上这种策略并不足以对错乱行为做出动机说明。如果在特定情形下不足以做出说明,那么就有理由相信,在正常情形下,类似的策略就不能作为可理解性的基础。正常情形下,因为对于使行为可理解而言,有些东西并不是真正需要的,类似的假定似乎弥合了动机上的裂缝,然而很明显在更多东西是需要的非正常情形下,它们就不会成功。如果我们不希望独断专行,这就要我们把可理解的联系与不可理解的联系区分开来,并说明为何前者有效而后者无效。
2.解决办法是赋予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以一种优先地位。这点很容易整合到理由的定义中。我们可以说,如果口渴提供了喝水的理由,那么它也提供了使一个人能够喝到水的理由。这被认为是由行动理由的绝对普遍性所导致的一种结果:通过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传递它们的影响。这个论题的确切陈述必须包含对那种关系的分析(或者另一种适合当下意图的更好分析),以及对理由是什么的说明。这两个问题最终都将得到更详细的处理,但大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所有理由在某个方面都是普遍的,而且这只是对它们的普遍性扩展程度的部分说明。
如果在特定场合有理由做某事,那么这个理由就必须用普遍的术语来指明。这种术语可以让同样的理由在不同的场合出现,并可能作为做其他事情的理由。所有这些普遍的指明,不管其是否为真,都将分享某种形式特征。它们永远不会限定理由只对一种行动适用,而总是会包含其他行动,这些行动促成了那些最初的行动。在有些情形下,普遍的指明只是把理由赋予所有的行动,这些行动促成了某个本身不是行动的目的。直观而言,这意味着当一个人接受做某事的理由时,他就把价值赋予这个行动的发生。这种价值不是内在的,就是工具性的。在这两种情形下,手段和目的的关系都牵涉到评价性观念:如果价值是内在的,它就推衍地把价值赋予促成行动可能性的东西;如果价值是工具性的,行动就作为达成其他事物的手段而有价值,并且把同样的价值赋予其他手段。
在我们开始的例子中,欲望是理性动机的先行条件,而且问题是要说明,通过与某些信念相联系,这种欲望如何可能超越其直接的、自发的显现范围而扩充其动机影响。说明这个例子的体系是有效的,不仅由于来自欲望的理由,而且也由于所有其他的理由。因此这一体系就不能只体现在对欲望范围的约束中——比如,坚持对目的的欲望也始终是对手段的欲望。任何对行动理由的接受,都必须遵从有关手段和目的的普遍原则。欲望和其他类型动机的全面影响,通过与体系的互动得到说明。因此,欲望并不能说明体系的运作。
3.现在我要仔细考察这个体系,并表明这个体系如何可能得到扩展,来适应更复杂的理性动机:首先是审慎,最后是利他主义。我将论证,像这样的结构性说明比自然的说明,能更好地适应人类动机的现象,而且对于人性也有更多的揭示。
在对审慎的讨论中,我们会更多地关注深谋远虑的实践要素,而不关注任何与自我利益观念的特殊联系。这一点必须被提及,因为在哲学用语中,“审慎的”与“出于自我利益的”的意思已经大致相同,这种自我利益甚至丧失了为未来未雨绸缪的特殊关联。在日常用语中,这种说法具有某种基础,因为我们常常把行动审慎的过程与个人的权宜之计相等同,而与自私的和危险的选择相对立。但在最普遍的意义上,我相信我们完全可以在对行动者利益没有争议的地方,很好地说明审慎(或者缺少审慎)。比如,当父母关心他们孩子福祉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不审慎的,在不仅有关他们自己未来的利益,而且也有关他们孩子的利益上。团体事务中的个人行为,或者他对其他人投资的管理,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评价。无论如何,给予未来后果以分量才是重要的;如果某人忽视它们或用不充分的当下考虑胜过它们,那么他就是不审慎的。
为了说明审慎动机,我将论证,用这种方式把手段-目的关系植入理由的发生之中,不仅扩展了当下理由的影响,还扩展了预期的未来理由的影响。因此,这种体系的一个形式化特征是:不仅有理由促成当下有理由的行动,而且要促成在预期的未来将会有理由的行动。而且,这是适用于所有理由的一个绝对普遍的条件,不只是那些来自欲望或利益的理由。
我的策略是,论证反驳另外一种看似最为合理的对审慎的说明;一种根据来自当下欲望的审慎理由的说明,这种当下欲望是对未来利益和欲望的满足(或者对所有当下以及未来利益的长期满足)。我将论证反驳这种观点所依据的两个假定。第一,假定只有欲望或其他相关条件是当下存在的,才能提供理由。第二,假定任何具有未来对象的欲望,都提供了追求这个对象的理由。批判这些假定之后,我将提出我认为是正确的说明,包括一种其作用不必用欲望来说明的形式的规范结构——这一结构本身,即说明了欲望的影响是如何通过理性体系而得到扩展的。
精确界定审慎要求不是我的目标。我们不会关注多少预先计划是可欲求的,或者在什么意义上一个人应该生活在当下,而是关注于这个问题:未来考虑的任何动机如何可能?而且,即使审慎不需要自我利益,我仍然会首先根据自我利益的情形来引导讨论,并且集中关注限定类型的理由,这种理由依赖于某人的欲望以及对它们未来满足的关注。这部分是由于简洁性,部分是由于这种情形具有给我的立场特别合理地取舍的特征。如果我这里可以捍卫这个立场,那么它将相对容易地扩展到其他类型的理由。问题是,对于未来以及其他行动过程的远期结果的任何考虑,如何可能影响到当下个体的行为?
4.这不是审慎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对于审慎的分析:关于审慎动机和审慎理由出现的条件的分析。显然,人们审慎地被激发,并且的确关心他们将会发生的情况;而那些面对防止未来危害或者获得未来好处的可能性完全无动于衷的人,会被认为是非常奇怪的,不管他的动机理论是什么。现在大家都熟悉的问题是,是否关于我的未来利益的信念,其当下行动的效果必须由介入式的欲望来说明?或者,是否这个联系可以由支配行动的实践理性要求来建立?如果有这样一种可汇编为一个理由条件的要求,那么它将会代替欲望,来说明某种动机上的联系,这种联系也的确不能由欲望来说明。
为了反驳存在一个隐蔽的审慎欲望在起作用,这一中立观点,我认为,首先,这种观点并没有顾及真正的情形(比如,我们用审慎可以说明的东西,并且我们相信能够找到真正的审慎的理由);其二,这种观点适合的情形没有用正确的方式处理,因此这一动机的本质在理论上令人难以理解;其三,我的提议更好地说明了审慎的作用和普遍人性。
我已经抨击过这种观点,即欲望必须总是作为行动的来源,以及作为相应的行动理由出现的条件而出现。同样的困难也适用于当前的情形,即某种确信的确是有效的。没有现行激发的对未来满足的欲望的帮助,我的未来欲望的知识不能激发我立即行动,这种观点的根本之处在于,在一般意义上,这种知识不能在没有当下欲望时激发我。但这不是因为欲望的动机效力,对于信息产生效果是必要的,而是因为这种欲望是由于动机的运作而归属于我的。一旦我们取消欲望无所不在的论证,那么为了确保理由出现时有激发行动的能力,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欲望必须作为每个理由的条件而出现。
这同样适用于审慎的具体情形,而且适用于坚决主张审慎欲望必须既作为审慎动机又作为审慎理由的条件而出现的情形。对审慎动机这可能适用(在大家都熟悉的一般的意义上),但无论如何对审慎理由则不然。
人们当然不能通过在表明对一种观点的支持中提供错误论证的方式,来拒绝这种观点。幸而还有更为直接的批判。假定所有与未来的联系都是通过当下欲望产生的,这就暗示了行动者在任一具体时刻都是狭隘的,也暗示了他会在自身之外去寻求他未来的利益,就像一个人对远离的国家的事务投入很大兴趣那样。不过一个人和他暂时疏远的生活阶段的联系,必定比这个更加紧密。对他自己未来的关注,不必用一个先行的欲望或利益来说明。必定已有一种使得这一利益可理解的联系,这种联系并不取决于他当下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他未来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不是刹那间的片段,也不是一连串这样的片段。我将详细阐明这些批判。
5.未来利益给予我理由去行动,是因为我有当下的欲望去促进那些利益,通过这种说法来说明审慎行为的观点是我要抨击的。按照这种观点,未来欲望本身不能提供理由,而当下欲望则可以。我希望先来批判,体现这一对比的规范体系。这种观点认为,通常事实上会有一个使未来欲望得到满足的欲望,这个欲望使得一个欲望满足后,会有新的欲望引发理由。在没有引入用来协调的特定的审慎欲望的情形下,来考察这个一般体系,这种说法并非不合理,因为审慎欲望毕竟不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而是据说通过它起作用的动机因素。这个体系应该是定义了理由如何从任一欲望产生,而不管这欲望的对象是当下还是未来。因此这种体系大概适用的情形是:审慎欲望不在场,但有关未来对象的其他欲望在场——(不管这些情形是否真正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在不必设定审慎欲望的情形下,先来考虑理性体系本身。
这个体系中有两点是我要反驳的:(1)它不允许未来理由的预期本身为当下行动提供任何理由;(2)它允许未来对象的当下欲望本身为追求那个对象的当下行动提供理由。下述几点构成了这个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如果未来对象的任何欲望为促成那个对象提供了理由基础,那么就可能发生,我现在欲求的未来事情,是我到时候不期待也不会去欲求的,而且我相信那时候没有理由来引发这事情。因此我现在就有理由去准备做,我知道的到那时我将没有理由去做的事情。[1](www.xing528.com)
第二,假定我预料到将被未来的欲望困扰,那么我必须承认,在未来我将有显见的理由去做欲望所指示的事情。但是现在并没有这个理由,而且这理由本身也并不能推衍出,它可以适用于任何当下可用的、满足未来欲望的手段。因此,当下没有更深层的相关欲望,我就没有理由去准备做,我知道的我明天有理由去做的事情。
第三,其对象与我当下欲望的未来对象相冲突的预期的未来欲望本身,并不提供任何当下的补偿性(countervailing)理由——甚至没有重要性较弱的显见理由。那些预期的任何欲望和理由,在动机上都是不相关的。因此,我现在可以有一个不被反对的理由去促成未来的行动,当行动发生时,我也会有一个不被反对的理由去阻止它——如果我知道我的未来欲望是什么,那么我现在正好就有理由去做那些可以保证我未来理性的努力会失败的事情;我就有理由去做,我知道的以后我将有理由设法不做的事情,并因此会特别小心地,在通往我的未来自我的道路中,设置圈套和无法克服的障碍。[2]
有这样后果的体系,不仅不能要求最基本的历时行为的一致性,而且在合理性的注释中,通过基于个体对其未来自我的算计的方式,还将在事实上加剧冲突的可能性。不管理由的源头怎样运作,既然它们关注的是,理性的东西和将会是理性的东西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些就是关于这个体系形式上的非常普遍的难题。
6.在批判的下一步,我们重新引入由这个体系的支持者所预设的审慎欲望,看一下被补充之后的体系是如何说明现象的。但是不管这个研究的结果如何,之前所述的反驳依然有效。引入的另外欲望,不能不解决这种理论中已被反驳过的理性悖论,因为另外欲望并不限定理论所允许的作为理性的东西[3]。
事实上,审慎欲望的预设并没有满意地回答我的提问,即在没有考虑这个欲望时,我论证的这个体系中的问题。首先,它的系统阐述存在严重问题。假定审慎欲望应该是基于所有其他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欲望(或者理由的其他来源)的考虑而产生的结果。它应该通过打破来自不同时刻的主张之间的平衡来获得结论。然而,这欲望本身只是当下欲望的其中之一,并作为当下欲望起作用。那么如果审慎欲望的对象之一,是那些它本身之外的当下欲望的满足,这些当下欲望就会两次进入理由运算:一次是凭它们自身的资格,一次是作为审慎欲望的对象。为了避免这种结果,审慎欲望的对象必将限定于未来的满足。但是这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为了解决来自平常的当下欲望和来自未来的审慎欲望的不同考虑之间的冲突,有必要建立一个更深层的平衡机制。或者这个机制将会成为更深层的欲望,在这种情形下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或者它将会成为这一理由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在这种情形下,就欲望层面来说明审慎的方式将会被抛弃(正如我所坚持主张的)。
第二,即使这个问题得到克服,而且存在审慎欲望,它的出现也不会代替这个事实:由之起作用的体系,允许从未来对象的任一欲望中推衍出行动理由——不仅仅是审慎欲望。按照这种观点,为了提供行动理由,未来对象的欲望不必得到证成。因此,即使审慎欲望出现,也依然是这种情形:未来对象的其他欲望给我提供理由,使得我知道,到那时我将没有理由想要这个东西。如果我有一个未来对象的欲望,而我在未来对此完全不关心(因而对这个对象,审慎欲望是中立的),那么上述情形就会发生。这个体系不能防止产生这些令人失望的理由。
第三,尽管审慎欲望的引入可能会实现,为了未来满足而在现在准备所产生的理由的基本目标,但与此同时它也产生了新的反直觉的结果。因为如果审慎欲望在其对象中,拥有所有未来欲望的满足,这就包含了对一种更远的未来对象的未来欲望的满足。因此,如果星期一我预期星期二我想吃星期三那天的柿子,尽管我还预期星期三我对柿子毫不关心(就像我在星期一那样)——于是在星期一,我就有一个清晰的审慎理由去确信,星期三我有一个可以吃的柿子,尽管我并没有任何理由想要柿子,而且星期一我也不想拥有柿子。
换句话说,就算引入(未被系统阐述的)审慎欲望之后,所提出的体系还是会继续产生自相矛盾的结果。但最终,即使不理会这些问题,仍然有一些主要观点我要反驳:就算提出的观点与理性动机的现象在外延上相符合,也仍然可以说它们是以错误的方式相符合,并且从中得出错误的意义。一个人的未来应该有利于他,不是因为隶属于他的当下利益,而是因为这是他的未来。与当下可能会困扰他的任何欲望所建立的关系相比较,他已经处于一种更加牢固也更加重要、他的未来和他期待去经历的欲望的关系之中。前面这种关系使他获得一些他自身之外的东西;而后者,则依赖于对某种一开始就不是外在的东西的认识,这个未来事件抓住了他现在的利益,因为这些利益是属于一个单一的人,他呈现出来的部分只是这个单一的人的一个阶段。(这点随后将会详细说明,而且我希望,能用一种更少隐喻性的方式提出来。)
7.通过我们对被攻击观点的最终批判,上述观点得到了加强:即我们必须提出的未来对象的欲望,是否能引发重要的理由?我已经表明,审慎欲望作为通向个人自身未来的桥梁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个联系已经由实践理性的形式条件保证。但是,即便是出现审慎欲望,对于产生重要理由而言还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是对未来对象的欲望。我已经表达了,对欲望是动机最为重要的来源这一观点的质疑。现在我希望通过特别的强调,把这个质疑扩展到未激发的未来对象的欲望的情形中。这些欲望提供的行动理由,充其量是微不足道的。一般来说,因为被攻击的体系要求,未来对象的欲望应该作为理由的重要来源被承认,如果这一点可以被质疑,那么这个体系就更令人怀疑。
必须强调,我正在讨论的是未来的未激发的欲望,这欲望被认为是作为动机的来源而起作用的:我不是在谈论,由独立的理由所选择的未来目标的已激发的追求。没有什么能比对未来东西的欲望更加常见,但是它们几乎总是由未来将获得的理由激发,在这种情形中,欲望并不引发动机。
然而这里的顾虑是,对未来(不审慎的)欲望的假设例子,并不取决于到那时将获得的任何行动理由。假如没有任何与未来有关的理由,我现在设想,在我35岁生日那天成为一名警察这样的欲望。如果我不相信这个欲望会持续下去,或者不相信到那时获得的任何环境将给我提供成为警察的理由,那么我还仍然坚持认为这个欲望本身会给我理由,去做会促成其实现的事情的可能吗?如果任何人允许自己被这样的欲望激发而行动,或者根本不把这欲望当作神经错乱的症状来质疑,并一旦可能就根除之,那么这就是非常奇怪的。一般来说,如果没有能从对理由的期待中推衍出的理由,也就没有人会用这种方式想要任何未来的东西。
偶尔也有例外——即对于小事情的突发奇想。举个例子,有人的确在遗嘱中发现,去世的人想要让他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而且勉强可以认为,这一点必须总是要用这样的理由来说明:他想要在他死亡之后,把他的遗体交给波多马克河。从现在到未来的这个幻想,可能会证成有限的措施来确保它的实现,但即使这幻想非常强烈被感受到,它提供的理由也并不足以强大到,支持大量一连串的理性行为。通常,审慎的深谋远虑是通过这些行为得到说明,并且这些行为必须受到来自于想象的一般审慎欲望的理由的支持。
我并不主张,归因于一个重要的和强大的人是不可能或不一致的,而是主张归因于未激发的未来对象的欲望。任何充分导向的(directed)行为,都让我们将其归因于欲望,而原则上,一致的行为可能会被导向到几乎任何目标。这种未来的欲望很少,而且它们提供的理由充其量是微弱的。这些欲望的确在动机上不可理解。用归之于那种行为根本不可理解的欲望,来说明这个同样不可理解的定向行动,我不能通过这种方法使它得到理解。[4]
8.在大多数情形下,如果看起来,未激发的未来的欲望并不是一个追求那个对象的好理由,那么这种观点就会遭到质疑:未来满足或幸福(well-being)的当下欲望,能够成为审慎行为的理由来源。即使这种欲望的确只是提供了突发奇想的理由,但赋予这个理由过多的重要性也是非理性的。有人可能毫无理由地设想一种欲望:月球上应该有香菜,并且他能够做的,就是把一些香菜偷运到下一次要发射的火箭上;他可能只是喜欢这个想法。但是这并不是审慎欲望所宣称的情形;这理由远比突发奇想要严肃的多,它在我们的理性行为中被用作决断要求。我们并不仅仅是喜欢我们自己未来幸福的想法。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说明提供严肃理由原因的特定欲望,那么这个假定可能会保留。但是有一个更直接的选择:即在审慎理由的源头,存在着不同于审慎欲望的东西,那些东西既说明了审慎行为又说明了审慎欲望的合理性,而且还被证明是激发的。所有这些条件通过已经提到的结构性因素而得到满足。不同于那些其他的未来欲望,某人想要未来幸福的欲望是绝对可理解的,并因为这欲望在其未来对象的形式中,已经拥有了绝好的理由,因此也是审慎理由和审慎动机来源很明了的候选者。通过这种由未来欲望的期待所提供的理由,证成和激发了未来欲望的满足的欲望。但是如果我们去掉这些理由的支持(如果我们让欲望成为这些理由的基础,我们就必须如此),那么欲望就变成支离破碎的突发奇想,并与行为上强大的理性影响不相符合。[5]
说明审慎的结构性条件是一个普遍的条件,而且这条件不只是适用于来自欲望的理由。因为有理由促成有或将要有的理由的行动,这条件蕴含了,理由的影响可以历时地扩展。关于这个条件,将在下面两章详述和解释,同时将对行动理由要求某种超越迄今为止所做的一般观察。不过它的意义很简单:理由的影响历时地得到传递,因为理由代表了独立于时间的价值。有人甚至把它们描述为无时间性的价值。因此,如果一个给定的条件,产生行动发生的理由,那么就不会仅仅是,在条件出现时引起那个行动的一个理由;而且如果这个条件在以后持续地被期待,那就还是促成行动未来发生的理由。尽管如此,一个被期待的理由仍是一个理由。[6]
[1] 在这种方式中,像这样的非理性欲望可能会给行动提供正当理由:也即,作为值得去缓解相当麻烦的焦虑的来源。那么如果在星期六我无端设想有强烈欲望在星期天吃柿子,尽管我知道我不会在星期天想要它,而且没有其他的理由去吃它(可能每周末对我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我可能会有某个理由在星期六去买柿子(假如它们在星期天买不到),仅仅只是为了保持我星期六心灵的平和。然而注意到在这种情形中,欲望没有直接提供一个理由去追求它的对象;而是制造了有理由去驱除的焦虑,并且除非确保这欲望的未来对象是可获得的,否则焦虑不可能被驱除。
[2] 这必须不能与绝对不能反对的并非罕见的情形相混淆,在那种情形中某人在他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知道他会想要某些在未来他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比如,这可能会引导他在餐具柜上去设置一个定时锁。但是这是因为他期待想要做他能在那个时刻有理由不去做的事情。这样在这种情形中,就有一个在当下和未来理由之间的直接的联系。一个人现在没有理由确保挫败未来做什么将是理性的。
[3] 可能会认为,由此理论否定了孤僻行为是理性的,因为那个行为所缘由的欲望是非常特殊的。但是这里应该承认我的观点。因为它必须意味着,当未来满足的欲望是理性的时候,某些其他的欲望(也就是未来对象的欲望,未来将没有理由追求这个欲望)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而且把这个非理性赋予它们的行为后果之中。蕴含了那些欲望的非理性的原则将会和我所要捍卫的东西相一致:也就是说,那些未来的欲望本质上(per se)通常不提供行动理由,并且只有当它(以及欲望本身)被未来期待的理由证成时,源于这些欲望的行动才是理性的。
[4] 这与G.E.M.Anscombe的主张有关,某人不能“只是想要”这个东西。“我只是想要”这个回答(作为做什么事情的理由被提出)只有非常有限的应用。见Intention(Oxford:Blackwell,1957),pp.69-71。
[5] 顺便可以插一句,其他欲望也可以如此,包括当下对象的许多欲望。它们常常受到欲望的对象推衍出的理由激发,而不是成为理由和动机的最初来源。我着重于对未来的欲望的怪异性,这种欲望并不与来自未来的理由相一致,因为这种欲望在我所攻击的理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6] 产生这个结果的一般原则蕴含产生理由的环境可能比起行动发生的时刻要不更早要不就更晚。因此它们允许对理由做新的理解,那些理由是我们上面所讨论的未来的突发奇想所提供的。给自己买了一小块墓地的人,和确保他后来葬入墓地的遗孀,可能因为这个同样的理由而行动:也即,由他埋葬在这里原初的愿望提供的理由。他们中没有一个需要相信在埋葬时获得的环境提供的更进一步的理由。复仇和报应是跨时间理由的更进一步的例子;它们可能不是好的理由,但是如果我们放弃假定理由必须总是在行动时环境的产物,它们的形式就变得可以理解。这个回溯式(backward-looking)的理由的实质性说明当然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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