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于甘肃陇南文县玉垒、碧口一带。当地历来应有耍灯的风俗，群众称为“赛社火”，是每年春节期间当地社火中不可缺少的节目。创始时间已无从考证，花灯由农民自制，造型美观，形式多样，灯中置一油窝子（一种瓷制的小油壶）。耍灯时，花灯手（均为男性）穿红着绿，一手执花灯，一手执折扇，随着社火队伍进行，边走边扭边唱，有时停在挂灯设礼接待社火队的庭院前或空场中表演。明代有一袁氏家族，原籍本系湖北，其中一支移居四川酉阳，生活多年，后又移居文县玉垒。据《袁氏家谱》载：明万历时，袁氏家族中，有位叫袁应登的，中了武举，为感谢神灵，在玉垒坪重修三官庙并建戏楼，酬谢神唱戏。当时本地既无戏又无戏班，由袁氏家族中人出面，将自四川酉阳一带流行的秀山花灯和本地的耍灯结合一起，配以唱词和简单的情节，载歌载舞在表演，并流传了下来，成为农村每年春节闹社火中的重要内容。文县玉垒、碧口与川北青川、广元毗邻，民俗民风和语言都与川北相似。文县自古就是阴平古道上的重镇，文县碧口镇又是甘、陕商贾云集之处，自清代中叶，四川高腔戏班到碧口演出的屡屡不绝。玉垒花灯戏在四川高腔的影响下，有了一些发展，但无职业戏班，又无专人指导，故进展缓慢。据当地老人讲，早期的玉垒花灯戏剧情节都比较简单，人物不多，唱腔较少，场面不大。武场仅有大锣、大鼓、大钹；文场仅有自制的木筒、大胡琴；表演还没有脱离载歌载舞的社火耍灯动作，特别是旦角更是如此。
民国五年（1916），从四川来了一位罗画匠（名不祥），为玉垒花灯戏制作了蟒靠头帽，添置了头面、口条，帮助改进了化妆方法，净角开始勾脸，还传授了一些川剧高腔的表演技巧，“串”出了《封官》 《龙凤配》 《白天院》 《棘阳关》 《万寿山》 《迎贤店》 《莲台收妃》 （见图）等大戏。民国十二年，陕西秦腔演员田班长、赵花脸（名不祥）流落到文县玉垒落户，除曾演出过《高平关借头》 《张连卖布》等剧目外，帮助花灯戏排练了《青石岭》 《过桃园》 《蝴蝶杯》 《火焰驹》 《双富贵》 《二龙山》 《三回头》《柜中缘》 《虎口缘》 《拾玉镯》 《三上殿》 《黄鹤楼》等大、小新戏，传授技艺。这样，玉垒花灯戏在四川高腔和陕西秦腔双重影响下，终于摆脱了原来闹社火耍灯的原始状态，向戏曲剧种过渡，出现了文小生、武小生、须生、老生、花脸、小旦、青衣、丑角等行当，各行当的唱腔、各行当的表演形式，都丰富了许多，至此，终于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小戏新剧种——玉垒花灯戏。
1959年，玉垒花灯戏以《松林解带》 《打面缸》 《柜中缘》三个折子戏参加文县业余文艺调演后，又参加了天水地区的文艺调演，同年又以《尕女婿》一剧参加了全省艺术表演团体汇报演出大会，首次走出了山区，进入大城市，受到各方面的重视。1964年，武都地区文教局派专人深入玉垒坪，对花灯戏进行调查，搜集花灯戏曲调三十八首，并汇编成册。1966年，以创作剧目《春满人间》《茶山新春》等剧，先后参加了地区和省的戏剧调演，从而正式确立了这一民间小戏的剧种地位。
玉垒花灯戏从孕育到发展的过程中，从无职业戏班，都是在每年春节期间组织演出，演出的组织者为当地的头面人物，群众称这为“能人”。1956年以前，演员都是男性，玉垒花灯戏的剧目，无固定的文字本，一般都由“戏母子”在演出前将演出剧目的情节、人物关系、道白、唱段，向演员传授，由演员自由发挥。现在仍活跃在当地的“戏母子”有袁义昌（82岁见中图），袁俊德（72岁），以及袁怀寿、袁汉鼎、张荣华等。玉垒花灯戏演出的传统剧目有近50本，其中文戏有《白天院》《双赶子》《万寿山》等13本；武戏有《棘阳关》《石门关》等12本；折子戏有《杜桶子接妹》《小上坟》《打面缸》《三看亲》等17折。这些戏中，有的是根据当地民间故事编的，有的是从四川高腔和秦腔中移植来的，如《阴阳扇》 《青石岭》 《莲台收妃》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都地区和文县的戏剧工作者先后为玉垒花灯戏编写了许多反映现代生活的现代戏，丰富了玉垒花灯戏反映生活的内涵。(www.xing528.com)
玉垒花灯戏的音乐属高腔系统，曲调主要为五声音阶徵调式。唱段由上、下两句构成，多为四至六句为一段落，最后一句用“搂腔”（即帮腔）。旦角定调为1—D，男角定调为1—G，男女对唱时，男角服从旦角，唱腔共有70余首，可分为三类：一是角色唱腔，有文小生唱腔、武小生唱腔、小旦唱腔、青衣唱腔、老生唱腔、丑角唱腔、花脸唱腔、须生唱腔。唱腔中有三拍子唱腔，如花脸唱腔中的高平调；二是情绪唱腔；三是民歌小曲调，此类唱腔不用搂腔。乐队配置主要是自制的大筒子，配以笛子，四胡等；打击乐有边鼓、豆锣子、马锣子、大钹、大钗、田锣（京锣）等。
——录自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甘肃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甘肃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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