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国际理论突出国际制度的能力，国内政治和经济相互依赖对国际安全行为的影响。1我们会在第五章讨论国际制度的角色，而如第一章所示，有大量的文献讨论了约束美国安全政策的国内政治因素。本章考察的自由主义观点涉及的是全球经济相互依赖——也就是贸易、金融和生产的全球化——的加深是如何影响美国安全政策的。
尽管相互依赖并不仅限于全球经济领域，但自由主义学者在探讨它对安全事务的潜在影响时，普遍的操作方式是将其限定于经济。2在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关于外交政策约束的观点中，其鲜明特征就是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改变了国家受其他国家行为影响的程度。如戴维·鲍德温（David Baldwin）强调的，当一个国家变得越发依赖全球经济，那么针对它的这一属性，其他国家就具有了更大的经济策略选择空间。3最近数十年内，美国在贸易、金融和生产领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明显提升：出口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0年的不到5.8%升至2000年的略高于11.2%；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份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0年的7.3%升至2003年的17.1%；外国人持有美国长期国债的份额也从1974年的4.8%升至2005年的16.7%。4随着美国受国际经济影响程度的上升，降低自身经济全球化的参与程度所须付出的机会成本就相应提高。一般来说，这就是我们期待用来提升经济策略效用的因素。5
许多分析家的确认为，随着近几十年内美国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它的安全政策已经越发因此受到限制。尽管有很多自由主义论点普遍认为受经济相互依赖影响程度的提高给美国安全政策招致了更强力的约束，但本章的分析表明这一观点并不适用于今天的美国。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在当今体系中占有的地位。如果美国经济没有在体系中占有那么大的比例（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27.5%），且它对海外公司和其他国家的福利也不那么重要的话，大多数标准的自由主义的论点还是可能适用的。而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美国在体系中占据了如此的主导地位，并使得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度普遍高于美国对它们自己，因此美国就正处在一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上，它可以通过加强贸易、金融和生产方面的联系来提升自己的经济能力，同时却无须担心其他国家使用经济手段逐步阻碍它的经济政策。
如果标准的自由主义观点事实上的确适用于美国，那么随着经济相互依赖和美国对外依赖水平的提升，我们就有望看到使用经济手段影响美国经济政策的实践也随之增长。随着经济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内的加速，以及减少全球经济参与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的提高，对经济制裁的使用的确大幅增加：1970年到1998年间有117例经济制裁，而相对的1914年到1969年间仅有53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更加倾向于使用经济制裁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1970年到1980年间的制裁案例中，美国单方面的制裁占到一半以上（117例中的62例）。6但是，即使美国与国际经济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密，且比以往更愿意采取经济制裁对付他国，在过去的30年内也没有一个国家尝试过用经济制裁来影响美国的安全政策。7
除了经济制裁，我们就很难辨明，哪些记录在案的例子反映了其他国家曾经针对美国采取“任何”形式的经济手段，目的是影响它的安全政策。相反，我们从中发现，许多这类机会其实是被放弃掉了。例如，尽管美国与法德等欧洲大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争议已经十分激烈，欧洲也没有做出任何行动来改变它们与美国的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性质。8此外，虽然针对伊拉克争端，有欧洲消费者团体曾发起对美国产品的抵制，但这是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行动，何况行动的范围并不广泛且没有产生什么值得注意的结果。9
即使是那些最强硬地拥护把标准自由主义论点应用于当今美国的人，也很难辨别哪些案例体现了其他国家曾经采用经济手段以图改变美国的安全政策。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提升了其他国家以切断军需为工具影响美国安全政策的能力，但即使是他们当中最卖力呼吁关注的人也无法指出一个证明该论点的案例。10当然，对经济手段的观察可能是困难的11，但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即使是把所有经济手段的潜在功效都强调为影响美国的工具的分析人士，也难以指明相关的例证何在。
这一现象与本章提出的核心论点一致：鉴于美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整体重要性，比起美国依赖他国，其他国家普遍在经济上更依赖于美国。本章结构如下所述。首先，我们概述自由主义相互依赖论的基本特征。然后，我们分析它核心的理论观点，那就是经济相互依赖的提升给经济策略的运作提供了更多机会。再后，我们考察数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美国越发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四个关键方面：（1）外贸出口市场的依赖；（2）对内直接投资的依赖；（3）对外直接投资的依赖；（4）金融依赖。我们将揭示，为什么美国在这些方面对全球经济依赖的增强并没有相应增加其他国家制约美国安全政策的手段。
与国际关系学者的典型论述相比，相互依赖水平的提升有可能通过更间接的方式潜在地限制美国的安全政策，因此本章最后部分的讨论会超出国家经济策略本身。具体地说，基于经济相互依赖的约束可能会发生，但这与其他国家选择何种经济手段无关。我们要表明，因为种种理由，不断提升的经济相互依赖非常不可能导致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约束行动，也不可能给国家带来足以让它大大限制美国安全政策的能力变化。
学者们对“经济依赖”概念有多种看法。在某些情况下，对经济相互依赖的理解非常宽泛——基本上是经济全球化的代名词——而问题也很简单，就是全球经济的变化是否会限制国家行为。例如，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在其关于相互依赖的经典论著中就认为，“国际经济交往既扩大又限制了国家根据自己的想法行动的自由。国家被允许更经济地利用有限的资源，自由得以扩大；同时每一个国家都被嵌入到约束的矩阵中，自由便被限制”12。
在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献中，大多数分析家强调“依赖”的重要性；这里的明确焦点在于全球经济如何增强国家间的依赖度。13倡导这一观点的学者对经济相互依赖的概念存在不同看法，有的将其视为成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们称为“双向互动”（dyadic）路径］，有的视为来源于国际经济的单个国家特征［称为“单向国家”（monadic）路径］，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分化。如戴维·鲍德温指出的：“当一个国家被描述为‘依赖’的时候，明显的问题就是，‘是对谁’？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一个国家依赖的对象可能是另一个国家，或者，它甚而可能是一个相当模糊的、由其他一些行为体构成的混合物，例如‘其他国家’‘余下部分的世界’。”14
将经济相互依赖视为单个国家特征的学者强调它如何改变了国家对全球经济普遍依赖的程度。例如，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在他被广泛引用的研究中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在历史上对领先国家的安全行为没有形成重大影响，因为它们只需付出相对少的代价即可保持政策的独立性。15而把相互依赖视为成对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则更多地集中于相互依赖是如何在国家间建立联系，以及打破这些特定联系的代价是何等昂贵。例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他们开创性的分析中强调，“相互依赖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互相之间的依赖。……我们的观点意味着，既然相互依赖的关系限制自主权，那么这一关系就总是包含成本”16。他们断言，相互依赖程度在近几十年内的普遍上升——他们指出这很大一部分是受经济交易增加的驱动——会对国家行为施以约束，包括国家对军事力量的使用。17
如上所述，国际关系学者强调的关于外交政策障碍的理论观点是，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改变了一个国家受经济策略影响的程度。这远不只是一个假设：这是在历史上被一再使用的外交工具，即限制与一个目标国家的经济交流或对交流设定条件，或者以此相要挟。18在贸易方面，政府可以采取如禁止进口、提高关税、关税歧视、撤销最惠国待遇或者实行配额等策略。在资本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寻求影响目标国家，包括冻结其资产，或者是限制资本的输入或输出。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国家可以向本国公司的海外分部施加压力，迫使其自我规制对目标国的投资。在对本国的直接投资方面，国家可以对来自目标国家的跨国公司实行完全没收，或者通过变动税收、折旧计划表、关税税率或其他影响跨国公司收入来源的政策，来达到“部分没收”的目的。19
尽管分析人士认为今天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对安全事务具有深远的意义，但现有文献并无法帮助我们确定它是否实际上限制了美国的安全政策。虽然事实上有大量关于“全球化”的文献，但几乎所有文献的考察都过于宽泛，不足以帮助回答我们手头的问题。虽然这些文献经常讨论美国力量，但对美国安全政策的约束并不是其中的重点。此外，在这些文献中，分析人士通常在一个很宽泛的意义上定义全球化。20多半由于这个原因，除了得出一个泛泛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在某些方面增强了美国力量又在别的方面对它有所削弱外，我们几乎不可能指望从中得到什么。
另一方面，重点更突出、相应也更具关联性的文献，是对国际商业活动如何影响安全行为的大量经验考察。但是，它们的中心放在商业活动如何影响国家间冲突的整体性质上，而没有具体到美国的安全政策。21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文献考察的都是贸易如何影响冲突，尽管贸易在今天的国际商业活动中仅仅占一小部分。
最近，布鲁克斯聚焦于当今全球经济中国际商业的关键驱动力——跨国公司生产的地理分布，他的分析表明，生产的全球化促进了大国之间的稳定。22尽管布鲁克斯的分析仍然着重于安全关系的整体模式而不是特殊的安全政策，其中的部分论述却的确与我们手头的问题相关。如他所表明的，生产的全球化导致所有的国家——而不仅限于大国——都不可能单独进行有效的军工生产，同时又改变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军事工业的结构，因为武力征服的经济收益已经降低。布鲁克斯的结论是，由于武力征服和发展武器的经济收益发生了变化，一个大国在结构上就更难“掌控全局”（run the tables）——也就是说，进行一连串的征服行动，将前一次作为下一次行动的跳板。布鲁克斯强调，尽管美国享有远优于他国的力量，生产的全球化却仍然阻挠了它把控全局的能力。虽然在他的考察中部分内容涉及理解经济全球化是否通过其他方式影响美国的安全政策，他却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个问题上。布鲁克斯的确发现，没有理由认为生产的全球化将改变大国与发展中国家间冲突的模式——这恰好是当今美国安全政策中很大一部分的指向所在——而这似乎是在说明，经济相互依赖水平的上升并不足以构成一种约束。然而，这个问题仍然需要更有深度的探究。
归根结底，这里争论的问题是，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是否形成了对美国安全政策的约束，而现有的文献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杠杆作用。在接下去的四个小节里，我们将考察近几十年里体现美国对经济全球化依赖增强的几个关键方面，以图明确其他国家是否获得了约束美国安全政策的手段。我们将呈现一系列不同的观点，其中一些是具体的并且被学者直接提出过的，余下的则是对一种更为宽泛的理论立场的应用。
如果美国越发依赖一个国家作为其出口市场，那么限制它对这个特定市场的出口准入对它就会是有害的——或许其中的害处会达到让美国考虑改变外交政策的地步，假如改变政策是取消出口限制的必要条件的话。在实践中，这一假设关系意味着什么？关键的问题是，哪些国家是美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以及相应地，这些国家事实上寻求采取这一手段的可能性有多大。
表4.1所示的是美国出口市场中前20位的排名。其中只有对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三国的出口额分别超过了总量的5%。并且从产品内容看，一旦对三国的出口受限，造成的伤害的确会是非常严重的。但是，这些国家有多大可能会限制或者威胁限制美国对它们的出口，将其作为一种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手段呢？鉴于美国经济规模如此庞大，我们并不会惊异于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要远高过美国对它们的依赖程度：如表4.1所示，加拿大和墨西哥超过80%的出口输入美国，日本则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出口被美国吸收。考虑到其中包含的经济成本，那么除非美国试图通过军事征服“掌控全局”，否则就很难理解有任何的美国安全政策会使得内中某国甘冒被美国报复以致失去自己的出口市场的风险。而这些国家与美国之间政治关系的性质，就更是加强了以上预测的说服力。
表4.1 美国出口市场前20位（2005年）
资料来源：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普查数据（www.bea. gov）。
出口总额数据来自国际贸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UNCTAD／WTO›，http://www.intracen.org/applil/TradeCom/TP_EP_CL.aspx?RP＝124&YR＝2005）。
表4.1显示美国的出口相当多样化，这反映了一个现实，即大多数的海外市场与美国生产力的巨量相比实在太小，这意味着这20个美国产品出口市场中的大多数单独考虑起来都不是特别重要。当然，我们不需要分别考虑它们；几个国家同样也可以联合起来限制美国产品的准入。然而，除非加拿大和墨西哥可以被怂恿着参加这样的联盟——那是不可能的——不然众多国家就需要一起行动才能明显地损害美国的经济前景，这样就又会变成我们熟悉的场面：想要协调一致施以经济限制，却受到集体行动的约束。种种经验和理论研究已经表明，哪怕参与国家的数量非常少，要合作实现经济限制也是非常困难的。23
巨大的美国市场对其他国家的重要性也加剧了集体行动的难题：表4.1中除四个实体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出口都超过其总额的7%。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都高于美国对它们的依赖度——如表4.1最后一列数据所示，大多数情况下的确如此。用第五列数据简单减去第二列的数据（美国对被考察国家和地区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百分比）得出最后一列数据，它揭示了在与美国的产品交易中，表里只有三个实体与美国互为重要性接近的出口市场；而其中有一半的国家和地区与美国的市场重要性差异达到或超过了15%。归根结底，这些存在明显差距的国家和地区如果试图限制美国制品进入本国／本地区市场的话，它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害怕美国可能的报复。
总的来说，我们难以相信外国政府会采取或者威胁采取缩减准入美国制品的方式，来达到影响后者安全政策的目的。
对内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都可以产生依赖，潜在地为他国开放了利用经济杠杆约束安全政策的途径。我们将分别考察美国对这两种直接投资的依赖，本节先关注对内直接投资。
许多分析人士强调，通过改变军工生产的动力，更高的对内直接投资水平对安全政策就有了重大意义。如前所述，罗斯克兰斯强调，直到最近，经济相互依赖对领先国家的安全政策都未产生重大影响，因为长期以来它们都可以在不承受高昂代价的情况下保持经济的独立。24在军工生产领域，这一状况在近几十年内有了重大改变。军工的等级规模已经彻底转变了“单干”的生产战略。25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军工产业就转向了高水平的国际化。26在过去的数十年里，美国军工生产的全球化部分在其武器系统中创造了大部分的收益。27然而，通过全球化实现的美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也带有一个重要的潜在消极面：当它越来越依赖于非美国军工企业时，其他国家就可能获得能用于约束美国安全政策的杠杆。
无须奇怪，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出了这样的担忧，认为五角大楼在武器生产方面对外国企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28造就他们这一不安的核心原因是，外国企业越来越多地收购那些身为美国军事工业基石的重要构成元素的高科技企业。西奥多·莫兰（Theodore Moran）表达了一种广泛的忧虑，他警告说：“美国可能会发现它是如此地依赖那些位于美国的外资企业所控制的产品、服务，以及科技，这简直就相当于，当这个国家寻求在全球推进本国利益的政策时，它还必须申请准许。”29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论著中，莫兰提供了一个最为复杂和具有现实经验基础的案例，以认真对待他的这一警告。30
对莫兰而言，这一具体危险是，“外国公司（或者其母国的政府）可以威胁要向它们位于美国的分支发布命令，要求后者对那些美国日益依赖的产品、服务或技术采取拖延、附加条件、敲诈或者最终扣留的措施”31。他强调，单是在1990年到1993年间，外国公司就收购了超过400家美国高科技企业，而这些企业都“属于那些对美国平民和国防需要都最为关键的部门（微电子、航空航天、电信，以及高级材料）”32。
概述了这一普遍的忧虑后，莫兰着重对其进行了具体描述。他指出，在“压倒性多数的例子”中，外国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事实上并不会产生令美国担忧的依赖问题。33而他强调的理由是，外国收购案例中的极大部分都发生在有大量分散供应商的行业内。真正的问题不是外国的所有权，而是“对一小部分外资企业的潜在依赖。如果供应商数量众多且分散在国内外，那么即使供应源落入外国所有者之手，也不会有什么威胁”34。莫兰认为，“如果最大的四家企业（或四个国家）控制的市场份额低于50%”，就并不存在潜在的依赖问题；而与之相比对，“如果它们控制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它们就拥有了协调一致进行拒绝供应、拖延、敲诈或者操纵等行动的潜力”。他强调，绝大部分外国收购案例并没有触及“4—4—50”这个门槛：“产业集中程度还低于由四个企业／国家支撑50%市场的水平。”35
即使在那些相对罕见的情况下，也就是外国企业／国家所有权出现在供应商数量有限且集中的产业领域时，在莫兰的分析中被忽略的一系列叠加因素也会共同发生作用，大大削弱他所强调的“拒绝战略”（denial strategy）的意义。首先，美国经济的规模——以及与之相应的对外国企业的重要性——降低了外国政府寻求这一战略的可能性，同时也降低了当外国政府尝试进行这一政策时跨国公司会事实上予以遵守的可能性。
美国的存在对外国企业是特别有价值的，原因有很多：（1）美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一个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理由，这是符合市场理性的；（2）美国之所以能够高效地创造出外国公司希望利用的创新技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在研发方面的高额支出等于排在它后面的七个国家支出的总和；（3）美国拥有数量最为庞大的技术人员，由此许多外国公司便来投资办厂以招揽人才。由于以上及其他原因，如表4.2所示，外国对美直接投资近几十年来已大幅上升。美国无疑是直接投资的最大目的地：排在它后面的两个目标地——中国和英国——吸引的投资额仅约为美国水平的一半。36
表4.2 外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1980—2005年（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http://stats.unctad.org/FDI/.
由于在美国设点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又鉴于有些行动会威胁到外国企业在美国延续并扩张其商业活动的能力，其母国政府在是否采取这些行动上就会变得非常犹豫。不仅如此，在这些政策被纳入严肃考虑的范畴时，相关的企业无疑就会予以抵制。这里的关键是，如果一个国家尝试对本国企业的在美分公司启动限制，有理由相信美国决策者会对该国公司施以报复。近几十年里美国决策者下决心对他国采取经济制裁的快速程度就为此预想提供了一个参考指标。即使美国政府可能会容忍一个涉及拒绝供应的孤立事件，但任何在大范围内切断供应的行为无疑都会激怒美国决策者。
莫兰所强调的外国政府启动拒绝战略的概率同样会被这个与美国经济规模无关的因素降低：一般情况下的对美直接投资和特殊情况下的高科技直接投资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美国的盟国手中。图4.1显示，有10个国家的对美直接投资存量都等于或超过了总额的2%；而它们加在一起相当于全部对美直接投资的87%。在这10个国家中，只有瑞士和瑞典与美国之间没有正式的同盟关系。
归根到底，最为重要的是，在那些构成国防工业基石重要成分的部门中直接投资额的数额有多大。在这些部门中打头的是计算机／微电子行业——美国政府碰巧收集到了外国公司在该行业内收购水平的详细数据。只有5个国家在该行业的直接投资数额超过10亿美元，它们是：英国、日本、荷兰、加拿大和法国。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如图4.2所示，这五个国家对计算机／微电子行业的投资加起来达到了总额的91%。
资料来源：经济分析局，http://www.bea.gov/bea/di/home/directinv.htm.
图4.1 基于历史成本的外国对美直接投资地位分布，2005年（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经济分析局，http://www.bea.gov/bea/di/home/directinv.htm.
图4.2 基于历史成本的外国对美直接投资地位分布（计算机／微电子行业，2005年；单位：百万美元）
表4.3的数据反映了相同性质的内涵，表明从1990年以来，对美国关键军工部门企业的收购总数一直在下滑。更具体地说，收购企业总数涉及以下部门：（1）国防相关；（2）高级材料；（3）激光；（4）核；（5）推进系统；（6）卫星；（7）微电子技术，包括半导体，超导体，印刷电路板，过程控制系统，精密／检测设备，还有搜索、探测与导航系统；（8）电信，包括电信装备、电话互连设备、通信系统、移动通信、卫星通信，还有微波通信。和计算机部门的收购情况一样，这些数据表明了对美国国防工业支柱行业的大规模收购大部分集中在美国亲密盟友的手中。尤其是，根据表4.3，1990年到2005年间只有三个国家收购的美国军工企业数量超过100家，它们是：加拿大（220家）、英国（174家）和日本（115家）。这一时期辨明的被收购企业共有993家，单是以上三国加起来所占比例就略高于总数的一半。而同一时期只有6个国家和地区的收购数量超过了25家，且它们中除瑞士外都与美国有着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关系。37
表4.3 1990—2005年各国／地区收购美国军工企业数目
资料来源：SDC Platinum Data—Thomson Financial Database.
总的来说，即使莫兰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的确存在着外国政府寻求把相关的对美国防直接投资作为杠杆的可能性，美国境内一大批外国所有的公司会受这种依赖性影响的概率——他对此有突出强调——也是极低的。38
因此，说美国会受制于他国利用直接投资杠杆的企图，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而鉴于在莫兰的分析中被忽略的两个原因，美国的安全政策同样也不可能遭受任何有意义的限制，即使外国政府的确试图通过他所假定的方式来利用直接投资杠杆。
莫兰观点所依赖的假设是，对于那些可能被切断供应的国防相关输入品，美国无法保证充分的获取途径。当然，美国可以选择承诺向这些外资企业支付较高的溢价，以换取它们位于美国的工厂继续提供美国所需的国防相关输入品，这相当有可能诱使它们合作。而更重要的是，供应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莫兰的分析中一个关键的疏漏是：他提出的“4—4—50”法则是基于对“当前”而不是“潜在”供应的评估。39但是，市场的本质是灵活性；当市场机会出现时，企业就会参与其中。并且，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其大大扩展了可能的供应商范围：近几十年内，随着全球市场的扩展，不仅潜在供应商数量大幅增加，找到供应商和与之建立联系的难度也同时下降。重点是，如果一个重要的供应渠道被破坏，其他企业可以成为新的生产者，此外还要加上那些当前就在从事生产的企业。40
1992年7月，一场爆炸摧毁了住友化学公司位于日本新居滨的环氧树脂厂。这个生动的例子展现了供应集中情况下的极端后果，因此它也就接近莫兰视野中的“最坏的情况”：这家工厂生产的环氧树脂占全世界供应量的65%，该材料被用于半导体芯片的生产。这个例子显示，由于在其他国家存在替代的供应商——在新居滨工厂发生爆炸时，这些供应商中有许多生产量很少，甚至根本不生产环氧树脂——它们的能力足以填补供应的缺口，半导体企业得以成功地免于事故的冲击。41
第二个考虑是，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同样也投入力量，资助开发新的供应源头，以取代那些拒绝向美国供货的外资企业的输入产品。如果有足够的政府援助，美国企业就可能设法调整生产，以替代从国外公司输入的特定国防相关产品。并且，尽管换掉所有的非美企供应商的成本巨大且可能无法承受，但是似乎也没有必要去实行完全替换的战略。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遭遇到被大范围切断供应链的时候，国家才有可能要去克服协调难题：说到底，难以相信那些美国国内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会有机会和意愿联合起来寻求拒绝美国获取它所必需的供给。42
总的来说，莫兰在这点上是正确的，即收购关乎国防工业基础的美国公司给外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尝试利用此状况的潜在途径，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可以构成对美国安全政策的实质威胁。考虑到莫兰也愿意承认这个判断适用于对美直接投资的极大部分，他提出的这一担忧也就不是一个问题。他不承认的观点是，因为美国在经济上对外国企业是如此重要，所以外国政府把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当作约束杠杆的可能性也就非常之小。此外，即使其他国家尝试运用这个策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国政府的立场同样是要采取行动，以求有效地与负面影响绝缘。
虽然莫兰强调了对把收购美国军工企业当作主要策略的担忧，但美国的武器生产同样也通过外包、企业联盟等国际生产联系，从而高度依赖于来自不设在美国本土的外国公司的输入。43不过，前文简述的基本逻辑同样可以应用于考察这后一种依赖形式。美国的国际生产联系被大规模切断的可能性非常小，很大部分是因为美国经济和企业对外国公司的高度重要性，更具体地说，就是它们在美国境内进行直接投资所达到的程度。此外，同样由于前文强调的原因，有限的国际供应中断的潜在影响被压缩到最小：长期以来，美国基本上无需担忧，这大部分是因为供应来源是动态而非静态的，也因为美国政府有能力促进替代供应源的出现。44
近几十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变为美国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一个接受大量美国直接投资的国家都可以威胁到这些资产，将之作为影响美国安全政策的手段。这就如同我们上节分析的问题的一个镜像（上节涉及的担忧是外国政府寻求通过改变该国公司设在美国的分支机构的行为，达到影响美国安全政策的目的）。与上节的问题相比，认为外国政府可能会针对其境内美国跨国企业的想法，至少在一个方面，是一个相对更具迷惑性的忧虑：外国政府有权直接采取损害美国跨国企业的行动，而上节讨论的供应来源的灵活性只有在美国境内的跨国公司实际上遵循母国政府指令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依据下结论说，外国政府针对美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股份的威胁会阻碍美国的安全政策。有若干原因可以支持我们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因与美国的经济规模直接相关。
一个原因是，其他国家普遍高度依赖美国市场。表4.4显示了排名前25位的美国跨国公司投资目的地（只有这些国家和地区拥有至少100亿美元的美国直接投资存量）。如该表第三列所示，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投向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国家和地区：这25个实体中除6个国家和地区外，对美出口额都至少占到本国或本地区出口总额的7%。由于普遍对美大量出口，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就不大愿意威胁美国的直接投资，因为它们不希望危及自己与美国的总体经济关系。
表4.4 2005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基于历史成本，http://www.bea.gov/bea/di/home/directinv.htm）；
外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来自UNCTAD（基于当时汇率，http://stats.unctad.org/FDI/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
外国进口总额来自国际贸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UNCTAD／WTO›，http://www.intracen.org/applil/TradeCom/TP_EP_CL.aspx?RP＝124&YR＝2005）。
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已经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基地。表4.4最后一栏表明，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的大多数而言，外来直接投资总额中超过十分之一都来自美国。重要的是，表4.4中排名前9位的国家和地区——加起来拥有美国对外投资的61%——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总额也很巨大：九国中除两国外，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都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5%或以上（两个例外是德国和英国，分别占23%和19%）。任何一个在美国有着大量直接投资的国家都不情愿采取威胁美国跨国公司股份的行动，因为这样做会招致对自身有害的报复。
此外，一个更为普遍的观点是，如果一个国家要采取针对美国跨国企业的歧视行动，这很可能损害其在未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机会。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在过去数十年中，因无法招揽跨国公司而产生的机会成本已经大大增加。45跨国公司不喜欢政策的不确定性：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政府的承诺的长期稳定性非常敏感，以求抑制会给跨国公司带来负面影响的重大政治或经济政策变动。46
因此，我们就没有任何依据可以下结论说，其他国家会通过威胁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法来改变美国的安全政策。这种事情不仅极不可能发生，美国同样还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它的负面影响绝缘。一方面，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地理上相当分散：如表4.4所示，英国、加拿大、荷兰和澳大利亚是仅有的拥有5%或以上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因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是如此分散，如果真的出现了对美国跨国公司股份的威胁，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既有投资就有可能弥补其损失。此外，当今全球经济中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极高，这意味着如果一个特定的投资地点变得难以维持，跨国公司往往还有很多可选的替代目的地。47只有当涉及资源集中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时，美国公司才可能难以实现投资地点的转换，因为许多原材料只存在于相对有限的国家里。不过，资源集中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额目前只占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7.3%。48
最后一个依赖问题是关于国际金融的。近年来，美国金融依赖的一个方面受到关注：美国证券的外资持有比例在逐渐增长。如前所述，外国人持有的美国长期证券（包括股票、公司债，以及美国国债）在总量中所占比例在过去30年内增加了两倍还不止，从1974年的4.8%升至2005年的16.7%。表4.5显示，1998年到2006年间，证券外资持有比例的增长涵盖所有资产类别，当前持有国债的比例又特别高。49表4.6展示的则是按国家（地区）和资产类别分布的持有数额。
表4.5 按资产类型分布的外资持有美国长期证券的价值和总量比（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Report on Foreign Portfolio Holdings of U.S.Securiti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May 2007，5.
表4.6 按国家（地区）和证券类型分布的外资持有美国证券的价值（单位：百万美元）
a 政府部门的资产担保债券主要由住房抵押担保；公司资产担保债券的担保资产种类则较为广泛，包括汽车贷款、可被接受的信用卡、住房与商业房产抵押，以及助学贷款等等。
b 包括香港和澳门。
c 巴林、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资料来源：Report on Foreign Portfolio Holdings of U.S.Securiti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May 2007.
那些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会利用这一杠杆改变美国的安全政策吗？出于四个原因，这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威胁。首先，这些国家积累美国国债明显是为了具体的经济理由，而既非因为在政治上倾向于美国，也不是为了把它作为向美国安全政策施压的筹码。近年来，中国和日本是两个最重要的美国国债买家。这段时期内日本的购买行为大部分是出于阻止日元升值的强烈愿望，因为日元升值不利于其出口。同样，干预汇率也是中国行为背后的驱动力：1994年到2005年间，中国维持着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它的中央银行需要强力介入阻止人民币升值。即使在其后的新汇率政策下，中国仍然需要进行持续干预，以阻止人民币币值升幅过大或升速过快。除此之外，长久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相信保有大量的美元储备有利于他们应对潜在的全球金融动荡的威胁。50
诚然，因为其他原因而购入的债券还是可能会被用作影响美国安全政策的杠杆。但是这也引出了这个杠杆何以很难被使用的另一个原因：任何尝试实践这一潜在杠杆的行为都需要承担实质性的经济成本和风险。关键点是，即使美国不采取任何形式的报复措施，中国和日本也会变得更难以追求其现有的经济政策。51除此之外，其他国家出售美元资产的行为也“会导致那些资产的资本损失……就像它们把美元换成其他货币时会导致汇率损失一样”52。
当然，仅仅是说明抛售美国国债所带来的实质经济成本和风险，并不意味着外国政府就必然不愿意承受它们。这就引出了为什么利用金融杠杆的行为极不可能发生的第三个原因：对美国国债的主要外国持有者而言，政治动机同样是否决这一行为的强力因素。这个因素在日本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它与美国缔结了非常紧密的政治和安全关系，而作为美国的头号债主，它一个国家就持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美国国债。作为另一个主要的国债持有者，中国与美国之间却并没有近似的亲密外交关系。但是很明显，中国的领导层需要缩小本国与最发达国家间的经济鸿沟，并把对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参与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53中国领导人同样清晰地认识到美国是全球化的主导者——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因此寻求会点燃美国怒火的挑衅性政策是极其危险的：这样做将很有可能破坏中国利用经济全球化来推动其经济崛起的能力。54只要中国在向发达国家地位攀爬的道路上继续重度依赖外国技术以及出口导向的增长，它就有强力的动机去避免冒险，防止招来美国任何形式的经济报复。
最后，抛售美国国债似乎对中国也没有什么优厚的潜在战略利益。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份额已经达到一个可观的水平，如果在同一时间被一起抛售出去，便可以在短期内对美国的经济带来相当沉重的负面影响。但这只能产生一次性打击的效果，一下子就用光了所有的潜在杠杆。而我们则有很多理由相信在未来数年内美国可以利用海外储蓄为其现行汇率服务。55这意味着，即使中国真的利用它的金融杠杆，且出现中日协同抛售美国国债以图改变美国外交政策这种极端不可能的情况，美国也不过在短时期内可能面临稍高的利率。从中长期看，美国政府有能力继续负担其债务，甚至可能还不需要为此提供一个实质性的高利率。
这并不是表明美国决策者不应该关心这个国家债务的普遍增长，或者外债这一特定成分的迅速上升。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些趋势都非常令人不安。56确切地说，这里的重点是，没有理由足以让我们下结论说美国外债的增长为其他国家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杠杆，使它们可以利用该杠杆影响美国的安全政策。
同样，另一个潜在的金融依赖机制也被一些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对美国的安全政策构成了现实威胁。罗伯特·佩普坚持认为，“通过用欧元购买石油，欧洲可以挑战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这将会实质性地降低美元需求，把美元在世界储备中的份额压缩到美国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的水平，并因此大幅地消除美国的铸币权收益。这将是痛苦的”57。佩普的观点看上去中肯且可怕，因为事实上确实有一些领导人——特别是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和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曾公开鼓吹全球石油市场结构向欧元定价的普遍转向。58
实际上，佩普想象的场景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并无什么理由认为与政策有关的未来石油价格会转向欧元定价。在这点上，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总体立场是最为关键的。59多年来，“石油输出国组织多次表明它会继续坚持只以美元定价的石油销售”60。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转向非美元石油定价的整体厌恶是基于具体的经济因素。61如果石油定价在捆绑多种货币时不存在价格下降趋势的话，美元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各种经济好处就会变得不那么重要。但是，考虑到交易的成本，将石油价格绑定在美元一家身上就有大量的好处。62由于存在着以上以及其他的一些理由，“石油输出国组织不可能采取或者甚至只是尝试把石油市场转向欧元定价的举措”63。
更重要的是，即使事实上发生了向以欧元定价石油的转向，对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而言，石油美元定价实践的贡献也是微不足道的。全球贸易流量——其中石油明显只是一个构成部分——在全球金融流量中占很小一部分：当前外汇交易市场上的日均周转量是3.2万亿美元，而全球一年出口的价值只有不到12万亿美元。64重要的是，在对美元储备货币地位有核心贡献的许多因素背后都有着路径依赖的砝码。美元的储备货币角色与美国长期以来作为体系内最大军事和经济强权的地位密切相关65，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同样也是美国金融市场的惊人深度及发达属性的产物：
当金融资产市场拥有足够的深度、流动性和稳定性时，国家，或者更具体地说，国家中的城市就成为金融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一旦确定，就会倾向于自我维持。当一个国家吸引的相关证券交易成功达到一个临界数量，其他的投资者就会带来他们的生意，以求利用市场的流动性和深度优势。责任是一种优势，而美国就是居于领导地位的负责任的金融中心。66
此外，“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也让使用美元变得非常有吸引力：美元已经长期被广泛持有（大约三分之二被持有的外汇储备是美元）和使用67，并且“一种货币越是被频繁地用于交易，利用这种货币的成本就越低，由此，用它来进行国际汇兑就更具有吸引力”68。
简而言之，历史起到了紧要作用：“货币内在特征的重要性小于路径依赖的历史平衡。这里存在一种使用过去一直被用作国际通货的货币的惯性倾向。”69路径依赖的意义解释了为什么上一轮储备货币的转变（从英镑到美元）历经数十年才有结果，而且只发生在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混乱之后：
到1919年，美国已在整体生产能力、总计贸易流量和净国际债权方面超越了英国。经济学家主张，除了相对经济力量的增长外，1913年12月联邦储备系统的创建，以及随之而来的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发展，为美元崛起为主要国际货币提供了另一个强劲动力。然而，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及其导致的对欧洲经济的破坏之后，由于英国经济自身的管理不善，美国才得以担起世界储备货币的角色，也就打破了事实上的英镑本位。70
归根结底，就如陈庚辛（Menzie Chinn）和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强调的，“在任何看上去合理的场景下，美元都会在未来许多年内保持对欧元和其他潜在挑战者的遥遥领先地位”71。
到目前为止，我们考察了基于经济相互依赖的约束的主要观点，涉及讨论全球贸易、金融和生产方面的变化如何让国家更依赖他国，并由此影响到经济策略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但是，经济的相互依赖对美国的安全政策的潜在约束是在更间接的意义上发生的，也就是说，约束的出现与其他国家选择采取何种经济政策并无关系。如前所述，一些学者确实把经济依赖的概念定得非常宽泛，在此基础上询问它是否约束了美国的安全政策就完全等于在询问“全球经济有否约束美国的安全政策”。据此，我们将在本节中越出经济策略的视野，考察一系列能够在经济全球化中潜在地约束美国安全政策的额外机制。
全球经济可以通过三条路径影响国家间安全关系：通过改变动机、能力和行为体的性质。72前文考察过的关于经济策略的观点把中心放在动机的重要性上，于是本节将考察另外两条路径。我们首先分析经济全球化是否可以通过改变能力来限制美国的安全政策——“能力”具体是指军事力量和武器能力的长期基础。随后，我们会考察经济全球化是否可能导致非国家行为体对美国的安全政策施加约束。
全球经济能够促使限制美国安全政策的能力发生变化吗？在最一般性的层面上，经济全球化或许能够腐蚀单极的基础。这里的具体问题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是否可以允许中国迅速赶上美国并由此产生全球力量的转移。73在一些观察家看来，现状似乎使人联想到罗伯特·吉尔平在30多年前描绘的场景：一个自由主义的霸主通过赞助在程度上更有利于其大国竞争对手的全球经济活动，承担了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代价。74吉尔平正是这样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他主张当时经济全球化正是在助力其他大国的同时，削弱了美国的经济能力。他特别强调，当时美国相当大的对外直接投资量与少得可怜的对内投资量相结合，便会加速力量的转移。
尽管中国的经济成长的确受助于它对全球经济的参与，但这一情况却从根本上偏离了吉尔平的描述。一则，他强调的特定直接投资机制在今天并不适用。当吉尔平在1975年写作时，美国的“对外投资是对内投资的4.5倍”。与之相比较，近年美国的直接投资率虽有所波动，但基本保持了“对外与对内（直接投资）之间的完美平衡”75。
当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受助于内部直接投资，其程度可能大大高于美国。但是反之当我们关注经济全球化的其他方面时也是同样如此：美国在很多重要方面大大受益于全球化，但中国在这些方面却没有受益或者程度极其有限。重要的是，在相当大程度上，美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取的这些优势里，许多都是由它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不管是就经济规模而言，还是就它作为金融体系“负责任”的领导者的地位而言。尤其是，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功能，以及美元作为国际投资组合选择的优先目标的地位。由于拥有如此大范围内的可利用机遇，美国经济对高科技工作者的吸引力也长期远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与之相对，人民币还不能够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仅仅要使它可以自由兑汇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且在近期内是不可能的。76同样，在作为吸引国际投资和新兴移动科技人才的优先目的地方面，中国在近期内也不会对美国构成竞争，无论采取何种方法。最后，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跨国公司一直站在与其他外国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加强创新的前沿，并且这些跨国公司还主导了其产品在全球的地理分布，以从中获得区位优势。与之相对，在未来数年里，中国至多只能从采取新奇的全球战略的本国跨国公司中收获小小的利益，鉴于其本国企业缺乏规模和经验，还不足以追求类似的美国路线。77
对于中国近几十年内的崛起，全球化的贡献同样不应被夸大。相比吉尔平讨论的“工业化大国挑战者”，中国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在近年里极度快速的成长更多归功于与经济全球化无关的因素。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中国经济上升的速度同样可以溯源到这样的事实，即中国的领导人进行了关键的体制改革——涉及土地和基本财产权利，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改革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核心作用，以及，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在一个极度低下的初始位置上起步的。总的来说，通过基础性的国内改革和全球化，中国能够开发其“后发优势”。
最后，即使中国能从强化的全球经济相互依赖中比美国获益更多，但是在未来数十年发生力量转移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存在的，这恰恰是因为当前美国在体系中占有着支配性的力量地位。吉尔平讨论的挑战者是在发展程度上与霸权有可比性的发达经济大国。在那样的国家中，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对国家实力的表现，其效果远好于将该指标用于一个拥有庞大却相对贫困人口的崛起中国家。如第二章所证明的，当前美国与中国间的实力鸿沟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军事能力方面：包括全球化在内的任何一个因素都无法在近期内消除差距。
在中短期内，有一种更现实的途径可以让经济全球化导致约束美国安全政策的能力发生转变，那就是推进“均化效应”（leveling effect）——就是说，允许其他国家获得削弱美国巨大军事优势的新军事技术。在常规军事武器方面，许多分析家主张经济全球化将会“导致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军事技术优势的逐步侵蚀”78。从这一观点来看，经济全球化对美国总体能力和军事能力的影响表现在不同的方向上：全球化通过促进经济成长提升了美国力量的总体水平，但同时它削弱了美国在武器方面的具体优势，足以约束美国的安全政策。
均化效应发生的途径有两种。其一，其他国家可以购买与美国军队的实战装备匹敌的武器系统。然而，该战略的效力被三个交叉因素大大削弱。首先，单极体系出现的一个副产品是，全球武器市场以远高于以往的程度集中在美国手里。在1990年至2005年间，美国的武器转让量相当于全球总量的42%（表4.7）。79冷战结束后北约武器销售总体重要性的上升也颇能反映上述集中性趋势：1989年北约武器出口占全球总量的48%，到1999年这一数字上升至86.3%。80
表4.7 武器转让总量（1990—2005年；趋势指数值）
注：趋势指数值（Trend Indicator Values）代表武器转移成交量，而并非转移的商品的金融价值。对这一测量值的完整描述见：http://www.sipri.org/contents/armstrad/output_types_TIV.html。
资料来源：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由于全球武器市场高度集中在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手中，无论欧洲大国与美国在何时同时限制武器销售——这一情况在当前关系到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和伊朗——要进口足以与美国军队竞争的武器都会变得非常困难。当然，诸国还有一个可以转投的非北约武器供应商：俄罗斯。然而，俄罗斯的武器工业是苏联军工复合体的遗产；鉴于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微薄的军事研发预算，它的许多武器系统不再能与美军装备平分秋色，能保持竞争力的产品在未来的岁月里会越来越少。
当欧洲国家和美国频繁在武器销售上相互协调且可能持续如此的时候，这一协调关系也存在着在特殊情况下破裂的可能性。但是，即使一些甚至是所有欧洲国家都决定不再限制对特定国家的武器出口，我们却仍然会发现，要获得能与美军竞争的系统还是极度困难的，假使并非完全不可能的话。今天单极体系的另一个表现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武器系统的技术差距的巨大程度。即使欧洲国家确实拥有可与美军装备相竞争的待售武器，美国在有效利用武器系统的能力方面也仍然具有巨大优势，这大部分是因为美国的战场情报收集、处理和分配能力遥遥领先。在这方面美国能够独步江湖，要归功于它在军事训练和指挥信息系统（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控和侦察）能力上的高昂投资。
以上及其他一些因素对通过购买武器系统来缩小与美国军力差距的战略施加了明显的限制。81无须奇怪，对于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为何能侵蚀美国的武器优势，分析人士和决策者通常强调一个不同的原因：“发展复杂武器所必需的技术和资源在全球化环境下更容易买到。”82经济全球化确实增加了世界诸国获取国防生产所需技术和资源的途径，但是，我们也没有依据下结论说这会削弱美国当前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
仅仅是有获取组件和技术的途径还不足以让其他国家生产出在战场上与美国相竞争的武器。要生产出有用的武器系统，组件和技术必须与丰富的生产经验、设计技巧，以及系统整合的整体知识实现联姻——其他国家在这些领域都远远落后于美国。83美国能拥有更多的这类无形产品资源，大部分是因为其经济中有着广袤的空间，赋予它发展这些资源的更卓越的能力。84美国的经济规模同样重要，因为它带来了可供利用的巨量的军事研发和生产的相关知识，使得美国的武器生产能够更轻松地实现规模经济效应。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规模之所以能赋予武器生产以巨大优势，并不仅是依靠它本身，还依靠它与经济全球化结合的共同作用。85从对军事生产全球化的追求中能累积多少收益是由一个国家的军事科技目标有多高来决定的：武器越是先进，对各式各样大部件、小组件和技术的需求就越强烈。相应地，军事技术的目标有多高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规模的反映。最后，即使其他国家真的有可能利用全球化生产出能与美国装备竞争的武器系统，在实际战场效果上仍然会存在巨大的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美国在获取和处理战场情报方面遥遥领先。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呢？86尽管不可否认生产这样的武器大大增强了其他国家遏制美国的能力，但从当前情况看，其他国家的这一能力并不是经济全球化赋予的。朝鲜证明了这一点：它是这个世界上经济最为孤立的国家之一，但是它却长期进行着一个成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朝鲜案例不仅说明国家不需要参与经济全球化也能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表明了即使不涉及经济全球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还是会存在。闭关锁国的朝鲜的核计划得以启动是因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得到了来自另一个封闭国家的援助，那就是苏联。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朝鲜核武器计划的关键援助则来自卡迪尔·汗，后者毫无疑问地愿意并且能够采取秘密行动帮助朝鲜，哪怕当时全球经济体系已经形成。87
朝鲜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排除经济全球化并不会终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问题，甚至都不会显著地降低其恶化速度。直观的原因就是，在扩散的方式上，关键的助力不是来自私人企业，而是来自外国政府、个人，以及非商业团体（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尽管生产化学武器所需的许多原料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军民两用——因此大多也就由私人企业掌握——但生物武器和核武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尤其是核武器。并且，是后两种武器，而非前一种，才真正担得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称谓。88
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的确潜在地推快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的进程。然而，关于这一点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内在于经济全球化本身的，而是发达国家政府出口管理的政策框架。89如果政府担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它们其实拥有潜力来降低经济全球化为这类行动——特别是涉及核武器的行动——提供方便的程度。
让我们想一下伊拉克案例。在20世纪80年代，几十家西方公司向伊拉克出口对其核计划有用的物品，这些公司的母国政府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阻止它们。例如，“1982年到1989年间，西德公司提供了价值约10亿马克、有着潜在军事用途的商品，为此德国政府有意识地没有坚守技术禁运规则”90。虽然如此，但现在已经明确了，20世纪90年代对伊拉克执行的贸易禁运运转得极其良好，阻止了这个国家的核计划。这并不是说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相关的贸易禁运机制易于建立并且万无一失；我们从伊拉克案例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未来的日子里，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的程度可以显著地受到决策者特定行为的影响。不过这样一来，经济相互依赖的确看上去是一个对美国安全政策的弱效有条件约束：如果不实施恰当的出口管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难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恶化。
经济全球化同样可以干扰国家寻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决定。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hafi）之所以决定放弃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大部分是为了终结美国和联合国的制裁，这些行动减少了利比亚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公司那里获取石油开采技术的途径。91这并不意味着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其他寻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朝鲜和伊朗——会追随利比亚的脚步。经济全球化明显只是影响所有国家安全政策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据说，用放宽全球经济准入来施以诱惑，是美国及其盟友在伊朗和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谈判中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杠杆之一。更普遍的观点是，当经济全球化达到从根本上影响伊朗和朝鲜偏好的程度，它就会削弱而不是增长这两个国家挑战美国的动力。
同样不应该被忘记的是，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在增强美国对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能力。这一基本点常常被分析家和决策者忽视：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趋势中，他们只强调那些下落的状况，而非上升的状况。不过，许多用以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工具一定程度上也是全球化的产物。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现实就是经济全球化对美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92
最后一个需要纳入考虑的问题是，经济相互依赖水平的提升会否导致限制美国安全政策的行为体的性质发生变化，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都与此潜在相关。尽管经济全球化理论上可以增加国家行为体对美国施加安全挑战的积极性，但这一观点并未获得学者青睐。相反，所有迹象都表明两者关系实际呈现相反的态势：学者们明确发现有许多的例子证明经济全球化降低了国家行为体挑战美国的积极性（前文讨论的中国和利比亚就是这样的例子）。93这里可以得到的基本教训就是，国家行为体当前普遍追求国际经济开放94，而对抗美国可能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
更令人迷惑的是，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升能否导致非国家行为体对美国的约束。在这方面，需要讨论两个关键的非国家行为体：私人企业／投资者，恐怖分子。
我们首先考察前者，分析经济全球化的三个因素——贸易，金融和生产——以及它们与美国安全政策的潜在联系。关于贸易，受市场压力支配的公司不可能为了推进政治目标或者其他一些理由，就选择自我规制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因为美国市场是如此之大，贡献了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消费量——无论私人消费者还是企业。
在美直接投资的情况也非常相似。如前所述，从企业竞争力的角度考虑，在美国拥有一席之地对外国企业而言于当前特别有价值。美国作为外国企业投资目的地的种种诱惑——包括市场规模、高水平的研发支出，以及创新率——都不会因应对美国安全政策而产生实质性改变。
只有金融投资者的行为提供了一个与美国安全政策还算稍稍合理的潜在联系。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他被广泛讨论的说明中断言，采取进攻态势的国家会受到国际投资者的惩罚：“国家只有在电子游牧族(1)那里才会碰到重大阻碍。……这些游牧族不仅不会资助国家的地区战争，……事实上他们还会通过撤走今天世界上唯一重要的成长资本来源，惩罚一个与邻国发生战争的国家。就这点而言，国家要么践行对游牧族有吸引力的行为，要么无视游牧族并为此买单，除此之外别无选择。”95许多杰出的学者也强调过这一提法的基本观点，如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就指出：
金融全球化将创造一种新因素，抑制国家进行引发军事危机和战争的冒险，以此影响国际体系中发生战争的整体可能性。因为当前所有国家都感激“国际金融共同体”的恩惠，后者简直就是“金融全球化”力量——数以千计的个体代理人为了对各种纸面资产的未来价值和魅力度作出最合理猜测而采取的集体行为的后果——的另一种措辞。96
虽然科什纳坚持认为金融全球化提高了所有国家引发国际冲突的“成本和机会成本”，但他的分析中隐含了一个重点，那就是恰好因为美国在体系中占有的地位，它绝对是受这一机制影响最小的国家。具体来说，他强调由于多个结构性原因，美国对国际资本流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些原因包括美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和金融市场规模。97最后，他下结论说：“尽管事实上就算经济规模巨大如美国，也要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时兴起（whim），但鉴于其资本市场的惊人深度、强大的金融机构，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里的巨大影响力，全球化的金融增强了美国之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相对力量。”98
经济全球化与恐怖分子的积极性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许多分析人士设想的是，当代反美主义至少是部分地受到“让全球化摆脱美国化并不总是轻松或者理所当然的”这一事实的驱动，更具体地说，是由于美国从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相互依赖中大大获益。99并且，明确地说，反美主义存在于个人而非国家当中，这是分析人士研究全球化与反美主义的关系时在根本上最担忧的东西。
许多学者的确主张经济全球化可以提升恐怖分子攻击美国的积极性。例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就强调，在今天，对“那些最受剥夺和压迫的人们”而言，“把自己的命运与那些自由和宽裕的人们相比较”是可能的，这样一来，恐怖主义的燃烧就部分地受到“反抗不公正的经济全球化”思路的影响，“当前程度的全球化使一些人致富，同时却彻底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方式，那些既穷困且生活方式被连根拔起的人们可能在恐怖主义中寻求报复和自尊”100。
经济全球化有可能确实在某种最小程度上增强了恐怖主义的动机。然而，我们没有依据下结论说，在造成严重的反美恐怖主义威胁的因素中，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起到了主要的——或者说重要的——作用。尽管经济全球化在近几十年内的加速适逢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上升，但要从两者联系中推出因果关系则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没有证据表明经济考虑本身构成了恐怖分子的动力。101相反，似乎政治上的不满才是核心驱动力。102皮尤中心（Pew）最近的一份意见领袖调查更具体地关注了经济全球化本身，为了解它和恐怖主义的成因之间是否存在强有力的联系提供了一个现有最好的简要描述。103这一研究发现，当被问到经济全球化是否恐怖主义的成因时，遍布全球的受访者“认为它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小的因素”104。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79%的受访者认为全球化称不上是恐怖主义的成因或者仅起到点小作用。105这个调查结果呼应了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事实上与经济全球化高度隔绝。106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美国在恐怖主义面前的脆弱性——最显著的表现是向其提供了更多的袭击目标、使边界监控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并方便了恐怖组织之间的资金转移。然而，即使不涉及经济全球化，袭击目标、边界监控和追踪恐怖分子资金的难题还是会非常显著。107况且美国其实能够采取一些补偿策略，可以减轻与全球化相关的许多特定脆弱性108，关键问题只是美国在这方面的决策者普遍缺乏追求这些补偿策略的意愿。109这样，经济相互依赖就确实构成了对美国安全政策的一个弱效有条件约束：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政策来削弱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脆弱性，恐怖主义的威胁就会增强。既然决策者很少致力于实施这些补偿策略的努力，那就难以评估这些策略的代价，也就难以了解这一约束的意义有多大了。
在评估恐怖主义与经济相互依赖之间的联系时，同样很重要、需要铭记于心的是，经济全球化使得恐怖主义威胁可能通过种种途径被削弱。110这方面，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两个关键好处，都与前一节强调的问题有关。首先，就像许多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有效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化的产物一样，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也是如此。一个显著例子是疫苗——对付生物恐怖主义威胁的关键资源：
近年来，为维持疫苗的高更新率而寻找共同开发伙伴的需求迅速提升。……国际生物技术企业当前在美国的生物防卫疫苗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认定的前6个A级生物威胁媒介（炭疽病毒、肉毒杆菌毒素、瘟疫、天花、兔热病，以及埃博拉等病毒性出血热）中，除了肉毒杆菌外，所有的疫苗都被国际生物技术企业合作研发了出来。111
其次，让我们再次回忆起美国作为经济和政治全球化关键行为体的地位，大多数国家又寻求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利。因此，美国通常拥有重要的潜在杠杆去鼓励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对抗在它们境内或者邻国的恐怖组织。想想巴基斯坦吧，它现在可说得上是全球反恐战场上最重要的“前线”国家了。经济全球化赋予了布什政府驱使巴基斯坦在反恐战争中发挥作用的强化杠杆，这一点在“9·11”事件后的讨论中有清晰的显现。在2001年9月与美国的磋商中，穆沙拉夫总统提出了4点关键要求：（1）给巴基斯坦纺织业——它构成了这个国家出口总量的大约60%——开放更多的美国市场；（2）削减巴基斯坦的庞大外债——它等于巴基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47.5%，而偿债支付占去了这个国家出口额的35%；（3）增加开发援助贷款；（4）取消1998年巴基斯坦核试验之后施加在它身上的经济制裁。在2001年10月的一次磋商会议后，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告诉巴基斯坦领导人：“将军，我确实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就两个词：‘债务，救济。’不用再说了。”112作为对穆沙拉夫要求的回应，布什政府及时撤销了1998年核试验引起的制裁，并着手准备立即注入6 000万美元的开发援助。2001年10月下旬，美国政府宣布将重新安排巴基斯坦对美国的30亿美元债务，同时督促它的盟友们也这样做。至少在短期内，布什政府的经济鼓励有助于促进巴基斯坦的合作，并由此创造了一个不利于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境内和邻国阿富汗活动的环境。
除了巴基斯坦，经济全球化赋予美国决策者的杠杆还影响了许多其他国家，帮助推进美国的反恐战略。归根到底，关键的问题是美国会否利用经济全球化来促成其在反恐战争中的利益最大化。不幸的是，这方面有不少令人气馁的迹象；在能否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潜力发展对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方面，情况也是如此113；这在利用全球化的相关杠杆影响他国反恐政策上也不例外114。不过，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确拥有显著的潜力去利用经济全球化，以促进自身的反恐战略。如果结合以下事实，即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升并不是恐怖主义行动的重要动力，这就意味着对反恐战争中的美国而言，全球化反而会成为一种净收益。
很明显，美国近年对经济全球化的依赖程度大大高于以往。同样，也有材料可以支撑这个一般性的自由主义命题，即经济相互依赖水平的提升将给国家的安全政策行为带来更多约束。但是，本章则表明了，关于源自经济相互依赖的约束的自由主义主导性论点并不适用于美国的安全政策，关键的原因是世界舞台上的美国经济是如此成功。如我们所揭示的，虽然美国在军工生产方面越来越多地依赖非美国公司，也在整体上越来越依赖于与那些拥有巨大出口市场、金融资本供应者和直接投资地的国家维持联系，但这些元素并没有转化成其他国家约束美国安全政策的强力杠杆，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对其他国家和外国公司的福利极为重要。(www.xing528.com)
当国际关系学者普遍聚焦于经济相互依赖的提升是如何增加经济策略影响的时候，经济全球化也可以在其他一些更加间接的方面，通过转变能力和行为体的偏好，潜在地约束美国安全政策。但是，我们的分析同样表明，因为种种原因，经济相互依赖的提升不可能导致限制美国安全政策的能力和偏好改变。虽然也有依据可以下结论说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生成少量这种类型的限制，以约束美国的安全政策，但它们实质上是有条件的：如果美国实施了恰当的政策，这些限制的作用就会被大大稀释。不仅如此，在评估这些条件性约束的效用时，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因为美国在体系中作为全球化关键行为体的地位，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同时也会激活美国对自身力量的应用，使其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推进自身的安全目标。
1. 可参考：Oneal and Russett，“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268—269；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Liberalism Reconsidered，”in The Economic Limits to Modern Politics，ed.John Dun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突出的例子包括Rosecrance, Rise of Trading State；Oneal and Russett，“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
3. David A.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4. 对内直接投资数据来自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金融数据来自财政部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2007年5月的《外国证券投资组合报告》（Report on Foreign Portfolio Holdings of U.S.Securities）。
5. 有争议的不是关于国家经济政策在历史上的绝对效用，而是关于它作为一个今天的外交政策工具，相对于过去和其他工具的效用。这里的重点是，这一结论——认为国家经济手段的潜在效用会随着制约全球经济参与的机会成本的上升而上升——存在着理论基础。
6. 数据来自Gary Clyde Hufbauer，“Trade as a Weap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Fred J.Hansen Institute for World Peace,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April 1999，参见http://www.iie.com/publications/papers/paper.cfm?ResearchID＝342，访问时间：2007年9月19日。
7. 这个结论是基于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研究团队对经济制裁的全面分析，见Gary Clyde Hufbauer, Jefferey J.Schott, and Kimberly Ann Elliott,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3rd ed.（Washington, D.C.：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最后一个记录在案的用经济制裁影响美国安全政策的案例是1973年10月到1974年3月间，由阿拉伯联盟和石油输出国组织进行的对美石油禁运，事件概览见Gary Clyde Hufbauer, Jefferey J. Schott and Kimberly Ann Elliott,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Washington, D.C.：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5），465—472。
8. 我们会在第五章详细讨论这个案例。
9. 对这类事件的讨论，见Katzenstein and Keohane, Anti-Americanism in World Politics。
10. 西奥多·莫兰的确指出了如下假设情节：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种担忧认为日本的鸽派领导人可能对京瓷集团（Kyocera corporation）先进陶瓷材料的进口设置条件，因为这种材料曾被用在战斧巡航导弹的导航系统上”。见“Defense Economics and Security，”137。当然，美国总是面临供应被切断的担忧，关键的问题是威胁真正出现并造成实质性后果的可能性。京瓷集团确实一度中止为五角大楼使用的一种关键零部件进行陶瓷封装，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这个决定是受到日本政府的影响（见Andrew Pollack，“Japan‘s Growing Role in Chips Worrying the U.S.，”New York Times，January 5，1987）。与之相关的是，有文件记录表明就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前，“几家日本电子公司拒绝了美国防务公司对一些关键部件的紧急订货”。此案例涉及的公司并不想因此耽搁它们与其他公司的合同。最终，美国游说日本政府对这些公司施加压力，这些公司到头来也回应了政府的要求，在数周内就交付了五角大楼的订单（其他国家的供应商也在此期间完成交付）。对该案例的讨论，参考John Eckhouse，“Japan Firms Reportedly Stalled US War Supplies: Pentagon Had to ‘Jump through Hoops’，”San Francisco Chronicle，April 30，1991，A1。
11. 例如，即使阿拉伯产油国没有采取直接行动，仍然有很多理由让我们相信，能想见的美国石油的脆弱性仍然会限制其针对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主要阿拉伯石油出口国所能采取的安全政策的范围（而美国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石油手段的影响，这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在本章结论部分会讨论）。与本章中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分析相比，石油问题明显在一个关键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对阿拉伯石油出口国的依赖高于后者对它的依赖，然而依赖中的非对称性作用仍然普遍对美国有利。
12. Richard Coope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4.
13. 可参考Rosecrance, Rise of Trading State；Oneal and Russett，“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Keohane and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14. David Baldwin，“Interdependence and Power: A Conceptual Analysi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4 （1980）：496.同样参考亚瑟·斯坦（Arthur Stein）的讨论，他注意到，“对相互依赖最典型的概念理解是视其为源于国际商业交易的国家特征。一个国家的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较大，就意味着它对世界经济的开放程度高于那些出口比例较小的国家，也就更‘相互依赖’。……另一种概念方法是，相互依赖被视为内在的双向互动，是成对国家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在这种看法下，融入世界经济但却没有参与一个对双边相互依赖关系的国家并不是‘相互依赖’的”。见Arthur Stein，“Government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n Behavior，Society，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ed.Philip Tetlock, Charles Tilly, Robert Jervis, and Jo L.Husban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3：257。
15. Rosecrance, Rise of Trading State，14.如他所言，“直到最近，国家才为了日常生存所需而相互依赖。在过去，贸易只是一种战术性动作，是战争之间的手段，为了决定性的军事因素的需要，它就可以被轻易地牺牲掉”。
16. Keohane and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8—9.
17. Ibid., 9, 27—29.
18. 关于许多相关历史过程的梳理，参考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如果想对可施加于国家的经济策略的范围有整体了解，可参考该书第40—42页的内容。
19. 对两者间区别的强调，见Nathan Jensen，“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olitical Regimes and Inflow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 （2003）：594。
20. 安东尼·吉登斯把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它将相距甚远的地区联系起来，使得某个地区事件的形态也受到遥远地区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反之亦然”；约瑟夫·奈将全球化定义为一个世界性网络“组合”，一个单纯的“网络”意味着“一个体系中一系列‘点’的联系”；肯尼思·华尔兹把全球化等同于均质化；车维德（Victor Cha）把全球化视为“传统主权空间外的互动过程、组织构建和合作构建的逐步且不断发展的扩张”；对托尼·麦克格鲁（Tony McGrew）而言，全球化是“全球相互联系的单纯强化”；对让玛丽·盖埃诺（Jean-Marie Guéhenno）而言则是“国内与国际事务间相互分离结构”被打破；对彼得·范内斯（Peter Van Ness）来说就是“那些对这个星球构成重塑性冲击的人类行为”。参考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64；Joseph Nye，“The Dependent Colossus，”Foreign Policy 129 （2002）：74；Kenneth N.Waltz，“Globalization and American Power，”National Interest 59 （2000）：47；Victor Cha，“Global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J 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7 （2000）：2；Anthony McGrew，“A Global Society，”in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ed.Stuart Hall, David Held, and Tony McGrew （Cambridge, Mass.：Polity Press, 1992 ），65； Jean-Marie Guéhenno，“The Impact of Globalisation on Strategy，”Survival 40 （1998）：6；Peter Van Ness, Asian Perspective 23 （1999）：317。
21. 尤金·戈尔兹（Eugene Gholz）和达里尔·普雷斯（Daryl Press）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例外，见“The Effects of Wars on Neutral Countries: Why It Doesn‘t Pay to Preserve the Peace，”Security Studies 10 （2001）。在这篇文章中，戈尔兹和普雷斯通过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来考察一个具体的命题：日益增长的经济相互依赖是否使得大战中的非交战国极易受到战乱的影响。他们的分析表明增长的经济相互依赖事实上减弱了中立国在第三方战争面前的脆弱性，他们坚持认为这削弱了认为美国有义务维持核心区域——特别是东亚和中东——的领土现状与国际安全的基础理论。
22. 相比于跨国公司生产的全球化，贸易在全球经济中居于次要地位，相关论述参考Brooks, Producing Security，16—19。如果想要回顾集中讨论贸易对冲突的影响的文献，参考Katherine Barbieri and Gerald Schneider，“Globalization and Peace: Assessing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Trade and Conflict，”J 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6 （1999）；Susan M.McMillan，“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41 （1997 ）；Edward Mansfield and Brian Pollins，“The Study of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Recent Advances, Open Ques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 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5 （2001）。
23. 可参考Michael Mastanduno, Economic Containment: Cocom and the Politics of East-West Trade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Lisa Martin, Coercive Coope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24. Rosecrance, Rise of Trading State, 14.
25. 该分析见Brooks, Producing Security，chap.4。
26. Ibid., 81—99, 126.
27. Ibid., 100—125, 234—240.
28. 值得注意的例子包括Theodore Moran，“The Globalization of America‘s Defense Industries，”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1990）；Moran，“Defense Economics and Security”；Moran，“Foreign Acquisition of Critical U.S.Industries: Where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Draw the Line？”Washington Quarterly 16 （1993）：62；Theodore Moran and David Mowery，“Aerospace，”Daedalus 120 （1991）；Raymond Vernon and Ethan Kapstein，“National Needs, Global Resources，”Daedalus 120（1991）；Aaron Friedberg，“The End of Autonomy: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Five Decades，”Daedalus 120 （1991）；James Kurth，“The Common Defense and World Market，”Daedalus 120 （1991）；J.Nicholas Ziegler，“Semiconductors，”Daedalus 120 （1991）；Susan Tolchin and Martin Tolchin, Selling Our Security: The Erosion of America‘s Assets （New York: Knopf, 1992）；Richard A.Bitzinger，“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Arms Industry: The Next Proliferation Challenge，”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1994）。
29. Moran, "Foreign Acquisition,"62.
30. Moran，“Foreign Acquisition”.这篇文章延伸了一个莫兰更早之前概述过的观点，见Moran，“Globalization of Defense Industries，”82—83，85，95—97。莫兰同样也简短地讨论过下文观点的基本路线，见“Defense Economics and Security，”pp.151—153。其他学者中也有不少提出与莫兰相近的论点，例如Friedberg，“The End of Autonomy”；Bitzinger，“Globalization of Arms Industry”；Vernon and Kapstein，“National Needs, Global Resources，”Ziegler，“Semi-conductors”；Tolchinand Tolchin, Selling Our Security.
31. Moran, "Foreign Acquisition,"62.
32. Ibid., 61.
33. Ibid.，64；另参考罗兰在第62页所指出的：“大多数由国防科学委员会（Defense Science Board）所称的海外对美国军事基础的‘渗透’，并不包括那些美国日益依赖其供应的企业／国家自身通过某种有效的方式而导致的控制权流失。”
34. Ibid., 62.
35. Ibid., 65.
36. 2005年，对英国的直接投资存量是8 170亿美元，中国则为8 510亿美元（其中3 180亿在中国内地，5 330亿则在中国香港）。来源：UNCTAD, http://stats.unctad.org/FDI。
37. 新加坡与美国有非正式同盟关系，澳大利亚、法国和德国则是正式盟友。
38. 莫兰的确承认美国决策者应该考虑到“母公司的本国政府对其在美子公司提出与美国政策冲突的指令的可能性”（“Foreign Acquisition，”67）。接下去，他旁敲侧击地指出：“从历史记录看，一些计划在美展开收购的公司的母国政府能更紧密地与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保持和谐。”（70）然而，他的分析并没有探究这两点之间的联系。他同样没有讨论的是，美国对外国企业的高度重要性降低了美国境内一大批外国所有的公司会受这种依赖性影响的概率，这是他所担忧的。
39. 莫兰的确考虑了供应切断后的替代商品的问题（见Ibid.，67—68），但是没有考虑到生产其他产品的企业也可以转产并为新的供应商的问题。
40. 强调这一点的文献见Brooks, Producing Security，212—213；Gholz and Press，“Effects of Wars”。
41. 案例的更多细节，见Brooks, Producing Security，212—213，以及其中引用的文献来源。
42. 对这些问题点的更多分析，见Ibid.，126—128，213—214。
43. Ibid., chap.4.
44. 相关的讨论还指出，尽管全面中断美国所依赖的国防产品的国际供应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但是仅仅只有在美国试图以武力“掌控全局”时，它才可能遭遇这种局面。参考Ibid.，210—214，217—218。
45. Ibid., 39—41.
46. 对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的概览，参考Jeffrey A.Frieden，“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Colonial Control: A New Interpret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 （1994）。
47. 这一讨论参考Brooks, Producing Security，39—42。
48. 直接投资的这一数据基于历史成本。美国在自然资源方面的直接投资涵盖木材制品（占总额的0.24%）、石油和煤炭产品（0.88%）、非金属矿物制品（0.53%）、农业、林业、渔业和狩猎（0.09%），以及采矿（5.52%）。来源：经济分析局。
49. 参见http://www.treasury.gov/tic/fpis.shtm/。
50. 关于这些观点，可参考Catherine Mann，“Managing Exchange Rates: Achievement of Global Re-balancing or Evidence of Global Co-dependenc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Trading Partners Have Serious Interests in the Status Quo，”Business Economics，39 （2004）；Michael Mastanduno，“System Maker and Privilege Taker: U.S.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manuscript, Dartmouth College, 37—38；Michael Dooley, David Fokerts-Landau, and Peter Garber，“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 Effects of Periphery Intervention and Reserve Management on Interest Rates and Exchange Rates in Center Countries，”NBER Working Paper No.10332，March 2004；“Oriental Mercantilists，”Economist，September 20，2003。
51. 这一讨论见Mann，“Managing Exchange Rates”；Dooley, Fokerts-Landau, and Garber，“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Mastanduno，“System Maker”。
52. Douglas Holtz-Eakin（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The Chinese Exchange Rate and U.S.Manufacturing Employment，”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ctober 30，2003.
53. Johnston, "China Status Quo Power?"30.
54. 可参考Robert Ross，“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Foreign Affairs 76（1997）。他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工业经济体渴望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当中。……与之相伴的技术和资金转移在中国工业现代化和刺激其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北京认识到保守的国际行为是鼓励和促进工业化国家参与中国经济的前提条件。他们也同样认识到挑衅性政策会伴随着终结中国经济成功的风险。”（第42页）相关分析还可参考Jennifer M.Lind，“Logrolling for Peace: How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Overcomes the Dangers of Democratization，”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Honolulu, March 2005。
55. 针对这一具体问题的一般性论述，见Richard Cooper，“Is the U.S.Current Account Deficit Sustainable? Will it Be Sustained？”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1：1，217—226；Catherine Mann，“Perspectives on the U.S.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nd Sustainability，”J 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 （2002）；Ronald McKinnon，“Can the World Afford American Tax Cuts and Military Buildup？”J 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4 （2002）；Nouriel Roubini and Brad Setser，“Will the Bretton Woods 2 Regime Unravel Soon? The Risk of a Hard Landing in 2005—2006，”paper prepared for the Symposium on the Revised Bretton Woods System, San Francisco, February 4，2005。麦金农认为，“美国对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申请贷款的限额是无限高的”（第386页）。相似地，库珀强烈地主张在可见的未来，美国有能力保持其作为外国储备优先利用目标的地位，这是基于以下的许多结构性原因：美国拥有超过世界总量四分之一的经济规模；它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要好于欧洲和日本，同时稳定性好于发展中国家；而且美国的还款前景也没有什么不确定性（第219—223页）。在更新的一份分析中，库珀认为在未来数年，美国利用外国储备的能力甚至会达到一个更显著的程度，这部分是因为“中国和印度拥有的巨大且快速增长的储备已经难以利用，也难以被兑汇管控所抑制。对美国的投资机会于两国的许多新兴富裕人士就会具有高度的吸引力”。见Richard Cooper，“US Deficit: It Is Not Only Sustainable, It Is Logical，”October 31，2004，参考http://www.ucd.ie/economic/staff/bwalsh/Cooper%20on%20deficit.doc，访问时间：2007年9月19日。而曼的乐观主义中多了几分谨慎：她的结论是“国际投资组织看上去愿意也能够在其投资组合中持有足够的美国资产，这可以帮助美国承担当前的赤字。但是，在国际投资者的海外投资里，美国资产不可能永远扩张”（第149页）。与之相对，鲁比尼和塞特瑟对于美国利用外国储备的能力表示悲观。他们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在它耗尽其他国家央行持续增加美元储备的意愿之前采取政策步骤减少它对外部筹资的需要，……那么美国全球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就会提高。”（第5页）
56. 关于外债，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强调说，如果对美国增长前景的基本评估发生变化，出现“严峻情况”的潜在可能性的确存在：“如果有新的信息表明所谓美国生产力奇迹其实是假象——或者只是简单表明它在数量上并没有早前评估的那么可观——外国人可能会断定在相对低的增长率下，美国的外债就缺乏实质的基础。如果是这样，外国资金供应的戛然而止可能会在美国引发一场突然的衰退。”见“Global Imbalances: The Blind Men and the Elephant，”Brookings Issues in Economy Policy 1 （2006）：12。
57. Robert Pape，“Soft Balancing: How the World Will Respond to US Preventive War on Iraq，”University of Chicago, January 20，2003，参见http://www.opctj.org/articles/robert-a-pape-university-of-chicago-02-21-2003-004443.html，访问时间：2007年9月17日。相关讨论见Pape，“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42。
58. 不仅如此，一小部分出口国，特别是伊朗和委内瑞拉，最近也已经采取具体步骤要求其石油客户用欧元结算（然而，这些交易仍然是基于主流国际石油汇兑——特别是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的国际石油交易所——中既成的美元定价）。截至2007年3月，伊朗57%的石油出口收入都是欧元进账。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国际事务主管霍贾特拉夫·加尼米法德（Hojjatollah Ghanimifard）这样描述伊朗当前的政策：“我们告知客户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准备好把美元换成包括欧元在内的其他货币，我们都会表示欢迎。在欧洲，我可以说，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亚洲有一些接受了。……如你所知，定价是基于我们从国际市场收到的报价，而国际市场对所有原油和石油制品使用的价格单位都是美元。”见“Iran Gets 60 Pct of Oil Income in Non-USD，”Reuters，March 22，2007，http://www.reuters.com/article/newsOne/idUSBLA24804820070322，访问时间：2007年9月19日。
59. 在14个日出口量超过100万桶的国家中，10个都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见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www.eia.doe.gov/emeu/cabs/nonopec.html，访问时间：2007年10月17日。
60. 见Anna Baraulina，“Russian Leaders Argue Over Euro，”Gazeta，October 10，2003。在2006年3月的一次访谈中，石油输出国组织轮值主席埃德蒙·道克鲁（Edmund Daukoru）强调说，即使是美元汇率的大幅下跌也不曾使石油输出国组织偏离其长期坚持的美元定价实践。如他指出：“美元汇率下跌了30%。如果那都没能成为诱因的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见Alexander Kaptik，“OPEC to Stick with Dollar Pricing，”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3，2006。2006年7月，伊朗和委内瑞拉确有提议把石油销售的欧元定价放进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议程，但是这一提议被其余所有成员否决了。见“OPEC United Against Venezuelan Rhetoric，”Financial Times，June 2，2006，7；“Venezuela‘s Offer on Oil Sale in Euros Not on OPEC Agenda—Minister，”Financial Times Information，June 4，2006。
61. 由于欧洲金融市场的深度小于美国，欧元无法提供一系列“与美元所能提供的具有可比性的金融工具”。见Oystein Noreng，“Oil, the Euro, and the Dollar，”Journal of Energy and Development 30 （2004）：74。除此之外，欧盟内部“涉及金融和汇率事务的相对碎片化的管理和不明确的决策权”导致了欧元对投资者的不确定性，这就使得欧元作为一种保值工具的意义不如美元。见Kathleen McNamara，“A Rivalry in the Making? The Euro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in The Future of the Dollar，ed.Jonathan Kirschner and Eric Helleiner，即将出版。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最大的主顾，也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和进口国。由此，无论石油输出国组织还是它的顾客，应对美国就要比其他国家容易。除此之外，美国也是满足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需求及它们需求——农业产品和军用物资——的最大产品供应商”。见George P.Brockaway，“Why the Trade Deficits Won‘t Go Away，”J ourna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23 （2001）：665。
62. 更具体地说，卢尼强调：“如果欧元价格被用作一个或以上的标准，定价机制就会更加复杂。……这会同时加重买方和卖方的负担，还会降低石油真实价格的透明度，……以及由于两种货币分散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也会被降低。除此之外，支付系统也需要改革。”见Robert Looney，“Petroeuros: A Threat to U.S.Interests in the Gulf？”Middle East Policy 11 （2004）：34。同样的总体评估还可见Jonathan Haughton，“Should OPEC Use Dollars in Pricing Oil？”J ournal of Energy and Development 14 （1989）；Ronald Cooper，“Changes in Exchange Rates and Oil Prices for Saudi Arabia and Other OPEC Members，”J ournal of Energy and Development 20 （1996）：122。与此相似，乔治·布罗克韦（George Brockaway）强调了石油执行单一美元定价“有着巨大的优势来保护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免受到国际货币市场的非理性疯狂的影响”，见“Trade Deficit，”665。
63. Looney, "Petroeuros,"36.
64.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 of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and Derivatives Market Activity in April 2007，September 2007，1，http://www.bis.org/triennial.htm，访问时间：2007年11月7日。2006年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商品出口是11.76万亿，见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07_e/pr472_e.htm，访问时间：2007年10月19日。2005年全球燃料出口1.4万亿美元，见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06_e/its06_toc_e.htm，访问时间：2007年11月7日。
65. 有用的概述参考McNamara，“A Rivalry in the Making？”。
66. Barry Eichengreen, "The Euro as a Reserve Currency,"Journal of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12 (1998):500.
67. 欧元和美元的国际使用情况的统计数据回顾，见Menzie Chinn and Jeffrey Frankel，“Will the Euro Eventually Surpass the Dollar 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NBER Working Paper No.11510，July 2005。通过这一分析，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欧元是居第二位的国际货币，排在日元之前，并且迅速被接受，但是它仍然远远落后于看上去轻松占据第一位的美元”。
68. Patricia Pollard, "The Creation of the Euro and the Role of the Dollar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2001, 34.
69. Chinn and Frankel, "Will Euro Surpass Dollar,"16.
70. Ramkishen Rajan and Jose Kiran，“Will the Greenback Remain the World‘s Reserve Currency？”Intereconomics，May-June 2006，124.还可参考Maury Obstfeld, Jay Shambaugh, and Alan Taylor，“Monetary Sovereignty, Exchange Rates, and Capital Controls: The Trilemma in the Interwar Period，”IMF Staff Papers 51（2004）。
71. Chinn and Frankel，“Will Euro Surpass Dollar，”20. 据他们强调，欧元有一天会取代或者对抗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的前景最终依赖于两个与美国安全政策无关的因素：“（1）欧元区能否吸引英国和足够数量的其他欧盟成员加入，以使欧盟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以及（2）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否以通胀或者贬值的形式，事实上破坏美元价值的信用。”
72. 这一讨论参见Brooks, Producing Security，5—6。
73. 如第二章所讨论的，中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在未来数十年内将国内生产总值提升到与美国相匹敌地步的国家。关于力量转移的意义，可参考Gilpin, War and Change；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Ronald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nd Carole Alsharabati,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2000）。
74. Robert Gilpin, 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75. Peter Dicken, 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 4th ed.(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3), 59.
76. 如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所强调的：“中国政府多年来反复表达发展货币自由兑换和更灵活的汇率机制的目标。针对这类政策的长期期望并没有争议。然而在中短期内，货币的自由兑换和浮动汇率却并不是中国的可行选择。中国家庭拥有超过10万亿人民币的银行储蓄，只有极小一部分储户有机会实现其金融储蓄构成的多元化。消除资本管制会大力推动资金大量流向可能大多由中国的银行以外的机构持有的外币金融资产。鉴于中国的主要银行人所共知的脆弱性，这一变动能够轻易促成国内银行危机。因此，在解决国有大型银行的偿付难题之前，政府都不准备放松对家庭储蓄的资本管制”。见Nicholas Lardy,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ctober 21，2003。
77. 外向型跨国公司的缺乏反映在一个事实中，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2005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相较之下世界的平均水平是23.9%。来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06 （Geneva: United Nations, 2006）。
78. Bitzinger，“Globalization of Arms Industry，”191；也可参考Martin Libicki，“Rethinking War: The Mouse‘s New Roar，”Foreign Policy 117 （1999—2000）；Kirshner，“Processes of Globalization，”17。
79.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1996—2003," report prepared by Richard Grimmett, August 2004, 83.
80. U.S.Department of State,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WMEAT) 1999—2000, 13.
81. 如陆伯彬（Robert Ross）在他对中国的分析中指出：“与力量投送相关的产品无法在国外购买。……必要的专业管理知识是非卖品。不仅如此，会向中国出口的国家是有限的。例如，大概可以买到法国的废旧航母，但要形成完全投送能力的部件却只能在本土发展。”参见“Beijing as Conservative Power，”38。
82. Madeleine K.Albright，“Squandering Capital，”Washington Post，July 20，2003，B7；也可参见，例如Libicki，“Rethinking War，”30。
83. 可参考Eugene Gholz，“Systems Integration in the US Defense Industry: Who Does It and Why Is It Important？”in The Business of Systems Integration，ed. Andrea Prencipe, Andrew Davies, and Mike Hobda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84. 这一讨论见Richard Samuels, Rich Nation，Strong Army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Brooks, Producing Security，235—237。
85. 关于这一点更详细的讨论，见Brooks, Producing Security，237—238。
86. 在本节内，我们只考虑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国家主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当然，恐怖组织也是这一问题相关的关注焦点。本节讨论的许多观点也同样适用于恐怖分子。不仅如此，鉴于与发展生物武器和核武器——尤其是后者——相联系的各种成本和困难，也许恐怖分子可以从那些最受分析家和决策家关心的国家那里获得上述武器。
87. 关于卡迪尔·汗对朝鲜核计划提供援助的事件回顾，参考“A.Q.Khan‘s Network，”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world/dprk/khan-dprk.htm，访问时间：2007年9月19日。
88. 关于这一点，可参考Gregg Easterbrook，“Term Limits: The Meaningless of WMD，”New Republic，October 7，2002，22。作者指出：“化学武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讨论还可参考Richard K.Betts，“The New Threat of Mass Destruction，”Foreign Affairs 77 （1998）：30—31；Steve Fetter，“Ballistic Missiles an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hat Is the Threat? What Should Be Done？”International Security 16 （1991）：23。
89. 迄今为止，跨国公司很少对那些试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和分析见Brooks, Producing Security，230—231）。一般来说，这些国家也缺乏那些吸引跨国公司的资质，譬如训练有素的工人、重要的国内市场，或者是对直接投资有利的政策和机构气氛。
90. "A Country That Turned a Blind Eye,"Financial Times, March 25, 1991.
91. 如马丁·因迪克（Martin Indyk）所报道的，卡扎菲承诺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利比亚当时正面临灾难性经济政策和石油收入的管理不善所导致的日益深重的经济危机。联合国和美国禁止向利比亚进口油田技术的制裁措施使卡扎菲先生不可能扩大石油生产。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寻求和美国和解”。见“The Iraq War Did Not Force Gaddafi‘s Hand，”Financial Times，March 9，2004，21。德克·范德沃尔（Dirk Vandewalle）强调了相似的情况，利比亚“对制裁的经济和政治代价的担忧，以及它对国际资本投资其石油基础设施和新油田开发的需求，慢慢地推动利比亚践行西方的要求”。见“The Origins and Parameters of Libya‘s Recent Actions，”Arab Reform Bulleti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 （2004）：4。
92. 对本段提出的要点的详细讨论，见Kendall Hoyt and Stephen Brooks，“Wielding a Double-Edged Sword: Globalization and Biosecu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 （2003—2004）；Brooks, Producing Security，240—241。
93.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苏联。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决策者认识到仅仅依靠外交政策上的缓和是不可能结束西方国家用以限制苏联接近西方企业、资本和技术的“经济遏制”政策的。结束经济孤立的需求不仅促成了“新思维者”启动苏联外交政策收缩，同样也让强硬的“旧思维者”更容易被说服，使其了解这条外交路线的明智之处。相关分析见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Pow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evaluating a Landmark Case for Ideas，”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2000—2001），esp.40—41。
94. 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开放程度不同，并且世上同样也存在着自给自足的局外者，但最近数十年的总体潮流明显趋向追求全球经济的高度整合。要较好地了解对这一潮流的总体讨论，参考Geoffrey Garrett，“The Causes of Globalization，”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 （2000）。
95. Thomas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9），257.弗里德曼定义下的“电子游牧族”包括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投资者。关于弗里德曼对直接金融投资的观点，布鲁克斯提供了一个详细的评估，表明前者并没有什么经验证据的支持。后者还表明，拥有某些明确特征——特别是一个大的国际市场——的国家特别不容易在采取进攻性政策行为的时候遭受直接投资的损失。在这点上意味深长的是，美国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市场。见Brooks, Producing Security，253—357。
96. Kirshner，“Processes of Globalization，”26.同样还可参考Rosecrance, Rise of Trading State，133；Graham Allison，“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in Governance and a Globalizing World，ed.Joseph S. Nye and John Donahue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79—80。
97. Kirshner, "Processes of Globalization,"27.
98. Ibid., 11.
99. Ibid.，12；还可参考Hoffmann，“Clash of Globalizations，”112；Jean-Francois Revel，“Anti-Globalism ＝ Anti-Americanism，”American Enterprise Online，June 2004，http://www.taemag.com/issues/articleid.18005/article_detail.asp，访问时间：2007年7月27日。
100.Hoffmann，“Clash of Globalizations，”112.奥德丽·库尔思·克罗宁（Audrey Kurth Cronin）也坚持认为“当前的国际恐怖主义浪潮……是对全球化的反应”，见Cronin，“Behind the Curve，”30。还可参考Michael Mazarr，“Saved from Ourselves？”Washington Quarterly 25 （2002）：223—224；Kirshner，“Processes of Globalization，”12，14；Michael Mousseau，“Market Civilization and Its Clash with Terror，”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2002—2003）。
101.对这个问题最系统的讨论，见Alan B.Krueger and Jitka Maleckova，“Education, Poverty,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errorism: Is There a Causal Connection，”NBER Working Paper No.9074，July 2002。
102.可参考Peter L.Bergen, Holy War Inc.（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2）。
103.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America Admired, Yet Its New Vulnerability Seen as Good Thing,"December 19, 2001.
104.Ibid., "Introduction and Summary."
105.83%的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受访者也声称自己认为美国跨国公司力量的上涨不构成其国内民众憎恶美国的原因，或者仅起到些小作用。相应地，90%的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受访者声称他们认为通过电影、电视和流行音乐传播的美国文化也不引发憎恶，或仅是一个相对微小的原因。根据皮尤中心的分析，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憎恶是由其他因素驱动的，其中最显著的有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对美国全球权力的厌恶，以及美国政策可能扩大贫富差距的事实。尽管这些发现显示，并不是经济相互依赖本身导致憎恶，但全球化之下的整体政策环境可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来说，那些与美国有关、被认为扩大了贫富差距的国际经济政策可能促进了憎恶的产生。
106.要获得关于这一点的有用讨论，参考Brink Lindsey，“Why Globalization Didn‘t Create 9／11，”New Republic，November 12，2001，12—13。布林克·林赛强调说：“除了少数值得注意的例外——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一些海湾国家——大部分穆斯林国家都在逃避国际经济整合。高度限制性的贸易和投资壁垒阻挡了国际物流、服务和资本。……全球化是一个混乱而分裂的进程，但它不能解释宗教极端主义，因为它并没有触及大部分的伊斯兰世界。”
107.显然这里有无数吸引恐怖分子却与全球化完全无关的袭击目标。全球化下大量通关的商品和零部件确实方便恐怖分子把物资运进美国，但是大量对人员和非法物品的走私途径说明恐怖分子并不需要利用官方经济交易来达到此目的。最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确实让恐怖分子更容易跨国转移资金，但最紧迫的资金转移问题来自非正式的、老式的“哈瓦拉体系”——几个世纪里，它在中东和南亚提供了一种跨国偷运资金的有效手段，而当下每年通过这种手段转移的资金估计有2 000亿美元。要了解哈瓦拉体系的全貌，参考John Sfakianakis，“Antiquated Laundering Ways Prevail，”Al-Ahram Weekly Online, April 4，2002，weekly.ahram.org.eg／2002／580／ec1.htm （consulted September 19，2007）。
108.如斯蒂芬·弗林（Stephen Flynn）强调，许多可行程序和技术可以减弱边境监控问题的严重程度，见Flynn，“America the Vulnerable，”Foreign Affairs 81（2002）；Flynn，“Beyond Border Control，”Foreign Affairs 79 （2000）。
109.口岸安全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海岸警卫队估计，检查员、扫描装置和其他所需的口岸安全措施将在接下来10年里花费5.4亿美元。但是美国口岸安全拨款计划自2002年来只拨出不足6 000万美元，远低于需求，而且当中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机场安全。”见“Missing Security Funds Leave America‘s Ports Vulnerable，”New York Times，March 1，2005。
110.全球化的这种双重性质常被分析家和决策者在考察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时忽略。可参考Hoffmann，“Clash of Globalizations”；Cronin，“Behind the Curve”； Richard Betts，“The Soft Underbelly of American Primacy: Tactical Advantages of Terror，”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7 （2002）：30。
111.Hoyt and Brooks，“Wielding a Double-Edged Sword，”136.应该注意的是，追求疫苗和其他防务相关产品生产的全球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潜在地限制了美国的行动自由：为了有效做到这一点，美国有时候会被要求与那些向它提供防卫产品重要部件的国家在管理上相互协调，这可能是在国际机制的背景下进行（与疫苗生产相关的讨论，可参考Hoyt and Brooks，“Wielding a Double-Edged Sword，”138—147）。
112.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3, 2001, B4.
113.例如，美国决策者实施了一种管理框架，约束了自己对全球化的有效利用，限制了新的生物防卫能力的发展。该分析见Hoyt and Brooks，“Wielding a DoubleEdged Sword，”138—143。
114.例如，布什政府最初成功地使用经济鼓励获得了巴基斯坦在反恐斗争上的合作，但它随后就不再坚持了：“美国持续每年向巴基斯坦支付约10亿美元的巨额款项，称之为对这个国家的军队在巴阿国境线上执行反恐任务的补偿，尽管巴基斯坦总统在8个月前就决定大幅削减在‘基地’和塔利班战士最为活跃的地带上进行的巡逻。……迄今为止，巴基斯坦在五年内已从这个计划中获得超过56亿美元的资助。……一些该区域的美国军官建议把这笔钱与巴基斯坦的表现——追捕‘基地’组织，并防止塔利班获得袭击阿富汗政府的庇护据点——挂钩，……但布什政府官员却说如此计划不予考虑。”见David Sanger and David Rohde，“U.S.Pays Pakistan to Fight Terror, but Patrols Ebb，”New York Times，May 20，2007，A1。
(1) Electronic Herd，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凌志车与橄榄树：理解全球化》（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一书中的用语，指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推动全球资本流动的人和团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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