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世界：国际关系与美国首要地位的挑战

第二章的论述表明在单极体系下，制衡的代价过于昂贵，无法构成对美国的体系约束。¹许多分析家相信反抗的动力仍然存在，不过其运行的水平要低于经典平衡概念的描述，且不够全面。“软平衡”（soft balancing）术语的出现就是要描述这个新的平衡形式，对应的是传统的“硬”制衡。T.V.保罗（T.V.Paul）的分析是对这一更普遍论点的典型表述：

传统均势理论无法解释国家在后冷战时代的行为。……大国如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印度都没有通过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来回应这一变化。它们也没有形成反抗美国的军事联盟，这就有悖于传统均势理论的预测。硬平衡对于力量较弱的大国不再具有吸引力，因为至少在目前，它们不认为美国对它们的主权构成威胁。然而，它们却也担心美国外交政策的单边主义和干涉倾向，特别是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于是，它们纷纷祭出威胁性较小的软平衡措施，以达成自己限制美国力量的目标，同时避免不必要地招致美国报复。因此，如果平衡意味着抑制霸主的力量与威胁性行动，那么它应该也包括军力建设和军事结盟之外的战略。²

诸大国低水平的平衡举措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学术讨论中最常被提及的体系约束。软平衡这个观念看似合理且能在很大程度上获得关注，部分是因为它植根于威胁均衡理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许多学者认为，它是次重要的现实主义方法，比传统的均势理论拥有更大的解释力。³

顾名思义，威胁均衡理论预言国家会对威胁施加平衡，反之，“威胁”受三个关键变量的组合驱动：整体实力、地缘和对进攻意图的认知。⁴该理论的鼻祖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它可以解释近年约束美国安全政策的大国行动。⁵正如沃尔特将该理论应用于美国那样，“对进攻意图的认知”这一自变量所发生的变化对大国的近期行为造成重大影响⁶。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将威胁均衡理论应用于当代国际关系，在其作品中详细阐述了“对意图的认知”。佩普强调：“布什进攻性的单边主义战略正在改变美国长期享有的善意形象，使得其他大国有理由惧怕其力量。……主要大国已经初步展开了针对美国的平衡行动。”⁷按照佩普、沃尔特，以及其他众多分析家的说法，对进攻意图的认知推动建立了一种对美国安全政策的有条件的强效约束：如果美国的行为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对其力量的担忧，并且损害了它久负盛名的善意形象，“平衡美国的行动就会增多，而美国将发现自己日益陷入孤立”⁸。一些分析家认为，其他大国的这些平衡努力可能升级到传统型制衡的水平。⁹

美国不受欢迎的政策无疑加剧了各国政府和它们民众对其领导权的怨憎。¹⁰其他大国也的确采取行动阻碍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其中有些也涉及军事安全。这些行动起了作用，美国政策的制定者也并不希望它们发生。然而，给这些行动直接贴上“软平衡”的标签就显得武断了，因为其动机是否为了平衡，还是一个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回答该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威胁均衡理论是正确的，且近期的约束行动都是其他国家对美国力量和意图表示担忧的直接后果，那么作为其他国家对它的安全政策的回应，美国在未来就会面对更多的、强度更大的针对其力量的约束行动。

总之，约束行动的存在是无可争议的，但要如何解释它们则值得讨论。在本章中，我们会让威胁均衡的理论观点与我们关于单极体系导致平衡难以实施的看法进行竞争。乍一看，这项工作似乎没有必要。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说明了单极体系下制衡的预期成本过于高昂。较低水平的平衡仍然需要成本，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个国家为了约束美国而在其他目标层面付出的机会成本的话。毕竟，约束美国并不是其他国家诉诸行动的唯一动机。它们也需要寻求经济发展、本国安全等等，约束美国的尝试——特别是能招致美国报复的那些行为——可能会向这些目标妥协。同美国之间的力量鸿沟越宽，任何国家就越难凭借一己之力阻止美国，也就大大增加了意图实施软平衡的国家寻求盟友的必要性，而它和潜在的盟友们都同样需要就约束美国的收益和损失进行权衡。

将约束美国的机会成本这一因素——这是软平衡理论家以往忽略的——纳入考量后，我们就可以预测到，其他大国只有在约束美国这一目标与它们所重视的目标兼容的时候才会进行尝试。我们是否有什么普遍模式的证据能够支持这一预测？为了巩固威胁均衡论，分析家强调了过去十年间的四个案例：俄罗斯对伊朗核计划的援助；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欧盟国家间强化的军事协调；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对美国为首的伊拉克战争的反对。除此之外，该论点的支持者大概还能举出不少的案例，但总的来说，这些例子代表了那十年时间主要大国为遏制美国而付诸行动的一小部分机会。但是，被放弃掉的那些机会则给威胁均衡论施加了压力。不仅如此，在这四个案例中发挥作用的所有大国同样在其他事务中与美国展开广泛合作，尤其集中在各方都关心的国家安全问题上。¹¹事实上，有时它们合作的方式反而能帮助美国实现那些它们官方曾经反对的政策。例如德国就曾经决定向五角大楼提供一份萨达姆·侯赛因的巴格达防卫计划，协助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

简言之，就均势理论而言，如果不是威胁均衡已经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理论，过去15年间的大国关系几乎不会让我们想到它。但分析人士对平衡的隐喻有着强烈的执念，倾向于盯住各国领导人的不满与美国行为或者是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与单极体系的关联，并将约束行为视为证明平衡正在运转并将变得愈发重要的依据。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将用我们自己的论点检验威胁均衡性约束的论点。我们认为，其他政府在评估美国居心是否良好时所发生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不足以触发平衡的动力。理论上的生死较量相当直接：如果我们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所有关于平衡约束的理论都与今天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无关。这一结论超越了纯粹的学术利害，对政策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威胁均衡理论是有效的，那么美国就面临一个噩梦：由于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来支撑其善意形象，其他主要大国可能会愿意投入成本并主动放弃一些利益，以持之以恒地遏制美国。

威胁均衡理论的逻辑是否可以胜过我们的论点？通过检验那些最有可能支持该理论的案例，我们并没有发现它需要的证据。约束美国不是其他国家的唯一动机，也没有证据表明该动机在与国家其他目标的冲突中具有优先性。我们总的结论是，只有在与自身其他重要目标兼容的时候，大国们才会采取行动阻止美国。因此，并没有迹象表明在未来数年里，应对美国安全政策的约束行动会线性增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国们不会对美国设置障碍，只不过这取决于社会的其他特殊因素。同第二章一样，我们会就此得出结论：平衡对美国安全政策是一种无效约束。

威胁均衡论关于约束的论点建立在两个一般性前提的基础上，而这两个前提都值得怀疑。其一是美国近年来面临了数量更多、也更为显著的约束行动。当然，美国长期以来都不得不与对抗其目标的努力相抗衡，这些反击不仅来自竞争对手，同样也来自盟友。举个例子，让我们回想一下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的十年中发生的事情：法国叛离了北约的军事指挥；美国无法让其盟友为越南战争提供援助；德国与日本等国坚决拒绝使本国货币贬值；法国从美国财政部购买大量黄金，以图破坏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些行动都是在冷战的阴影下进行的，可想而知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在两极的对峙中，美苏相当于构成了彼此的标尺，用以衡量其他国家政策变化的重要性。相比之下，今天的单极体系里不存在一个可用来评估政策后果的类似参照点。因此，我们也就很难判断其他大国对美国安全政策的约束水平是否较高或者正在增长。

威胁均衡观点倚仗的第二个前提涉及把“对意图的认知”作为一种解释近年大国行为的路径。如前文所述，虽然威胁制衡理论强调了三个独立的变量——整体实力、地缘、对意图的认知，但就分析人士的态度而言，只有最后一个变量可以解释近年针对美国的约束行动的模式。美国的地缘位置是一个常量而非变量，而美国近年里整体力量虽有相对成长，不过却如佩普所强调的，“因为单极的领导者已经强于所有单个的次级国家，力量的额外增量就不可能显著地增进其作为全球霸主的能力。由于这个原因，即使领导国家的相对实力增益值得怀疑，但它的重要性终究是次要的”¹²。佩普因此集中探讨了对意图的认知：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诸国平衡超级大国”规则的显著例外。除苏联外，主要大国极少对它施以制衡。关键原因并不是相比它们美国拥有压倒性力量，因为这一力量对比是随时间变化的且不足以解释这种近乎恒定的模式。倒不如说，直到最近美国都被认为对主要大国以及它所处半球之外的小国不具有进攻意图，由此享有莫大的声誉。¹³

尽管佩普、沃尔特和其他一些人都主张，对美国意图的认知在最近发生了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否已达到足以影响其他国家的程度？佩普认为，在单极体系下，对意图的认知即使仅有微小的改变，也可以显著地增加平衡发生的可能性：

在单极世界里，对最强国家的意图的认知比在多极世界里更为重要。单极领导者压倒性的力量意味着，别的国家对其意图中进攻性的认知即使只发生一个小小的改变，都可能显著地增强它们对其寻求全球霸权的恐惧。……单极体系的逻辑显示，单极霸权的意图越具进攻性，次级国家施以平衡的强度就会越高。¹⁴

这种说法忽略了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出的所有针对平衡的障碍。最值得注意的是，佩普没有考虑地缘因素，即使这是一个威胁均衡理论的关键因素。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地缘因素显然缓和了对美国威胁的认知，却加剧了次级国家对彼此威胁的认知。即使我们可以接受佩普的核心论点，但这里仍旧没有说清楚的是，在其他大国实施平衡的可能性问题上，认知的变化是否已经足以超越地缘因素的影响。不仅如此，同样还存在的一种可能是，其他大国对美国意图的认知事实上完全没有发生改变。利伯和亚历山大就强调，鉴于美国近年来安全政策的重点在恐怖分子和少量的“流氓国家”，其他大国没有理由担心美国对它们的意图已发生改变。¹⁵但不管怎么说，关键点是，对意图的认知始终是难以衡量的，而要检测到这一变量中一个足以与政策联系起来的微小变化，亦是一道难题。¹⁶

总之，我们对威胁均衡论观点的两个基本前提都持有异议：首先，大国行动对美国安全政策的约束的程度在单极体系较晚的时候要远高于其早期；其次，对美国意图的认知的转变方式可以解释约束程度提升的原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准备全盘接受这些观点，目的是要在最有利于该理论的条件下对其进行评估。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检验手头关键的实证问题：威胁均衡理论的因果机制是如何在软平衡理论家亲自挑选出的案例中表现出来的？威胁均衡理论遵循均势理论的思想传承，其被应用于美国时也是着眼于体系的。平衡是为遏制潜在霸主所采取的行动。如果威胁均衡性约束拥有其支持者所宣扬的强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它就必须与这个同样的基本因果机制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为了证明该论点，约束行动的出现与美国体系性的力量集中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

对威胁均衡观点的评估尽管看上去简单易懂，但其支持者本身并不提供区分“作为体系平衡后果的行为”和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单极政治常态”的这一替代性解释的概念工具。详细阐明这种替代性解释就是我们下一个小节的目的。

平衡的隐喻使分析人士把任何导致美国外交政策复杂化的行为都解释为对美国力量的遏制努力。这种倾向被一个假设强化，即国家的安全利益高于其他利益，后者构成了许多现实主义思维的基础。软平衡理论家一致认为，美国对于其他大国的领土安全而言，至多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威胁，因此，制衡的动机就一定是来自次级安全问题。¹⁷虽然他们也承认，当下的平衡动力中不包括安全利益，因此平衡行动相对于维护其他可能的利益也就不具有推定的优先级，但是威胁均衡观点的支持者却并没有据此走出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也就是考虑其他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并将它们与次级安全利益进行比较权衡。¹⁸相较之下，我们的论点聚焦在这类行动固有的成本和权衡上，由此也就会考虑到，其他国家除了在安全因素驱动下对美国力量作出反应外，还会因为其他的因素而对美国施以约束。

在国家可能追求的无数目标中，我们突出强调为学者所普遍认同的四类目标。这些目标不仅重要，还可以在概念和实证意义上与威胁均衡理论强调的安全利益明确区分开。¹⁹

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是一个近乎普适的利益，与驱动威胁均衡理论的安全关切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政府为追求经济收益采取的行动——或者是为整个国家服务，或者是为有权的利益集团服务——可能并非是要竞逐新的霸权，然而却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开展形成阻碍。

现在，政策的地区协调比以往更为常见，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关美国的首要地位。这些原因包括：国家数量的大幅增多；小国和“失败国家”数量的相应增多；有组织的犯罪、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难民潮等跨国安全挑战的上升。这些涉及本国和地区的问题反复刺激着各主要大国，促使它们增强自身能力——通常是通过与其他地区国家的协作。这些努力可能会导致各国与美国相对力量的变化，并且可能降低美国的行动自由，即使其本意并非约束美国的力量。

其他国家可能采取约束美国的行动，但不是为了回应美国力量固有的安全威胁，而是因为它们对美国具体的政策感到不以为然。政府抵制某个政策的原因多种多样，举例来说，可能是因为认为该政策不利于解决手头的问题，而并非认为自己的反对会约束美国的力量。国家基于对未来政策看法分歧的合理预测，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政策议价前景的预期，就可能采取措施以求增加长期行动的杠杆。

即使一国领导层总体上对约束美国力量不存在兴趣，但反对美国却可能是一个国内政治层面上的诱人战略。只有在美国体系性的力量集中状况下出现的国内反对才会被认为是必要的平衡表现。其他国家出于国内政治动机所采取的任何导致美国事务复杂化的行动方式，都不在威胁均衡理论的逻辑范畴之内。尤其是，威胁均衡的论点不包括以下行动：反映历史经验或者表现不管是作为国家整体的属性还是作为单个政党或团体的属性的政治／文化认识；与单极体系崛起无关的行动。

当这四种路径足以解释针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约束时，我们关于平衡缺失的论点就有了支撑，威胁均衡性约束的论点则被削弱。可能会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找不到证明后者的证据，就如同没有证据能够表明遏制美国力量是对那些行动的唯一可行解释一样。真正的问题则是相对突出的。在一个个案例中，“遏制美国力量”有时可以解释大部分的变化；有时能够解释一些重要的但却不是大部分的变化；有时可以解释极小部分的变化；有时根本什么变化都解释不了。

然而，要确定各种路径解释力的相对强弱并不容易。分析人士常用的关键案例都相当晚近，所以缺乏可靠的内幕信息。而像法国、俄罗斯和中国这些预想中的主要平衡力量，它们的行政决策又通常被认为不算透明。由于一个政府即使对平衡有兴趣也未必愿意公开宣扬，公关辞令也就会给分析带来困难和挑战。与此同时，所有的四个解释路径中都可能伴生着决策者的平衡言论，乍一看像是在给软平衡理论提供证据。自身行为主要受国内事务考虑推动的领导人多半可能对此心照不宣；即使美国力量的威胁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他们也会通过鼓吹这一点来测试自己在国内的政治优势。反过来，在政策上与美国的确存在分歧的领导人可能会公开大谈平衡，旨在帮助建立一个联盟，以增加议价的杠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国家被美国视为潜在的平衡力量是有风险的，但同时也增加了该国议价能力提升和让步空间扩大的希望。那些为统治者自己或者他们的选民追求相对经济优势的政府也许会发现，义正词严地谈论对美国力量进行遏制，会是一个掩盖其真实行动目的的便利手段。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又是如此突出，以至于“遏制美国”成为了各国联络的接点，方便它们寻求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安全问题。

另外，平衡的说辞成本低廉又实用。我们可以合理预测，一个国家对某个事务的处理不会超出其能力范围。行为者和观察家会期待法国在巴尔干冲突的解决中起到比它在朝鲜问题上更具实质性的作用，对中国的期待则正相反。然而，由于美国的能力足以覆盖全球，它就被寄予希望在两个案例中都发挥关键作用。这说明了在人们的理性思维中，美国能够严肃处理的事务与其他大国能够处理的事务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在某些事务上，这些大国可以表态，但却不能指望它们勇于承担解决问题的成本。

最后，其他国家政府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将美国安全政策的复杂化难题视为行动附带的红利，而实施这些行动的原因与平衡美国力量没有什么关系。某个领导人对某项限制美国的政策感到满意，并不表明限制美国就是该政策的根本目的。从政治修辞的角度看，前者和后者没有差异；但从因果解释的角度看，两者的区别又是至关重要的。

归根到底，冠冕堂皇的修辞反映了威胁均衡理论在解释力上的苍白。它想要被认真对待，就应该有能够证明其解释价值的证据。²⁰否则，该理论提供的不是一种解释，而仅仅是一种预测。尽管有一些不确定性总是干扰人们对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判断，但是威胁均衡论点和我们提出的替代性论点之间的差异的内涵是显而易见的。

这里有一个总的指导方针，使我们能够评估相互冲突的论点，那就是决策者在约束美国与其他重要目标之间接受权衡取舍的意愿。威胁均衡的论点不是关于偏好而是关于行为的。在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公认的具有平衡力量的国家中，许多政治家时常表达他们对自己通常称呼的“多极体系”（尽管他们总是以此指代多边主义）的偏好。他们还表达了与美国发展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经济增长和繁荣，以及其他许多价值的热望。而我们的问题是：他们愿意牺牲其他的优先事项去达到限制美国的目的吗？如果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只有在与其他的国家优先事项兼容的情况下，大国才会开展对美国的约束行动。换句话说，我们的观点是，能够最好地解释这些行动的因素与美国力量并无关联。

现在，我们来评估一下，在那些被威胁均衡解释路径的支持者强调的案例中，威胁均衡论与我们的替代路径到底哪个更具有解释力，这个评估过程对前者极为有利。我们的总体观点是，单极体系下平衡的代价过于昂贵以致其无法发挥作用。过去15年内的证据与我们看法是一致的：传统的制衡并不存在，也几乎没有什么低水平的、“准”（quasi）或者“软”平衡。要比较我们观点与威胁均衡论的解释力，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正常做法应该是比较两者对这一模式的解释，或者比较两者对同时期内随机选出的一组案例的解释。这样我们就会确定威胁均衡论能在多大程度上应对我们对单极体系下典型的大国互动——指不能被证明与任何形式的平衡有关的互动——的解释。但相反，我们只挑出了那些威胁均衡的支持者倚为证据的案例。

因此，我们的检验就仅限于那些威胁均衡论的因果机制理应产生重大作用的案例。这些例子之所以能引起分析人士的关注，在于它们都具有三个关键特征：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与安全问题直接相关的区域的协调；至少有一个大国的参与；国家行动增加了美国推进安全利益的困难。

在某些方面，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看上去构成了威胁均衡理论的最强依据。²¹作为一个受条约支配的关系，它导致了对抗美国的军事力量分配的纯粹转变。俄罗斯自身的军力无法容纳它很大一部分的军工产出，而它与中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使其部分军工产出得以转移，从而被更有效地利用，最终收益便是相对力量的转变。此外，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包括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地区安全组织，即上海合作组织（SCO）。不仅如此，两国政府还定期表达限制美国参与地区事务的强烈愿望。

不过归根到底，遏制美国在中俄伙伴关系中充其量只扮演了一个边缘角色。尽管中国和俄罗斯的官员可能乐见他们的伙伴关系带来了搅浑美国安全政策的红利，但分析家不应混淆副作用与重要原因。我们来分别讨论一下该伙伴关系中三个重要性依次递减的要素：外交关系、上海合作组织、军售。

虽然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定期把他们的外交合作关系描述为寻求多极世界的表现，但鲜有证据表明遏制美国是它背后的动力。在这种言辞底下的政策却都经过精心打磨，以避免为了双方的伙伴关系而损害它们与美国的重要双边关系。经过十年以上改善双边关系的努力，俄罗斯和中国于2001年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但其中缺乏任何类似共同防御的条款。²²虽然条约在一般意义上规定了缔约方有义务维持全球均衡和在面临安全威胁时相互协商，但在该条约和其他所有公开的中俄协议中都看不到任何对抗美国力量的内容。这个“伙伴关系”涉及的共同承诺都没有损及两国各自与美国的关系。²³

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也经常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表达自己对建立多极世界的喜好，他们和他们在中亚的威权主义伙伴有时把组织塑造为对抗美国和欧洲民主及人权压力的堡垒。鉴于这类说辞，也就难怪一些观察家把上海合作组织当作一个平衡美国在该地区力量的协调机制。²⁴然而，如果对该组织的实际行动进行考察的话，这一解释就会被推翻。²⁵威胁均衡理论没有涵盖那些实际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和运行的原因。该组织主要的初始目标是在地区新兴国家间建立信任机制，特别是通过解决中苏遗留的边界争端来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则进一步寻求在宗教极端主义——这个不仅威胁原苏联中亚地区，也威胁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的因素——面前稳定和保障其边界。俄罗斯也同样面临日益增长的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威胁。乌兹别克斯坦在2001年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以寻求一个合作平台，应对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简称“乌伊运”）的跨国游击威胁。²⁶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签署了一份宣言，扩大了它在该地区的行动范围，合作重心越来越聚焦在恐怖威胁、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力度较小地——武器和毒品走私上。该组织宣布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建立名为地区反恐怖机构（The Regional Anti-Terrorist Soracture, RATS）的反恐中心，但该计划目前陷于停顿，仅有少量的资产和资源投入。²⁷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反恐”才是集中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共识并保障该组织升级的主要问题。不过，即便有上海合作组织围绕该问题进行协调，其成员也无法整合起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把它的这一缺陷无情地暴露出来的是美国在“9·11”事件后领导的“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OEF），这一军事行动迅速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的统治并削弱了“乌伊运”——正是它的迅速崛起为上海合作组织提供了存在的理由。美国在阿富汗的部署明确了一个矛盾，即上海合作组织口头上的作为平衡机制的作用和它在实际运作中作为地区安全组织的角色之间的冲突。至少在美国行动初期，中国和俄罗斯解决矛盾的方法是在反恐战争中大力支持美国。

在随后的几年里，成员国再次寻求把上海合作组织定位的重点放在地区安全上。由于西方国家批评乌兹别克斯坦对国内民主运动的暴力镇压，乌兹别克斯坦与北约及美国的安全关系低迷，这项工作的展开受到影响。²⁸上海合作组织官方呼吁美国宣布一个结束其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期限。不过，鉴于俄罗斯与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后者——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的考虑，还有一直存在于两国之间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差异，再加上哈萨克斯坦和美国正在发展中的关系，反美的政治信号就必须要保持暧昧。而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实际的行动在此基础上集中于反恐。地区反恐怖机构慢慢地进入实质，组织了由中国、俄罗斯和其他成员国相关单位参加的反恐演习，并在该地区建立了反恐活动情报数据库。如西莉斯特·沃兰德（Celeste Wallander）总结的，“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成功的地区组织，但除了口头上对单边主义和自由化的反对外，它的成功并没有威胁到美国的利益”²⁹。务实的地区安全合作仍然是上海合作组织真正的业务重点，组织的政治功效则是它喜闻乐见的额外红利。

尽管如此，俄罗斯与中国关系的真正核心并非外交上的伙伴关系，而是更广泛的军工合作与更多的武器销售数量。然而，俄罗斯出口军工产品的根本利益不是遏制美国力量，而是减缓其军工产业衰退的迫切需要。1992年到1998年间，俄罗斯经历了可能是历史上主要大国在和平时期最严重的军力下降。³⁰武器采购和支出在1991年后急剧下跌，到2000年，俄罗斯可用于作战的武器库存只有20%实现了更新，而这个比例在北约国家是60%到80%。³¹鉴于国内订单的大幅下滑（2001年仅有10%的俄罗斯国防企业拿到国家订单），俄罗斯的国防部门能力大大过剩。³²在对新资源的竞争需求极其严酷（惨淡的维护和培训水平、可怕的人事问题和整体的低效率）的背景下，2001年后国防支出的增加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苏联庞大的国防部门即使在经过缩水后，也大大地超出了俄罗斯的承受能力。³³

对于一个工业产值不足其1992年的三分之一，且在迅速流失科技竞争力的军事工业而言，军售便是它的救命稻草。更为直接的是，出口帮助国防部门向数十万工人及其家庭提供工资和福利，构成了几十个城市的经济命脉，并养肥了大量的管理人员和官吏。军工产业是俄罗斯还保留高科技竞争力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行业的代表，因此政策行为者认识到出口中有着强大的整体商业利益。俄罗斯主要军售关系的证据毋庸置疑地表明，俄罗斯向中国销售武器的热望与美国霸权问题之间仅仅存在间接和微小的联系。

如果再把印度加进来——在接近世纪之交的一个短暂时期内，这个国家有时被吹捧为这个反西方的“亚洲三角”的第三个成员——就进一步削弱了威胁均衡观点。许多俄罗斯分析人士将他们国家与印度的伙伴关系视为对中国力量在亚洲崛起的对冲。俄罗斯倾向于向印度出口比它销售给中国的更先进的武器系统，俄罗斯与印度签署的关于武器联合设计与生产的协议也往往比它与中国之间的安排更深入和全面。当国内有声音批评政府出售武器给中国是把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当作抵押的时候，俄罗斯官员们会很快列举以上事实来回应。更不用说，即使印度在乔治·W.布什的后半任期开始与美国发展全新的合作安全关系，其后俄罗斯向其兜售军事装备（以及核技术）的兴趣也未有消减。

威胁均衡性约束的论点不能解释武器转让这一中俄伙伴关系中最显著的成分。而让该观点表面上适用于此案例的论据并非是中国想要进口武器。如果中国获得的武器装备购自以色列或南非，那就很难吸引这么多的关注。该军售看上去如此扎眼是因为它来自俄罗斯，就像是拥有平衡美国的能力的国家间的一种合作。但有证据表明，就算美国明天就削减三分之二的国防开支，俄罗斯在军售方面的兴趣也不会减退。

分析家通常将大国对美国对手的支持阐释为威胁均衡性约束的证据。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是最突出的例子。³⁴俄罗斯援助了伊朗的核计划，与后者在空间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展开合作，出售大量军事装备（伊朗是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第三大买家），并寻求对伊朗的一般性政策干预。这些政策支持伊朗对抗美国的压力近10年之久。

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种关系是受遏制美国力量的努力推动的。区域安全考量和经济动机仍然是首要的问题。除了约束美国力量，俄罗斯还有大量与伊朗交好的理由。核能相关的销售、技术转让，以及有助于伊朗强大的其他举动属于一种干预战略，它本身受到俄罗斯与伊朗合作解决地区问题——围绕着里海石油与其他自然资源开发产生的问题——的需要的推动。甚至是强调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分析家也不认为平衡美国是一个解释俄罗斯—伊朗关系的重要因素。³⁵与在俄中关系中一样，俄罗斯没有疏远伊朗的动机。与此同时，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的初期，两个国家一直在地区事务上剑拔弩张，这就限制了它们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俄罗斯对伊军售支撑了总体的干预战略，但是，如同前文所述的原因，与俄中和俄印关系同样，俄伊军售的经济动机日益突出。核合作最受分析家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俄罗斯是在这一领域唯一公开与伊朗合作的大国，无惧美国偶尔施加的巨大压力。威胁均衡解释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俄罗斯专家实际上一致认为与伊朗的核交易主要受经济考虑的推动。在俄罗斯，没有人可以解释帮助伊朗实现有核化于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有何助益，俄罗斯的官方政策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21世纪的主要威胁”³⁶。然而，实打实的商业利益就足够诱使俄罗斯给自己设置一个比较高的信念门槛，哄骗自己不去相信与伊朗的关系会带来核扩散风险的增加。

核技术是俄罗斯从苏联那里继承来的一份衰落中的资产，在俄罗斯占有的一小块高科技市场份额中，核技术的意义举足轻重。俄罗斯拥有雄厚的碳氢燃料发电能力，但国内电力需求比苏联时期萎缩，因此核电技术的国内市场已经枯竭。外销对于维持原子能部门的半数活动至关重要，伊朗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市场。³⁷俄伊协议启动时的俄罗斯原子能部长维克托·米哈伊洛夫（Viktor Mikhailov）简洁地总结了他们的动机：“俄罗斯有什么可以被放到世界市场上？我们只有一种力量，那就是科技潜力。我们唯一的机会是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展开广泛的合作。”³⁸

让相关部门和关联企业赚大钱才是关键的利害问题。单是俄罗斯承建伊朗布什尔核反应堆的价格就高达10亿美元，燃料的再处理同样有利可图，更多的反应堆项目正在计划中。如俄罗斯强调，伊朗人是付现金的。这些交易的推动者声称长期合作关系带来的价值将超过80亿美元，订单涉及300多家俄罗斯公司。不仅如此，还提供了数量可观的高科技产业的工作岗位，其中许多位于在俄罗斯具有重要政治地位但却经济拮据的地区。³⁹俄罗斯原子能部仍然是其政治中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它的说客们勤奋工作，极力在公众面前和克里姆林宫的走廊内证明核能部门对俄罗斯的现代化至关重要。⁴⁰

俄罗斯实质的外交政策行为与以上分析是一致的。当干预伊朗的经济和地区安全动机与俄罗斯的总体防扩散立场相违背时，后者获胜。在2002年和2003年，伊朗核武器相关项目的发展出现飞跃，而且这并非基于俄罗斯项目，而是通过与巴基斯坦科学家卡迪尔·汗的跨国核技术扩散网络进行交易以及自身的努力得来的。为了应对这一新现象，俄罗斯在2003年调整了政策。如果威胁均衡的观点在这个案例中有效，那么正是在这个时候俄罗斯对美国力量的关注本应该特别高才是，为此它应该将它与伊朗的合作范围升级而不是降级。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俄罗斯重申了它对核不扩散的承诺，并希望看到伊朗接受中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检查。为了消除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布什尔反应堆的可能的担忧，俄罗斯与伊朗达成交易，将所有燃料拉回俄罗斯进行再处理。俄罗斯也迫使伊朗签署并执行200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进一步加强了对伊朗核计划的限制，并增加了其透明度。尽管伊朗在2005年抛弃了议定书，并使美国和欧盟对其提升整体核计划忧心忡忡，但这些都与俄罗斯的核项目无关，结果是减轻了俄罗斯的外交压力。

而俄罗斯之所以不愿针对伊朗核计划采取美国式的强硬姿态，也是出于同样的地区安全，尤其是经济因素的考虑。为表达他们对向伊朗进一步施压的保留态度，普京总统和他的政府高层人士都强调，如果俄罗斯放弃了其与伊朗的合同，美国或欧洲公司可能会乘虚而入。正如普京所说：“我们将抗议那些利用反伊朗核武器扩散之名，借机要将俄罗斯公司逼出伊朗市场的行为。”⁴¹俄罗斯要求获得保证，即迫使伊朗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议的国际努力不会带来俄罗斯商业利益的损失。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不会想要放弃“与伊朗关系最好的大国”这个地位带给它的外交回报，除非伊朗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顽抗迫使他们不得不这么做。⁴²

简而言之，这个案例也缺乏依据，无法下结论说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来自遏制美国的努力。对更宽泛的外交关系具有关键影响的因素是地区安全，而核合作背后的驱动力则是经济动机。

欧盟成员国近年来在进行协调一致的努力，以加强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其中包括60 00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的发展、一个新的安全战略、一个支持完善军事能力措施的防务机构，以及能够承担更高强度任务的1 500人“战斗群”的组建。⁴³谈到这些举措的正当性时，欧盟官员有时会强调它们将为欧盟在全球和地区安全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基础，言下之意这些举措也会减弱美国的影响。对于许多分析家而言，这又是一个平衡行为的明显例子。⁴⁴然而，证据却并不支持他们的解释。

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源头远早于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转向，而后者被佩普和沃尔特这样的分析家认为是增强了其他国家平衡美国力量的动机。专家和决策者相信关键动力不是美国力量，而是为了应对这样的可能性：美国在欧洲的存在降低，它帮助盟友解决巴尔干冲突一类难题的意愿减弱。⁴⁵例如，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EUISS）主任妮科尔·涅索托（Nicole Gnesotto）在解释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起源时指出：“由于不再能保证美国会卷入那些对它不甚紧要的危机，……欧洲人必须自己组织起来承担危机管理中的责任份额，并且通过这样做，维持乃至提升美国对联盟的兴趣。”⁴⁶同样，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也强调：

美国可能会失去对保障欧洲安全的兴趣，没有什么比这一前景更能够刺激欧洲人去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了。恰恰就在北约对科索沃的战争结束以后，欧盟付出加倍的努力打造一个共同防御政策，这绝不是偶然。欧洲人非常害怕——也理应如此——当下一次战争在欧洲边缘爆发时，美国可能不会出现。并且他们也知道，他们要不现在就为这个可能性做准备，要不就继续困在摇摇欲坠的现状中。⁴⁷

对于许多欧盟关键成员国——特别是英国——的政府而言，欧洲的军事弱点对跨大西洋联盟的腐蚀为增强欧洲能力提供了动力。大多数分析家因此同意，欧盟的防务合作只有在被看作美欧同盟关系的补充时才能开展下去。也就是说，一定程度上的美国支持是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进展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欧洲人寻求的力量是为了补充美国能力，而非与后者竞争，因为这种力量为海外的小型突发事件和维和行动提供了额外的部队支援。⁴⁸乔利恩·豪沃思归纳了创建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关键文件，指出：

这些声明较少有含糊之处：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减轻美国军队在欧洲地区危机管理中的责任，以便华盛顿能够在世界上战略地位更重要的地区更好地利用其军力。我们并不确定美国会否欢迎这种伙伴关系，但那是另一个问题。……如果要给这个解释用上一个国际关系术语的话，那就应该是“追随”（bandwagoning），而不是“平衡”。⁴⁹

欧盟提高军事能力的前景近年来更受到欧洲决策者的欢迎，很可能部分是对美国力量的反应。⁵⁰然而，任何可能约束美国的军力建设举措都可能付出成员所依然不愿承受的金融或其他方面的代价。无论是快速反应部队还是战斗群都不是常设武装，而是一个多国部队的集合，欧盟可以在欧洲理事会一致决定使用武力的时候从中抽调。而就像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成员国把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纳入它的核心安全政策范围”⁵¹。事实上，豪沃思和梅农强调：“绝对没有证据表明成员国正在计划把领土防务委托给欧盟。”⁵²即使所有当前设想的武装力量都按照计划实现，它们创造出的真正能够约束美国的能力也寥寥无几。豪沃思指出：“对欧洲军力生产可能与美国军队形成敌对的担忧在美国的评论家当中并不少见。问题是，这种担忧没有任何经验事实支撑。……在各种关于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未来的理论性剧本中，即使是把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想象得最为‘肌肉发达’的推测都不能表明欧洲军事能力的发展能够让它产生一点与美国军力敌对或者竞争的志向。”⁵³

到这个地步，不要说牺牲其他偏好来构筑可能约束美国的力量，欧洲可能还会为了构建在很大程度上补充美国力量的能力，而牺牲掉那些可能有助于它对抗美国力量的有限资源。⁵⁴除非欧洲公众对追求更高的国防支出抱有远高于当前的意愿，要把快速反应小分队建成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就不得不以牺牲能够与美国军力竞争或者实现领域替代的先进装备的发展为代价。在大多数军事分析家看来，即使欧盟现有的计划进展顺利，最有可能的轨迹实际是欧盟在高强度军事能力上将会被美国甩得更远。⁵⁵

总之，是地区安全的需要，而不是遏制美国，最好地解释了欧盟的防务合作。也没有迹象表明近年来欧盟比之前更愿意承受发展军事能力的经济成本，以求缩小与美国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

与俄罗斯的亚洲伙伴关系不同，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反对并没有给军事力量对比带来什么可见的变化。尽管如此，它却像是为威胁均衡观点量身定做的案例。⁵⁶尽管美国明确宣称这是一个对自己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政策，但仍然遭到了来自其关键盟友的反对。反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复杂的外交议价中协调的结果。在法国，这个“不乐意联盟”（the coalition of the unwilling）的关键国家的领导人主张将政策描述为对多极世界的总体偏好的一部分。

不过，威胁均衡论对事件的解释却简化并歪曲了事实。对于这出国际关系戏剧中的一些主角而言，针对美国的安全顾虑并没有发挥可辨识的作用。其他行为体的战略考量虽然表面上像是平衡，但实际上却源自不同的逻辑，并通过复杂的方式与其他同样推动对美约束的动机相互交织。这一案例中对威胁均衡观点的演绎——即使要慷慨地赠予该观点以戏份——充其量也只能给“平衡”安排一个小角色。⁵⁷

在这个案例中，复杂的一连串事件——当美国尝试获取联合国安理会对其入侵伊拉克行动授权的二次决议却遭遇失败后，这一系列事件才告一段落——有一个中心环节，那就是德国对美国政策毫不妥协的反对，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后法德关系中一个短暂却剧烈的转变。这是十多年来第一次，德国成为法德关系中提出请求的一方，这对法国来说是一个诱人的机会，可以趁欧盟正在吸纳许多中欧国家为其成员时，重新获得它作为欧洲驱动器的地位。⁵⁸这一转变的根源在于德国国内政治。

可以肯定的是，施罗德（Schröder）总理的确是在2002年夏天启动的国内选举活动远未到来的时候，就表达过对入侵伊拉克想法的怀疑。但很快，在该问题上采取特别强硬的立场，就成为了他重夺其政治基盘的工具。当时施罗德治下的经济记录惨淡，强硬的经济提案和备受争议的海外军事承诺又使他的左翼支持者日渐与其疏远，因此，当选举季活动升级时，他几乎铁定面临失败。施罗德被政治顾问告知，他能否连任取决于夺回两类左翼选民：核心的社会民主党（SPD）活跃分子，以及正在转而支持主张和平主义和反美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前共产党的后继者）那里的东部左翼投票人。⁵⁹这两类选民长久以来的反战立场是一般意义上的：不是反对伊拉克战争或单边的开战，而是反对战争本身。上述选民强烈的反战偏好（与美国力量无关，并且远在单极体系出现前就存在）对施罗德连任的关键作用有助于解释他为什么采取他在伊拉克战争上的立场。

在这种政治环境中，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在8月26日发表讲话，呼吁在伊拉克进行预防性战争并质疑以联合国为基础的解决方式，这一讲话被施罗德的一个特工称为“奇迹”⁶⁰。它给了施罗德的团队一个机会，可以在一个坚决反战的平台上重新为他的连任报价。竞选的要旨和动力迅疾改变。随着反战情绪爬升，曾经被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埃德蒙·斯托伊伯（Edmund Stoiber）有效运作的经济议题退入后台。政治动机把施罗德推向越来越不妥协的反战立场。即使在布什总统抛弃切尼的最初立场，把伊拉克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后，施罗德仍然采取强硬立场，宣布即使安理会批准他也不会支持使用武力。然而，即使是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态度如此尖锐，施罗德也从未使用平衡或者多极的话语进行表达，而是坚持把反对的立场定位于战略上的理由，并辅之以整体的姿态，显示自己是一个在美国总统——集合了德国左翼所憎恶的所有元素的人物符号——面前英勇站出来的有原则的社会主义者。⁶¹

这一约束美国的剧本的另一个环节，是土耳其作出拒绝美国军队利用其领土攻击萨达姆军队的决定。⁶²马后炮地说，这个决定并没有影响到入侵行动的效能，但这一点在当时还不明确。于是，许多分析家也把土耳其的决定视为一个平衡的例子。但是，在这个案例中，国内政治中长期以来的种种动力对土耳其的推动比对德国更具重要性，因为它们压倒了支持美国的战略决定。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土耳其在1990年到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悲惨经历，它因此遭受了一场被广泛公认的经济灾难。同样重要的是，土耳其担心扰乱伊拉克的现状会改变关于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治平衡，害怕他们的独立可能挑起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的独立欲望。这两个历史遗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任何土耳其政府都不得不为获得美国的强力安全保证而努力地讨价还价，以安抚对再来一场地区战争的后果心存怀疑的本国公众。与土耳其之间的交涉遵循三个轨迹：政治（关于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自治程度以及土耳其裔伊拉克人的命运）；军队（关于土耳其军队可以部署在伊拉克的什么地方）；以及经济（赔偿土耳其可能为战争承担的成本）。

尽管一揽子经济协议的细节不可能完全敲定，但塔伊普·埃尔多安（Tayyip Erdogan）总理和他的伊斯兰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最终支持了一个三轨协议，允许美国使用土耳其作为一个入侵伊拉克的集结地，并将一份决议提交议会请求民意代表支持。⁶³埃尔多安及执政党领导层打的算盘是，支持布什政府可以在使土耳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它在伊拉克战争后的利益。但是，强有力的土耳其军队和在野的人民共和党则预先假定决议会获得通过——这和埃尔多安及大多数分析家一致——而选择了搭便车并让执政党承受强推这一措施的国内政治代价。实际结果是，决议的确获得了标准规则下的多数。但是，根据土耳其议会规则，19票弃权的存在意味着决议还差3票才能超过在场议员的半数。新闻报道注意到，一些议员并不了解这条规则，这可能影响到了他们的投票。⁶⁴随后不久，曾经选择搭便车的高级将领又试图推翻这一决定。不过，到这些阴谋开始进行的时候，美国和英国军队在伊拉克的快速推进已经从根本上削弱了土耳其这条路线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德国和土耳其的行动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追溯至一些长期存在的国内动因，这些都与美国的力量集中无关。在伊拉克案例中，俄罗斯和法国的角色要复杂得多，毕竟它们都声称偏好以下元素：多极体系、支持联合国安理会作用的总体政策，还有与之相应的它们在安理会中否决权的议价价值、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经济利益，再加上它们真诚地认可在涉及战争的收益和成本、伊战与反恐的关系方面与美国之间存在的政策差异。以上动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威胁平衡论的解释要如何融入这个马赛克般的图景中？

鉴于俄罗斯刚开始高度重视与美国的密切合作关系，普京总统和他的高级外交政策助手们并不愿意牵头搞任何约束布什政府的联盟。⁶⁵与此同时，他们倾向于维持现有的为其带来丰厚经济回报的对伊政策。俄罗斯公司在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下获利甚丰，并且，萨达姆还向俄罗斯提供了只有取消制裁才能实现的长期诱惑：向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Lukoil）提供大宗开发性承包合同（价值约120亿美元），以及向俄罗斯抵押约80亿美元的伊拉克国债。只要存在着与执政的复兴党政权协议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某种可能性，俄罗斯就有动力去采取能够让伊拉克兑现承诺的立场。

普京对以上混合动力最初的反应是不给出明确的选择。当外长伊万诺夫针对美国言论作出强硬的反对声明时，普京批准了俄罗斯官方与伊拉克反对派人物联系，并选择支持11月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该决议警告伊拉克如果不履行其裁军义务的话，便会招致“严重后果”。与此同时，美国官员也在寻求俄罗斯的支持，而抛出的诱惑条件都只能在美国变更伊拉克政权后才能兑现，包括尊重俄罗斯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的合同，以及承诺俄罗斯在战后稳定中的地位。有报道说，普京最信任的助手亦努力与布什政府官员达成协议。⁶⁶但是，只要普京仍然不确定美国的解决方案和获胜前景，与美国一致就比保持冷淡和疏离更为冒险。如果萨达姆挺过了这次危机——或者可以通过满足对其提出的裁军要求来实现——普京就会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失去伊拉克承诺的经济利益。因此，向伊拉克施压迫其履行1441号决议就有三个叠加的好处：维护安理会（俄罗斯偏爱的平台）权威；即使萨达姆被证明顽抗，与联合国合作的可能性也没有被排除；在不是通过全面入侵来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情况下，俄罗斯的潜在获益位置得以保持。

最终，俄罗斯选择了与法国和德国一起反对联合国授权入侵伊拉克的二次决议。在2003年头两个月的外交交易中，希拉克总统让普京相信法国（加上德国）会挑头这一行动。有了美国长期盟友的带头，普京认为对抗美国的外交代价便会缩小。有了相对较低的预期成本，其他因素就利于普京作出反对美国的决定。特别是普京似乎觉得，入侵伊拉克是个不智且昂贵的战略举措，会对反恐战争造成负面影响。⁶⁷

普京努力确保他向欧洲的靠拢不会以伤害与美国间正在进行的战略伙伴关系为代价。如他的外交政策助理谢尔盖·普里霍季科（Sergei Prikhodko）所说：“在伊拉克危机中我们与美国不是敌人。我们之间不管是从短期还是长远看都有太多的共同价值和任务。……我们的合作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是在伊拉克危机中。”⁶⁸这并不仅仅是外交辞令，两者之间的现实合作在很多层面都在继续，包括情报共享、核军控、北约东扩、在阿富汗的维和行动，以及防止朝鲜半岛核扩散的多边行动。所有这些合作都确保了俄罗斯不会让它和美国的整体关系陷入危机。⁶⁹而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的著名妙语，“惩罚法国，忽视德国，原谅俄罗斯”，正表明了这一战略是奏效的。⁷⁰

在德国和土耳其案例中长期存在的国内政治因素，以及俄罗斯对在伊拉克问题上约束美国和其他目标之间进行权衡时所表现出来的极端谨慎和不情愿，都有助于把法国推到显要的角色上。尽管如此，在专家强调的关于法国政策的三个主要解释中，明显并没有“遏制美国”这一因素⁷¹。第一个解释是法美政府间的政策纠纷。“9·11”事件后，无论美国还是法国都非常关注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并准备采取果断措施减少其发生。关于阿富汗，两国政府都把武力驱逐塔利班看作反恐努力的一个重要步骤。而与之相反，在评估入侵伊拉克的价值上，法国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作出了大不相同的判断。布什政府把入侵视为其中东外交政策的推进，而法国总统希拉克、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以及事实上大多数的法国政策机构都在以各种理由反对入侵。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占领伊拉克的过程将会非常血腥且旷日持久，会使“基地”组织式的恐怖主义问题更加恶化。⁷²鉴于国内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加上法国认为自己正高度暴露在恐怖主义面前，对伊拉克有争议的占领所可能存在的消极影响在法国政策制定者那里就凸显了出来。⁷³因此，从一开始他们就有着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强烈动机，以图改变布什政府的政策。推动该问题在联合国平台上得到处理不仅反映了法国的当前利益，而且反映了它长期以来坚持在安理会中心地位基础上进行外交磋商的动机。一旦布什政府明确表示要不顾一切入侵伊拉克，批评入侵仍然可以被看作法国最理想的回应选择，尤其是考虑到入侵的运行效能并不依赖于法国援助。

其次，已知的法国政策取向强调欧洲的地区动力。当时欧盟正着手将若干个中欧国家纳入其中，面对这一新挑战，希拉克总统不能承受将政策主动权拱手让给施罗德总理的代价。而施罗德总理的决定又容易受到美国怒火的影响，使得他在德法的双边关系中扮演了请求者的角色，这就给了希拉克重启欧盟中法德“马达”并将其置于自己控制下的机会。希拉克在1月作出的支持施罗德的决定让他可以指派这位德国领导人，恢复法国在欧盟事务中更有领导性的地位。

再次，观察家一致认为，长期存在的国内政治动力影响到了法国总统的预测。出于各种原因，法国公众长久以来都欣赏对抗美国的行为。⁷⁴希拉克忠实于其戴高乐主义者的本性，看到了讨好这种传统情感的好处，特别是鉴于他刚刚经历了一次惊险的改选，在第一轮仅获得了19%的选票。

在大多数分析家看来，欧洲的地区动力和国内政治因素在这一案例中对法国构成了重要影响，但是它们也被政策和外交交易的考虑支配。如果政策和交易的逻辑指向对这场战争的参与，希拉克就有可能忽略国内政治因素。另一方面，政治与欧洲层面的原因很可能打破平衡，使反对的程度超出可能为政策和交易目的服务的最佳范畴。至少，那就是希拉克和德维尔潘在危机中的举动。⁷⁵因此，关键的问题就是评估平衡论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抓住了这个以安理会为中心的整体交易立场，以及这一立场与围绕伊拉克问题的更直接的政策考虑是如何互动的。

与他们在俄罗斯和德国的同行不一样，希拉克和德维尔潘公开将他们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与对多极世界的偏好结合起来。尽管法国政治家在使用“多极体系”这一术语时有多种含义，但没有一种符合这一概念的政治科学定义。如果只是依据他们在公共场合的说法来判断，那么两个人都相信，通过多边协商达成与全球安全相关的重要决定对法国和世界将是最好的，而在此过程中联合国是一个重要的机制。⁷⁶这一偏好符合法国关于自我认同和政治传统的观念，但它也与法国在和美国讨价还价中的理性策略紧密融合，那就是作为在安理会中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利用自己幸运拥有的这一地位。⁷⁷由于否决权的存在，法国就可以通过宣称未经联合国批准使用武力为非法来维持联合国的权威，从而使自己对美国的影响稍稍增加。这种影响是有价值的，因为法国无法对抗美国的力量，或者说它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无法凭借自己的军事力量来完成诸如解除伊拉克武装等全球使命。

但是，在一般意义上，该交易立场的主要目的并不必然是遏制美国力量，而是为了提升法国在针对全球安全问题的各种具体回应方式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在伊拉克战争的案例中，法国增强安理会作用的一般性愿望和它在伊拉克的现实政策偏好形成了一致。这些动机结合起来，推动法国选择了一种介于德国的彻底反对与英国的美英同盟之间的立场。像施罗德那样不留余地的反对会将美国推向单边主义从而削弱安理会作用。8月下旬，德维尔潘重新定位了法国在伊拉克的政策，接受了在安理会批准的基础上动武的可能性。2002年9月，在布什总统向联合国提交解除伊拉克武装的动议后，法国同意了安理会1441号决议，同时强硬反对在决议中加入可能会为美英绕开安理会推翻萨达姆政权开绿灯的措辞。

希拉克的政策可能会诱导美国进入联合国的外交网络，但要达到这个效果，法国只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其立场更靠近美国和英国，并积极准备着制裁甚至是参加到对伊战争中。法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最初假定萨达姆的顽抗可能会导致对1441号决议的违反和宣战。尽管我们已不可能知道希拉克是否曾真心如此，但有证据表明，法国的确为可能参加对伊战争做了积极准备，包括动员“戴高乐”号航母、让武装部队备战，以及主动与美国中央司令部总司令汤米·弗兰克斯（Tommy Franks）将军就派遣15 000人参与对伊联合攻击展开幕僚会谈。鉴于希拉克的政策偏好和交易利益，法国的政策是合乎逻辑的：法国使英美向其所偏好的政策靠拢的主要希望在于利用它在联合国安理会内的影响，这条路线有益于它支持安理会作用的长期战略。由于议价动力和政策偏好在此是串联起来发生作用的，法国不需要对它们进行权衡，我们因此也就很难分配两者之间的权重。

然而，这些动机也并不总是一致。在科索沃问题上两者就发生了冲突，1999年法国支持北约军事行动的立场与它当时的政策偏好一致，但违背了它长期以来维护联合国安理会核心地位的议价动机。在伊拉克问题上，虽然同时服务于法国整体的交易利益和现实直接的政策倾向，但法国最初的政策直接违背了威胁均衡性约束的观点，因为它潜在地拓宽了通向大规模军事行动和可能的扩张美国力量的外交路径。

2003年1月，希拉克了解到，无论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在伊拉克有何发现，布什政府都要发动战争。这一情报暴露了一个直到那时一直在外交上被模糊处理的法国与美英政策偏好之间的基本矛盾。希拉克强烈希望把遏制政策和核查作为处理伊拉克问题的一种方式，而布什和托尼·布莱尔首相强烈要求伊拉克的政权更迭。核查看上去——至少对于汉斯·布利克斯和法国而言——进展喜人的事实（希拉克坦率承认这是美英军事施压的结果）强化了矛盾双方各自的政策执著。既然事情已到了联合国核查结果无足轻重、伊拉克问题必须通过政权更迭来解决的地步，法国当然不会再参加这个联盟。之后唯一的问题就是它对布什政府决定的反对程度会有多强烈。

法国领导层更倾向于低调处理伊拉克问题。他们试图避免与美英公开摊牌，敦促英美不要谋求二次决议。他们与布什政府官员在会议上争论说，若出现这种情况法国政府就会表示反对，美英不这样做就还可以袖手旁观。布莱尔相信由于国内原因，他需要一个安理会的二次决议，出于对他的尊重，布什政府拒绝了希拉克的“绅士协议”。⁷⁸但是这个独特的国内偶发事件可能打击到了美国与法国之间的交易，也可能避免了盟国间争端最具戏剧性的阶段的出现。在这一事件中，希拉克决定努力否决美英寻求的二次决议，其结果就是那个广为人知的奇特现象：双方在联合国疯狂寻找同盟者站队，法国威胁使用否决权，以及美英未能获得安理会的多数支持。

威胁均衡性约束的观点坚持认为，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动向增加了其他大国对美国的忧惧，使约束美国行动得到强化。而我们对导向入侵伊拉克的诸事件的回顾表明了这种观点是何其错误的。对于法国这个对抗布什政府的外交联盟的关键角色而言，政策分歧、长远的交易动机、欧洲地区动力，以及持续存在的国内政治动机都促使它约束美国。尽管在战略层面，法国领导层确实不认为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入侵是一个明智的行动，但在法国的行为中，在联合国安理会内破天荒地与美英猛烈对抗，却是希拉克总统在某种程度上试图避免的一幕。联合国的二次决议和围绕它的争论之所以发生，仅仅是因为那些作用于布莱尔首相身上的复杂国内动因。威胁均衡性约束观点的支持者的错误也就在于把该案例中法国政策的异常因素主要归为法国对美国力量的看法的改变。

对法国情况的分析也同样适用于其他重要参与者。伊拉克案例中最为突出和异常的行为——特别是施罗德总理作出的不留余地地反对布什政府的重大决定——无法被看作针对美国的根本性力量或者德国对美国意图的最新判断所作出的应对，那几年紧随入侵伊拉克后发生的大国行为进一步提供了否定威胁均衡性约束观点的证据。特别是那一时期的法国和德国，远远谈不上进一步疏远与美国的距离，反而是急急忙忙地寻求与布什政府恢复亲善。意味深长的是，这种趋势在希拉克和施罗德仍在执政时就实质性地出现了：在赢得2004年连任的布什总统和他的新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伸出橄榄枝之前，也在随后的德国安吉拉·默克尔政府和法国尼古拉·萨科齐政府上台之前。

对威胁均衡理论家推崇的案例的考察证明了我们论点的预测：大国约束行动只有在与其他和美国力量无关的国家优先目标相兼容的时候才会出现。加之在事实上与平衡论相关的一般性例证更为薄弱，故而这一发现就意味着基于威胁均衡理论的约束观点并没有经验基础。

由此可见，一个衍生自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有影响的观点并不适用于这个单极体系下的美国。这一发现的更广泛涵义又是什么呢？说到底，本章考察的大国的约束行动还是真实存在的，本章内也没有什么内容表明美国无须对约束行动表示担忧。但威胁均衡论的解释与源于我们的广泛观点的替代解释之间的主要差异是，前者阐述的是体系约束，而后者不是。这个差异之所以关键，是出于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分析的清晰性。在伊拉克案例中所有的复杂动力里，议价动机是最接近于分析家所指的“平衡”的。但是，“平衡”与“议价”之间却有着深刻的区别。议价——或者如利伯和亚历山大所谓的“寻常的外交摩擦”——在一个由利己主义国家组成的世界中随处可见。⁷⁹用“平衡”这个术语去描述议价，在实践中就相当于把平衡等同于国际关系中显而易见的东西。如果“平衡”成为议价的另一种说法，那么它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就是毫无意义的——描述的是一个常量而非变量，也未给国际政治带来值得注目的发展。简言之，“平衡”是一个全面系统性的约束，而支配“议价”的则是卷入特定事件的各国间的一系列具体利益。(www.xing528.com)

当考虑到议价动机有时候可以驱使国家采取与平衡相反的行为时，体系平衡和受形式多种多样的一对特定关联因素驱动的约束之间的区别就会变得更加清晰。以伊拉克事件为例，法国的议价利益是维持联合国安理会的重要性，而它为此采取的政策使联合国批准美国领导的对伊动武真正成为可能。对这一议价利益的追求导致法国的政策在最后有可能教唆并帮助美国力量在波斯湾的潜在扩张实现合法化，那就是走向了威胁均衡性约束论点的预测的反面。将之称为“平衡”等于是对这个概念的嘲笑。

上述例子与强调体系差异的第二个理由相联系：威胁均衡性约束观点假设，在美国力量和施加在其安全政策之上的限制的强度之间存在一个直接的正相关性，而我们的替代解释并未这样做。如果前者的假设是有意义的，那么根据平衡观点的预测，美国力量的趋弱和对国际事务卷入程度的降低都必然会削减其他国家获取相对力量的动力。但是，如果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就没有理由期待美国力量衰落抑或全球参与度的降低会削减其他国家提升自身能力的动力。与之相反，美国退出对全球事务的干预——就像新孤立主义者提倡的那样——倒可能轻易地引发新的安全需要，使得其他国家生出更多的提升自身能力的动机。⁸⁰

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差异涉及未来大国可能采取的约束行动的范围和强度。威胁均衡观点所幻想的约束潜在地涵盖整个体系。该观点认为，如果美国走得太远，它就可能扰乱国际均衡并唤来全球约束行动的升级。与此相对，我们的观点表明，美国不会面临如此广泛和潜力巨大的约束。在今后的岁月里，其他国家行动的结果可能会构成对美国安全政策的阻碍，但这最终取决于其他社会自身的一组特殊因素，而与美国力量无关。

1. 本章案例材料编自下文：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2005）。

2. T.V.Paul，“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Primacy，”International Security，30（2005）：52—53，71.在另一篇论述中，保罗还强调：“软平衡涉及不正式结盟的默契平衡。国家间通常会达成协约或者有限的安全谅解以平衡一个国家的潜在威胁或抑制一个国家的崛起。软平衡往往基于有限的军备、临时的合作，或者在区域／国际组织里的协作。”见“The Enduring Axio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in Balance of Power Revisited: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ed. T.V.Paul and James J.Wirtz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3。

3. 迈克尔·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以此特指美国在单极体系下的外交政策。见Mastanduno，“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4. Stephen M.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22—26.沃尔特把“进攻性力量”阐述为第四个自变量，但是它可以被视为整体实力的一部分，而且在威胁均衡理论被实际应用于特定案例时，它通常不会被当作独立变量。包括沃尔特自己也是如此。可参考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Primacy （New York: Norton, 2005），132。

5.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126—132.

6. 如沃尔特总结的：“有明确的迹象显示美国政策令其他国家感到不适，并刺激它们去寻求多种方法以限制美国主导权……然而，这些努力是否在量与质上升级，很大程度上要看美国选择怎么做。……特别是，是否多数国家仍然会将美国视为相对善意的存在，或者，它们会否相信美国具有进攻意图？”见Taming American Power，141。

7.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9.

8.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132，141.除了已经引用的文献，同样还可以参考Walt，“World Off Balance”；Josef Joffe，“Defying History and Theory: TheUnited States as the 'Last Superpower,'"in Ikenberry, America Unrivaled ; Robert A.Pape, "Soft Balancing: How States Pursue Security in a Unipolar World,"paper presented to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Chicago, September 2—4, 2004; Erik Voeten, "Resisting the Lonely Superpower: Responses of Stat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to U.S.Dominance,"Journal of Politics 66(2004); Josef Joffe, "Gulliver Unbound: Can America Rule the World?"Twentieth Annual John Boynthon Lecture, Centre of Independent Studies, August 5, 2003, www.cis. org.au/events/jbl/josef_joffe.html (consulted September 19, 2007 ); Stephen M.Walt, "Can the United States Be Balanced? If So, How?"paper presented to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Chicago, September 2—4, 2004; Christopher Layne, "America as European Hegemon,"National Interest 72(2003); Bradley A.Thayer, "The Pax Americana and the Middle East: U.S. Grand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after September 11,"Mideast Security and Policy Studies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BarIlan University)56 (2003)。

9. 例如，佩普就注意到，如果“单极的领导者追求进攻性的单边主义军事政策，这将会改变绝大多数大国对其意图的看法，我们首先可以预想到软平衡的出现，而接下去如果单极领导者不改变进攻性政策的话，逐渐强化的平衡努力就可能质变成硬制衡”。见“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18。

10. Peter J.Katzenstein and Robert O.Keohane, eds., Anti-Americanisms in World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Andrew Kohut and Bruce Stokes, America against the World: How We Are Different and Why We Are Disliked (New York: Times Books, 2006).

11. 可参考Kristin Archick，“US-EU Cooperation against Terrorism，”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July 12，2005。

12. Pape，“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14.佩普用“全球霸权”术语来描述一种远大于我们“单极”概念的优势。

13. Ibid.，9.在这类分析中，沃尔特也强调了对意图的认知：“美国不愿意放弃它的优势地位，也无法改变它的地缘位置，但它可以密切关注其他行为体对它的意图有怎样的认知。”见Taming American Power，132。

14. Ibid.，14—15，18.要明确的是，学者们一直就这个逻辑进行争论。例如，莱恩是这么看的：“在单极体系中，针对威胁的平衡和针对力量的平衡两者之间没有清晰的区别，因为威胁内在于霸主的力量。在一个单极世界内，其他主体必定担心霸主的能力（这多多少少是可知的），而不是它的意图（这难以确定且总是在改变）。”见“War on Terrorism，”119。

15. Lieber and Alexander, "Waiting for Balancing"。

16. 如马斯坦杜诺的观察所述，威胁均衡理论还没有彻底对抗那些“针对国家间关系中的形象、意图和威胁认知研究的概念和经验挑战”。见“Preserving theUnipolar Moment,"168。

17. 可参考Pape，“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Joffe, Überpower。

18. 现实主义论点中一个重要链条是，当危及一个国家核心生存的威胁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同时最大化本国军力的成本是牺牲掉如经济能力这种其他优先利益的情况下，一个理性的国家最大化自身军力的愿望就会降低。见Stephen Brooks，“Dueling Realism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7。

19. 为了使分析具有操作性，我们不检验一些潜在重要的国家目标，例如声望、地位，以及其他的“环境目标”。它们通常很难与次级安全利益以及自主的利益区分开来。

20. 关于这个命题的证伪，特别参考Lieber and Alexander，“Waiting for Balancing”。

21. 从平衡意义上对这些伙伴关系作的分析包括Paul，“Enduring Axioms”；Walt，“Can the United States Be Balanced？”；Joffe，“Defying History and Theory”。

22. 对该条约的详细分析，参考Elizabeth Wishnick，“Russia and China: Brothers Again？”Asian Survey 41（2001）。

23. 关于这一点的充分证据和分析，见Richard J.Ellings and Aaron Friedberg with Michael Wills, eds.，Strategic Asia，2002—2003: Asian Aftershocks （Seattl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3），参考其中关于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章节。关于中国的大战略以及它对平衡的内在的真实态度，参考Avery Goldstein，“An Emerg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 Pacific，ed.G.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2003）。

24. 可参考Sergei Blagov，“Russia Seeking to Strengthen Regional Organizations to Counterbalance Western Influence，”Eurasia Insight，December 4，2002，at Eurasianet.org; Ariel Cohen，“The U.S.Challenge at the Shanghai Summit，” Heritage Foundation WebMemo No.1124，June 13，2006，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ussiaandEurasia／wm1124.cfm（consulted September 19，2007）。

25. 参考Kathleen Collins and William C.Wohlforth，“Central Asia: Defying‘Great Game’ Expectations，” in Strategic Asia，2003—2004: Fragility and Crisis，ed.Richard J.Ellings and Aaron Friedberg with Michael Wills (Seattl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4）。

26. 参考战略研究所高级分析家的访谈（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2002年8月），见Collins and Wohlforth，“Central Asia”。

27. "Declar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June 15, 2001," http://www.sectsco.org/html/00088.html (consulted October 10, 2007).

28. John C.K.Daly, Kurt H.Meppen, Vladimir Socor, and S.Frederick Starr,"Anatomy of a Crisis: U.S.-Uzbekistan Relations, 2001—2005,"Silk Road Paper, Central Asia-Caucusus Institute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February 2006, http://www.silkroadstudies.org/new/inside/publications/0602Uzbek.pdf(consulted September 19, 2007).

29. Celeste A.Wallander, "Russia: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 Less-Than-Grand Strategy,"in Strategic Asia, 2007—2008, Richard J.Ellings and Michael Wills, eds.(Seattl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7)。

30. Christopher Hill，“Russian Defense Spending，”in United State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Russia‘s Uncertain Economic Future （Washington, D. 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2），168.对国防部门困境的完美总结参考：Christopher Davis，“Country Survey XV: The Defence Sector in the Economy of a Declining Superpower: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1965—2001，”Defence Peace and Economics 13（2002）。

31. "Only 20% of Russian Arms Are Modern,"Radio Free Europe Radio Liberty, Daily Report, May 21, 2001.

32. Kevin P.O‘Prey，“Arms Exports and Russia‘s Defense Industries: Issues for the U.S.Congress，”in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Russia‘s Uncertain Economic Future.还可以参考Johnson‘s Russia List, No.9125，August 3，2005；“Ministry Source: 40 Percent of Russian Defense Industry Enterprises Losing Money，”Interfax-AVN。

33. Julian Cooper, "Developments in the Russian Arms Industry,"SIPRI Yearbook: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6 (Stockholm: SIPRI, 2006), appendix 9C, http://yearbook2006.sipri.org/chap9/app9c(consulted September 19, 2007); Stephen J.Blank, "Potemkin's Treadmill: Russian Military Modernization,"in Military Modernizationinan Era of Uncertainty, ed.Ashley J. Tellis and Michael Wills (Seattl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5), 175—205.

34. 可参考Pape，“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42—43；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128；Walt，“Can the United States Be Balanced？”

35. 可参考Carol R.Saivetz，“Perspectives on the Caspian Sea Dilemma: Russian Policies since the Soviet Demise，”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4（2003）；Gawdat Bahgat，“Pipeline Diplomacy: The Geopolitics of the Caspian Sea Reg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3（2002）；Douglas W.Blum，“Perspectives on the Caspian Sea Dilemma: A Framing Comment，”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4（2003）。

36. 普京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的笔录（2003年6月22日），见Johnson‘s Russia List, No.7236，June 24，2003，http://www.cdi.org/russia/johnson/7236-8.cfm（2007年9月19日浏览）。

37. 见Celeste A.Wallander，“Russia‘s Interest in Trading with the ‘Axis of Evil，’”PONARS Policy Memo 248，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1，2002，http://www.csis.org/index.php?option＝com_csis_pubs&task＝view&id＝2254（2007年9月19日浏览）；testimony for “Russia‘s Policies toward the Axis of Evil: Money and Geopolitics in Iraqand Iran，”Hearing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bruary 26，2003。关于俄罗斯核工业面临的问题以及其外销兴趣的总体分析，参考Igor Khripunov，“MINATOM: Time for Crucial Decisions，”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48（2001）。

38. Vladimir A.Orlov and Alexander Vinnikov, "The Great Guessing Game: Russia and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Washington Quarterly 28(2005):51.

39. 俄罗斯的原子能部门声称，单是布什尔的合同就能为超过300家俄罗斯公司带来共两万个工作岗位。见Anatoly Andreev，“Mirnyi Atomdlia Bushera，”Trud，December 27，2002，1.更多关于俄罗斯在亚洲核扩散问题上的角色的论述，见Bates Gill，“Proliferation，”in Ellings and Friedberg, Strategic Asia，2003—2004。

40. 尽管核问题吸引了大多数的关注，但在俄罗斯对伊军售中也有类似的利益。参考Tor Bukkvoll，“Arming the Ayatollahs: Economic Lobbies in Russia‘s Iran Policy，”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49（2002）。

41. 引自Orlov and Vinnikov，“The Great Guessing Game，”59。

42. 见Alexei Arbatov，“Russia and the Iranian Nuclear Crisis，”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y 23，2006，参考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

43. 全面的分析参考：Nicole Gnesotto, ed.，EU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The First Five Years （1999—2004 ）（Pari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5）。

44. 可参考：Barry R.Posen，“European Uni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Response to Unipolarity？”Security Studies 15（2006）；Robert Art，“Striking the Balance，”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2005 ）：180—183； Art，“Europe Hedgesits Security Bets，”in Paul, Wirtz, and Fortmann, Balance of Power Revisited；Walt，“Can the United States Be Balanced？”；Joffe，“Defying History and Theory”；Layne，“America as European Hegemon”。

45. 意味深长的是，即使威胁平衡观点的一些支持者也表现出这一态度。例如，在讨论“欧洲创建真正的欧洲防御能力的渐进努力”时，沃尔特强调，“政策的原始动机并非反美”。见Taming American Power，129。

46. Nicole Gnesotto, "ESDP: Results and Prospects,"in Gnesotto, EU Security, 25.

47.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 .S.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Knopf, 2002), 152.

48. 能够暗示这一点的是，从2004年开始，欧盟专注于建设小规模的1 500人战斗群，这些部队可以迅速部署但只能执行小规模行动，或者是执行大规模行动初始阶段的任务。见Jolyon Howorth and Anand Menon，“Complexit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Why the European Union Isn‘t Balancing the United States，”manuscript, Yale University, 18—19。

49. Jolyon Howorth,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Neither Hard nor Soft Power Balancing—Just Policy-Making (or Is It Just 'Muddling Through'?),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Philadelphia, August 31, 2006, 7.

50. 关于这一观点，参考Art，“Striking the Balance，”181—182。

51. 见Gnesotto, EU Security，189。

52. Howorth and Menon, "Complexit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7.

53. Howorth，“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8.更多内容参考Jolyon Howorth, The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54. 关于这一取舍的分析，参考Bastian Giegerich，“Not Such a Soft Power: The External Deployment of European Forces，”Survival 46（2004）。

55. 可参考Hans-Christian Hagman，“EU Crisis Management Capabilities，”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The European Union—Its Role and Power in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System，”Woodrow Wilson School, Princeton University, October 3—5，2003；Julian Lindley-French，“In the Shadow of Locarno? Why European Defense Is Failing，”International Affairs 78（2002）。

56. 可参考Pape，“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29—32；Paul，“Soft Balancing，”64—70；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130—131。

57. 在现有叙述中，最好地再现了盟国间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争议的是Philip H.，Gordon and Jeremy Shapiro, Allies at War: America，Europe，and the Crisis over Iraq （New York: McGraw-Hill, 2004）。其他有助于解释该案例的重要叙述和年表包括：Elizabeth Pond, Friendly Fire: The Near-Death of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and European Union Studies Association, 2003）；Gustav Lindstrom and Burkhardt Schmidt, eds.，“One Year On: Lessons from Iraq，”Challiot Paper No.68，EU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March 2004；John Peterson，“Europe, America, Iraq: Worst Ever, Ever Worsening？”J 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2 （2004）；David Allen and Michael Smith，“External Policy Developments，”J 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2（2004）；“The Divided West，”parts 1—3，Financial Times，May 27—30，2003。

58. Pond, Friendly Fire, chap.3.

59. Martin Walker, "The Winter of Germany's Discontent,"World Policy Journal 19(2002—3).

60. Ibid.

61. 可参考Jeffrey Herf，“The Perfect Storm and After: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for American-German Relations，”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German Studies, http://www.aicgs.org/analysis/c/herfc.aspx（consulted October 10，2007）。

62. 参考Pape，“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Walt，“Can the United States Be Balanced？”

63. Mustafa Kibaroglu, "Turkey Says No,"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59(2003).

64. “A Pivotal Nation Goes into a Spin，”Economist，March 8，2003，41.也可参考Gordon and Shapiro, Allies at War。

65. 参考William C.Wohlforth，“Russia，”in Ellings and Friedberg, Strategic Asia，2002—2003；Thomas M.Nichols，“Russia‘s Turn West: Sea Change or Opportunism？”World Policy Journal 19 （2002—2003）。Wohlforth，“Russia‘s Soft Balancing Act，”in Ellings and Friedberg, Strategic Asia，2003—2004 。

66. Pavel Felgenhauer, "New Détente to Die Young,"Moscow Times, May 29, 2003, 9.

67. 有报告显示，俄罗斯的情报部门向普京提供了关于伊拉克对抗美国前景的极端夸大的评估。见Sergei Karaganov，“Crisis Lessons，”Moscow News，April 23，2003，2。

68. 引自Andrew Jack and Stefan Wagstyl，“Optimism on Russian Postwar Accord with U.S.，”Financial Times，May 16，2003，8。

69. 五角大楼指控俄罗斯情报部门在美国入侵行动前向萨达姆·侯赛因提供美军部署情报，暗示俄罗斯试图骑墙，但被随后的报道证明是错误的。在伊拉克档案中发现的攻击部署明显是强硬派俄罗斯记者写的，并将它交给俄罗斯驻巴格达大使，由后者传递给了萨达姆的随从。见“German Paper Sees‘Mix-Up’behind US-Russia Row in Iraq War Plan Case，”Financial Times，April 24，2006。

70. Elaine Sciolino, "French Struggle Now with How to Coexist with Bush,"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8, 2005, A9.

71. 以下资料特别有助于重建伊拉克问题上的法国决策过程：Gordon and Shapiro, Allies at War；Pond, Friendly Fire；“The Divided West，”parts 1—3；Howorth，“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the confere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after the War in Iraq，”May 12，2003，Cent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www.brookings.edu／fp／cusf／events／20030512cusf.htm（consulted September 19，2007）。这些分析中的评估对应更广泛文献中的发现。分析人士并不认为经济动机在该案例中是重要的，可参考Valerie Marcel，“Total in Iraq，”U.S.-France Analysis Series, Cent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August 2003。

72. 可参考“Interview given by M.Jacques Chirac,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to‘TF1’and ‘France2’，”March 10，2003，http://www.elysee.fr/elysee/francais/actualites/a_l_elysee/2003/mars/interview_televisee_sur_l_iraq-page_2-2.4840.html（consulted September 19，2007）；同样的陈述也出自法国反恐专家让-路易·布吕吉埃法官，参考Bruguière，“Terrorism after the War in Iraq，”US-France Analysis，May 2003，http://www.brookings.edu/articles/2003/05france_bruguiere.aspx（consulted October 10，2007）。要获得关于伊拉克问题上美欧政策差异的完美的整体性分析，参考Pond, Friendly Fire，chap.3。

73. 事后看，法国关于伊拉克战争会导致恐怖主义问题恶化的评估是正确的；但是在事前，这却是完全无法确定的。同样，现在看来，通过远离那些它不同意的美国政策，巴黎可能成功地使法国回避了那些它所预测的入侵伊拉克的消极影响：这方面的证据来自国际政策态度项目（The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最近的一个调查，它发现在主要大国之中，法国被最广泛地视为有积极影响的国家。见“Who Will Lead the World？”April 6，2005，1，可访问http://www.worldpublicopinion.org/pipa/articles/views_on_countriesregions_bt/114.php?nid＝&id＝&pnt＝114&lb＝btvoc（consulted October 17，2007）。

74. Sophie Meunier, "The Distinctiveness of French Anti-Americanism,"in Katzenstein and Keohane, Anti-Americanisms in World Politics.

75. 可参考Lionel Jospi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nce and America，”lecture deliver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ember 4，2003；commentary by French participants at Brookings confere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after the War in Iraq”。

76. 举一个例子：在希拉克宣称他意欲否决联合国安理会二次决议的采访中，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多极世界中”，这被媒体广泛报道。事实上，这是他说出的第一个从句。整句话的其余部分是：“也就是说，每个人及几大群体都享受与他人的尽可能和谐的关系，在这样的世界上，欧洲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将有属于它的充分的空间；在这样的世界上，民主有所进步，这也就是联合国组织对我们最根本的重要性，它提供了一个框架，赋予民主与和谐以动力。”（“Interview Given by Chirac”）关于外交部长的想法，可参考the Alastair Buchan Lecture, 2003，delivered by Foreign Minister Dominique de Villepin, March 27，2003 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http://www.iiss.org/conferences/alas-tair-buchan/the-alastair-buchan-lecture-2003（consulted October 17，2007）。

77. Erik Voeten, "Outside Options and the Logic of Security Council A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2001).

78. 关于这一场景的详细叙述，见Gordon and Shapiro, Allies at War；也可参见Howorth，“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79. Lieber and Alexander, "Waiting for Balancing".

80. 更多有关上述观点的讨论，见Brooks and Wohlforth，“Striking the Bal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