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际体系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利用手中的资源追求安全目标时，有什么会对此构成阻碍？现实主义强调了一个答案：其他大国。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对力量最有效的阻遏是制衡的力量”1。均势理论——现实主义真经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的核心定理是，大国会发展和动员军事能力，以满足约束它们中最强大的那个国家的需要。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对该理论的阐释方式五花八门，但几乎所有版本的“核心命题”都是“国家倾向于制衡凌驾于体系之上的霸权”2。杰克·利维（Jack Levy）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继承了他们作品中所讨论的理论家们的标准做法，使用“霸权”这一概念来同时指代物质资源向一个特定国家的集中——这类似于“单极”的标准定义——以及由这种强大物质实力支撑的该国的政治主导地位3。因此，该理论指出，一个国家的力量资源一旦达到或接近国际体系的巅峰，它的相对实力的增长就会招致越来越多的制衡。
我们在本章中表明，该理论不能用来预测未来，历史的经验也并不意味着在今天也会出现制衡美国的努力。均势理论预言各国会试图阻止一个霸主的崛起。在学者们围绕这一命题的历史证据展开争论时，他们忽略了事关在当下如何约束美国权力的重要一点：即使一个潜在的霸主必须关注针对它的制衡，但对于一个已经确立了物质实力优势的国家，理论就失去了意义。我们认为，一旦某个国家达到这样的位置，它就已经通过一个临界点，在此之后力量增长带来的影响就是相反的：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越是强大、其支配地位越是牢固，其他国家就越发会丧失对它进行制衡的动力，它受到的约束就会减弱。
为了解释当前对美国的制衡的缺失，我们强调的原因是：对于主要的强国而言，制衡在现在和将来都是耗资巨大、令人望而却步的行为。由于没有一个国家拥有与美国的综合性优势相近似的力量，因此任何进行制衡的尝试都会意味着要付出沉重代价，远超在以往国际体系中付诸类似行动的成本。如果美国决定将它的国防支出（目前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提升到冷战时的水平（平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7.5%）4，那么要与美国进行实力竞赛的成本更是高昂得令人生畏。
自单极世界诞生以来，各种普遍迹象都印证了我们的观点，而无法与传统的均势理论说辞相容。自苏联解体以来，世界国家联盟格局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扩张，防务开支的最大增长也代表五角大楼的利益。其他大国并没有试图合纵限制美国，这表现在：目前没有任何的反霸权联盟形成，在可见的将来也并无可能，也没有国家试图通过提升国内支出来制衡美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尽管有少数大国在军事支出总量上有所上升，但总的来说，它在全球军事责任中所承担的份额相对美国是下降的：在主要大国的防务支出总额中，美国所占的比例从1999年的47%上升到2006年的66%5。没有大国展示出直接使用军事力量遏制美国强权的倾向。这些迹象都不符合均势理论的预测。如果不是因为该理论早已在专家学者当中流行的话，他们本不会把1991年以来主要大国的行为与均势理论联系起来。
在我们与均势理论的争辩中，什么是攸关成败的要素？如果力量集中只有在大国可能相互开战的前提下才有意义，那么相对来说也就没什么好争的了。现下许多因素都在阻遏这样一场战争，而一些观察人士可能会声称，对制衡缺失的认定是武断且不足道的。我们要表明的是，这种反对合乎逻辑，但却是错误的。很多现实主义理论并未明确的是，究竟是当一个国家自身的疆域受到其他地方力量集中状况的威胁时制衡才会发生，还是说其他的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利益也会引发制衡。采纳前一种判断的分析人士会认为，在我们当前的体系中，没有大国会威胁他国的生存，因此不会有制衡出现。但历史上有众多的证据表明，当霸权威胁针对那些与国家生存相比显得不那么根本性的利益时，也有可能激起对抗性的制衡。本章将通过简洁的案例研究表明，如果存在着这样一个反事实的世界，在那里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与美国拥有同样的力量潜质，那么哪怕这些国家深信美国并不会直接威胁其生存，它们也会倾向于对美国采取制衡。如此的话世界就大不一样了。
我们在本章开头讨论了制衡性约束的理论基础，并解释了为什么如此多的分析家把它与当今的国际关系联系起来。接下来，我们将表明，这种约束并不适用于当今之美国，因为美国的力量集中已经大大超过临界点，以至于对于其他主要国家而言，制衡的代价变得巨大得难以承受。因此，平衡状态在现在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极不可能出现的。最后，我们将展示为什么认为制衡性约束缺失的判定既不是武断的，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将他们错误的理解视为理所当然。
均势理论认为，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之中，国家利益包括追求长期生存概率的最大化，因此国家会通过自身能力建设（内部平衡）或者与他国力量结盟（外部平衡）的手段来遏制力量的高度集中（霸主）。6霸主诞生的可能性越大，各国采取平衡手段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顾名思义，领先国家就是潜在的霸权威胁，所以领先者必须时刻警惕，避免自己的行为招致其他强国的制衡，不管领先者自己是否有追求霸权的意识。
“制衡”是一种任何领先国家都必须留意的约束，因为它有可能改变物质能力在体系内的配比。根据制衡的理论，约束产生的来源，是体系本身创造平衡的不可抗力，其方式或者是通过增加一个单一国家的力量，直至它足以与霸主抗衡；或者是通过军事联盟，抑或通过国家间的协调，使其力量整合到大致与霸主相称。“制衡”利用或试图积累现实的资源、增强实际能力，以匹敌、妨碍或阻止另一个国家利用这样的力量来增进其安全利益。如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指出的：“平衡的概念表达的是添加砝码的意识，具体来说，就是能够产生足够的物质实力，以便匹敌——或者抵消——一个潜在或实际的霸主的力量。”7
“制衡”的约束尽管强效，但它是在霸权环境下的被动反制。对均势理论的应用经常算不上严格，但它主要的内涵都是指向现实的或者潜在的霸主。8可以肯定的是，约束出现在特定国家间的特定关系中，并经常与特殊的利益冲突纠缠在一起，但是，它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系统性的。“制衡”是体系为阻碍力量集中而采取的行动。并且，此类行动在现实或者潜在的霸主缺席的状况下并不会发生。它遵循这样的原理，“平衡是大国关系中的现象，因为只有大国能够防止它们当中的一个获得地缘政治的优势”9。
现实主义重视审慎和克制，而“制衡”正是这一标志性态度的一种理论来源，而它在非现实主义学者的著作中也占据显要位置。10现实主义者警告说，如果决策者忽略了制衡，可能就会在国内事务、意识形态以及心理偏向的驱动下，发动弄巧成拙的外交政策变革。在指导决策者如何于诱惑面前保持克制时，现实主义者一般主张，即使制衡的可能性在政策制定者看来并不明显，但它始终蕴含在所有的国际体系中。他们强调，永恒不变的大国政治悲剧，恰恰就是在当决策者自以为可以忽略制衡的约束时，他们最可能鼓起勇气实施过于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
鉴于该论点拥有延续数百年的理论背景，也就难怪当1991年苏联解体、力量迅速向美国转移的时候，现实主义者和其他学者都努力去接纳它。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评论家都提醒说，世界体系从两极向他们预计的暂时性的单极时刻转变，这种转变已经触发了国际体系的制衡。11即使国际体系的这一“时刻”已经延续到了21世纪，学者们仍继续相信制衡正处在酝酿中。因此，莱恩才会警告说：“伊拉克战争可能会被视为一个关键的地缘政治事件，预示着针对美国的重大的反霸权平衡行动的开始。”12
这种信心是毫无根据的。在本章中，我们对制衡性约束论点的考察，都是建立在对它最有利条件的基础上：我们假设，除了均势理论的那些固定核心变量外，自权力政治全盛时期的18世纪以来国际政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由此，我们就抛开所有可能妨碍平衡实现的国际政治变化，包括核威慑、民主的扩展、全球化，以及领土征服收益的下降。即便如此，制衡动力的再度产生仍然是极其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驱动均势理论的变量在当下的配置使得平衡性约束难以实现，同样也会导致约束无效。
在这些变量当中，最主要的是物质能力的分配。在接下来的几个小节里，我们会检验当前物质能力的单极状态，表明它会使平衡性约束无效。同时，我们将通过考察中国的经济增长、军事项目和战略行为，来评估我们观点的正确性。
“从来没有过这样悬殊的实力对比，从来没有，”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我追溯了我编纂在《大国的兴衰》中的过去500年间所有关于防务开支和军事人员统计的比较数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相近的状态。”13尽管在这段文字出炉的公元2002年之后，对美国力量的评估应有所修正，但本质上它仍然是正确的。即使把能力广义地理解为涵盖经济、技术，以及其他国力来源等多个方面，它仍然高度集中于美国一身，其程度在历史上任何近代国家体系中都未曾有过，因此均势理论家们对此也从未有过深思熟虑。
美国在防务上的开支比其他主要军事强国——其中大部分还是它的盟友——加起来还多。美国对其军事力量的人力、制度和技术要素的大规模投资经过了数十年的积累，这使得任何试图匹敌美国能力的努力都要比简单的数据统计所显示的更为艰巨。军事研发可以最充分地体现长期投资的规模，这些投资赋予美国军事能力以显著的质量优势。如表2.1所示，2004年美国的军事研发支出比德国、日本、法国和英国总和的7倍还多。有人估计，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军事研发支出都来自美国。14并且，这一差距已经保持了数十年，举例来看，在过去的30年内，美国在军事研发上的投入超过了整个欧盟总和的3倍。15
表2.1 主要军事大国的国防支出（2006年）
注：国防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为2005年估算；研发支出为2004年数据。
资料来源：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The 15 Major Spending Countries in 2006，”http://www.sipri.org/contents/milap/milex/mex_data_index.html（consulted November 8，2007）；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www.sipri.org/contents/milap/milex/mex_database1.html (consulted November 8，2007)；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2006，No.2 (Paris: OECD, 2007).
这些巨大的投入构建了碾压其他主要大国的超凡军事能力，这一状况在17世纪以后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其他大国在自己的领土周边能够与美国竞争，尤其是在那些可以依赖核威慑的问题上，但无论在现在还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都是唯一能够向全球投射主要军事力量的国家。16这种能力产生于所谓的“公域控制”（command of the commons），也就是覆盖海、空以及外太空的无懈可击的军事优势。如巴里·波森（Barry Posen）所说的那样：
对公域的控制是美国全球大国地位的关键军事引擎。它允许美国更充分地利用其他力量资源，包括它自身及盟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公域的控制也可以帮助美国削弱其对手，通过限制它们获得经济、军事和政治援助的途径……对公域的控制使得美国与过往的其他海上强权相比，拥有了更多的推行霸权性对外政策的潜力。17
波森关于美国军事首要地位的研究认可了肯尼迪对国家力量经济基础的历史意义的强调。正是军事和经济潜力的结合使得美国区别于那些站在国际体系顶端的前辈（如图2.1）。过往的领先国家要么是商业与海军强国，要么是陆上强权，不可能兼有两者。例如，鼎盛期的大英帝国和冷战时的美国，都与在特定领域匹敌甚至凌驾它们之上的其他强国分享世界。即使达到19世纪“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Pax Britannica）这样的高度，英国也面临在支出、人力和武力上被法国和俄国超越的危机。同样，在冷战即将到来时，美国在经济和海空军实力上占据优势，但苏联却在整体军事力量上和它持平，并且还借助地缘便利和在陆军力量上的投入而拥有在欧亚大陆进行领土扩张的优势。
2006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占比为27.5%，超过了近现代史上的任何一个领先国家。唯一的例外就是1945年后一段时期内的美国自己，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其他主要经济体陷入萧条。美国经济的体量意味着其庞大的军事能力仅仅需要其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4%即可维持，远低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冷战高峰期平均所需的10%，这一负担也远轻于过去的其他主要强权。18如保罗·肯尼迪所总结的：“以极大代价维持头号地位是一回事，令人吃惊的是以较小代价来保持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19
在经济实力对军事能力的生产潜能上，只有欧盟能够与美国对等，它的27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超过美国。然而，要实现这一潜能，欧盟必须像美国那种单一国家那样，在统一的战略下整合欧洲的经济产出。换言之，要建立超级大国式的军事力量必须以直接冲击欧洲诸国核心主权为代价。然而，根据均势理论的假设，国家却是要寻求安全和自主权保障的，就如乔利恩·豪沃思（Jolyon Howorth）和阿南德·梅农（Anand Menon）的判断：“理解欧盟的基本点在于认识一个事实，即那些欧盟国家在欧盟对外关系上的考虑，也存在于处理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考虑中。”20在需要果断采取集体行动的问题上，欧盟内部既无权威也缺乏实际操作能力，在货币问题上都是如此，就更不要说外交和防务问题了。21各成员国仍然拥有最终权威，任何关于防务和安全的决定都必须得到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而“一致同意”的要求就“深刻地限制了欧盟达成决定性安全政策的可能性”22。
注：截至1985年的中国经济统计依据苏联的工农业总值核算方式，因此198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麦迪逊基于购买力平价（PPP）公式的推估。2005—2006年数据则基于市场汇率。
资料来源：18世纪的数据来自Paul M.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1870—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自：Angus Maddison,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 （Paris: OECD, 1995）。
2005—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自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07。1872—1985年军事支出的数据来自J.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 1816—1985，”computer file (Ann Arbor, Mich.：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2005—2006年军事支出数据来自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database on military expenditures, http://first.sipri.org。
图2.1 17—21世纪主要大国的经济和军事分配（百分比）
美国的首要地位同样根植于它领先于全球的科技实力。在整体研发投入、高科技产出、商业创新和高等教育方面，美国仍然领先全球（表2.3）。
然而，精英却罔顾这些证据的重要性，对美国力量的看法在2005年左右转向了悲观主义。正如本书第一章指出的，部分是因为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对实力优势的效用的怀疑，这与越南战争后的状况如出一辙。回想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美国经济和技术实力的评估都过于乐观，而在接下来的10年内一些重要的潜在脆弱性又暴露无遗。尤其是长期的国内财政失衡和日益增加的国债，使得一些分析家确信美国的竞争力再度面临危机。23如果这种担忧继续发酵，它将被视为1945年以来的第四次危机，前面三次分别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发射人造卫星）、70年代（越南战争和滞胀），以及80年代（苏联威胁和日本挑战）。然而，所有这些危机都并没有改变国际体系的结构：不管是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还是90年代前半期，世界都没有回到多极状态，而每一次关于竞争力衰退的恐慌的结束，都伴随着美国首要地位的维持或强化。24
我们对支撑美国优势地位的证据的梳理并不意味着认为美国不存在脆弱性或是值得担忧的因素。事实上，美国也面临一些明显的脆弱性；当然，其他主要大国同样如此。25关键在于，对于美国的不利趋势并不会在不远的将来引起其主导的单极格局的改变。如果我们用长远的眼光看待美国的竞争力，以及它经济和科技优势相对衰落的前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显现了出来：相对权力的转移进展缓慢。美国的产值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占据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且在可见的将来，其他经济体中没有一个能够与它的综合财富、体量、科技能力和劳动生产率的全面优势相匹敌（表2.2和表2.3 ）。
表2.2 2006年主要大国经济指标（均按当年汇率计算）
注：美国国债为2005年数据。劳动生产率根据2005年数据推估。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07，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7/01/data/index.aspx(consulted November 8，2007)；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consulted November 8，2007)；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07，Statistical Annex，”http://www.oecd.org/dataoecd/29/27/38749309.pdf(consulted November 8，2007）；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Compendium of Productivity Indicators 2006，”http://www.oecd.org/dataoecd/4/22/37574961.pdf(consulted November 8，2007）。
表2.3 2003—2006年主要大国的科技指标
a. 1997年美元计价。
b. 三方同族专利指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取得专利的发明。见http://www.nsf.gov/statistics/seind06/c6/c6g.htm。
c. 中国为2001年数据，法国为2002年，俄罗斯为2000年。
d. 安全互联网服务器在网络交互中使用加密技术。见www.netcraft.com。
e. 此为2004年数据。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7，http://go.worldbank.org/3JU2HA60D0 (consulted November 8，2007)；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2007/1，”http://www.oecd.org/document/33/0，3343，en_2649_34451_1901082_1_1_1_1，00.html (consulted November 8，2007)；National Science Board，“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06，Volume 2，”http://nsf.gov/statistics/seind06/pdf/volume2.pdf(consulted November 8，2007).
在每一个关键的力量维度上，美国领先优势的深度、规模和预计可持续的时间长度都令人瞩目。但是，当前能力分配的最显著特征，是美国同时在所有维度上都占尽优势。肯尼迪研究了500年间大国的兴衰，其中主要的教训是，在历史中不存在相似的经验可供今天的国际关系理论参考。其言下之意简单明了，却还未得到重视：制衡性约束在现在和将来都是无效的，除非能力分配的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下一节中我们就来解释原因。
当前能力分配的主要特征即是美国占有前所未有的优势。26虽然许多人承认这一现实，却较少有人认识到它的一个主要后果：不管是均势理论还是历史上制衡性约束的相关经验都不适用于今天的美国。均势理论预测国家将试图遏制潜在霸主的崛起，但它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旦居于今天美国这样的优势地位，又会引发什么样的状况。从17世纪到1991年的制衡经验注重的是努力阻止扰乱现状的国家崛起。因此，300年来，没有一个均势理论家针对“霸权已成现状”的国际体系提出相关命题。尽管历史经验和均势理论都认为，需要考虑对一个崛起的潜在霸权施以制衡性约束，它们却没有为如何制衡一个已牢固确立的霸权提供任何知识。相反，理论和历史经验都表明，当霸权成为现状，制衡就会更加困难。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思考当前的单极体系是如何影响外部平衡（结盟）、内部平衡（国内力量建设）和平衡的机会成本的。
外部平衡的主要体系障碍是协调与集体行动的难题，这些国际关系中的普遍困难在这里甚至变得更为艰巨。公共物品理论就预测制衡联盟既难以建立，也很难发挥作用。27针对一个未来霸权的制衡性约束同样也会让没有出力的国家获益，一个国家也无法阻止他国分享其安全收益。这必然构成搭便车的巨大动机，促使各国都袖手旁观，将平衡的责任推给别人。因此，这也就难怪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对两个世纪的历史经验进行考察后，得出了“大国看上去显然偏好扯皮胜过均势”28的结论。
集体行动的困难增强了协调行动的挑战，困扰着国家间任何寻求合作的努力。每一个可能承担平衡责任的主体又都是自利的行动者，它们寻求降低成本和风险，同时希望联盟的战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即使所有行动者都同意平衡是必要的，它们在责任分担和战略选择上也难以达成共识。联盟往往因为领导权和战略确立的问题而产生分裂。历史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幸运儿能够摆脱繁复的战略协调而成功地平衡霸权，同盟要有效，就得要求成员国的安全决策都受制于集体的目的。在由一堆能力大致相近的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中，领导权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它从来没有被真正解决，也就影响了同盟战略的持续性。
不仅如此，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力量鸿沟——不管是在绝对规模上，还是在全面性上——对它是有利的，这使得协调和集体行动问题构成了外部平衡的更大障碍。霸主的领先优势越大越全面，对同盟遏制战略持续性的要求就越高。如图2.1所示，当前的平衡努力要跨越的实力鸿沟比任何历史时代都要宽，然而其面临的障碍却又更大。假设这些未来的平衡主体真的能够经过漫长的努力建立对美国权力的遏制，它们所需要克服的障碍都是极其可怕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史上最成功的有效整合各方力量的联盟，针对它进行比较研究能够给予我们启发。北约能在冷战中克服普遍性障碍从而达成平衡，离不开两个条件：其一，它面对的是一个优势力量维度单一的超级大国，其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传统的陆上优势；其二，美国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帮助美国政府克服了协调难题，并减轻了其他国家搭便车所带来的成本和风险。但对于那些可能联合起来制衡美国力量的行动者而言，可就没有这样的利好了。这个假设的联盟没有一个清晰的领导者，这个联盟也不会获得北约曾享有的潜在力量优势。
今天的单极体系，简言之，是把诸多难题叠加在了一起，从而使得平衡行动变得前所未有地困难。要组织起遏制崛起大国的集体行动已经足够困难，而要塑造一个持久的、有连续性的同盟来对抗一个成熟的霸主，更是难上加难的议程。如今为了推翻分化的现状而产生的所有争议，与其说是制衡霸权，不如说是有利于霸权。好几个主要大国都从与美国的长期盟友关系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平衡的意图会将这些既得利益置于风险之中，而美国也有足够的机会利用搭便车的心理，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
如同公共物品理论预测了外部平衡面临的长期挑战一样，从社会科学的另一重要理论也能推出对内部平衡机制的类似前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导向如下预期：国家会为了内部平衡而推行强化自身能力的国内改革进程，但递增收益、路径依赖，以及国内层面的其他制度滞后因素将对此构成主要的障碍。29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效法霸主是困难的，要成功地赶上就更为困难，而要汲取并分配缩小差距所需要的资源，则更是难上加难。历史上有许多案例能够证明，通过效法潜在霸主的实践来发展自身力量的行为将会遭遇多么强大的挑战，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欧洲国家抑止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法国的尝试。30正如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所述，一些国内因素妨碍了国家实现理论上最优的发展力量政策，这些因素“是国家很少能有效和及时地平衡危险威胁的主要原因”31。
不用说，过去的确有过一些国家克服了国内障碍，发展出足以遏制霸权的力量。但是，力量的差距越是巨大和全面，力量发展这一任务就越是艰巨。因此，今天那些潜在的内部平衡行动者也就面临着比其前辈更高的门槛。
路径依赖也使得内部平衡比过去更具挑战性。今天的许多潜在平衡行动者在很久以前就基于“美国领导的联盟”这一前提选定了国内外政策。它们建立了特定类型的军事机构和国防工业，创制了特定的国家安全机构，培养了一整套特定的国家认同观念，并对国内选民作出了特定的承诺。当前环境下发展武器装备的困难，以及军工生产中的收益递增，都理所当然地使经济、社会和政治政策的转向变得异常困难。
与此同时，同样的论点几乎也适用于霸主，只不过是在相反的意义上。例如，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它的高科技军事能力。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这一力量的关键维度上缺乏竞争。加上美国在整体研发、特别是军事相关的研发上的大规模投入，又拉高了其他国家参与竞争的壁垒。这一趋势自苏联军工体系崩溃以来，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下一直在稳定地扩大。32这亮眼的优势并不仅限于武器装备，在战场上的情报收集、处理和派布方面，美国同样一骑绝尘。要扭转这一情势，恐怕需要行动者付出超乎想象的巨大努力。
平衡的最后一个障碍，是为了对抗体系内最强国家而进行的资源利用和政策转向所需要承担的机会成本。有些幸运的平衡者可能会发现，它们用来对付霸主的行动与自身的其他外交政策目标相辅相成。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这么幸运，它们用以平衡的资源往往无法被投放在其他目的上。还有许多平衡者会更倒霉，它们发现平衡会破坏自己的核心利益。在这里，我们只讨论追求安全利益的机会成本，但是此处的分析同样可以很自然地延伸到其他核心利益领域。33
一个国家是否愿意为平衡付出成本，取决于遏制体系内的霸权能够在多大比例上解决它自身的安全麻烦。这一比例越小，平衡的机会成本越高，国家为平衡买单的意愿就越低。更具体地说，局部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越是高于遏制霸权的收益，平衡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当前国际体系中有两个特点提升了局部安全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从而拔高了遏制体系内霸主的机会成本。
第一个特征表现在地理上。远距离调动军事力量的成本和挑战意味着在一般意义上，国家对周边的威胁远高于它对远方国家的威胁。比起相隔甚远的国家，相邻的国家间也更可能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大西洋和太平洋分隔了美国和欧亚大陆，后者是前者的所有潜在平衡者的所在地。如果未来的霸主和大部分的潜在平衡者是邻居——在近代欧洲史上的经典均势时代就是如此——体系和局部两个层面的紧迫需求就会更自然地相互促进，这意味着平衡霸主不太会以损害局部安全问题的解决为代价。相反，当霸主远处大洋彼岸，而潜在的平衡者比邻而居时，在当前体系下，局部问题的紧要性就会被放大，制衡战略就会失去吸引力。
第二个特征表现在小国对大国的数量比上。上一节的论述表明，当前国际体系的特点是大国强权子体系内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单一霸权。与这个特点同样重要的则是中小国家数量非比寻常的激增。过去50年内国家数量的剧增意味着拥有军事力量的国家数量的增多，这里的军事力量指一些最低限度的进攻能力，以及不时会构成重要影响的防御能力。34比起在过往国际体系中的大国，现在的每个大国必须考虑更多数量（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更有能力）的国家。其结果同样是提升了局部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而降低了体系均势的意义。
在今天的单极体系下，局部安全问题重要性的相对突出提升了体系平衡的机会成本。在许多情况下，遏制美国力量所需要的能力并不适用于局部安全挑战。在可能制约美国的能力与那些更有利于解决局部燃眉之急的能力发生冲突、各国需要就自己的目标进行权衡取舍之际，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都会选择后者。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第三章谈到更多相关细节。
比以上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追求体系均势所产生的直接局部安全成本。除了美国之外，所有大国在地理位置上都聚集在或者环绕着欧亚大陆，它们建立体系均势的行动可能在远没有达到实质削弱美国优势的目的之前就恶化了局部的安全困境，并需要对周边国家作出补偿。不仅如此，这样的行动也有可能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即推动周边国家进一步接近美国。
中国被广泛视为美国最大的潜在挑战者，因此，我们需要在这里说明自己的观点。在所有的单一评估指标中，使用购买力平价（PPP）标准来估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最能支持这种广泛观感。35图2.2清晰地显示，用目前广泛使用的世界银行（WB）购买力平价汇率（PPP）所估算的中国经济规模，是用市场汇率（MER）测量的两倍。
注：使用购买力平价估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005年的数据，其余均为2006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2007；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07.World Bank, 2005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Preliminary Results （December 2007）.
图2.2 2006年中国军事开支和国内生产总值对比美国总量的比值（单位：%）
哪种数据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回答说它们在实质上的差异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有冲击性。总的来说，国家力量的关键不是体量，而是体量加上财富。36将大量穷人集结进一个经济体并不能为它产生有国际影响的力量。举个例子，购买力平价数据显示，在19世纪中期印度的经济规模大于英国，这显然不是两者能力对比的真实反映。37即便按照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与美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的鸿沟仍然是巨大的，前者为7 600美元，后者则为43 400美元（图2.2）。
不过，基于市场汇率和购买力平价的估算其结果间的差异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我们对中国发展速度的预测，关系着中国能否制衡美国。许多分析人士采用购买力平价估算为基准，并用来推算未来的增长率，由此预测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将迅速接近美国。当然，此类预测忽略了中国面临的诸多挑战，包括人口的快速老龄化。38但即使抛开这些挑战，此类预测所依赖的分析仍然是不健全的。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间的相对价格差异往往是巨大的，购买力平价通过调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说明这一点。尽管由于国际贸易，许多制造品的价格倾向于均一，但这并不包括劳动力价格，因此穷国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和服务也就相对廉价。购买力平价通过比较一揽子当地代表性商品价格来调整当地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从而修正这一差异。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应用得当，这种方法能更好地估算相对生活水平。然而，均势问题涉及的是中国未来能否成为国际政治中的超级大国，而非其国内相对生活水平。正如一份关于中国军事潜力的分析所强调的：“从外部视角来看，对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比较通常是最有用的，它们更好地反映了家庭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同样地，相比购买力平价汇率，市场汇率能够更好地评估借贷能力和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39
没有人知道如何折算购买力平价数值才能体现国力的对比。可以肯定的是，用经济学家艾伯特·凯德尔（Albert Keidel）的话来说，我们不应该“使用购买力平价所预测的国民经济增长率。这种常见的做法严重高估中国未来的经济规模，夸大了中国经济总量膨胀的速度，从而误读了它超越美国的可能性”40。这类预测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即经济的增长将会导致价格趋向国际标准，也就使购买力平价趋向市场汇率。根据这一趋同规律，凯德尔估计，要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与美国并驾齐驱，而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达到西班牙的水平。41
总之，尽管经济的快速成长使得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但要挑战美国在所有关键力量测量要素中的主导地位，它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一结论也可以从中国自己的行动，以及它对自身领导地位可能性的评估中得到佐证，它的所有对外路线都无法被认为是在追求制衡。在其他大国中，唯一与中国缔结正式伙伴协议的只有俄罗斯，只不过中俄伙伴关系主要是受经济和地区安全利益推动，难以将其解释为制衡安排。两国外交政策的专家和中俄官员都不会从制衡的意义上阐释它们的伙伴关系。
一些学者将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描述为制衡的表现。42但是，只有在平衡的概念被定义得过于宽泛的前提下——指把所有国家力图增强军事能力的行动都囊括在内——才有可能得出这一结论。43说到底，解放军是从原始的技术和组织水平起步的44，任何军事领导都会需要将之升级。
中国的军费开支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小部分，哪怕计算方式不同，这个比例也不会有本质差异（参见图2.2）。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可以负担更大的国防支出。这种随时间推移的支出增长有可能在巴里·波森所谓的“争夺地带”——处于中国内部或周边——对美国形成新的挑战。45这些挑战的大小取决于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如何应对中国的行动。但要点是，中国目前行动的水平还远不足以构成制衡，也就是说，还远不足以影响到美国的整体军事优势和对公域的控制。
由于经济规模和发达程度都远逊于美国，加之军事力量上的相对落后和低效，中国并不能改变它与美国之间的整体军事鸿沟，除非它可以从本就相对薄弱的经济资源中拨出更多军费，使其达到一个能实质优于美国的比例。相比中国，美国已经拥有并将长期保持将财富转化为军事力量的巨大相对优势，毕竟在技术积累、先进武器的生产和应用相关的基础设施方面，美国在数十年间持续进行着大规模投资。46然而中国的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一直小于美国。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这个结论不受表2.1测算的影响。鉴于中国在发展军事上的努力程度低于美国，我们无法将其行动描述为“制衡”。
为什么中国不是制衡美国的力量？按照研究中国外交与国防政策专家的说法，原因正与我们观点所预测的相合。金骏远（Avery Goldstein）认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所以转向了现在的宏观战略——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避免直接挑战美国——正是“因为它认识到自身实力相对于美国及其盟友是多么弱小。因此，中国的战略反映了它想要很好地示弱的努力。与之相反，美国则抓着大部分的好牌”。他强调，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认知：
与冷战结束时的观点相反，世界并不是很快要变为多极，而是将维持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长达数十年的单极状态……虽然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持续增长，但它仍然远远落后于诸发达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实力落差最为显著。中国领导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武装力量要与美国及其盟友达到同等水平，他们还有多远的路需要走。47
中国在单极世界头十年里的体验——它导致其领导人将外交政策调整为和平崛起——展现了在单极体系下实施平衡战略所普遍需要承担的高机会成本。金骏远对此强调说，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
即便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仍然处于经济和军事上的劣势，它的增长能力也已经引发外界对“中国崛起”的争论，并招致一些可能损害其利益的对应行动。在美国，围绕“中国威胁”和应对此采取何种行动已经有了新的探讨。在中国的近邻中，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中，对于中国将采取何种姿态来解决海洋和领土争端产生了新的关注。一些国家则希望了解在今后几十年中，已经成长如斯，并或会更加强大的中国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此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更新了其与澳大利亚和日本的传统冷战同盟，并增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这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警觉，担心这会是美国领导下针对中国的区域性遏制的开始。48
我们认为，霸主的领先优势越大、越全面、越牢固，树在均势战略面前的集体行动和协作的壁垒就会越高，而追求该战略所需付出的国内问题成本、自主权成本和机会成本也会越高。鉴于当前能力分配的格局，我们不能指望制衡性的约束发生作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行动的基本模式——其特征是非制衡、和平崛起，以及避免美国的敌意集中于自己——符合我们的观点。而我们的论点所预测的中国行动背后的战略考量，也正与专家对中国外交关系的普遍看法一致。当然，也没有其他主要大国试图制衡美国的力量。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历史的标准看，美国也算不上是在费力地维持领先地位。对美国领先优势的规模和全面性的核心发现同样适用于现存的和潜在的、可以被测量的力量。因此，未来的制衡者们比起之前300年内它们的前辈，将会对遏制美国的协调行动可能付出的成本和获得的最终成果有清晰得多的确信。
为了在现实主义均势理论可能最青睐的术语基础上对它进行评价，我们尽可能地贴近其基本逻辑。尽管在本章论点中，“结构性”一词意味着因果关系是从能力分配中派生出来的，但我们的论点也在两个方面不同于新现实主义的标准解释。首先，我们将“力量”的概念扩大，使其涵盖影响国家能力的地缘、技术、潜在的和明确的力量间的差异、公度（所有力量的关键要素在国家领先地位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差异，以及其他因素。尽管在大量均势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的应用中，能力分配的这些涵义也有出现，但肯尼思·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它们完全排除。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力量概念涉及的是测量问题而非理论问题。有了正确的测量，一个更广泛的关于力量的概念——因此也是一个关于结构的概念——的应用方式也就仍然是把力量视为国家追求目标时所使用的资源。
其次，正如我们在本章中一直强调的，我们诉诸结构解释的方法论关注的是它的“可能性”，而非它的“决定性”。我们将能力分配视为一个变量，它会大幅度提升或削减各类明确后果出现的可能性，但却无法决定这些后果必然出现或不出现。49与此相反，华尔兹理论一脉的结构解释路径则是关注充分条件，至少在其批评者眼中是这样。也就是说，即使结构的影响是细微的，需要经过长期运转才能发挥作用，行为者也必然遵循结构规律。多年来学者们对此已有争论，怀疑从能力分配格局中并不能必然地导出华尔兹试图解释的行为模式，仅仅揭示这一点对该理论就是致命的。正式的模型在没有添加额外的行动者偏好的情况下，都无法从华尔兹理论的前提条件（无政府状态、力量分配，以及假设的个体生存偏好）中推导出他认可的任何结构性影响所导致的均衡前景。50建构主义也同样认为，华尔兹从他简单的结构理论中推导出的行为结果实际上依赖于另一个未作明确说明的假设，那就是国家的身份认同。51
在这种批评华尔兹理论的既成学术传统下，一种针对我们论点的常见反应也就是，认为对美国的制衡并不是被单极体系消解的。52制衡是可能的，如果中国、俄罗斯和欧盟建立一个对抗美国的泛欧亚同盟，如果欧盟27个成员国政府能放弃主权并建立一个超级大国且集结全部军事力量，如果中国继续保持12%的经济增长率，同时还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用于发展军事，均势是有可能回归这个世界的。这样的反驳与其说是削弱不如说是强化了我们的论点。对我们来说，问题在于并不是某些结果是必然发生或不发生，而是单极体系是如何影响了其发生的可能性。
表2.4 对单极后果的分析类型
注：参考Kenneth N.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2000）；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great Powers Will Arise，”International Security 14（1993），以及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 81（2002）。
由于围绕华尔兹特有的建构力量分配影响模型的路径所进行的辩论有如此深远的影响，我们就必须特别明晰我们的论点对应的场域。表2.4列出了在严格的“力量作为资源”方法论基础上对单极后果的既有分析。53左上角是华尔兹和莱恩提出的预测，在解释类型上是必然性判断，在力量定义上是狭义的，认为单极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均势策略。沃尔福思对制衡缺失的初步解释同样是一种必然性判断，但它依赖的对“力量”的定义包含了地缘因素，因此被划入右上角。和我们早先的合作文章一样，本书严格地采取“可能性判断”的路径。54
总的来说，要制约领先国家的力量，理论上在任何一个国际体系下都是可能的。但是，可行的行动也有可能弄巧成拙，因此又是极难实施的。即便我们只考察均势理论自身描述的动因，也会很清晰地发现制衡在今天极难实现。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均势理论家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一个单极体系。将均势理论应用于这样一个体系从本质上颠覆了该理论中所有关于施加于领先国的约束的内涵。当霸权或者单极的程度低于某个临界点时，均势的约束也许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55但一旦临界点被突破，因果的箭头就会倒转：领先的国家越是强势、其优势地位越是巩固，约束就越是难以实施，制衡的动力也会相应缩减。
我们基于力量的概念解释了制衡在单极体系下的缺失，而通过比较我们的解释和均势理论的常规知识，现实主义者会从中感受生死存亡的紧张。但是其他人可能会对反霸权的制衡与当今世界的相关性感到非常疑惑，毕竟经济全球化、大多数主要大国间的相互核威慑、民主的传播、群体理念的改变、国际组织，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都将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拉低到一个历史低水平。如罗伯特·杰维斯所主张的，因为以上因素在主要大国间创造出某种程度上的安全共同体（在他看来中国和俄罗斯是重要的例外），于是关于它们如何约束美国的课题就“不会以均势理论的经典形式展开，因为这种形式是被对战争的恐惧所驱动的，而对霸权的最终制裁就是诉诸武力。该共同体的成员有理由畏惧美国，但并无须担心被入侵，它们也可能想要抵制美国，但诉诸武力并不会是行动选项”56。
如果平衡策略只能依靠对霸权入侵与主权丧失的恐惧来驱动，那么连最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也可能会怀疑它与那些保有二次打击能力的国家是否有关系。从现实主义的观点看，核威慑在保障国家核心领土安全的承诺上应该是可靠的。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现实主义者和其他的分析家仍然假设制衡在今天依旧有意义？答案是，在实践中，大多数现实主义学者想当然地认为——只不过普遍上是模糊的认识——国家会制衡还未显现的安全威胁。
根据这一理论，平衡本身的目的就不包括遏制霸权，而是作为维持安全与自主的一种手段。肯尼思·华尔兹主张，“平衡是一种生存战略，是国家维系自主状态的一种方式”57。如果平衡只是生存战略，那么它就只适用于可能对其他大国生存构成威胁的力量集中状况。如果平衡还关乎自主，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测，它是对以下状态的回应，即力量集中程度下降使某个大国不能征服其他大国。华尔兹似乎给两者画上了等号，暗示为自主的均势和为生存的均势是同义的。
这种模棱两可是均势理论家的典型特点，他们反复声称推动这一理论的假设是国家对自身安全利益的最大化，但同时却将霸权定义为一种力量集中的形式，会使一个国家达到“支配”其他大国或者“代其制定规则”的程度，而不是简单使用“征服”这一概念。尽管对生存动机和自主动机的区分在过去的时代是不必要的，但在今天并非如此。大多数理论家似乎在采用更宽泛的、涵盖了自主和其他利益的安全定义。以列维和汤普森对均势理论的全面研究为例，他们得出这样的命题，即均势理论预测制衡是针对“会导致一个国家支配其他国家的力量集中形态”58。过去300年内大部分的理论著作在定义霸权时，似乎认为力量集中的威胁不仅限于针对其他大国的“核心安全”——也就是它们作为主权领土单位生存的愿景——而且还在相当大程度上更直接地针对它们解决那些不那么重要的“次级安全”问题时的自主能力，甚至还包括并不直接与安全相关却涉及声望或地位的问题。由于这些理论著作对此并不总是有充分的说明，将均势理论应用于当代国际政治的分析人士也就秉承了这一实践特点。59
这种讨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分析人士和从业者认为制衡是一个针对美国的如此强大的潜在约束，以及为什么他们相信在一个威胁生存的大国战争风险极端低下的世界中，制衡仍然是重要的。但是，也有分析家坚持认为制衡只有在大国生存受到威胁时适用。他们可能会怀疑我们的发现，即平衡之所以如此不可行，是因为它是如此昂贵。对于一些人来说，问题是这样的：除了被直接威胁生存外，国家会因为被霸主威胁到其他的安全利益而在事实上实施平衡战略吗？关键问题是，是否有实证基础能够证明，如果成本投入不高的话，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会试图去制衡今天的美国。
接下去的小节将通过回顾多极与两极时代的历史证据来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我们会揭示，制衡机制会去限制一个看上去对其他大国的核心安全威胁相对较小的国家，这是巅峰时期的英国在其所处国际体系中面临的状况。其次，我们检视了最具启发性的案例，也就是冷战后期的情况，这一时期由于核威慑的存在，核心安全受到威胁的可能性较之此前所有时期已经下降。
在国际关系学术界的描绘中，英国既是霸主又是平衡主体，但却鲜有研究将其视为受到制衡的对象。事实上，如图2.1所示，英国从未获得与冷战时期美国相似的优势地位，更不用说单极地位了。60通过它相对较弱的实力潜能、海上地理位置，以及相对受限的对大陆权力的介入，可以论证出，英国表现出的对其他大国核心安全的直接威胁要小于法国、俄国和德国这样大陆上的庞然大物。尽管如此，在它雄踞国际体系巅峰的大部分时期，它强大的对手们也证明了自己希望并且能够给伦敦的行动自由紧缚上强力的制衡。并且，它们也频繁地付诸实践，以应对英国对它们的地位、帝国利益，以及一般性自主权的威胁，而并非是维护核心安全。
法国和俄国展现了约束的不同表现形式。整个18世纪，法国的海军力量都在合理的范围内与英国相称。为了一个重建舰队和限制日渐成长的不列颠全球帝国，法国所要做的就是在数年间进行成功的国内改革并完善财政，或者是减少大陆上那些对法国力量的约束。61法国迅速扩大了海军，并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时期挑战了英国势力的边缘：在1754年至1763年，法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来限制并迫使英国收缩它在帝国的加勒比、北美和印度区域新近获得的利益，这一努力进程终止于七年战争；随后，在1776年至1784年，法国果断站在北美殖民地一边，封锁了直布罗陀海峡，并派出海军中队和陆军大部队帮助印度的马拉泰（Maratha）联盟和迈索尔（Mysore）对抗英国统治；1798年至1801年，拿破仑侵入埃及，与英国展开了对这个帝国的竞争。62每一次，英国都最终保全了大部分的利益（美国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但逐渐累积起来的对伦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在整个帝国都受到潜在的法国军事约束的认知下，英国的大臣们被迫不断地制定相应的政策。63
在法国于1815年战败后，俄国作为新的霸权对手下场了，它拥有在边缘地带挑战英国地位的手段和动机。64要明确的是，在边缘地带约束英国对俄国来说并不容易。大象要如何殴打鲸鱼？唯一的路径只有通过在亚洲的扩张，这就推动了著名的19世纪英俄“大博弈”。英国领导人认为，如果当地居民变得真正的叛逆，他们就无法承受维持帝国的治理成本。如果俄国势力推近帝国的边界，与当地潜在的反叛者取得联系并向他们提供援助，就可以迅速引爆一个炸点，进而动摇英国在亚洲的整体地位。因此，可以说俄国拥有强大的但有些难以驾驭的手段，可以在亚洲限制英国。
在核心地带的制衡性约束也是如此运作的。纵观整个18世纪上半叶，英国和法国在西欧先是作为盟友分享领导权，后来又成为对手。两种安排对英国的大陆政策选择施加了强大的约束。伦敦展开行动的先定条件是，英国必须限制自己在一系列欧洲事务中的需求，以防止法国又掉头与其进行直接对抗。65同样，英国在1814年对拿破仑的胜利也展示了俄国无与伦比的军事能力。英国和俄国由此共同领导欧洲，不过仍然在别的地方展开竞争66。各方面相抵的净效益是，英国在欧洲受到较大限制，对潜在制衡的担忧迫使它尊重俄国在关键地域的战略优先项。67在前述英国与法国分享领导权的案例中，这种表面上的友好关系带来了对英国行动的实质约束。而如果英国转身倒向俄国，可能的结果则是将它的大陆利益直接置于俄罗斯帝国的强大炮火之下。
终于到了20世纪，德国，一个新的大国对手登场。虽然德国战略家经常将他们制衡英国的渴望——用那个年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言——表达成为生存的奋斗，但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倾向于认为它渴求的是地位和自主权。68为了追随英国（或者说取而代之）建立“日不落”帝国，德国领导层在工业和军事实力超过英国时，不可避免地选择了全面挑战其海军优势。69
结果是，尽管英国的海上位置、它对陆权的有节制的介入，以及相对较小的实力潜能，使它对其他大国核心安全的威胁变得不那么突出，但在它作为领先国家的两个世纪内，大多数时候仍然要周期性地面临束缚其行动自由的制衡性约束。的确，很多关于约束作用的证据不是来自其他大国实际做了什么，而是来自英国领导人选择不做什么。毕竟，英国是现实主义者的主要例证，用来反映一个领先国家之所以会在面对诱惑时明智地自我克制，正是为了避免制衡性约束的升级。70英国频繁地倒向一个又一个的强大对手，这种偏好在之后的英国外交政策中被称为“绥靖传统”。71(www.xing528.com)
我们已经揭示了在英国这个非典型案例——离岸自处的海军强权——中，制衡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尽管制衡远不是一条铁律，但它的确达成了对英国安全政策的非常重要的约束。这个案例证明了只要可接受的成本是合理的，国家便将采取制衡，即便是力量集中的状态对其核心安全还没有表现出直接和明确的威胁。也就是说，国家就算可以对它们的核心安全相对乐观，但保障次级安全和非安全性利益也会构成它们诉诸平衡的动力，同时，在平衡成本不高的情况下，它们也更容易去追求相关政策。不过，这一论证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在核威慑机制诞生之前，通常对自主权、地位，以及其他次级目标的追求也可能同国家生存的“终极”目标间接联系起来。如果力量集中在一个国家手中，从而威胁到其他国家解决次级或局部安全事务的自主能力，就会有观点认为长远看来这也会直接影响到它们的生存。
因此，我们就需要来看另一个重要案例，也就是后冷战时期的状况。如同英国和俄国在19世纪那样，两个超级大国在对方的常规部队面前维持相对安全。但是，随着双方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可靠的二次核打击能力，关于核武器的非安全性的论据反而转为它支撑终极安全的理由。因此，随着冷战格局的成熟，平衡战略的核心安全紧张态势被大幅缓和了。72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新冷战”中，两个超级大国又证明了它们愿意投入巨大的资源来制衡彼此。苏联在这方面的努力特别引人注目，它将其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投入了军事力量的发展。73
为什么苏联甚至在自身核心安全还处于1万枚可投放核弹头保护伞下时，就肯为了制衡美国能力而付出这些疯狂的努力？历史文献聚焦于两个相互交织的动机：意识形态和地位。两者都与苏联的核心安全无关。74正式的超级大国地位对苏联的重要性在赫鲁晓夫时代的若干外交往来中有所显露，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它在作为约束动机方面的相对重要性就表现得更为清晰。美国决策者清晰地意识到这点，恰是在他们就正式确认超级大国对等地位的缓和期协议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其后的相关回忆证明了这一印象的正确性。75是故，缓和与地位明显是存在联系的。不明确的是，文本上的正式对等地位是如何与现实中两个主体之间持续的不平等地位相调和的。
这个难题的一部分是，作为超级大国，苏联的能力是单一的，它对对等地位的要求倚仗的主要还是军事力量。它根本不可能与美国在整体财富和非凡的技术能力上相匹敌，但有一个领域苏联多少还有竞争力，那就是第三世界。鉴于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第三世界正在进行中的革命风暴的关系，在这些区域遏制美国是一个合理的选项，尽管它还是避免引发美国的激烈反应。而正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事件最终摧毁了缓和状态，并将冷战拖入最后阶段。
无论是现阶段可获得的文件，还是勃列日涅夫助手的回忆，都没有描绘领导层要与美国平等较量世界首要地位的图景。76相反，它们揭示了所有“不和谐状态”的经典迹象，也就是，由于苏联在某些重要方面获得对等地位而在其他方面铩羽而归，两相对比就产生了对弱势地位的不满。苏联是要适度强化自身的地位，通过幸运地结合适当的机会与手段使对等成为可能。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助手们试图通过效法地位更高的强权，将缓和时代宣言中的对等与平等转化为现实。当他们继续坚定地致力于维持与美国全面对等的军事地位时，他们也同样建立了一支远洋海军并寻求在苏联的传统势力范围外竞逐影响力。
苏联在越南遏制了美国，甚至一度迫使后者收缩，这催生了苏联的乐观情绪，使它以为可以在别处复制这一成功。77这构成了苏联后来在非洲、亚洲、东南亚，以及最终在中亚的一系列行动的背景。扩张苏联存在的目标选择受到意识形态以及基于此的种种事件的影响——随着上一波去殖民化浪潮的展开，马列主义政党普遍上台执政——但是，更大的目标则是增强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存在及影响，为制衡仍然被视为居于更高全球地位的美国提供砝码，并有助于获得完整的超级大国资格。对发展中国家的干预固然重要，但它仅是（从资源投入的力度看）制衡努力的一小部分。而更重要的（显然也是更昂贵的）部分，是苏联在提升军事实力上全力以赴的行动，目的是维持与美国军事地位的对等。78
下一个难题是，在苏联大规模军事计划的背景下，第三世界的新动向慢慢推动卡特政府倒向赞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关于“苏联正积极进攻寻求全球声望”79的鹰派观点。其结果是冷战对抗性的激烈加剧，因为双方都证明了自己希望将声望的竞争注入到根本的战略关系中。简言之，为了平衡对方，每一个超级大国都愿意承受被普遍承认的代价和反复竞争带来的风险，即使它们也可以依靠强大的核威慑来保障核心安全。因为每个超级大国拥有足够的实力应付可承受的制衡代价，它们也就愿意实施制衡。
最后一轮冷战代价高昂。这两个超级大国花费大量的资源来遏制对方。20世纪80年代关于美国衰落的言谈是夸大的，但它的确具有一个现实基础：当时美国正在寻求遏制与威吓一个看起来能干得令人生畏的强权，同时它自身也在被这个强权遏制。而驱使双方去承受高昂代价的，则是一些在重要性上与各自的核心安全考量存在差距的事务。
总之，尽管就表现而言，两个领先国家在当时威胁到对方安全的可能性都相对较小，然而它们却都面临制衡性约束。这就有助于证实这个反事实的观点：即使是拥核的中国或者俄罗斯也会制衡美国，如果它拥有必要的物质资源的话。
自从近代国际体系在17世纪成形后，制衡性约束出现的概率相比于以往时代便降低了。如果不是成本让人望而却步，其他大国可能也会寻求平衡美国的力量。为了衡量这个结论的意义，让我们想象在一个存在制衡性约束的世界里，美国在过去15年中的安全政策会是什么样子。在考虑使用武力达成目标的时候，例如2001年侵入阿富汗或者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的决策者将不得不在部署军力的前后，都要将其他大国的因素纳入军事干预预期的考量。
冷战的经验与1991年及2001年的行动体验存在着清晰的差异，冷战后的行动没有受到约束。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前几年，苏联经济快速下滑，意味着它尽管与伊拉克有着友好条约，却已无法提供实质援助，这使得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行动自由极大增强。与之相对的是，苏联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潜在可能，对美国在1973年石油禁运后的军力应用构成了举足轻重的约束80。同样，阿富汗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成为苏联军队的坟场，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为当地的反苏军事活动提供了大量支持。如果俄罗斯决定以牙还牙帮助塔利班，那么2001年美国对阿富汗的入侵会困难得多。但俄罗斯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通过分享情报和帮助该地区建设新的美军基地等行动，事实上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援助。
同样的分析模式也适用于美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其他案例，包括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巴尔干和科索沃的干预。在所有的这些案例中，毫不夸张地说，如果美国面临着与另一个大国抑或是大国集团对抗的可能性前景，而后者能够运用军事能力对它进行限制，美国的政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复杂化。
1. Robert Jervis, "The Compulsive Empire,"Foreign Policy 137(2003):84.
2. Jack S.Levy and William R.Thompson, "Hegemonic Threats and Great-Power Balancing in Europe, 1495—1999,"Security Studies 14(2005).3.
3. 这种对“霸权”概念的含混用法，反映了现实主义均势理论家们普遍认为，在政治的意义上，力量资源的集中对于霸权是必要的，且先于后者发生。“霸权”的这一用法在该文献中的地位太过牢固，在不修改理论本身的情况下很难回避它。因此，我们在此仍然使用这一概念，即使我们坚持认为“力量”作为物质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是存在区别的。由是，相关概念“霸权的威胁”（hegemonic threat）和“潜在的霸主”（potential hegemon）就指代一个被认为具有足够的物质力量份额来建立霸权的国家（hegemony），而一个“霸主”（hegemon）就拥有足够的力量资源来维持其霸权的国家。
4. 数据计算依据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Fiscal Year 2005: Historical Tables (Washington, 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5)，table 3.1，pp.45—52。
5. 数据计算依据Stockholm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Military Expenditures Database（www.sipri.org）；with “great power”defined as in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www.correlatesofwar.org.
6. 我们重点讨论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最早对均势理论所作的新现实主义阐释。尽管我们同样关注其后涌现的大量研究发现。要了解这部著作中那些特别有助于建立华尔兹理论与均势论经典文献之间的联系的讨论，可参考Levy and Thompson，“Hegemonic Threats”；Jack S.Levy，“Balances and Balancing: Concepts, Propositions and Research Design，”in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ed.John A.Vasquez and Colin Elman (Saddle River, N.J.：Prentice-Hall, 2003）；Richard Litt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taphors，Myths，and Mode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7. Christopher Layne, "The War on Terror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in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ed.T.V.Paul, James J.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6.
8. 许多关于力量获取的战略都可能落入其他理论的范畴，比如安全困境理论。相关讨论参考Charles L.Glaser，“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World Politics 50 （1997 ）；Ken Booth and Nicholas Wheeler, The Security Dilemma: Fear，Cooperation，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7）。这一经典理论也应用于“霸权威胁”说，后者可能是从威胁支配的国家联盟中生发出来的，其含意与我们现在讨论的无关。参考Little, Balance of Power，chap, 1。要了解为何“平衡”需要更严格的定义，参考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Striking the Balance，”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2005—2006）。
9. Layne，“War on Terrorism，”106.兰德尔·施韦尔（Randall Schweller）进一步阐明：“如果两个国家建设武装力量只是为了独立行动对抗第三方，那么它们不是在搞平衡。事实上，甚至A国明确针对B国建设军事力量都并不意味着它是在‘平衡’B，‘平衡’表示A试图与B的整体实力达到匹配以防止B对自己的领土或者其他关键利益的侵害。相反，A的行动目的可能是强制性外交政策：在与B的交易中施加影响。”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9.
10. 例如，罗伯特·基欧汉就主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认可的多边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联合制衡出现的可能性。”“Multilateral Coercive Diplomacy: Not‘Myths of Empire，’”November 2002，Columb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Online (CIAOnet.org). 类似的例子还包括Joseph Nye，“The Limits of American Power，”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7（2003）；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Cronin，“The Paradox of Hegemony”。
11. 例如，参考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A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4 （1993 ）； Layne，“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America‘s Future Grand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1997）；Kenneth Waltz，“Evaluating Theori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1997）。
12. Layne，“War on Terrorism，”119.同样，肯尼思·华尔兹在2002年也警告说：“美国不能阻止新的均势的形成，而会加速其来临，如同它一直热忱推动的那样。”见Ikenberry, America Unrivaled，64；也可参考Art，“Striking the Balance”；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 Kennedy, "The Eagle Has Landed."
14. 计算结果来自th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s database（www.sipri.org）for 1998。当年，美国军事研发支出高于表2.1上其他国家总支出的75%。
15. 军事力量的另一个长期指标可能就是比约恩·哈格林（Björn Hagelin）所说的“基于科技的军事创新”，而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程度反而更为突出。见“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ed Military Innov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in SIPRI Yearbook 2004：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6. 在发展军事核能力方面，相对于俄罗斯的衰落和中国的静滞，美国的持续投入可能更会逐渐削弱核威慑能力的标准算法。参见Keir A.Lieber and Daryl G. Press，“The End of MAD? The Nuclear Dimension of U.S.Primacy，”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2006）。
17. Barry Posen,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 Hegemony,"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2003):9.
18. 计算结果来自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Fiscal Year 2005: Historical Tables (Washington, 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5)。
19. Kennedy, "The Eagle Has Landed."
20. Jolyon Howorth and Anand Menon, "Complexit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Why the European Union Isn't Balancing the United States,"manuscript, Yale University.
21. Kathleen R. McNamara and Sophie Meunier, "Between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Power: What External Voice for the Euro?"International Affairs 78(2002):849.
22. Howorth and Menon, "Complexit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9.
23. 即使是对“财政过度扩张”最猛烈的批评都强调美国的预算赤字主要是源自其国内政策，而非对外的负担。见Niall Ferguson and Lawrence Kotlikoff，“Going Critical: American Power and the Consequencesof Fiscal Overstretch，”National Interest 73（2003）。
24.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见Fareed Zakaria，“How Long Will America Lead the World？”Newsweek，June 12，2006，44—45。
25. 例如，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突出共识，分析家认为美国的财政前景和经济增长将受制于老龄化以及应对这一转变而产生的高成本。这是正确的，但分析家容易忽略的是，人口老龄化对其他大国的影响程度更高。马克·哈斯（Mark Haas）在一项综合分析中表明，全球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延续美国经济和军事优势地位的强大助力，……尽管美国人口结构也在老龄化，但其程度和速度都低于其他大国。由此，美国为应对老龄化社会而产生的经济和财政成本（虽然数额仍然惊人，尤其是在医疗保健方面）将显著低于其潜在竞争对手。因之，全球老龄化不但可能延长美国的霸权（因为其他的主要大国将缺乏赶超美国经济和军事地位所必需的资源），还很可能使其他国家进一步落后于美国”。见Mark Haas，“A Geriatric Peace? The Future of U.S.Power in a World of Aging Popul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2007）：126—127。
26. 接下来的论述段落是在以下作者论点和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Wohlforth，“Stability of Unipolar World”；Wohlforth，“U.S.Strategy”；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 81（2002）。
27.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Glen H.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28. 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160.一项通过分析200年间8个国际体系来对均势理论进行全面考察的研究发现，即使是在那些与理论状态“最近似”的案例中，集体行动的困难性也是导致制衡失败的普遍因素。参考William C.Wohlforth et al.，“Testing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in World Histor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3（2007）。
29. Douglass C.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Walter W.Powell and Paul J.DiMaggio,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James G.March and Johan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Kathleen Thele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1999).
30. 要了解200年里8个国际体系的相关案例，参考Kaufman, Little, and Wohlforth, Balance of Power。
31.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11.
32. 见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2004-5，chap.9。
33.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关于中国的。我们会在第四章谈到，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感受到他们提升本国经济实力的努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在全球力量分配中的份额，都离不开国家对经济全球化持续开放的能力。因此他们认识到，对美国的安全政策进行大范围挑战是危险的，因为考虑到美国在政治和经济双重意义上作为全球化关键行为体的地位，挑战会动摇对外开放渠道的安全。
34. 关于这一转变的量化数据，参见Wohlforth，“U.S.Strategy”。
35.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72.
36. Ashley J.Tellis, Janice Bially, Christopher Layne, and Melissa McPherson,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3).
37. Angus Maddison,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Paris: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5).
38. 参考Susan L.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9. Keith Crane, Roger Cliff, Evan S.Medeiros, James C.Mulvenon, and William H.Overholt,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5), 16.
40. 艾伯特·凯德尔的论述见“Prospects for Continued High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SRI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hina‘s Development, November 10—11，2004。
41. Ibid., 6—8.
42. 可参考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Art，“Striking the Balance，”178—180。
43. 见Brooks and Wohlforth，“Striking the Balance，”186—191。
44. Crane et. al.,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45. Posen,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homas J.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2001).
46. 更多的讨论参考Stephen Brooks, Producing Securit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Globalization，and the Changing Calculus of Conflic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237—239。
47. Avery Goldstein，“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U.S.Foreign Policy，”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November 27，2005，参见www.fpri.org。相关的分析还可参考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此外，彼得·格里斯（Peter Gries）对现有中国研究的回顾文章也得出了与金骏远相同的结论：“当许多中国人在说服自己相信美国的实力优势无法持续的同时，也不情不愿地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单极属性。而这一看法的大转折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许多中国人仍未放弃多极世界的希望……同时一些支撑多极可能性的要素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中国的战略在今天已经大幅度地从均势转向随大流。”参考“China Eyes the Hegemon，”Orbis 49（2005）：406。根据相关报道，中国政府对总体经济、军事、科技和其他力量因素（中国分析人士称为“综合国力”）的评估与我们在这里引用的分析人士的观点一致。相关讨论见Robert J.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243—244。
48. 金骏远于2005年7月21日在中美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前的咨议。参见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5hearings／hr05_07_21_22.php，访问时间：2007年9月19日。
49. 在其他文章中我们简单阐述了分析“物质性”变量的“可能性”态度和“必然性”态度的区别。见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New versus Old Thinking in Qualitative Research，”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2002）。
50. 可参考：Robert Powell,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R.Harrison Wagner，“Bargainingand War，”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2000）。
51. Wendt, Social Theory.
52. 可参考Kier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2005）。
53. 令人尴尬的是，这个表格属于自我参照，因为为了这个讨论，我们已经排除了涉及“非物质”因素——例如对威胁的意识以及国内机构自身的解释框架——的处理。相关文献可参考Walt，“World Off-Balance”；Michael Mastanduno，“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in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ed.Ethan B.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54. 见Brooks and 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esp.24—25，27，30。
55. 关于“单极的临界点”，沃尔福思的《美国战略》一文有更详尽探讨；它被应用在考夫曼、利特尔和沃尔福思对8个不同的国际体系的分析中，见Balance of Power。
56. Robert Jervi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New Era (London: Routledge, 2005), 31.
57.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64.
58. 相关引用和分析见Levy and Thompson，“Hegemonic Threats”。
59. 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特别明确阐释了这一点。见Josef Joffe, Überpower: The Imperial Temptation of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2006）。
60. 全面的分析参考Patrick Karl O‘Brien and Armand Clesse, eds.，Two Hegemonies: Britain，1846—1914，and the United States，1941—2001 （Burlington, Vt.：Ashgate, 2002）.奥布赖恩总结了该书的涵义：关于英国霸权的观点是一个迷思，美国是“罗马衰落后唯一成为地缘政治强权的例子”。
61. Paul M.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Macmillan, 1983).
62. 关于各时期的情况，特别参考：Jeremy Black,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1688—1783 （London: Palgrave, 2001 ），chap.15；Karl Schweitzer，“The Seven Years‘ War: A System Perspective，”in The Origins of War in Early Modern Europe，ed.Jeremy Black (Edinburgh: John Donald, 1987）；and Edward Ingram, Commitment to Empire: Prophecies of the Great Game in Asia，1797—1800（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63. 参考Paul W.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Jeremy Black，“Enduring Rivalries: Britain and France，”in Great Power Rivalries，ed.William R.Thompso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9）；Jeremy Black, Natural and Necessary Enemies: Anglo-French Relation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6）。
64. 特别参考Malcolm Yapp, Strategies of British India: Britain，Iran，and Afghanistan，1798—18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David Gillard, The Struggle for Asia，1828—1914: A Study in British and Russian Imperialism（London: Methuen, 1977）。
65. 历史学家争论英国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一些人认为法国狡诈的外交在“把欧洲外交掌控权从英国转向法国”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另一些人坚持认为“英国的政策是与国内资源相适应的”。这里的关键涉及，伦敦对可操作的评估是，其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与法国敌对的潜在可能性的影响。相关讨论见Black, Naturaland Necessary Enemies，chap.1。
66. Schroeder,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Schroeder, Austria,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Schroeder, "The 19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System: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World Politics 39(1986); Schroeder, "Did the Vienna Settlement Rest on a Balance of Power?"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 (1992); Richard Elrod, "The Concert of Europe: A Fresh Look at an International System,"World Politics 28(1976).
67. 可参考Schroeder,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68. 如莱恩提到：“德国领导人担心，如果他们不发展对抗性力量，德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独立和利益就会被英国限制。”参见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123。还可参考Paul M.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1860—1914 （Boston: G.Allen and Unwin, 1980）。
69. Ivo Lambi, The Navy and German Power Politics, 1862—1914 (Boston: G.Allen and Unwin, 1984).
70. 可参考Layne，“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71. Paul M.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1870—1945: Eight Studies（London: G.Allenand Unwin, 1983）；英国在1914年前对德意志帝国缓和的努力是一个切题的案例。参见Sean M.Lynn-Jones，“De‘tente and Deterrence: Anglo-German Relations, 1911—1914，”in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ed.Steven E.Miller, Sean M.Lynn-Jones, and Stephen Van Evera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72. 这一论点反映在当代学术文献中。大多数在冷战后期写作的学者认为安全紧张让位于相互合作。因此，竞争性行为必须由其他因素来解释。以安全为核心因素的新现实主义者自己也将20世纪60年代后大多数超级大国的竞争性扩张解释为国内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结果。参考Stephen M.Walt，“The Case for Finite Containment: Analyzing U.S.Grand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 14（1989）；Barry Posen and Stephen Van Evera，“Defense Policy of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Departure from Containment，”in Conventional Forces and American Defense Policy，ed.Steven Mill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除此之外，许多分析家认为后冷战时代两个超级大国形成了程度较弱的相互协调，间歇性地受到意识形态和国内因素的干扰。可参考Roger E.Kanet and Edward A.Kolodziej, eds.，The Cold War as Cooper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91）；and Allen Lynch, The Cold War Is Over—Again （Boulder, Colo.：Westview, 1992）。
73. 对关键的措施和新证据的整理，参考Mark Harrison，“How Much Did theSoviets Really Spend on Defence? New Evidence from the Close of the Brezhnev Era," Warwick Economic Research Papers No.662, University of Warwick, January 2003。
74. 见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更早的研究见William C.Wohlforth, Elusive Balance: Power-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chaps.5—8。主要的证据在卡特—勃列日涅夫项目（Carter-Brezhnev Project）的出版物中可以找到，前文已有涉及。
75. 关于当代证据和美国的认识，参考Wohlforth, Elusive Balance, chap.7。论证“平等与同等安全”重要性的文献包括G.M.Kornienko, Kholodnaia voina—svideltel‘svto ee uchastnika （Moscow: Mezhdundarodnyeotnosheniia, 1994）；Georgy Arbatov, The System: An Insider‘s Life in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3）；Anatoly Dobrynin, In Confid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76. 关于这一发现的最可靠的论述来自卡特—勃列日涅夫项目。该项目赞助方为设置在布朗大学小托马斯·J.沃森国际研究所（Thomas J.Watson Jr.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外交政策发展中心（Center for Foreign Policy Development）、国家安全档案库（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以及冷战国际史项目（它解密了大量重要文件，组织了一系列关键的口述史会议）。该项目的一个关键出版物是奥德·阿恩·韦斯塔编著的《缓和期：卡特时期的美苏关系》，参见Odd Arne Westad, ed.，The Fall of De‘tente: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Carter Years（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7）。韦斯塔对非洲之角冲突新证据的总结颇为经典：“苏联介入非洲冲突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标是获取一系列成本不高的胜利，这被视为在第三世界与美国竞争国际影响力和地位的行动。”见“Moscow and the Angolan Crisis, 1974—1976：A New Pattern of Intervention，”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9（1996—1997）：21。
77. Ilya V.Gaiduk, Confronting Vietnam: Soviet Policy toward the Indochina Conflict, 1954—1963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3);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I.R.Dee, 1996).
78. 全面的评估参考Carmel Davis，“Power vs.Threat: Explanations of U.S. Balancing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fter 1976，”Ph.D.diss.，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4。
79.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3), 148.
80. 需要明确的是，在这个案例中，苏联并没有积极地限制美国政策。然而，美国的决策者的确曾考虑1973年在中东使用武力，但却判断军事行动是不实际和危险的，部分原因在于对苏联将作何反应感到担忧。关于围绕最近公布的英国文件进行的讨论，见Glenn Frankel，“U.S.Mulled Seizing Oil Fields In‘73，”Washington Post，January 1，2004，参见http://www.washingtonpost.com/ac2/wp-dyn/A46321-2003Dec31，访问时间：2007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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