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国家宏观调控旨在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向成熟阶段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必然,也是国家经济职能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集中体现。市场经济中,竞争性的价格机制是最基本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了各种资源要素的效率,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二是市场机制在充分发挥微观经济效率的同时,却造成了宏观总体经济的波动。对第二种结果的强调,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从经济意识形态上否定市场经济。在西方,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则独辟蹊径,寻找到了旨在缓解危机,熨平波动的宏观总量分析法。[2]经济均衡是通过经济周期波动表现出来的非均衡而强制实现的。没有经济的周期波动,就没有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宏观调控可以减少经济的非正常急剧波动,但不能消灭正常的经济波动,而且宏观调控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关于宏观调控的效果即宏观调控的成本和收益之间关系问题,在经济学界存在不同认识。一般认为,宏观调控的成本主要表现为高失业率和经济总量的缩减。例如,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曼昆把失业率和牺牲率作为反通货膨胀的成本指标。[3]
(二)中国的宏观调控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在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存在诸多差异。发达国家已经建立相对完备的市场机制,产业格局、城市化以及人口等结构因素也趋于成熟和稳定的阶段。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深刻的结构变迁与制度转型,加之由于市场制度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原因,其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也明显弱于发达国家,这些都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要远高于发达国家。在我国,宏观调控(有时也称为“宏观调节”)的概念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但是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控制却是一直存在,甚至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经济管理和控制的范围更广、力度更大。
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扭转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局面,稳定了物价,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为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对经济进行统一的计划管理,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的方式是直接作用于调控对象的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主要和最活跃的主体,国家以国有企业为对象实施经济调控,政府除使用经济手段来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外,更多的是直接使用行政命令来实施控制。在当时,虽然使用财政、信贷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但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践,更没有形成相应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国家对国有企业下达生产计划,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由国家统一调拨和分配,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价格国家统一制定,企业没有投资经营的自主权。“一五”后期,国家实行直接计划的范围不断扩大,1957年同1953年相比,国务院各部门管理的工业企业由2800多个增加到9300多个;原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产品由115种增加到290种;国家统配和部管物资由227种增加到532种,基本建设的投资和建设任务,包括地方工业和城市建设。绝大部分由国务院各部门直接安排;国家财政收入的75%由中央支配。[4]虽然,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政府对经济直接控制的范围有所不同,时而减少,时而增加,但是,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管理和调控经济的方式和手段是直接的行政干预和计划管理。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方式逐渐由直接调控转变为间接调控,宏观调控手段也由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随着对政府与市场界限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的深入,宏观调控逐渐成为政府与市场功能互补和相互作用的机制。宏观经济调控方式与手段是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变化的。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阶段的宏观调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又一次重要抉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单纯依靠技术进步,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而是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优势,从全局上加强国家经济政策对经济主体的影响,推动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前提。我国宏观调控,之所以能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保证,主要原因在于宏观调控的手段综合全面,有利于解决全局性问题。宏观调控既可运用经济办法,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间接地调节社会资源配置,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选择,从而达到长期效果;也可以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制度措施,如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等,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管理和规制,达到短期内见效迅速的效果。值得提及的是,我国的宏观调控还可以通过组织措施来进行,使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的宏观导向作用能够直接转化为现实的措施,这种宏观调控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所不具有的优势。因而,我国的宏观调控既能注重全局又能兼顾局部利益。操作的灵活性更强,措施更具体和有针对性,在实践中也更高效。在有效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同时,宏观调控也有利于继续增强微观经济活力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化。
我国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困扰的一个最重要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体制优势和在此基础上的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完全自由的市场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有序发展。消除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必须及时地转变发展方式,既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更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应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方面,已展现出了巨大的优势。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消费需求大量萎缩。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采取了“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取得明显成效,率先实现了经济的总体回升。(www.xing528.com)
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宏观调控的时效性强。面对世界性的金融动荡,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现出“速度”和“力度”的有机统一。如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国十条”,重点加强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建设,实行结构性减税,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同时大范围实施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实行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防止重复建设,促进了经济平稳增长。这种快速的、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对市场起到了引导和示范作用,从根本上扭转经济趋缓局势,恢复了经济稳步增长的信心和决心。二是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宏观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着眼于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推出了诸如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汽车家电下乡及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等具体措施,增强了投资和消费这两驾马车的动力。另一方面中央新增投资,有计划、有步骤地优先安排符合需要并可以迅速形成实物工作量的在建项目,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建设进度,并及时启动符合条件的新开工项目,以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和有效的经济拉动力。三是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在宏观层面一方面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也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政策微调。经济刺激政策根据需要适时进行了调整,尤其是货币政策应对新形势的灵活之举,无疑更符合经济形势迅速变化的客观事实。这样,既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增强了宏观调控本身的灵活性。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基础之上的、有调控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只有不断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有效调节私人资本的逐利性和扩张性,克服私人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无序化、极端化,努力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平衡性和持续性,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注释】
[1]邹东涛.世界市场经济模式丛书[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7.
[2]汤在新,吴超林.宏观调控: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218.
[3][美]曼昆.经济学原理(下册)[M].梁小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334.
[4]刘仲黎.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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