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的真实价值最终来自于上市公司的价值，上市公司能否良好运行对其实现自身价值有着关键作用。这几年针对该问题的书籍中，有的提出有效的治理机制是支撑上市公司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并分别从证券市场对公司治理作用的理论起源、证券市场的市场治理作用研究、证券市场的监管治理作用研究、证券市场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有效性研究等几方面对证券市场的公司治理作用进行了研究。[87]关于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中如何有效发挥董事会的内部治理作用，在借鉴英美法系的基础上引入了独立董事这一新的治理制度，学者们对这方面的公司治理提出了建议，主要著作有。[88]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始于股权分置改革。股权激励旨在使经营者、员工与公司之间建立一种以拥有剩余索取权为基础的激励机制，将经营者、员工与公司组建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使经营者、员工在分享公司经营成果的同时也承担公司经营风险，从而有效防范经营者、员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2005年4月29日，我国正式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国资委颁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后又推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至此，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政策障碍几乎一扫而光。有学者认为，2005年《公司法》和《证券法》对股权激励虽有规定，但我国的股权激励总体上表现出“以规章主导改革”的制度供给模式。此种模式不仅影响到法制的统一性及协调发展，而且对统一的资本市场实践无益。在公司法方面，《公司法》未来修订时应允许人力资本（劳务）出资形式的合法化、完善期权变动的相关规则、应建立违反规定超比例期权计划有关的重大交易并予公告。证券法方面，缺少实施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的专门规定，应对利用股权激励计划虚构业绩、操纵市场或者进行内幕交易、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加强监管并进行严厉处罚，转让、违反限制期限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的法律责任制度；应制定股权激励单行条例；应注意各部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的协调。通过立法创新、完善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相应规定、制订股权激励单行条例等来重构我国股权激励的法律制度，使股权激励的负效应减至最低，实现效率最大化与公平价值的双赢。[89]还有学者提出，包括股权在内的高管薪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与其贡献相挂钩，并且不同意行政命令式的限薪令，认为有两种选择：第一，投资者迫使董事会根据市场或行业的普遍波动而调整行权价，至少是公司股价的上涨超过表现最差的公司股价上涨时，高管才能因公司股价的上涨而获得奖励。第二，其他积极的方式，如通过薪酬合同事先约定特定的业绩作为目标，当每股收益没有达到约定的水平则高管将丧失其期权，也不失是一种选择。该学者还特别强调高管薪酬的信息披露问题。[90](www.xing528.com)
关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的讨论集中在管理学和法学领域，本文主要探讨法学领域该阶段的研究成果。有学者紧密结合金融危机的背景，探讨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问题；有学者从2002年《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06年深交所颁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指引》以及2008年《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出发，分别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公司行业特征、公司管理方式、影响信息质量的因素六个角度，讨论了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的研究成果。[91]还有学者专门针对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提出了观点，认为与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应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提出：完善证监会的行政指导；进行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尝试；完善社会责任报告制度；积极鼓励编制社会责任指数；公司社会责任应当贯穿于资本市场各个领域；建议把公司社会责任表现纳入IPO的审核考察范畴等。[92]还有学者分析了证券交易所参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现状、问题，并提出了如下完善建议：加强证券交易所自身建设；提高对社会责任披露的要求，统一社会责任披露的标准，完善报告具体操作，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参与社会责任活动；加强与本国政府、联合国以及市民社会等其他社会主体的合作。[93]有部分学者针对《公司法》第5条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应否存在持怀疑态度，甚至主张予以取消。[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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