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金融发展史，对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的价值选择曾出现过多次反复，金融法和金融监管一直在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之间不断徘徊。20世纪30年代以前，受古典经济学“市场自动实现均衡”理论的影响，各国金融业均实行自由放任主义；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逐渐认识到自由主义理论给金融安全造成的不稳定因素，纷纷强化金融监管，维护金融安全；20世纪70年代末，过度严格的金融监管造成金融机构效率下降和发展困难，使金融监管的目标开始重新强调金融效率；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金融安全问题重新获得重视；21世纪后，在金融全球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下，金融效率再度占据上风；2008年以来，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又在加强金融监管，推崇金融安全目标，金融效率目标退居其次。我国的金融市场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培育并发展起来，2006年12月11日实行全面开放，然而不久即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在此背景下，我国金融监管中应当如何把握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的关系，成为近几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鉴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金融创新过度和金融监管缺位，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在“后危机”时代应着力完善金融监管制度，以金融稳定促金融创新，推动金融业健康发展；坚持金融安全观、进一步健全我国金融法制体系、完善金融安全保障机制是实现我国金融业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监管中效率与安全的抉择应当立足于本国国情。我国金融业正处于发展初期，正如50年前的美国，效率应当优先于安全。效率是金融市场存在的根本，即使是正在遭受金融风暴摧残的美国也必须估计效率的首要地位。[46]就当前情况来看，美国的问题在于金融创新过度，过度消费，而中国的问题却在于金融创新严重不足，过度储蓄。我们因为重视金融机构本身的风险问题，过于强调金融稳定，反而忽略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功能，漠视了金融效率。[47]只有进一步鼓励自发的金融创新，放开金融市场的手脚，中国的金融市场才会深化。[48]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效率，金融法是为经济发展服务，因此金融法应在倾斜效率价值的前提下，保障基本的金融安全。[49](www.xing528.com)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但学界一般认为，在金融监管中应当坚持安全与效率并重原则，金融监管既要追求金融业的安全，也要着力维护公平竞争，增进金融效率。金融监管还必须努力实现安全与效率兼容，既不能重安全而轻效率，也不能重效率而轻安全。过于偏重一方可能会带来惨重代价。[50]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实就是没有处理好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之间关系的表现。为处理好两者关系，有学者提议借鉴“双峰”理论来形成“三足定理”，也就是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和消费者保护为三个“足”形成等边三角形，其中，金融效率对应的是金融机构、金融安全对应的是监管机构、消费者保护对应的是消费者。通过“三足定理”的实现（即在承认金融消费者的存在及其独立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程序保障和实际博弈来实现三种主体的“纳什均衡”），找到政府干预或者调制的“适度点”。[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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