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关于计划法研究的一大突破是，学者们开始关注现实，致力于研究计划法领域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再禁锢于计划法的一般理论进行坐而论道般的论述。其中最大的成就在对我国当前计划制定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改革方案的研究上。在这个方面，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者展现出优于法学学者的精神和毅力，著有多篇以此问题为核心的论文，着实需要经济法学学者的学习和反思。
王慧对当前我国计划制定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她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计划（规划）期与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府任期的起止时间不一致，经济发展不可预见性造成制定的计划（规划）与实际存在矛盾；地方政府在计划（规划）实施中与中央计划存在一定偏差；计划（规划）实施中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兼顾方面有失偏颇。[43]这当中，尤以第一点的表现最为外化，其不良影响也最为明显，“尽管党代会、人代会、五年规划均为五年，但一般情况下，党代会召开的第二年才召开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政府换届。具体而言，党代会年份是逢二、逢七，人代会和政府换届是逢三、逢八，五年规划起始则是逢一、逢六。计划（规划）、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府任期三者的起止时间不一致，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周期，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五年计划（规划）作用的发挥”[44]。石康对此问题有更进一步的论述，其认为，五年计划（规划）期起止时间与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府任期起止时间不一致带来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如何处理五年计划提出的发展目标与党代会、人代会以及政府任期目标之间的关系。五年计划（规划）中提出的任务，究竟是要落实上一代党代会、人代会的设想，还是为下一届党代会、人代会做准备？二是如何确定五年计划的行为主体。由于起止时间的不一致，会导致计划实施主体的不确定，也就无法追究相关主体的责任。[45](www.xing528.com)
针对上述问题，王慧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改革方案，包括协调计划（规划）期与党代会、人代会以及政府任期的起止时间，注重计划（规划）长短结合、标本兼治，通过体制创新构建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平衡点，兼顾公平与效率四个方面。[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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