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传奇》的研究成果

（1）纂修与流传的研究。《四库全书》的纂修研究，始自清代对禁毁书目的整理，《四库全书》的纂修同时也伴随着清政府的禁书、毁书，使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遭到了浩劫，但统治者的文化专制并不能彻底销毁书籍。道、咸以降，文字狱有所松弛，《四库全书》钦定的特殊地位开始动摇，一批学者追究清廷禁毁图书之过，搜集禁毁书目，并整理成书。光绪末年出现的汇合姚勤元《禁书总目四种》和邓实《奏缴咨禁书目》而成的《禁书目合刻》，标志着第一部系统整理禁毁书目专著的诞生。此后，孔立的《清代文字狱》和吴哲夫的《清代禁毁书目研究》，结合新的史料，对清代的禁书、毁书做了更系统的研究。

陈垣所作《编纂四库全书始末》是第一部研究《四库全书》纂修的论著。此后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纂修考》，不仅对《四库全书》的纂修加以更详细的论述，还指出了《四库全书》的优缺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其他如杨家骆的《四库全书学典》，任松如的《四库全书答问》，刘汉屏的《四库全书史话》等，对《四库全书》的纂修也做了精辟的论述。当代学者研究《四库全书》纂修的成果也相当可观，吴哲夫著《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四库全书修书处工作人员之遴选与管理》《四库全书的人事管理》《四库全书修纂动机的探讨》《四库全书荟要纂修考》《四库全书荟要择录图书标准的探讨》等，填补了纂修研究的许多空白，澄清了不少模糊的认识。黄爱平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充分利用当时未公开发表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不仅使论著在资料运用上显示出优势，并使其对许多问题的分析论证更具有说服力，突破性地解决了纂修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2）档案辑录与整理。《四库全书》档案的辑录与整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着《四库全书》研究的深入。民国时期，陈垣考证、编排了于敏中和陆锡熊56通来往书札，并对有关《四库全书》的档案加以整理，是四库档案整理的拓荒者。王重民对有关史料及档案加以辑录整理，编成《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于1934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首次出版，对《四库全书》研究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几经寒暑，编成《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丰富、内容详实，是研究《四库全书》的重要参考资料。清史资料浩如烟海，有许多档案文献，还散存于各种史料中，继续加强档案文献的辑录与整理，是《四库全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3）《总目》得失、纠谬及各《提要》异同的研究。自《四库全书》问世以来，关于《总目》的研究便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对《总目》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清代学者的各种笔记，但内容零散，不成规模。余嘉锡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穷一生之精力，作成《四库提要辨证》，对《四库全书总目》中近500种提要进行了系统的考证，既肯定其学术价值，又深入剖析其缺陷，把《总目》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补正提要3300多种。此后的论著数量也相当多，如华世銧《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提要》，杨逊《从经部易类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诸版本的异同和得失》，周生春《<四库全书总目>元代方志提要补正》、《<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提要辨证》和《<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提要考辨》，杨武泉《<四库总目>中民族史料书提要订误》，吴平《<四库全书总目>方志提要述评》，杜泽逊的《<四库提要>举正》等等。(www.xing528.com)

（4）目录、索引和版本研究。《四库全书》篇帙浩繁，需要有简明的目录作向导。四库馆臣编修了《四库全书总目》，还另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杨家骆对《总目》二百卷加以整理，编著成《四库大辞典》，分别以“书名”约1万条和“人名”约7000条，共约250万字，成为“我国第一部最适用最便检查的图书大辞典”。陈垣在整理《四库全书》时，作《四库人名录》《四库书名录》，也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便利。此外，陈乃乾、杨立诚、昌彼得等编的各种《四库全书》有关书籍的《索引》，也方便了我们的研究。

邵懿辰、邵章祖孙所著《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和莫友芝所著《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共同开启了四库版本研究领域。此后，陈垣著《四库全书考异》对各种版本的《总目》加以考察，指出了它们前后刻印的关系、异同，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叶德辉《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叶启勋《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等也较为重要。

（5）文化价值及意义的研究。对《四库全书》文化价值及意义的阐发，20世纪50年代以来逐渐受到重视，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如黄云眉的《从主编者意图上估计四库全书之价值》，周积明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吴哲夫的《四库全书所表现的传统文化特色考探》，计文德的《从四库全书探究明清间输入之西学》等。其中，周积明专著，第一次从文化学角度探寻《总目》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学术观念、审美观念、批评观念等，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