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传奇》：三十年研究揭秘

20世纪50—60年代，《四库全书》研究平稳发展。“文革”时期，《四库全书》研究湮没达十年之久。

《四库全书》文本是《四库全书》研究最基本的第一手文献资料，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出版，大陆地区立即购进230套影印本和100多套缩微品。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此为蓝本，缩至32开本重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出版，使卷帙浩繁且深藏内府的皇家图书惠及学人，成为学者易于查检的案头书籍，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激发了《四库全书》的研究热潮。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编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的传统文化工程，不但极大便利了学人对“四库学”的研究，而且带动了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强劲的《四库全书》影印热：200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文渊阁四库全书》；2004年鹭江出版社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线装影印本；2004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2006年杭州出版社影印《文澜阁四库全书》。与此同时，还引发了对《四库全书》的选编热：1983年《四库辑本别集拾遗》（栾贵明辑，中华书局）问世；1994年《四库释家集成》（陶秉福主编，同心出版社）完成；1996年《四库全书精萃》（彭林等主编，大连出版社）登场；2004年《四库全书图鉴》（张福江编，东方出版社）出版。

1999年6月，经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通力合作，《文渊阁四库全书》以180张光盘的新型文献载体形式出版发行。全文检索电子版《四库全书》的开发，为古籍整理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给学术界极大的方便。

学术研究机构方面，1993年12月海南大学举办“中国首届《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海南大学《四库全书》研究中心”；1998年台湾淡江大学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了“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术研讨会”；1999年天津图书馆成立“四库文献中心”，并在其主办的《图书馆工作与研究》上开辟“四库学研究”专栏；2003年9月首都师范大学“《四库全书》学术研究中心”成立；2005年“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正式成立，同年武汉大学“四库学研究所”成立。这一系列文化举措，为《四库全书》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随着《四库全书》研究热、编纂热、影印热，《四库全书》研究上升到了建立学科的高度，“四库学”“四库总目学”“《四库全书》学”“四库区域文化学”逐渐被提出。(www.xing528.com)

著作方面，刘汉屏《<四库全书>史话》（1980年中华书局）、华立《<四库全书>纵横谈》（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199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1990年杭州大学出版社）、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1991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200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等著述，基本上代表了三十多年来《四库全书》研究的现状。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充分利用当时未公开发表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全面、深入地总结了《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立论公允辩证，是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开拓之作。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考订与补正，以崔富章、李裕民、杨武泉等的著作为代表，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贡献。崔富章的著作致力于版本的考核，谬则匡之，缺则补之，又努力查考文澜阁补抄本的底本，将其所得补录于各条之后，还采录了近人对四库诸书的评价，使提要补正的内容更加丰满。李裕民著作《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是在原书基础上修订而成，订正《总目》450条，加订正《四库未收书目提要》8条，共得458条。由于李裕民是宋史专家，故能对宋人著作多予以缜密考证。对《四库全书总目》文化的研究力作，当属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该书着力透过《四库全书总目》的“外壳”，把它置于一个生动的文化整体中加以还原和分析，“从中探寻中国文化的‘种族心理’、18世纪的‘时代心理’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制作者的‘群体心理’”，从而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思路与新鲜见解突破了传统“四库学”的研究架构，开辟了《四库全书总目》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对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禁毁书的研究，则有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和何龄修《四库禁毁书研究》两部著作，它们从另一角度论述了乾隆编书时“寓禁于征”的目的以及编纂《四库全书》对中国古文献的大破坏。长期致力于“四库学”研究的司马朝军，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和《〈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是海内外第一部从文献整理角度系统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的著作，着力于总结《总目》的学术方法与学术贡献，分别从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考据学等方面对传统学术方法进行总体性发掘。《〈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主要探讨《总目》的编纂过程，分析现存四家(翁方纲、姚鼐、邵晋涵、余集）所纂《四库提要稿》与《总目》的异同，弄清其他馆臣（包括分纂官、总纂官、总裁官等）在《总目》编纂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讨论乾隆对《总目》的主控作用。对《总目》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给予了解析，提出了不少新见。关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的出版，所辑文件始于乾隆三十七年，终于嘉庆九年，共计1580件、150余万字，是继20世纪30年代陈垣先生所辑的《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书后，涵盖内容最为丰富、史料最为翔实的一部重要档案文献汇编。

论文发表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10余篇，到90年代平均每年30余篇，再到新世纪的平均每年100余篇。论文选题，多分布于《四库全书》纂修与流传，《总目》的考订与补正，《四库全书》及《总目》的文化价值，《四库全书荟要》研究，四库禁毁书研究，《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研究，七阁与《四库全书》关系研究，纂修官与《总目》关系研究，档案辑录与整理、影印与电子版的开发等几个方面。

以陈垣、余嘉锡、王重民、杨家骆为代表的第一代学术大师，在20世纪前期披荆斩棘，开创了《四库全书》研究的新局面。以来新夏、霍旭东、李裕民、崔富章、黄爱平、周积明、杜泽逊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或梳理纂修《四库全书》全过程，或对《总目》纠谬补正，或开拓《总目》文化研究新思路，或对《四库存目》标注，以辛勤的努力和杰出的智慧构建起“四库学”研究的瑰丽殿堂，为21世纪“四库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