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溯阁将《四库全书》纳入甘四库传奇

20世纪60年代，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恶化，战争阴影笼罩神州大地，全国各地为了备战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准备。为了确保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安全，1965年，基于当时中苏边境紧张的备战形势，辽宁省图书馆考虑到《四库全书》是国宝，一旦出了问题，责任重大，便请示省文化厅将《四库全书》调离辽宁。省文化厅又请示辽宁省委，辽宁省委批示同意后，由辽宁省文化厅呈文给中央文化部，建议将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拨交西北地区图书馆收藏。文化部党组于同年9月4日以(65)文党153号公函告知辽宁省文化厅同意拨交，后报请中央宣传部并中央文教小组批准，经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商定由甘肃省图书馆收藏。1966年3月7日，文化部办公厅[1966]文厅图字24号对辽宁省文化厅答复如下：“你们基于备战需要，曾建议将你省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一部拨交西北地区图书馆保藏，此事业已由我们报请中央宣传部并中央文教小组批准，经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商量结果，他们已指定由甘肃图书馆收藏。关于交接手续，请你厅径与甘肃省文化局联系办理。”

24号文件

1966年4月14日，甘肃省文化局给中央文化部去电话，要求辽宁省文化厅把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到兰州办理点交手续。翌日（4月15日），文化部办公厅以（66）文厅图字48号电复甘肃省文化局：“这部图书是国宝，为了减少该书在装箱、拆箱中受到损坏(特别是装书的楠木匣很脆，易于损坏)，以在辽宁省图书馆办理点交手续为好。”

接到文化部指示，甘肃省文化局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责成甘肃省图书馆接收保管，甘肃省图书馆遵照省文化局的要求，把接收保管工作，当成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完成，制订了详细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接收和保管工作计划》，对接收时间、人员配备、保藏地点等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当年5月10日，甘肃省文化局批准了接收计划，并上报甘肃省人委文教办公室。但由于张力冲副馆长、陆太安代副馆长等6人组成的接收小组因“文化大革命”开始，两位负责人被“打倒”，未能如期成行。

《四库全书》存放地点的选定同样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早在1965年4月，根据备战需要，为了疏散甘肃省图书馆善本图书和甘肃省博物馆珍贵文物，甘肃省文化局组织了一个由省文化局吴怡如、省图书馆余贤杰、省博物馆任步云等人组成的选址小组。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去了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榆中县北山、永登县连城鲁土司衙门、靖远县法泉寺等地，考察了多处图书和文物存放之地。当年5月，经甘肃省人委批准，将永登县连城鲁土司衙门和寺院全部拨归甘肃省图书馆作为图书疏散地使用。甘肃省图书馆随即对鲁土司衙门围墙进行了维修，后因甘肃省国防工办决定将此处给中央某国防单位疏散使用，于是甘肃省图书馆又选定了靖远县法泉寺，在对法泉寺进行修缮后，于1966年3月将第二版本书库及甘肃省图书馆善本书籍共三十多万册、二千余箱从兰州转运到法泉寺保存。转运工作结束后，发现由于庙宇太小，存放书籍的木箱、席包堆放拥挤不堪，并有受潮现象，不宜长期存放图书。4月，根据文化部拨交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指示，甘肃省图书馆又将法泉寺原有四个山洞进行了开凿清理，但因窟内不通风，洞顶经常漏沙，而且异常潮湿。加之文化部在文溯阁《四库全书》拨交文件中明确指出：“这部图书是国宝……这部图书运到你省后，在保管上要特别注意防潮、防腐、防虫、防火、防盗，同时，不得借阅，以保证图书的安全。”法泉寺周围大山环抱，距村庄太远，又无安全保卫，因此，《四库全书》存放该地不符合文化部的指示精神。1966年9月，甘肃省文化局接到甘肃省建委通知，得知中央某国防单位已弃用永登县连城镇鲁土司衙门，衙门及寺院仍交回甘肃省图书馆使用。

地址选好后，甘肃省图书馆文化革命小组又确定了第二个赴沈阳接收小组，组长赵永义，成员方学俊、何勤贵、余贤杰、周省华。鉴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派往沈阳的每个人都进行了严格的政审，均为家庭出身好，本人历史清白、政治可靠、业务能力强的同志。去接国宝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当选的每个人都觉得能被组织选上很荣幸、很光荣。9月7日，接收人员分两批前往沈阳。当时正是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串联的高峰时期，十分有限的铁路客运拥挤不堪，连水都喝不上。加之破“四旧”行动如火如荼、轰轰烈烈，赴沈阳的行程是在严格保密中进行的。虽然很辛苦、疲劳，但接收小组抱着完成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的信念，仍然不顾疲劳，两路接收人员终于在9月10日会合沈阳。9月11日，辽宁省文化厅领导接见了甘肃接收小组人员，并在当晚招待看电影，放的是新闻纪录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表示对接收小组的欢迎。

接收小组在沈阳时，兰州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按计划进行，主要是与当地派出所、武装民兵连取得联系，加强安全保卫防范工作，确定管理人员，向有关部门申请值班用长短枪支，对鲁土司衙门和寺院环境进行清理等，并在当地制造舆论，说要建立“连城图书流通站”，连城镇的百姓一直到数年后书搬走了，也不知道有一部国宝曾经与他们为邻。

9月13日，辽宁、甘肃两馆人员正式开始清点交接，分成5个小组，辽宁省图书馆也派出5位工作人员，同甘肃省图书馆的接收人员一起清点、检查图书。交接地点是在沈阳故宫日伪时期建造的二层《四库全书》书库，这个书库十分坚固结实，铁门、钢书架、三层窗户、防火墙，虽没有现代化设备，但通风条件很好，独院也安全。交接以藏书为主，对照辽宁省图书馆《四库全书》分类卡片目录，逐函、逐种、逐册进行清点移交。并且根据辽宁省图书馆1964年6月的检查记录，依次从斑点、污染、虫蛀、长毛、水湿、破损等方面考核记录是否准确，同时还翻看书页，检查原记录是否有遗漏。

两馆点交人员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不怕劳累，满负荷地进行点交。至27日，仅用了两个星期时间就提前圆满完成了点交和装箱工作。包括有关资料在内，共装了两种规格的大小木箱963箱。为使楠木匣不受损坏，辽宁省图书馆用了几万册剔除图书把木箱塞得严严实实。9月29日，经辽宁、甘肃两省文化厅（局）商定，由辽宁省图书馆滕玉琢、甘肃省图书馆赵永义签订了《文溯阁<四库全书>交接书》。交接具体项目如下：

（一）文溯阁《四库全书》共计为6144函，3474种，36315册。其中经部957函(内有两函是空匣，据新中国成立前的检查记录是原空缺)，705种，5483册；史部1584函，569种，9487册；子部1584函，922种，9076册；集部2016函，1278种，12269册。整个《四库全书》中补抄本为17种60册，其中经部6种33册；史部3种15册；子部3种3册；集部5种9册。

(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3函，1种，17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20函，1种，127册；（钦定）《四库全书》考证12函，1种，72册；(钦定)《四库全书》分架图4函，1种，4册。

(三)（钦定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576函，1种，5020册。

(四)《四库全书》保管资料，共计为5种2l册。

(五)辽宁省图书馆《四库全书》分类卡片目录一套，计4977张。

为了保密，装箱、装车工作都是由辽宁省图书馆和甘肃接收小组的同志亲自动手，一共装了三节火车皮。国庆节后，经沈阳铁路局的精心安排，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四库全书》于lO月7日开始启运，辽宁省图书馆委派两人，同甘肃省图书馆5人分散在3节车厢里共同押运。一路上，押运人员饱受艰辛，日夜操心。由于书装在货车闷罐车厢里，每一站停靠都离站台很远，吃不上热饭菜，工作人员白天大饼充饥，晚上车厢地板而卧，颠簸劳累，寂寞冷清，途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是，押运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沿途经北京、内蒙古、宁夏，终于在lO月13日下午安全抵达兰州土门墩车站。列车到站前，甘肃省人委请兰州军区派了30辆大卡车，提前一小时到达车站等候，军车直接开上了站台。火车一到站，立即由解放军战士和甘肃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肩扛手抬搬上汽车，共装了27车，秘密开往永登县连城镇鲁土司衙门的妙因寺保藏，10月15日，辽宁省文化厅、甘肃省文化局共同给中央文化部报送了《关于文溯阁〈四库全书〉交接情况报告》，从此连城镇鲁土司衙门成了文溯阁《四库全书》来甘肃后的第一个“家”。

24号文件

1966年4月14日，甘肃省文化局给中央文化部去电话，要求辽宁省文化厅把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到兰州办理点交手续。翌日（4月15日），文化部办公厅以（66）文厅图字48号电复甘肃省文化局：“这部图书是国宝，为了减少该书在装箱、拆箱中受到损坏(特别是装书的楠木匣很脆，易于损坏)，以在辽宁省图书馆办理点交手续为好。”

接到文化部指示，甘肃省文化局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责成甘肃省图书馆接收保管，甘肃省图书馆遵照省文化局的要求，把接收保管工作，当成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完成，制订了详细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接收和保管工作计划》，对接收时间、人员配备、保藏地点等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当年5月10日，甘肃省文化局批准了接收计划，并上报甘肃省人委文教办公室。但由于张力冲副馆长、陆太安代副馆长等6人组成的接收小组因“文化大革命”开始，两位负责人被“打倒”，未能如期成行。

《四库全书》存放地点的选定同样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早在1965年4月，根据备战需要，为了疏散甘肃省图书馆善本图书和甘肃省博物馆珍贵文物，甘肃省文化局组织了一个由省文化局吴怡如、省图书馆余贤杰、省博物馆任步云等人组成的选址小组。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去了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榆中县北山、永登县连城鲁土司衙门、靖远县法泉寺等地，考察了多处图书和文物存放之地。当年5月，经甘肃省人委批准，将永登县连城鲁土司衙门和寺院全部拨归甘肃省图书馆作为图书疏散地使用。甘肃省图书馆随即对鲁土司衙门围墙进行了维修，后因甘肃省国防工办决定将此处给中央某国防单位疏散使用，于是甘肃省图书馆又选定了靖远县法泉寺，在对法泉寺进行修缮后，于1966年3月将第二版本书库及甘肃省图书馆善本书籍共三十多万册、二千余箱从兰州转运到法泉寺保存。转运工作结束后，发现由于庙宇太小，存放书籍的木箱、席包堆放拥挤不堪，并有受潮现象，不宜长期存放图书。4月，根据文化部拨交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指示，甘肃省图书馆又将法泉寺原有四个山洞进行了开凿清理，但因窟内不通风，洞顶经常漏沙，而且异常潮湿。加之文化部在文溯阁《四库全书》拨交文件中明确指出：“这部图书是国宝……这部图书运到你省后，在保管上要特别注意防潮、防腐、防虫、防火、防盗，同时，不得借阅，以保证图书的安全。”法泉寺周围大山环抱，距村庄太远，又无安全保卫，因此，《四库全书》存放该地不符合文化部的指示精神。1966年9月，甘肃省文化局接到甘肃省建委通知，得知中央某国防单位已弃用永登县连城镇鲁土司衙门，衙门及寺院仍交回甘肃省图书馆使用。

地址选好后，甘肃省图书馆文化革命小组又确定了第二个赴沈阳接收小组，组长赵永义，成员方学俊、何勤贵、余贤杰、周省华。鉴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派往沈阳的每个人都进行了严格的政审，均为家庭出身好，本人历史清白、政治可靠、业务能力强的同志。去接国宝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当选的每个人都觉得能被组织选上很荣幸、很光荣。9月7日，接收人员分两批前往沈阳。当时正是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串联的高峰时期，十分有限的铁路客运拥挤不堪，连水都喝不上。加之破“四旧”行动如火如荼、轰轰烈烈，赴沈阳的行程是在严格保密中进行的。虽然很辛苦、疲劳，但接收小组抱着完成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的信念，仍然不顾疲劳，两路接收人员终于在9月10日会合沈阳。9月11日，辽宁省文化厅领导接见了甘肃接收小组人员，并在当晚招待看电影，放的是新闻纪录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表示对接收小组的欢迎。

接收小组在沈阳时，兰州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按计划进行，主要是与当地派出所、武装民兵连取得联系，加强安全保卫防范工作，确定管理人员，向有关部门申请值班用长短枪支，对鲁土司衙门和寺院环境进行清理等，并在当地制造舆论，说要建立“连城图书流通站”，连城镇的百姓一直到数年后书搬走了，也不知道有一部国宝曾经与他们为邻。

9月13日，辽宁、甘肃两馆人员正式开始清点交接，分成5个小组，辽宁省图书馆也派出5位工作人员，同甘肃省图书馆的接收人员一起清点、检查图书。交接地点是在沈阳故宫日伪时期建造的二层《四库全书》书库，这个书库十分坚固结实，铁门、钢书架、三层窗户、防火墙，虽没有现代化设备，但通风条件很好，独院也安全。交接以藏书为主，对照辽宁省图书馆《四库全书》分类卡片目录，逐函、逐种、逐册进行清点移交。并且根据辽宁省图书馆1964年6月的检查记录，依次从斑点、污染、虫蛀、长毛、水湿、破损等方面考核记录是否准确，同时还翻看书页，检查原记录是否有遗漏。

两馆点交人员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不怕劳累，满负荷地进行点交。至27日，仅用了两个星期时间就提前圆满完成了点交和装箱工作。包括有关资料在内，共装了两种规格的大小木箱963箱。为使楠木匣不受损坏，辽宁省图书馆用了几万册剔除图书把木箱塞得严严实实。9月29日，经辽宁、甘肃两省文化厅（局）商定，由辽宁省图书馆滕玉琢、甘肃省图书馆赵永义签订了《文溯阁<四库全书>交接书》。交接具体项目如下：

（一）文溯阁《四库全书》共计为6144函，3474种，36315册。其中经部957函(内有两函是空匣，据新中国成立前的检查记录是原空缺)，705种，5483册；史部1584函，569种，9487册；子部1584函，922种，9076册；集部2016函，1278种，12269册。整个《四库全书》中补抄本为17种60册，其中经部6种33册；史部3种15册；子部3种3册；集部5种9册。(www.xing528.com)

(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3函，1种，17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20函，1种，127册；（钦定）《四库全书》考证12函，1种，72册；(钦定)《四库全书》分架图4函，1种，4册。

(三)（钦定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576函，1种，5020册。

(四)《四库全书》保管资料，共计为5种2l册。

(五)辽宁省图书馆《四库全书》分类卡片目录一套，计4977张。

为了保密，装箱、装车工作都是由辽宁省图书馆和甘肃接收小组的同志亲自动手，一共装了三节火车皮。国庆节后，经沈阳铁路局的精心安排，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四库全书》于lO月7日开始启运，辽宁省图书馆委派两人，同甘肃省图书馆5人分散在3节车厢里共同押运。一路上，押运人员饱受艰辛，日夜操心。由于书装在货车闷罐车厢里，每一站停靠都离站台很远，吃不上热饭菜，工作人员白天大饼充饥，晚上车厢地板而卧，颠簸劳累，寂寞冷清，途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是，押运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沿途经北京、内蒙古、宁夏，终于在lO月13日下午安全抵达兰州土门墩车站。列车到站前，甘肃省人委请兰州军区派了30辆大卡车，提前一小时到达车站等候，军车直接开上了站台。火车一到站，立即由解放军战士和甘肃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肩扛手抬搬上汽车，共装了27车，秘密开往永登县连城镇鲁土司衙门的妙因寺保藏，10月15日，辽宁省文化厅、甘肃省文化局共同给中央文化部报送了《关于文溯阁〈四库全书〉交接情况报告》，从此连城镇鲁土司衙门成了文溯阁《四库全书》来甘肃后的第一个“家”。

24号文件

1966年4月14日，甘肃省文化局给中央文化部去电话，要求辽宁省文化厅把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到兰州办理点交手续。翌日（4月15日），文化部办公厅以（66）文厅图字48号电复甘肃省文化局：“这部图书是国宝，为了减少该书在装箱、拆箱中受到损坏(特别是装书的楠木匣很脆，易于损坏)，以在辽宁省图书馆办理点交手续为好。”

接到文化部指示，甘肃省文化局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责成甘肃省图书馆接收保管，甘肃省图书馆遵照省文化局的要求，把接收保管工作，当成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完成，制订了详细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接收和保管工作计划》，对接收时间、人员配备、保藏地点等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当年5月10日，甘肃省文化局批准了接收计划，并上报甘肃省人委文教办公室。但由于张力冲副馆长、陆太安代副馆长等6人组成的接收小组因“文化大革命”开始，两位负责人被“打倒”，未能如期成行。

《四库全书》存放地点的选定同样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早在1965年4月，根据备战需要，为了疏散甘肃省图书馆善本图书和甘肃省博物馆珍贵文物，甘肃省文化局组织了一个由省文化局吴怡如、省图书馆余贤杰、省博物馆任步云等人组成的选址小组。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去了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榆中县北山、永登县连城鲁土司衙门、靖远县法泉寺等地，考察了多处图书和文物存放之地。当年5月，经甘肃省人委批准，将永登县连城鲁土司衙门和寺院全部拨归甘肃省图书馆作为图书疏散地使用。甘肃省图书馆随即对鲁土司衙门围墙进行了维修，后因甘肃省国防工办决定将此处给中央某国防单位疏散使用，于是甘肃省图书馆又选定了靖远县法泉寺，在对法泉寺进行修缮后，于1966年3月将第二版本书库及甘肃省图书馆善本书籍共三十多万册、二千余箱从兰州转运到法泉寺保存。转运工作结束后，发现由于庙宇太小，存放书籍的木箱、席包堆放拥挤不堪，并有受潮现象，不宜长期存放图书。4月，根据文化部拨交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指示，甘肃省图书馆又将法泉寺原有四个山洞进行了开凿清理，但因窟内不通风，洞顶经常漏沙，而且异常潮湿。加之文化部在文溯阁《四库全书》拨交文件中明确指出：“这部图书是国宝……这部图书运到你省后，在保管上要特别注意防潮、防腐、防虫、防火、防盗，同时，不得借阅，以保证图书的安全。”法泉寺周围大山环抱，距村庄太远，又无安全保卫，因此，《四库全书》存放该地不符合文化部的指示精神。1966年9月，甘肃省文化局接到甘肃省建委通知，得知中央某国防单位已弃用永登县连城镇鲁土司衙门，衙门及寺院仍交回甘肃省图书馆使用。

地址选好后，甘肃省图书馆文化革命小组又确定了第二个赴沈阳接收小组，组长赵永义，成员方学俊、何勤贵、余贤杰、周省华。鉴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派往沈阳的每个人都进行了严格的政审，均为家庭出身好，本人历史清白、政治可靠、业务能力强的同志。去接国宝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当选的每个人都觉得能被组织选上很荣幸、很光荣。9月7日，接收人员分两批前往沈阳。当时正是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串联的高峰时期，十分有限的铁路客运拥挤不堪，连水都喝不上。加之破“四旧”行动如火如荼、轰轰烈烈，赴沈阳的行程是在严格保密中进行的。虽然很辛苦、疲劳，但接收小组抱着完成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的信念，仍然不顾疲劳，两路接收人员终于在9月10日会合沈阳。9月11日，辽宁省文化厅领导接见了甘肃接收小组人员，并在当晚招待看电影，放的是新闻纪录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表示对接收小组的欢迎。

接收小组在沈阳时，兰州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按计划进行，主要是与当地派出所、武装民兵连取得联系，加强安全保卫防范工作，确定管理人员，向有关部门申请值班用长短枪支，对鲁土司衙门和寺院环境进行清理等，并在当地制造舆论，说要建立“连城图书流通站”，连城镇的百姓一直到数年后书搬走了，也不知道有一部国宝曾经与他们为邻。

9月13日，辽宁、甘肃两馆人员正式开始清点交接，分成5个小组，辽宁省图书馆也派出5位工作人员，同甘肃省图书馆的接收人员一起清点、检查图书。交接地点是在沈阳故宫日伪时期建造的二层《四库全书》书库，这个书库十分坚固结实，铁门、钢书架、三层窗户、防火墙，虽没有现代化设备，但通风条件很好，独院也安全。交接以藏书为主，对照辽宁省图书馆《四库全书》分类卡片目录，逐函、逐种、逐册进行清点移交。并且根据辽宁省图书馆1964年6月的检查记录，依次从斑点、污染、虫蛀、长毛、水湿、破损等方面考核记录是否准确，同时还翻看书页，检查原记录是否有遗漏。

两馆点交人员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不怕劳累，满负荷地进行点交。至27日，仅用了两个星期时间就提前圆满完成了点交和装箱工作。包括有关资料在内，共装了两种规格的大小木箱963箱。为使楠木匣不受损坏，辽宁省图书馆用了几万册剔除图书把木箱塞得严严实实。9月29日，经辽宁、甘肃两省文化厅（局）商定，由辽宁省图书馆滕玉琢、甘肃省图书馆赵永义签订了《文溯阁<四库全书>交接书》。交接具体项目如下：

（一）文溯阁《四库全书》共计为6144函，3474种，36315册。其中经部957函(内有两函是空匣，据新中国成立前的检查记录是原空缺)，705种，5483册；史部1584函，569种，9487册；子部1584函，922种，9076册；集部2016函，1278种，12269册。整个《四库全书》中补抄本为17种60册，其中经部6种33册；史部3种15册；子部3种3册；集部5种9册。

(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3函，1种，17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20函，1种，127册；（钦定）《四库全书》考证12函，1种，72册；(钦定)《四库全书》分架图4函，1种，4册。

(三)（钦定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576函，1种，5020册。

(四)《四库全书》保管资料，共计为5种2l册。

(五)辽宁省图书馆《四库全书》分类卡片目录一套，计4977张。

为了保密，装箱、装车工作都是由辽宁省图书馆和甘肃接收小组的同志亲自动手，一共装了三节火车皮。国庆节后，经沈阳铁路局的精心安排，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四库全书》于lO月7日开始启运，辽宁省图书馆委派两人，同甘肃省图书馆5人分散在3节车厢里共同押运。一路上，押运人员饱受艰辛，日夜操心。由于书装在货车闷罐车厢里，每一站停靠都离站台很远，吃不上热饭菜，工作人员白天大饼充饥，晚上车厢地板而卧，颠簸劳累，寂寞冷清，途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是，押运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沿途经北京、内蒙古、宁夏，终于在lO月13日下午安全抵达兰州土门墩车站。列车到站前，甘肃省人委请兰州军区派了30辆大卡车，提前一小时到达车站等候，军车直接开上了站台。火车一到站，立即由解放军战士和甘肃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肩扛手抬搬上汽车，共装了27车，秘密开往永登县连城镇鲁土司衙门的妙因寺保藏，10月15日，辽宁省文化厅、甘肃省文化局共同给中央文化部报送了《关于文溯阁〈四库全书〉交接情况报告》，从此连城镇鲁土司衙门成了文溯阁《四库全书》来甘肃后的第一个“家”。

1966年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运至兰州

1966年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运至兰州

1966年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运至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