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传奇》：命运多变的古籍收藏

文渊阁《四库全书》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冬，第一部《四库全书》修成，并于次年春入藏文渊阁。文渊阁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春，建成于宫内，是北四阁中建成的第三座藏书楼。

文渊阁之名始于明代，其阁亦始建于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始创宫殿于南京，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仿南京已有规制营建北京宫殿，北京宫中的文渊阁随之建成。诚如明宣宗所言：“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开阁于东庑之南，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严邃密，仍榜曰文渊。”

文渊阁的功用早期主要在于藏书、编书，著名的大类书《永乐大典》，即在南京宫中文渊阁开馆编纂，《永乐大典》书成之后亦直接贮藏于文渊阁。北京宫殿基本建成之后，明成祖还特别谕令将南京文渊阁的藏书运至北京收藏。据记载：“十六年，遣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收贮。”这些运至北京的珍本秘籍，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他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大学士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

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下诏罢中书省，废丞相。为处理纷繁国事，又不至妨碍专制集权，乃仿宋制设置殿阁大学士，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员内择取。朱棣继位，以“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时成祖“每退朝还宫，遇有几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得闻”。文渊阁因此而有内阁之称，杨荣等人也先后升迁至大学士之职。至英宗正统七年建造翰林院之后，文渊阁作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直办事之所，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阁禁地，“凡入内阁，曰直文渊阁”。嘉靖年间，文渊阁制进一步完善，据载：“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孔子居中，颜渊、子思居东，曾参、孟轲居西），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其职掌入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阁门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可见，文渊阁已成为事实上的内阁，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文渊阁也是“天子讲读之所”，皇帝不时在此翻阅书籍，并召集翰林儒臣讲论经史。太祖于“万几之暇，辄临阁中，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披阅，终日忘倦”。成祖“或时至阁，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论以为乐”。宣宗也曾利用“听政余闲，数临于此，进诸儒臣，讲论折衷，宣昭大猷，缉熙问学”，并特撰《文渊阁铭》，述其盛况。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明故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宫的文渊阁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在明末战火中被毁。

清朝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袭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渐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分设翰林院，“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共四殿二阁。顺治十八年，复设内三院，撤翰林院。至康熙九年，再撤内三院，复内阁、翰林院，其殿阁职衔仍沿顺治十五年之制。乾隆十三年，以“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划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体仁阁。从此以后，三殿三阁大学士成为定制。但是，其中的文渊阁却始终有其名而无其实，即清廷虽设有文渊阁大学士之名，却并无文渊阁之实，所谓“本朝定制，以文渊阁为大学士兼衔，第仍其名而未议建设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全书》开馆，考虑到书成之后将来的贮藏问题，乾隆在编书活动大规模开展的次年即未雨绸缪，决定为《四库全书》建造专门的庋藏之所。最初乾隆计划将《四库全书》抄写四部，“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津阁之所以作也”。其后考虑到江南士子读书治学的需要，又特别谕令在江浙地区增建文汇、文宗和文澜三阁。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建于文华殿之后，乾隆说：“凡事豫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由于《四库全书》的纂修特别是将来贮藏的需要，自清初以来一直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文渊阁，终于得以动工兴建，并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秘藏书圣地。

文渊阁外景

乾隆四十年（1775年），文渊阁正式动工，次年即顺利建成。文渊阁位于宫中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坐北面南，阁制仿宁波范氏天一阁构置。采取“明二暗三”的建造方式，外观看上去重檐两层，实际上却利用上层楼板之下的腰部空间暗中多造一夹层，全阁共有上、中、下三层。面阔6间，西尽间设楼梯连通上下。两山墙青砖砌筑直至屋顶，简洁素雅。黑色琉璃瓦顶，绿色琉璃瓦剪边，喻意黑色主水，以水压火，以保藏书楼的安全。屋脊饰以绿、紫、白三色琉璃，浮雕波涛游龙，所有的油漆彩画均以冷色为主，营造出皇家藏书楼典雅静谧肃穆的气氛，而与整个紫禁城宫殿黄色琉璃、朱红门墙的暖色格调和喜庆氛围截然不同。阁的前廊设回纹栏杆，檐下倒挂楣子，加之绿色檐柱，清新悦目的苏式彩画，更具园林建筑风格。阁前凿一方池，池上横跨石桥，引金水河水流入，石桥和池子四周栏板都雕有水生动物图案，灵秀精美。阁后湖石堆砌成山，势如屏障，其间植以松柏，苍劲挺拔，郁郁葱葱。阁的东侧建有一座碑亭，盔顶黄琉璃瓦，造型独特。亭内立石碑一通，正面镌刻有乾隆撰写的《文渊阁记》，背面刻有文渊阁赐宴御制诗。文渊阁自建成后，皇帝每年在此举行经筵活动。第一部《四库全书》修成之时，乾隆在文渊阁设宴赏赐编纂《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和参加人员，盛况空前。

文渊阁宝印

《四库全书》连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入藏文渊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架放置。计经部书20架，每架48函，凡960函，和《四库全书总目考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分贮下层两侧，并在中间设皇帝宝座，为讲经筵之处。二层中三间与一层相通，周围设楼板，置书架，放史部书33架，每架亦48函，凡1584函，二层为暗层，光线极弱，只能藏书，不利阅览。三层除西尽间为楼梯间外，其他五间通连，每间依前后柱位列书架间隔，宽敞明亮，子部书22架，每架72函，凡1584函，安放上层之中。集部书28架，每架72函，凡2016函，分置于上层两旁。明间设御榻，备皇帝随时登阁览阅。总计103架，6144函，三万六千册。为便于查找翻阅，还另外绘制了《四库全书排架图》，一并庋置其中，需要时按图索骥，循架取书，既方便又快捷。清宫规定，大臣官员之中如有嗜好古书，勤于学习者，经允许可以到阁中阅览书籍，但不得损害书籍，更不许携带书籍出阁。

辛亥革命后，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仍贮于深宫，由清室内务府掌管。1917年春，内务府派员查检此书。比照原目、原函、原卷，发现缺书9种计23卷，多了嘉庆时加增的《高宗纯皇帝御制诗文集》300卷。所缺由内务府依据文津阁本抄补齐全。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四库全书》由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接管。1930年7月，又按《总目》查检此书，至11月结束，《四库全书》共3459部，36078册。1933年，热河被日军攻占，北平震动，华北形势紧急，国民政府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以及故宫的其他善本书籍、古物，一起运往上海，储藏在当时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某仓库。同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将之拨归刚筹备成立的中央图书馆（南京）管理。南京沦陷前，随迁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复迁南京。1948年10月，被移往台湾，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文渊阁排架图

文源阁《四库全书》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春，第三部《四库全书》修成，于当年入藏文源阁。文源阁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夏，建成于北京西郊的圆明园，是北四阁中建成的第二座藏书楼。

文源阁位置在圆明园的西北，坐落在“水木明瑟”景区的北面，西临柳浪闻莺，与“舍卫城”隔湖相望，原称四达亭。阁额及阁内“汲古观澜”匾、楹联等皆出自乾隆御书。阁南向而立，前方凿挖曲池，并放养金鱼于其中，据说大可盈尺。池南为怪石嶙峋的假山，池中还竖有一巨大太湖石，名“石玲峰”，高逾六米，玲珑剔透，环孔众多。正视之，则石如乌云翻卷。手叩之，音色如铜。石宽盈丈，四周俱镌有名臣诗赋，是当年圆明园中最大也是最著名的一块太湖石，与颐和园乐寿堂前的“青芝岫”齐名。阁东侧为御碑亭，碑上勒有御制《文源阁记》：“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因辑《四库全书》，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于是就御园中隙地，一仿其制为之，名曰文源阁。”文源阁地处皇家园囿，在一片金碧辉煌中卓然不群，更是独擅朴素之美。

文源阁落成后，乾隆每年驻跸圆明园，几乎都要来此休憩观书，吟咏题诗。据档案记载，文源阁全书每册的首页都钤有“文源阁宝”和“古稀天子”印，末页则钤上“圆明园宝”和“信天主人”印，朱色晶莹，为全书增色不少。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仓皇出逃热河，侵略者在饱掠圆明园珍宝之后，举全园而火焚之，大火在这座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中肆虐了三日，文源阁和其中的《四库全书》以及贮藏于味腴书屋中的《四库全书荟要》也在这场浩劫中化为灰烬。阁与书从告竣送藏到被毁，存世仅七十余年。文源阁早已不存，仅余阁基，其上青砖仍较为规整；曲池已涸，高大的“石玲峰”因民国时两股土匪争相盗卖不得，被其中一方炸为两截，轰然坍塌于蔓草之中。当年曾在四库馆担任副总裁的彭元瑞、曹文埴题写的诗文碑刻，虽湮没在一片荒芜中，尚依稀可辨。乾隆的御碑已搬迁至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分馆院内，文字仅存其半。整个文源阁遗址和旁边的舍卫城遗址遥相呼应，偶有游人凭吊至此，不胜唏嘘慨叹！

文津阁《四库全书》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第四部《四库全书》修成，于次年三月入藏文津阁。文津阁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夏，建成于承德避暑山庄，是北四阁中建成的第一座藏书楼。

圆明园遗迹

《四库全书》在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收藏近一百三十年。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学部奏请将文津阁《四库全书》提交刚筹办的京师图书馆所用，事因辛亥革命而中止。自1913年6月起，国民政府教育部即函热河都统和内务部，请续前议。1913年12月底全书自承德启运，1914年1月初，该阁本与行宫其他书籍物件一起运抵北京，由内务部交付所设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收管，暂存故宫文华殿内。1915年9月，京师图书馆派员前往古物陈列所点收，凡6144函，计36300册，还有殿本《四库全书提要》20函124册，架图4函4册。但原藏第326、327两函置《日讲诗经解义》系空函。另四库书架全副及《简明目录》一函未点交，至1916年9月，方交由京师图书馆书架103只及《简明目录》计107件。1917年，陈垣曾检点此书，费十余月之心力，逐卷翻阅，发现阙佚不少，当时阁本实有36277册，其中经部5482册，史部9476册，子部9055册，集部12264册。1928年，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4月，新馆工程告竣，原馆藏书籍随即移入。经当局批准，文源阁《四库全书》石碑等圆明园旧物也移存该馆，自此文津阁《四库全书》即由该馆所藏。

文津阁《四库全书》自1915年由京师图书馆正式接收后，一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对它的保管和利用有着一套严格的规定，随着京师图书馆的改名易址，全书曾四次搬迁，最后一次是1987年北京图书馆新馆落成，搬入新馆二楼正厅后的《四库全书》专藏书房内收藏至今。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国家图书馆后，与《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一道，并称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馆之宝。

看今天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虽没有雄壮的书阁，但它壮观犹存。走进国家图书馆的专门书库，“乾隆御笔”首映眼帘，这是一首《题旧五代史八韵》诗，刻在子部第32、33架的侧板上。书库内，128个书架林立其中，6144个书函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当年高大的书架上，经、史、子、集各部书籍，分别配有绿、红、蓝、灰四色，夹板、丝带、铜环一依当年。翻开书册，即见“文津阁宝”的朱印、“纪昀复勘”的黄笺、雪白的开化纸和端正的馆阁体楷书，令人叹为观止。

文津阁《四库全书》共500卷，36304册，它是七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并且至今是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唯一一部。

文汇阁《四库全书》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一月文汇阁本《四库全书》修成，入藏文汇阁。文汇阁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于扬州天宁寺大观堂。

文汇阁，一名御书楼，原在天宁寺西园。根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天宁寺西园一称御花园，正殿叫作大观堂，文汇阁就在大观堂旁。阁中藏有《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由乾隆钦赐“文汇阁”之名及“东壁流辉”之额。文汇阁是一座三层楼建筑，梁柱上彩绘书卷图案。阁的一楼中间藏《古今图书集成》，两侧藏《四库全书》的经部书籍，二楼藏史部书籍，三楼藏子部、集部书籍。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五月二十三日，乾隆下旨说：“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南三阁”所藏《四库全书》，每册前页钤“古稀天子之宝”，后页钤“乾隆御览之宝”，用太史连纸钞写，尺幅较“北四阁”书开本稍小，书衣装潢也有不同。

完颜麟庆（1791—1846年），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四年进士，历官内阁中书、徽州知府、湖北巡抚、江南河道总督、两江总督。麟庆性喜山水，曾周游黄河南北、大江东西，又兼爱古旧遗迹，“探二水三山六名胜，搜六朝五季之遗闻”，将生平涉历之事，各为记，记必有图，称《鸿雪因缘图记》。在《鸿雪因缘图记》里，麟庆描写他见到的情形：“文汇阁在扬州行宫大观堂右……阁下碧水环之，为卍字。河前建御碑亭，沿池叠石为山，玲珑窈窕，名花嘉树，掩映修廊。”他入阁读书的情形是：“庚子（1840年）三月朔，偕沈莲叔都转、宋敬斋大使，同诣阁下。亭榭半就倾落，阁尚完好，规制全仿京师文渊阁。回忆当年充检阅时，不胜今昔之感。爰命董事谢奎，启阁而入。见中供《图书集成》，书面绢黄色；左右列橱贮经部，书面绢绿色；阁上列史部，书面绢红色；左子右集，子面绢玉色，集面绢藕合色。书帙多者，用香楠。其一本二本者，用版片夹开，束之以带，而积贮为函。计共函六千七百四十有三。谢奎以书目呈，随坐楼下详阅，得钞本《满洲祭天祭神典礼》、《救荒书》、《熬波图》、《伐蛟捕蝗考》、《字孳》等书，嘱觅书手代钞。”这差不多是扬州文汇阁存世期间最后的记载。在此十四年后，即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至扬州，当地绅士呈请转运使刘良驹转移文汇阁本避深山中，但刘良驹坚决不同意。兵火及阁，尚启钥完固，竟不能夺出一册，文汇阁及其藏书就一起毁于战火之中了。

文宗阁《四库全书》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一月文宗阁本《四库全书》修成，入藏文宗阁。文宗阁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于江苏镇江金山寺。

据《金山志》载：“文宗阁在竹宫之左。”镇江背倚奔腾浩荡的长江，上达川鄂，下抵江浙，柱南北之冲，扼东西之要，更有金、焦二山孤峙江心，百川朝宗，形势雄险，景色壮观。当时的金山四面江水环绕，文宗阁坐北朝南。隔庭院有门楼3间与阁相对，两侧均有廊楼各十间，将文宗阁联成四合院的形状，阁前银涛雪浪，气势磅礴，阁后山崖陡峭，峰巅浩伏，是庋藏《四库全书》的胜地。

乾隆亲笔御书的“文宗阁”匾额悬挂于阁。乾隆四十五年春，乾隆第五次南巡，驻金山行宫。乾隆曾三次为文宗阁题诗：(www.xing528.com)

题文宗阁

皇祖图书集大成，区分五百廿函盛。

空前绝后菁华焕，内圣外王模楷呈。

秀粹江山称此地，文宗今古贮层甍。

略观大意那知要，知要仍惟在力行。

再题文宗阁

四库全书抄四部，八年未蒇费功勤。

集成拔萃石渠者，颁贮思公天下云。

今古英华率全荟，江山秀丽与平分。

百川于此朝宗海，此地诚应庋此文。

题文宗阁迭庚子诗韵

庚子南巡阁已成，香楠为架列函盛。

抄胥聊待数年阅，数典应看四库呈。

书借一瓻宁酒器，册藏二酉富芸甍。

惠嘉南国崇文地，尚勖尊闻知所行。

文宗阁由驻扬州的两淮盐运使督造和经管，典书官由盐运使提名，奏朝廷批准后充任。还派出十名绅士，负责校理、借阅、注册和曝晒图书工作。文宗阁的藏书，开始允许士人借阅传抄，后改为只许在阁借阅，不准借出携归。在历任典书官中，最有名的是扬州大史学家、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汪中（字容甫，江都人），他住金山精法楼最久，尽阅阁中秘籍，全面检校书籍，写出校记20多万字。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军侵入镇江时，使文宗阁藏书遭到破坏。时隔十一年，咸丰三年（1853年）春，太平天国军由瓜州攻占镇江之战中，火毁金山寺。寺僧纷纷移运佛藏避之五峰下院，而典书官及扬州绅士全部逃散，文宗阁及所藏书籍俱焚。

文澜阁《四库全书》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一月文澜阁本《四库全书》修成，入藏文澜阁。文澜阁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建成于杭州西湖圣因寺。

文澜阁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是将圣因寺后的玉兰堂改建而成的，据时人记载：“阁在孤山之阳（南麓），左为白堤，右为西泠桥，地势高敞，揽西湖全胜。外为垂花门，门内为大厅，厅后为大池，池中一峰独耸，名‘仙人峰’。东为御碑亭，西为游廊，中为文澜阁。”

文澜阁是一处典型的江南庭院建筑，园林布局的主要特点是顺应地势的高下，适当点缀亭榭、曲廊、水池、叠石之类的建筑物，并借助小桥，使之互相贯通。园内亭廊、池桥、假山叠石互为凭借，贯通一起。主体建筑仿宁波天一阁，是重檐歇山式建筑，外观二层，中间有一夹层，实际上是三层楼房。步入门厅，迎面是一座假山，堆砌成狮象群，山下有洞，穿过山洞是一座平厅，阁前凿水池，池中有奇石独立，名为“仙人峰”，是西湖假山叠石中的精品。平厅前有假山一座，上建月台、趣亭，遥遥相对，假山中开洞壑，可穿越、可登临，玲珑奇巧。水池后正中为文澜阁，西有曲廊，东有月门通太乙分清室和罗汉堂。东南侧有碑亭一座，碑正面刻有乾隆题诗，背面刻颁发《四库全书》上谕。

咸丰十年（1860年）和咸丰十一年，太平军两度攻陷杭州，特别是咸丰十一年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文澜阁藏书楼被焚毁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江南著名藏书楼八千卷楼的主人、出身书香门第的钱塘人丁申、丁丙兄弟此时避祸于杭州城西的西溪。一日，兄弟俩在店铺购物时发现，用于包装的纸张竟是钤有玺印的《四库全书》，他们马上组织家人进行抢救，冒着战乱的风险，收集残籍予以保护，并雇人每日沿街收购散失的书本。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共收得阁本7840册，连同当时嘉兴徐葵之搜集所得阁书549册，共抢救并购回阁书8389册，占全部文澜阁本的1/4。其中首尾完整者仅300余种，其书暂存杭州学府尊经阁内。后在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支持下，丁氏兄弟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借书，招募了100多人组织抄写，抄配89种，补抄2174种，抄书26000余册。《四库全书》在编撰过程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机会将其收录补齐，此项工程历时7年得以完成。光绪七年（1881年），清政府拨款12900缗（一缗钱就是一贯钱，值银子一两），重修文澜阁，丁氏兄弟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

1911年辛亥革命后成立了国民政府，浙江省咨议局建议将文澜阁及所藏阁书归并浙江图书馆。次年，浙江图书馆孤山新馆落成，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移入新馆，自此阁书分离。

浙江图书馆第一任馆长钱恂，字念劬，由当时浙江省都督蒋尊簋亲自任命。他到任之后，几乎整天都钻进《四库全书》堆里了解、整理丁氏兄弟保管、誊抄过的重抄本，同时，编辑成《文澜阁缺书目录》和《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5卷。由于文澜阁地处孤山脚下，北靠山，南临水，周围十分潮湿，尤其梅雨季节，湿度更大，易生白蚁，不适宜阁书的保藏。浙江图书馆新馆舍的西侧有一幢比较讲究而且十分坚固的红楼，据说这幢德国式的建筑物是为了迎接奥国的皇太子到杭州访问时居住之用。辛亥革命后，这幢大楼成了前清遗老遗少论时政、发牢骚、骂政府、打麻将的场所。在省教育司司长沈钧儒的帮助下，文澜阁《四库全书》就在红楼内落脚了。从1915年起，钱恂继续组织补抄，从文津阁本抄回33种，又购回原阁本182种，是为“乙卯补抄”。1923年，海宁张宗祥组织人员三次北上借文津阁本补抄，仅两年抄成211种2046册，又重校丁抄213种2251册，重抄577页，是为“癸亥补抄”。1934年又补抄1种。至此，文澜阁藏《四库全书》大体已复全璧，计36728册，比原颁35990册超出738册，其原因有二：一为补抄本多据各藏家之足本，二为补抄后重订分合之不同。此后，间有散佚阁本发现，并由浙图购藏，或如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慷慨将馆藏文澜阁本赠还，文澜阁《四库全书》计3461种36917册。

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卢沟桥发动侵略战争，抗日战争爆发，杭州岌岌可危，《四库全书》又面临巨大的灾难。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陈布雷的胞弟）组织《四库全书》西迁。日本人对文澜阁《四库全书》觊觎已久，杭州沦陷后，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曾派人从上海到杭州寻找文澜阁本，想把这部珍贵的图书劫夺到日本去，但此时阁书已安全转移了。从1937年7月底迁出到1946年7月中旬回馆，在外颠沛流离了整整九年时间，从杭州出发，途经浙西、浙南、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四川，横穿我国南方六个省，来回行程逾万里，这在我国，乃至世界图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壮举。

搬迁工作于1937年7月底准备就绪，在陈训慈馆长、竺可桢校长及浙江图书馆馆员毛春翔、夏定域、赵君良等人的努力下，将36000余册《四库全书》装140箱，浙图善本及宁波天一阁善本图书88箱，共计228箱国宝，从杭州出发，先船运到浙江富阳县的鱼山石马村赵宅。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寇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江浙一带一片混乱，为了确保阁书的安全，1937年10月开始将阁书再行搬迁，从富阳船运到桐庐，再由浙江大学派大卡车一辆，将书分批运至建德北乡松阳鸣家。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对中国人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形势越来越紧张，1937年12月24日将文澜阁《四库全书》从建德搬迁到浙南龙泉县城的中心学校。

1937年12月26日，杭州沦陷，浙南也非阁书久留之地，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贵阳。1938年1月从龙泉出发，先往南经福建浦城县，又折回浙江的江山县，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又用车从湘北到湘西，到达贵州贵阳。行程横贯江南五个省约1600公里，历时两个多月。这次搬迁路遥、时长、天寒，日军又到处骚扰，人心惶惶，当时交通落后，只能靠肩挑、人拉与船运，仅从龙泉到浦城到江山这段路，就经新岭、王坊、八都、木岱口、供村、花桥、山路、富岭、沙婆桥、十八里、仙阳、杉坊、力牧、枫岭关、廿八都、达坞、保安、峡口、茅坂、石后、淤头、贺村、清湖等23个镇，在经峡口过江山溪时，由于路差、人疲、天气恶劣致使一车书翻倒在溪水之中，经抢救，运到了江山县城隍庙的大天井中曝晾。3000多册古籍线装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约15万页浸了水，若不及时抢救，及时曝晾，很容易“结饼”霉烂，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工作需要细心揭开纸页，用毛纸垫上，让其吸水，然后再曝晾。战事紧张，形势严峻，江山县里不能久留，只好一路跋山涉水，经常曝晾，防止霉变。经过浙江图书馆馆员毛春翔、夏定域等人的不断努力，精心照料，这3000余册图书终于抢救过来，安然无恙，只是有些书由于浸水太严重，至今还留有一些红色印泥渗开的污迹。到了贵阳之后，《四库全书》藏于西门外约一里之遥的张家祠堂。

1939年2月4日，日机袭击贵阳，自城南开始投弹，至城中心，弹尽而去，炸毁建筑物无数，死数千人，张家祠堂在西郊，幸免于难，然地当要冲，离城太近，敌机难免再来，阁书安全，终属可虑。又迁到市北离城区八里的地母洞内，这里地处山区，附近又有黔灵湖等，洞内湿度极大。为确保安全，浙江图书馆毛春翔、夏定域、柳逸广等管理人员千方百计，开动脑筋，采取了许多措施：（1）每年梅雨季后必须组织曝书；（2）曝书之后购买大量木炭、石灰，撒在洞内四周和箱底，以便吸潮；（3）为防书蠹及其他虫害，每年必须更换或增添樟脑丸；（4）湿度高是白蚁生长、繁衍的条件之一，所以沿洞周围要经常打砒霜。除了管理人员精心照顾之外，当时的许多政府官员也十分关心，经常来查访。1942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邵鹤亭来地母洞检查后拨款，要求在洞内的三面立木板壁，箱底多放石灰，以便防潮；1943年春，贵州省教育厅长欧元怀来地母洞视察，打开数箱，无霉无蛀，满意而归；1943年7月，国民政府督学吴学增来地母洞视察后，回部报告，山上工警仅四人，力量单薄，不住洞中，不带枪支，保管欠周，应予加强。后来在洞口修建宿舍二间，以加强保护；9月，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来考察后满意而归，回浙后拨款3000元，以资奖励。蒋介石对此事也十分关心，曾为此于1943年春电谕贵州省长吴祖昌：“地母洞潮湿，藏书恐霉烂，应另觅安全处所迁藏。”

1944年12月1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张道藩下令，战区司令部派坚固卡车6辆，将文澜阁《四库全书》从贵阳的地母洞搬迁到重庆青木关，存放在教育部长公馆内。为慎重保管阁书，1945年2月，成立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有：陈训慈、蒋复璁、顾树森；委员有：竺可桢、余绍宋、徐青甫、张宗祥、贺世俊。制定了委员会组织大纲，设置秘书一人，管理员一人，负实际保管之责。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战事结束，阁书即议迁回浙江。1946年2月8日，保管委员会议决：阁书回浙以空运为原则，倘空运不可能，改用车运，水运绝对避免。4月25日，向公路总局租用卡车六辆，派押运员6人，警巡官1人，警士10人护送。5月15日回迁队伍由重庆出发，取道川南，入黔，经湘赣，进入浙江，至7月5日抵达杭州。

文澜阁《四库全书》长途跋涉，几经历险，安然回到杭州后，仍存放在红楼之内。1953年4月，红楼西北边的青白山居拨归浙江图书馆使用。这幢房子，位于孤山之巅，面对西湖的阮公敦，空气清新，又用钢筋水泥建造，真是一处最合格的藏书楼。经浙江省文化局同意，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于此，作为镇馆之宝。

1969年春，中苏边境的珍宝岛事件，在全国引起震动。为了防止苏军的入侵，防止坏人的破坏，1970年1月，浙江图书馆根据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战备指示，将文澜阁《四库全书》、馆藏珍本、善本图书，共计493箱，搬迁到浙南丽水地区的龙泉县战备书库。途经富阳、桐庐、建德、兰溪、金华、遂昌、龙泉等七个市县，来回行程达1240公里。直到1976年12月才运回杭州，前后达7年之久。

1986年，浙江图书馆开始全面维修青白山居，解决雨漏、水电、消防和柜橱的装书问题。重新制作了320只樟木书箱，将36000多册《四库全书》放入。一是里层，先用原来的杏木板夹好；二是外层使用防潮纸包好；三是箱子里的上、下都留有空隙，让空气流通；四是箱子里的上端下底存放樟脑丸，以防蛀虫；五是樟木箱漆深黄色，并镌刻着墨绿色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隶书字样及书箱的序号。

1996年3月，浙江省图书馆选原阁本经、史、子、集各一种，尺寸样式悉仿原书，包背装，宣纸套红影印，外加护封。制成样本若干套，每套4册，以为新馆落成开放之际馈赠各方嘉宾。

七阁始建、建成、入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