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的管理：文渊阁的变迁与重要职责

建造了藏书楼，其中的人员配置也应该有一定的机制，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六月，乾隆下令制定文渊阁官制职掌以及将来阁书管理章程说：“方今搜罗遗籍，汇为《四库全书》，每辑录奏进，朕亲批阅厘正。特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弆之，以充册府而昭文治，渊海缥缃，蔚然称盛。第文渊阁国朝虽为大学士兼衔，而非职掌，在昔并无其地。兹既崇构鼎新，琅函环列，不可不设官兼掌，以副其实。自宜酌衷宋制，设文渊阁领阁事总其成，其次为直阁事，同司典掌，又其次为校理，分司注册点验。所有阁中书籍，按时检曝，虽责之内府官属，而一切职掌，则领阁事以下各任之，于内阁、翰、詹衙门内兼用。其每衔应设几员，及以何官兼充，着大学士会同吏部、翰林院定议，列名具奏，候朕简定，令各分职系衔，将来即为定额，用垂久远。”于是，大学士舒赫德召集吏部及翰林院有关官员，详细商定文渊阁官制职掌及各项管理章程。鉴于“文渊阁为图书之府，典籍充积，视宋三馆秘阁，尤为严重”,因而，在官制职掌方面，舒赫德等提出参照宋代馆阁制度，“设文渊阁领阁事总其成。其次为直阁事，同司典掌。又其次为校理，分司注册点验，所有阁中书籍，按时检曝，虽责之内府官属，而一切职掌则领阁事以下各任之，于内阁翰詹衙门内兼用”。这一建议得到了乾隆的批准，文渊阁官制遂正式定为：“领阁事二员，以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充之，总司典掌。提举一员，以内务府大臣充之；直阁事六员，以由科甲出身之内阁学士，由内班出身之满詹事、少詹事、读讲学士，汉詹事、少詹事、读讲学士等官兼充，同司典守厘辑之事。校理十六员，以由内班出身之满庶子、读讲、洗马、中赞、编检，汉庶子、读讲、洗马、中赞、修撰、编检及由科甲出身之内阁侍读等官兼充，分司注册点验之事。检阅八员，以内阁中书充之。”当年七月，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被任命为文渊阁领阁事，署内阁学士刘墉，詹事金士松，侍读学士陆费墀、陆锡熊，侍讲学士纪昀、朱珪等六人被任为文渊阁直阁事。十月，翰林官员翁方纲等16人被任为文渊阁校理。这些在四库馆内分别担任不同职任的朝廷重臣及纂修官，就成为最早以原衔充任文渊阁各项职掌的官员。

随着《四库全书》的入藏，文渊阁的各项管理工作也提上日程。领阁事上传下达，总司其责。提举阁事直接管理一般事务，并督率所辖内务府司员具体从事看守、收发、扫除等各项杂务。直阁事、校理、检阅各员则每日轮流入直，负责书籍的查点检阅等事宜。为便于管理，朝廷还根据原定章程，在上驷院就近拨出房屋十余间，作为领阁事、提举阁事大臣，并直阁事校理、检阅等官，以及内务府司员、笔帖式等人入直办事之所。自此而后，“除内务府官员常川照料外”，直阁事校理、检阅等官员，则“每日轮派二人当直，辰入申出，率以为常。遇有查取书籍等事，即令当直校理经管，随时存记，以备查核。其一切上架、启函、翻检、点阅等事，仍令检阅各官会同内务府官员办理。直阁事官亦令不时赴直，公同照料，俾宝文典”。凡遇当直，皆由“官厨设馔同餐，午后乃散”。(www.xing528.com)

日常入直之外，每年特定时期的曝书，也是管理工作的重点。原拟章程参照宋代秘书省每年仲夏曝书成例，定于每年五六月间曝书。但全书贮阁之后，考虑到当时宫中其他各处书籍例于每年三、六、九月晾晒的实际情形，主管大臣特别奏请将文渊阁曝书改为三、六、九月，以与宫中惯例相一致。这一建议，得到乾隆允准。于是，每年数次的文渊阁曝书，成为一时盛事。届期，上自领阁事、提举阁事大臣，并直阁事、校理、检阅，下至内务府司员、笔帖式等各级官员人等齐聚一堂，“将插架诸书按部请出，交校理各官登记档册，检阅各官逐一挨本翻晾毕，即敬谨归入原函，以昭慎重”。然而，在长期的管理过程中，由于文渊阁所设各项官职分别由内阁、翰林院、内务府和奉宸苑等衙门派员兼任，时间一长，不免出现职责不清、互相扯皮的现象。不仅平日司事收发等一般事务彼此推诿，就连每年数次的曝晒书籍，也成了应付差事。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书籍的管理与保存。乾隆认为“文渊阁提举阁事一员，系由总管内务府大臣兼充，其司员以及看守扫除之人，皆其所辖，呼应较灵”，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下旨：将阁中一切事务，交提举阁事一人专为管理，其领阁、直阁、校理、检阅等官，俱作为兼充虚衔，不必办理本阁事务。至于每年数次的曝书成例，乾隆也认为“各书装贮匣页用木，并非纸背之物，本可无虞蠹蛀。且卷帙浩繁，非一时所能翻阅，而多人抽看曝晒，易至损污，入匣时复未能详整安贮，其弊更甚于蠹蛀”，下令“嗣后止须慎为珍藏，竟可毋庸曝晒。其地面一切，亦无须奉宸苑经理。庶专司有人，而藏书倍为完善”。于是，曝书工作奉命停止，他人也不再参与阁事，阁中书籍及一应事务全部交由内务府管理，文渊阁遂成为事实上的“禁御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