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说广泛响应，促成《四库全书》开馆

周永年再倡“儒藏说”

中国古代典籍丰富，从先秦时期就有良好的聚书、藏书的传统，但由于种种原因，古代典籍散佚也十分严重，尤其是明清之际，战乱频繁，公私藏书均遭厄运。典籍时聚时散的状况使许多学者和藏书家都痛心疾首，如何保存书籍，使之流传久远，成为众多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明代末年，学者曹学佺“尝谓‘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欲修儒藏与鼎立”，首次提出“儒藏”的设想。周永年继曹学佺之后再倡“儒藏说”，作《儒藏说》详细阐明了“儒藏”的必要性、内容和意义。

周永年（1730—1791年），字书昌，一字书愚，别号林汲山人。祖籍浙江余姚，迁居山东历城。乾隆三十六年进士，著名的学者、藏书家，建“林汲山房”“水西书屋”，聚书其中，集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抄，以广流传，主建“借书园”欲使一家之藏广之于天下。

周永年

周永年为时硕儒，文章冠绝一时，但他眼光过高，又过分谦虚，自谓文拙，除《儒藏说》18篇外，不著书亦不留存稿，所以今天能够见到他的著述极少。在《儒藏说》中，周永年首先指出了“儒藏”的必要性，称这是“艺林中第一要事”，认为“自汉以来，购书藏书，其说綦详，官私之藏，著录亦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同时他还批驳了四种错误的观点：（1）批驳凡书不能流传于世者，是没有流传价值的观点。周永年以《尚书》《周官》为例，认为这些书籍“皆古圣人传心经世之要典”，却“残于秦火，淹中古礼，竟亡于隋唐之际”。这绝不是不足以流传的原因，只是藏书之法不得当罢了。（2）批驳古今典籍浩如烟海，若欲全部收藏，只是愚公移山的幻想的观点。周永年则认为不是不能收藏，而是我们立志不够坚定。他以佛经为例，天竺之书，远隔中国两万里，尚能求来尽藏，以便流通，“况中国之书，固不必远求乎”。（3）纠正了“儒藏”之说是沿袭了释道藏书的观点。周永年考察中国藏书史，以老子为周人藏书之官，证明是释道窃用儒家之名，而不是相反。（4）批驳人一生一卷书足够了，书多无用的观点。周永年则搬出孔孟二哲，指出读书“博”与“约”的关系，“不博而约，非约也”，认为读书要二者兼顾，不可偏废。从以上四个方面，周永年详尽地阐明了“儒藏”对于学术发展的重要作用。

周永年在文章中还拟定了“儒藏条约三则”，分别规定了如何收集书籍、传抄流传；如何选择藏书地点；管理费用的来源；如何利用这些书籍。为了避免重蹈书籍被毁的命运，他认为必须多置副本，“惟分藏于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又设为经久之法，即偶有残缺，而彼此可以互备，斯为上策”。他主张依照佛家、道家贮藏经典的办法，把天下书籍征集到一起，分别藏于各地学宫、书院和名山古寺等地，既可供学者研读，又可免遭意外毁损。周永年再倡“儒藏说”得到了当时学者广泛响应，成为编修《四库全书》的舆论先声。

随着“儒藏说”的再次提出，抄书、刻书也逐渐兴盛起来。中国古代典籍除多遭厄运、难以保存、不能长久流传外，普及不广也是极为突出的问题。书籍大多藏在皇宫官府，一般人则无法阅读，藏书家又大都秘藏不传，这样就严重阻碍了书籍的流通和使用。明末清初，随着学风的转变，学者注重读书、考证，考证古籍要求学者能广征博引，于是一些学者和藏书家开始倡导传抄、刊刻珍典秘籍，以促进古代典籍的传播。特别是作为汇集诸书而成一书的丛书，具有保存书籍、便利流通、方便使用的独特功用，尤受重视。自清初始，丛书的刊刻进入兴盛时期，出现了曹溶的《学海类编》、张伯行的《正谊堂全书》、纳兰性德的《通志堂经解》、张潮的《昭代丛书》等一批丛书。但是，以私人力量抄书、刻书还远远达不到建立“儒藏”、整理流传古籍的要求。学术的发展、社会的需要，都迫切要求动用国家力量，来担负这一历史重任。至乾隆中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各方面条件日益成熟，由政府出面组织众多的学者编纂一部大型丛书，全面系统地整理中国历代典籍的重任便被提出来了。这样，最终促成了《四库全书》的开馆。

朱筠奏请校办《永乐大典》

乾隆自幼受到蔡世远、朱轼等理学名臣的教育，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他学识渊博，又好大喜功，欲在“文治”上超过历代帝王，同时，还企图借着“文治”的名义，对全国书籍作一次全面、彻底的审查、评论和总结，达到在思想文化上巩固皇朝统治的目的。乾隆六年、乾隆三十七年，两次下令采访遗书，以博得“稽古右文”的美名。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谕曰：“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鹜，编刻酬倡诗文，琐碎无当者，均毋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沈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有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在此，乾隆明确规定了搜求图书的重点及目的，但各地督抚出于种种顾虑，尤其是清代大兴文字狱，不仅严厉打击著书者，而且还会连累到当地官员，各地官员对此并不上心，对于征书活动多敷衍了事，在经历十个月毫无进展的征书后，乾隆又下谕旨督催各地官吏速行购访遗书，谕称：“为大吏者果能及时率属加意搜罗，自当有求必应，何至阅时既久，裒集无闻？或各督抚等因前后适遇调任，受代因循，未及悉心董率，又或疑陈编故册，非如民生国计为刻不容缓之图，因以奉行具文，徒致往返迟滞。此在远僻省份，一时或难于荟萃，至如近畿之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又复从何藉口，甚非所以体朕念典勤求之至意也。各督抚等其即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钞本，一一汇收备采。”在乾隆的督责之下，各地督抚也开始行动起来，山东、直隶、山西、河南、浙江等地相继上奏搜集遗书情形，并呈览所搜书籍清单。

安徽学政朱筠上奏《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提出搜访辑校书籍的四条建议：一是收藏汉唐以前的稀有图书；二是搜集金石图画；三是从《永乐大典》中辑佚遗书；四是仿汉代刘向、刘歆前例，对每一部书均撰写提要，置于卷首。这道奏折不仅适应了乾隆原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搜访书籍的要求，也迎合了他标榜“稽古右文”的心理，故而受到乾隆的高度重视，令群臣对这道奏折详加讨论。

朱筠（1729—1781年），字竹君，一字美叔，号笥河先生，顺天（北京）大兴人，著名文献学家、藏书家、学者。幼年随父生活在陕西釐厔县（今陕西省周至县），九岁时全家移居京师。他早年便博学多才，曾在刘统勋幕下修《盛京志》。乾隆十九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由赞善大夫升侍读学士，典福建乡试，督安徽学政。后入四库馆充当纂修官，办理各省送到遗书，并总纂《日下旧闻考》。书法一本六书，自然劲媚，尤好金石文字，每喜以说文摹勒入碑版，古趣盎然。藏书极富，曾先后收藏有王氏“青箱堂”、曹氏“楝亭”、富察氏“谦益堂”等旧藏，所居“淑花吟舫”，聚书3万余卷。

军机大臣刘统勋因奏折内容不关民生国计，反对大张旗鼓地从事编纂活动，但大学士于敏中对此颇感兴趣，在乾隆面前力争，以促成奏折内容付诸实践。乾隆本欲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又想利用编纂活动，寓禁于征，对历代书籍，尤其是对明末以来的图书作一次总的清理，便接受了朱筠、于敏中的建议，命军机大臣详议辑校《永乐大典》章程。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学士刘统勋上奏校核《永乐大典》条例，为辑校《永乐大典》安排了地点、人员，并拟定了13条章程，使《四库全书》的编修揭开了序幕。为了保证此次编纂书籍，不失“全书”之意，进一步加大了从民间搜集书籍的力度，三月二十八日乾隆下谕，严令各地督抚限半年之内购觅书籍，为了消除各地督抚及藏书家的疑虑，达到征书的目的，乾隆许诺，即便有违碍书籍也不罪及藏书人，并保证原书归还。闰三月十一日，由于办书规模的扩大，乾隆正式任命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正副总裁官，并开始由办理四库全书处名义向上奏事，标志着编纂《四库全书》机构的正式诞生。

朱筠

四库馆的组织机构

四库馆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大规模的修书机构，不仅召集了许多学有专长、名重一时的优秀学者及众多的誊录和办事人员，而且馆内还有严密的组织与分工。根据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四库馆开列的《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馆内各项职务人员共360人。

总裁是四库馆最高负责人，由皇帝亲自任命，向皇帝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其人选并不因个人学问才能而定，而是根据个人的品秩高低和乾隆的信任程度，总裁除了三位皇子，就是朝廷重臣，由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兼任，正总裁为正一品或从一品；副总裁稍低，为正二品或从二品。四库馆的具体事务，包括制定章程、举荐人才、拟定体例、纂修书籍、抽阅检查、监察督促、保障后勤，确定应刊、应抄、应存书目、应毁之书的标准等，开馆初期主要由刘统勋总责馆务，刘统勋去世后，主要由于敏中主持馆内工作。正总裁有永瑢、永璇、永瑆、刘统勋、刘纶、舒赫德、阿桂、于敏中、英廉、程景伊、嵇璜、福隆安、和珅、蔡新、袭曰修、王际华等16人。副总裁有梁国治、曹秀先、刘墉、王杰、彭元瑞、钱汝诚、金简、董诰、曹文值、沈初等10人。

总阅官负责书籍的审阅工作，多从文辞书画著名的官员中选取，总阅官有德保、周煌、庄存与、汪廷屿、谢墉、达椿、胡高望、汪永锡、金士松、尹壮图、李绶、窦光鼐、倪承宽、李汪度、朱珪等15人。

总纂官总揽编纂事宜，在四库馆内撮举大纲，起着斟酌综核的主导作用，有纪昀、陆锡熊、孙士毅3人。

总校官负责馆内书籍收发清点，查看字画是否工整，款式、篇页是否得当等，仅陆费墀1人，总校官并不具体负责校对书籍，而是管理书籍，避免发生书籍遗失。

提调官负责对缮写、校对之书的提取、分发，以及检查誊录抄写的数量及质量，还兼顾书籍的装潢、人事的议叙等。翰林院提调官有梦吉、祝德麟、刘锡嘏、王仲愚、百龄、张岩、宋铣、萧际韶、德昌、黄瀛元、曹城、瑞保、陈崇本、五泰、运昌、章宝传、冯应榴、孙永清、史梦琦、刘谨之、蒋谢庭、戴衢亨等22人。武英殿提调官有陆费墀、彭绍观、查莹、刘种之、韦谦恒、彭元珫、吴裕德、关槐、周兴岱等9人。

总目协勘官协助总纂官负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修订与编辑，有刘权之、汪如藻、程晋芳、李潢、梁上国、任大椿、张羲年等7人。

纂修官分管具体书籍的编纂、审定以及辑佚、编写提要、查勘违碍书籍等。各纂修官先对自己分管的书籍予以初步清理、甄别和考校，为每种书籍撰写提要初稿、叙述作者生平、书籍内容要旨及学术价值，并注明应刻、应抄、应存目、不存等处理意见，集中送总纂官审阅。

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主要从事《永乐大典》辑佚工作，有刘校之、刘跃云、陈昌图、励守谦、蓝应元、邹玉藻、王嘉曾、庄承篯、吴寿昌、刘湄、吴典、黄轩、王增、王尔烈、闵思诚、陈昌齐、孙辰东、俞大猷、平恕、李尧栋、邹炳泰、庄通敏、黄寿龄、余集、邵晋涵、周永年、戴震、杨昌霖、莫瞻箓、王坦修、范衷、许兆椿、于鼎、王春煦、吴鼎雯、吴省兰、汪如洋、陈万青、祝堃等39人。

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主要负责校阅征集的书籍，有邹奕孝、郑际唐、左周、姚鼐、翁方纲、朱筠等6人。

天文算学纂修分校官负责天文算学类书籍的校办，在钦天监官员中选取，有郭长发、陈际新、倪廷梅等3人。

编次黄签考证官负责将纂修官、复校官、分校官等用黄签签贴于原书之上的有关考证文字汇编加工，形成后来的《四库全书考证》一书，有王太岳、曹锡宝2人。

缮书处总校官、复校官、分校官负责缮写书籍的校勘，除检查字句讹误外，还负责核查违碍书籍及字句。后将复校撤去。总校官有王燕绪、朱钤、何思钧、仓圣脉等4人。分校官有179人。

篆隶分校官负责有关篆隶方面的校对，由擅长者王念孙、谢登隽2人充任。(www.xing528.com)

绘图分校官负责有关绘图方面的校对，由擅长者门应兆1人充任。

督催官负责对缮书、分校工作进行督查、催办，有祥庆、董椿、楚维宁3人。

收掌官负责所有相关书籍，包括《永乐大典》、各省采进书、内府本书籍的收藏管理，翰林院收掌官有安盛额、文英、富廉、舒明阿、白瑛、英玺德、荣安、明福、博良、恒敬、那善、长亮、经德、庆明、盛文、张纯贤、福智、承露、熊志契、马蓁等20人。缮书处收掌官有田起莘、吴应霞、史国华3人。武英殿收掌官有阿克敦、博注礼、德光、广传、陆达塞、海宁、准提保、伊昌阿、海福、德明、福庆、永清、惠保、八十等14人。

监造官负责管理、督办书籍装潢、刻印工作，有刘淳、绍言、伊灵阿3人。

誊录是四库馆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数众多，人员遴选办法也几经变动。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总裁提出由提调、纂修等保举誊录的办法，但保举办法实行不久，便弊端丛生。誊录虽然“自备资斧效力”，但五年后可以照例议叙，根据出身、议叙等级的不同，大致得官的范围有：知县、州同、盐大使、通判、主事、主簿、吏目、布政使理问、教谕、县丞、训导等，对于一些科场上屡经失意者来说，入馆充当誊录成为步入仕途的最佳捷径，于是便纷纷钻营奔竞。而四库馆内有保举权的纂修、提调因此而居奇受贽，有些保举者还任意索贿，导致物议沸腾。后经大臣们认真商议后，决定停止保举法，四库馆“需添人缮写时，先期出示晓谕，有愿自备资斧设充誊录者，取具同乡六品以上京官印结具呈投递，京员子弟即令该员由本衙门具文呈送”，总裁“择其字画端正者，照数取录，以次充补，纂修、提调等官均不干预其事”。于是，誊录的遴选办法由保举改为当堂考查。但此后誊录中不断有离馆者，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誊录的遴选又改为从乡试落第卷内挑取，当年即从京闱乡试落第试卷中选取誊录，其中，有两百名投纳履历情愿入四库馆充当誊录，馆臣“按照空缺额数，咨取五十名到馆，挨次充补”，四库馆的誊录人数大大增多。至乾隆四十二年七月，第一批誊录期限已满，必须再招募誊录，以便随时顶补，于是，总裁又从本年京闱乡试落第“皿”字号内选取八百卷，“贝”字号内选取六百卷，作为备选誊录。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八日，乾隆又命在本年选拔贡生中，除引见分别录用外，其余考生“如有情愿自备资斧在四库全书馆效力者，准其呈明充当誉录，即以到馆写书之日始，扣足五年期满，照例核办”。某些专门书籍，如天文算学各书中涉及专门知识的从天文算学馆中遴选。类似《礼器图式》《西清古鉴》等应绘图样较多之书，则从擅长书法绘画的监贡生中遴选。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续写三份《四库全书》时，需要的誊录更多，由于四库馆所用誊录人数太多，应议叙者已经壅滞，再从落第试卷中选取已不可行，于是每一千字给工食银四钱，字样差者酌减，每一千字给银二钱五分，并先收字后给工值，以保证缮写质量。

四库馆的工作流程

四库馆工作流程充分继承了中国古代书籍编纂的经验，工作安排周密合理，工作流程很有系统性，最大限度保证了书籍编纂的质量与效率，是对古代大型书籍编纂的一次实践性总结。书籍编纂共分七步：

第一步是搜集底本。四库馆内众多的底本来源共有六种：一是敕撰本，指清代依敕旨所编纂之书，共收录149种。二是内府本，皇宫收藏之书，四库提要称为“内府藏本”，即皇史宬、懋勤殿、摛藻堂、昭仁殿、武英殿、内阁大库、含经堂等藏书，共收录329种。三是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已经失传的珍贵典籍，在四库提要中所谓“永乐大典本”即属此类，共收录389种。四是各省采进书，各省督抚学政采访搜集进呈之书，如提要中所标示的“两江总督采进本”“两淮盐政采进本”等，共收录1451种。五是私人进献本，即藏书家进献自家所藏之书，这一类书在提要中有的指出了藏书家的姓名，如《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浙江鲍士恭家藏本》等，共收录1053种。六是通行本，社会上流行之图书，共收录100种。从征集图书来看，各地督抚在乾隆的严厉督责下，不敢轻视征书之事，将征书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对待，在地方设置征书局，安排专人负责，有些督抚还张贴告示，使征书活动家喻户晓。在江南地区，各地官员集中精力搜集著名藏书家的藏书，各地藏书家也在乾隆的奖励与威胁下，打破传统“书不外借”的藏书规则，慷慨献书，使数辈珍藏秘典，悉数送至四库馆。乾隆的奖励证书政策有三种，一是对进书五百种以上者，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为好古之劝；一百种以上者，赏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二是为进书百种以上者，并令择其中精醇之本题咏。三是对各省进到之书，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即应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其在百种以下者，亦应将由某省督抚、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通过以上途径，四库馆内聚集了大量的珍贵典籍和同书异本，为大规模整理图书创造了条件。

第二步是甄别。对于《永乐大典》的辑佚，乾隆一开始就规定了采辑的标准，“除本系现在通行，及虽属古书而词义无关典要者，不必再行采录外，其有实在流传已少，其书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即将出[书]名摘出，撮取著书大指，叙列目录进呈，候朕裁定，汇付剞劂。其中有书无可采而其名未可尽没者，抵须注出简明略节，以佐流传考订之用，不必将全部付梓，[以]副朕裨补阙遗、嘉惠士林至意”。根据这条谕旨，在辑佚过程中，各纂修官要按乾隆的旨意确定是否应采辑。办理各省送到遗书者则要清理那些“颠倒是非”“违碍悖逆”的书籍，根据书籍内容“违碍”程度，分出应毁、应抄、应刊几个等次来，并上呈总纂官及总裁定夺。

第三步是校阅。这是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辑佚《永乐大典》来说，纂修官要把分散在各韵、字下的内容编排在一起，就须对各条的内容反复考核辩证，并参照它书拾遗补阙，才能荟萃成书。对于各省所进遗书，纂修官则要鉴定版本、考证辨伪等。筛选、校阅图书有明确的标准，使众多馆臣工作有的放矢。从辑佚《永乐大典》开始，便明确规定了辑佚的标准，办理各省送到遗书时，总裁在乾隆的授意下，制定出一套严格的标准，以区分何书刊刻、何书抄写、何书存目、何书抽毁、何书改写、何书全毁，这些规定虽针对禁毁书而定，但对四库馆臣来说，纂修书籍可以按章行事，有利于四库馆纂修活动的开展。

第四步是撰写提要。各纂修官根据自己校阅的情况，为所校阅书籍写出提要。每一部书提要不仅要简明扼要地介绍作者及书籍的内容，还要对其内容加以评论，再交总纂官审阅，由总纂官斟酌取舍、修改、润色，并撰写类序。总纂官在修改提要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从现今所存各纂修官的提要初稿看，很多经过了大的变动和修改，其中有些是出于统一书法体例而改，有些是学术观点上不一致，作了修改，也有些是出于政治因素考虑，总的来看，总纂官对纂修官所撰提要稿作了较大改动。总纂官将提要修改后，由正副总裁审阅，总裁在审阅过程中，如有不同意见，会同总纂官进一步商订修改，最后呈乾隆审阅。

第五步是抄写。《四库全书》的抄写主要在武英殿进行。但编纂过程中，因《永乐大典》纂办较一般书籍特殊，其缮写并不在武英殿进行，《永乐大典》的办理始终都是在翰林院内进行。

第六步是校对。校对至少要经过两遍，首先是分校官的校对，然后是复校官校对，最后还要经过总阅官或总裁的抽查。由于《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校对人员较缺乏，在不同时期校对程序也略有差异。编纂初始，先由分校官校对，然后交复校官复校，但由于校对人员的紧张，后来将复校撤去，改设成总校官复校，至续缮三份《四库全书》时，总校官也被撤去。不过从总的来看，《四库全书》校对基本上都经过分校、复校、抽阅的过程。总裁验收后，上呈皇帝御览。在全书编纂过程中，乾隆也指出了不少错误，最后皇帝御览这道关口并非虚设，对提高《四库全书》的质量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七步是装潢、刊刻。校对完毕后，《四库全书》的装潢在武英殿进行，装潢完竣，即分发各阁贮藏。

编书经过及成书时间

《四库全书》的纂修，全部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二月七日下“稽古右文”采访遗书的诏谕，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份《四库全书》办成。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辑佚、搜集古书，一方面广收合乎乾隆心意的各朝典籍；另一方面又尽行销毁“违碍字迹”“诋毁本朝之语”的雅言禁书。由于这一阶段只是编纂《四库全书》的初期，大量工作还是辑佚和采进遗书，言论钳制也还不甚严厉，尚能发挥各纂修官的积极性，约有一万余种古书很快就都拟就了提要的初稿。第二阶段是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四库全书馆的工作，主要在三方面：一是完成《四库全书》北四阁的缮写工作并赶办南三阁的三份书；二是赶办出大批官书，如《大清一统志》《开国方略》《满州源流考》《宗室王公表传》《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等，以便及时编入《四库全书》，颂扬大清皇家的“盛治”；三是乾隆时常从《四库全书》内提出一些抄写的错字或者违碍语句，用以督促四库全书馆工作人员的警惕和责任心，把抄写工作尤其是检查禁书的工作做好。所以这五年内，四库全书馆除了做一些琐碎的事务工作外，已经开始集中力量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删改。尽管《<四库全书>总目》已在1781年间编成了初稿，但只是把《简明目录》抄了四份，送交北四阁使用。这是由于一些正在赶写的官书虽说预拟了提要的初稿，但是全书没有修成，无法定稿使用；同时《四库全书》还不敢保证没有违碍的地方，《总目》的提要评论也未必完全恰当，书目的作用达不到乾隆预期的目的。同时，乾隆继续发现《四库全书》一些在编纂或抄写上的错误，尤其使他震惊发怒的是乾隆四十九年四月至五月间，在热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阁”看到了明朝李清的《诸史同异录》，所说的明崇祯和清世祖相同的四件事，认为那是有意骂他的祖宗，因而猜疑《四库全书》内类似这样指桑骂槐、贬其祖宗的地方一定还有不少。于是决定一方面处分纪昀“自行赔写、交部议处”，并罚校阅《四库全书》的错误；另一方面进一步检查《四库全书》的内容，以审阅误字为名，发动了在热河和在北京的满朝文官，又把北四阁清洗了一遍，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五年才完成。这个时候，赶办的官书次第完成，官书的提要也改写了，尤其是纪昀在受罚处分期间，主动要求把收进《四库全书》中的明清之际的史、子、集三部所有书都一一仔细过目，其提要又都重新修改过了。第三阶段是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在第二阶段办完南三阁的三份书后，四库全书馆工作逐渐结束，全书正陆续送阁，人员逐渐散馆，只留下了纪昀等一小部分人，继续从事校改《四库全书》错误等善后工作。

经过四千多人的艰辛劳作，至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完成，次年春贮文渊阁。乾隆四十七年十月，第二部《四库全书》完成，贮文溯阁。乾隆四十八年冬，第三部《四库全书》完成，次年春贮文源阁。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第四部《四库全书》完成，次年春贮文津阁。称“北四阁”或“内廷四阁”。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开始，续缮三份，至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全部完成，分贮于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称“南三阁”。

封面颜色及装帧形式

《四库全书》写本设计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封面采用四色装潢，封面的颜色，标志着书的类别，四色的选择有其深远的文化渊源和深厚的哲学内涵。经部居群籍之首，犹如新春伊始，标以青色；史部著述浩博，如火之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以浅色为宜；集部文稿荟萃，好似冬藏，适用黑色。《四库全书总目》是统领全书之目录，绢面不便分色装潢，一律采用黄色，以符中央土色，以寓中央之义。以色分部，一目了然。虽然最终完成的各阁全书书籍封面颜色与原定规制有所差异，且各阁全书之间也不尽相同，但并不离经史子集取法春夏秋冬四季的初衷。

《四库全书》

北四阁《四库全书》，总目为黄色，经部是绿色，史部是红色，子部是蓝色，集部是灰色。南三阁之书，与北四阁又有细微的差异，文宗阁和文汇阁书，总目是黄色，经部是绿色，史部是红色，子部是玉色，集部是藕合色；文澜阁书，总目是黄色，经部是葵绿色，史部是红色，子部是月白色，集部是黑灰色。

每册首页钤有“文×阁宝”印，末页盖有“乾隆御览之宝”印。为便于使用和保存，还专门制作精致的楠木书函，每若干册书置入一函，衬以楠木夹板，束之绸带，书函的一端可以开闭，函面端楷刻写全书名称、书函序号以及所属部类和具体书名，并饰以与该书所属部类及书册封面相同的颜色。书册装函后，即按部类顺序放入专门制作的书架，安置阁中。

《四库全书》以四色绢面作封面，签条的黑色版框直接在绢面上进行雕版印刷。板框为四周双边，外粗内细，签内抄写的文字竖向从右向左排列，顶格写“钦定四库全书”，其下双行夹写，右为“×部”，左为书名卷数“×××卷×”，左侧于卷数下再夹行从右向左写册数“×至，××”。为表敬谨文字要进行抬写，如“御选”或“钦定”的书，则“×部”降两格。例如《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的封面签内上载“钦定四库全书”，因其是御制书，为表敬谨而于其下的双行夹写中将右侧“经部”降两格，左侧顶格写“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通常题签置于左上方，书口于左，书脑于右，书册从右向左翻阅。但是也有特殊情况，为符合清代祖制而将《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改汉文的“从右至左”的文字排列方式为清满文的“从左至右”，版心的鱼尾下方的页码排列也为“从左至右”，且书籍的翻阅顺序也改为“从右至左”，从而书口和书脑的位置也作了转换，书册从左向右进行翻阅。

封面背面粘贴的黄色签条极为醒目，签内从右至左书写详校官、复勘、总校官、校对官、誊录、绘图等人的官职、学历及姓名，其中“臣”字缩为一半，表示对皇帝的谦卑，而如果有皇子参与校对，则写在首位，但字号要大一倍，而“臣”也为其一半。由此可见黄签上也体现出了严格的等级差别。

《四库全书》的封面是将黑色的版框分别印刷于四种颜色的封面上，使四部在变化中求得了统一，黑色协调了四色，使四部在视觉上产生联系，同时四部又因部次不同而能以四色予以区别。书签内抄写的文字因礼制的限制而形成了固定格式，但因字体和字迹的微妙变化而使固定的局面产生了生动活泼的特点，同时又因字体均为统一的馆阁体而使其在生动的同时又不失肃穆严谨。各阁全书采用绵软随和的绢面做封面，仅用华贵典雅的绢面就可以承载书籍本身的重量和柔软的书页，这不仅增强了封面和内部宣纸书页的亲和力，也有利于翻阅，还便于存放和抽取。

中国最早的书籍形态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商代后期则出现了青铜器铭文，而应用于竹简和帛书的卷轴装形式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装帧形态。唐时出现经折装，宋时以蝴蝶装为主，并有少量的经折装，发展到元代除佛经还主要用经折装外，书籍则以包背装为主并夹有少量的蝴蝶装；明代嘉靖以前多包背装，至万历时逐渐用线装。清乾隆时期主要有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三种形式。《四库全书》采用黄绫包背装的形式，虽然当时常用的形式有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但四库馆臣经过权衡各种方式的利弊，同时借鉴《永乐大典》的黄绫包背装形式后，决定采用四色纸捻压钉包背装的装帧形式。

蝴蝶装因用糨糊粘连而不损原书，但翻阅时每翻两页就会出现两个空白页，由于版心朝内，书籍稍厚而使靠近书籍的文字不易看到，同时版心易于脱落而不经久。包背装是将书页向外对折，用纸捻于书页空白边穿订，然后前后连脑裹书衣，改变了蝴蝶装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包背装在明万历前承元代的形式，盛行裱背的硬质书衣的包背装，万历以后出现了软体书衣的包背装新形式，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线装的折叠方法与包背装相似，但不用整张的纸作书皮包背，而是在书的前后各用一张同样的纸作书皮，然后凿孔穿线而成，结实耐用且外观比较朴拙。包背装解决了蝴蝶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清雍正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即采用此种形式。因此《四库全书》选择了介于蝴蝶装和线装之间的包背装，纸捻压钉比蝴蝶装结实耐用，外裹绢面不露书脑又比较富丽典雅。函以木椟，函外刻有函数及书名，字色与封皮相同，并制有排架图，检索按图索骥，十分方便。

《四库全书》将各种装帧形式扬长避短，既保护了书籍又将宫廷修书的宏大、庄严的气氛烘托出来，成为18世纪末书籍装帧设计的典范和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