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总各来源的图书信息，得到《全国总书目》书目2 370种，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纸本书目2 758种，某数字图书馆书目4 193种。对书目进行去重整理，得到不重复的总书目7 465种。各项数据情况大致如下。
1.时段
对有出版时间记载的教育史志进行统计，得到7 377种图书，对图书所属时段进行统计。各时段图书种数及其百分比情况见表1（单位：种。下文同）。
表1 教育史志时段分布表
从表1可以看出，上世纪80年代后，教育史志文献较多，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占比最大。
2.地域
根据图书题名等字段信息显示的线索，查找文献内容所反映省份或地区，对图书进行归属地统计，将其占比情况排列如表2。
表2 教育史志地域分布百分比表
从表1可以看出，上世纪80年代后，教育史志文献较多，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占比最大。
2.地域
根据图书题名等字段信息显示的线索，查找文献内容所反映省份或地区，对图书进行归属地统计，将其占比情况排列如表2。
表2 教育史志地域分布百分比表
续表
续表
从表2中可以看出京、沪两地教育史志资料比较集中。边疆地域教育史志较少，其原因是文献本身出版量少还是搜集者用力不够，或是两者兼有，有待进一步统计。
3.内容类别
按内容特点对教育史志资料进行分类，详细情况见表3。
表3 教育史志内容种类分布表
从表2中可以看出京、沪两地教育史志资料比较集中。边疆地域教育史志较少，其原因是文献本身出版量少还是搜集者用力不够，或是两者兼有，有待进一步统计。
3.内容类别
按内容特点对教育史志资料进行分类，详细情况见表3。
表3 教育史志内容种类分布表(www.xing528.com)
实际上，很多教育史志内容兼具几种特征。如《延边朝鲜族教育史稿》（朴奎灿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研究朝鲜族教育历史，属于研究性文集，同时又是对延边地区教育问题的记载，可以划入行政区划教育史志的范畴。表3百分比只是大致体现教育史志的内容倾向。从中可以看出，各种教育史志中，学校史志类比例最高（43.84%），其后是各级教育史志（29.97%），应该说这两种内容类型是教育史志的主要部分。同时，数据与人物类，比率虽然不大，但也不可或缺。
从数据的原始性来看，机构史志、人物史志、数据史志应该是对当代教育时、地、人要素的最原始记载，分析和加工程度较低。制度性文献显示一段时期内人、事、物的配置和运行方式，原始性也较强。研究性文集、各科教育史本身可能也会搜集、整理一些数据、事实，但其重点在于对史料的梳理、分析和总结，是资料处理的结果。表3的前三类可被视为“教育史志”的核心，第四类可视情况纳入广义“教育史志”范畴。
4.出版社情况
统计教育史志的出版社情况之前，要先统一出版社信息。其中包括纠正书目讹误，如将“西冷印社”改回到“西泠印社”。将出版社的简称改成规范的全称，如“西南财大出版社”改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统一改制、重组前后出版机构的名称，如“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与“上海三联出版社”。除约定俗成的社名外，还要清除名称前面的出版地，如将“上海文汇出版社”改成“文汇出版社”，“四川天地出版社”改为“天地出版社”等等。同时，图书属于联合出版，只统计第一个出版社。有一种情况例外，需要说明。由于管理机构发生变化，出版社名称也发生变化，如“杭州大学出版社”原来隶属于杭州大学，后来隶属于浙江大学，出版社更名为“浙江大学出版社”，但原书版权页上注明是前者，不予改变，以保留历史原貌。
对7 143条有出版机构记录的信息进行统计，得到出版社情况可查的书目6 728条，进行分类合并，得到1 975个出版机构。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数据，2010年出版社登记581家，[8]2016年584家。[9]教育史志类出版机构数量远超现有登记数字，原因之一是部分机构属于上世纪早期，部分属于港台。最根本原因是很多书是自印本，出版或印刷者没有在相关部门注册。据统计，教育史志文献非正式出版机构有1 408个，大多是“编委会”、“办公室”和“印刷厂”，它们共供书1 411种。正式出版机构有654个，供书5 315种。将正式出版的图书进行排位，列出供书量较多的部分出版社，绘成表4。
表4 部分出版社图书种数表
实际上，很多教育史志内容兼具几种特征。如《延边朝鲜族教育史稿》（朴奎灿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研究朝鲜族教育历史，属于研究性文集，同时又是对延边地区教育问题的记载，可以划入行政区划教育史志的范畴。表3百分比只是大致体现教育史志的内容倾向。从中可以看出，各种教育史志中，学校史志类比例最高（43.84%），其后是各级教育史志（29.97%），应该说这两种内容类型是教育史志的主要部分。同时，数据与人物类，比率虽然不大，但也不可或缺。
从数据的原始性来看，机构史志、人物史志、数据史志应该是对当代教育时、地、人要素的最原始记载，分析和加工程度较低。制度性文献显示一段时期内人、事、物的配置和运行方式，原始性也较强。研究性文集、各科教育史本身可能也会搜集、整理一些数据、事实，但其重点在于对史料的梳理、分析和总结，是资料处理的结果。表3的前三类可被视为“教育史志”的核心，第四类可视情况纳入广义“教育史志”范畴。
4.出版社情况
统计教育史志的出版社情况之前，要先统一出版社信息。其中包括纠正书目讹误，如将“西冷印社”改回到“西泠印社”。将出版社的简称改成规范的全称，如“西南财大出版社”改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统一改制、重组前后出版机构的名称，如“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与“上海三联出版社”。除约定俗成的社名外，还要清除名称前面的出版地，如将“上海文汇出版社”改成“文汇出版社”，“四川天地出版社”改为“天地出版社”等等。同时，图书属于联合出版，只统计第一个出版社。有一种情况例外，需要说明。由于管理机构发生变化，出版社名称也发生变化，如“杭州大学出版社”原来隶属于杭州大学，后来隶属于浙江大学，出版社更名为“浙江大学出版社”，但原书版权页上注明是前者，不予改变，以保留历史原貌。
对7 143条有出版机构记录的信息进行统计，得到出版社情况可查的书目6 728条，进行分类合并，得到1 975个出版机构。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数据，2010年出版社登记581家，[8]2016年584家。[9]教育史志类出版机构数量远超现有登记数字，原因之一是部分机构属于上世纪早期，部分属于港台。最根本原因是很多书是自印本，出版或印刷者没有在相关部门注册。据统计，教育史志文献非正式出版机构有1 408个，大多是“编委会”、“办公室”和“印刷厂”，它们共供书1 411种。正式出版机构有654个，供书5 315种。将正式出版的图书进行排位，列出供书量较多的部分出版社，绘成表4。
表4 部分出版社图书种数表
将这些出版社分类，计算图书种数及其在有出版社记载图书种数（5 315）中所占百分比，列成表5。
表5 不同类型出版社教育史志种类情况表
将这些出版社分类，计算图书种数及其在有出版社记载图书种数（5 315）中所占百分比，列成表5。
表5 不同类型出版社教育史志种类情况表
说明：“综合”类是指各地人民出版社。
可见出版教育史志文献最多出版社为高校社、教育社，这与出版社属性是吻合的。其次是各地人民出版社，因为该类出版社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力。
说明：“综合”类是指各地人民出版社。
可见出版教育史志文献最多出版社为高校社、教育社，这与出版社属性是吻合的。其次是各地人民出版社，因为该类出版社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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