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地方教育史志编纂工作受到重视，相关实践与理论研究也不断展开。1985年9月地方教育史志工作协作会在杭州成立，1987年10月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在成都成立，开展了不少活动。综合言之，教育史志修纂实践性很强，理论研究的文章不多，大致可分为四类：交流教育史志编纂操作心得，新书发布，强调修纂意义，探讨如何发挥史志的作用。近30年来，中国教育史志的概念如何界定？内容与出版情况如何？收藏情况怎样？如何利用？笔者翻检2000年以来的期刊与图书，仅发现福建教育学院一则教育史志收集启事，[1]此外并未有专题文章。
校史是一种资源，更是文化现象和文化存在，它能记载学校的发展历程、办学思想成果、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等内容，积淀优良传统，传承育人精神，弘扬先进文化，是师生的精神家园，决定校园文化方向和水平。[2]傅杰先生有相关回忆录写浙江大学的学术名家风范，[3]就具有这样的作用。
同时，建国以来，中国教育事业飞速发展，有一系列经验可以总结，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对古人教育传统的继承与西方教育经验的借鉴，建立在对本国教育基本状况的了解上，才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教育史志文献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最基本的情况。各种年度报告、皮书、年鉴，定期刊发数据，可以呈现当代教育的发展面貌。(www.xing528.com)
傅斯年先生有云，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历史研究十分重视材料。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难以深入，与近年来中国近代教育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不太及时、没有发掘史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4]只有加大史料搜集、整理力度，才能在教育史研究中取得成果。目前民国教育史志文献的出版成果比较多，国家图书馆整理了一系列民国教育文献。但学界与出版方对当代教育史志文献搜集、整理实践与理论成果还是很少。文献资源建设者要具有前瞻性眼光，系统收集现代教育史志资料，为将来新中国教育研究留存材料。这也是图书馆的核心任务和使命之一。
教育问题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息息相关。高校对社会问题非常敏感，历史上很多次运动、思潮都与高校有重大关联。很多教育工作者，也是著名的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往往影响时代风气。这些人物的相关文献就不但关乎教育，也与整个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密切相关。近几年媒体刊发了陈允吉教授一系列关于复旦大学校史的回忆文章。[5]陈先生的从教生涯贯穿建国初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他阅历广泛，记忆力惊人，文中许多事件的细节在多年后仍宛如再现。回忆中披露的资料，很多不见诸公开报道，能补正史之不足。这些校史回忆录不仅涉及教育问题，也关联政治文化。例如，他谈到70年代毛主席指示要刘大杰先生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先生很激动。又说主席曾叫李讷去范文澜家里探望，询问范老能否用新观点把以前的书改一改，范老说目前修改尚有困难。[6]这些回忆对重大政治思想问题的研究也颇有助益。沪上知名大学某教授雨天出门挤公交，伞柄不小心撞到一位肥胖女士。该女大恚，说他骚扰摸腰。教授反诘云：“您的腰在哪里？”乘客闻之，莫不莞尔。该事颇足解颐，有心者收集，留为高校教师生存状态的生动写照，后人可当作《世说新语》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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