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学说的目的分析与研究

本文立足于“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通过对该数据库的搜索，发现在《东方杂志》44年的出版历史中，共发表题名中含有“社会主义”一词的图文共计73篇，年份从1911年到1947年，时间跨度近40年。这些资料绝大多数为文字形式，也有漫画、照片等。但学术界对于该刊涉及社会主义学说在华传播的研究文章并不多，据统计不到10篇。

《东方杂志》发行时间较长，关于其主编具体有几位及任期多久，学界多有不同意见，本文采用了法国学者戴仁（Jean-Pierre Drege）在《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一书中的结论，即《东方杂志》历任主编依次为孟森（1904年1月—1919年3月），陈仲逸（1909年3月—1912年7月），杜亚泉（1912年10月—1915年10月），陈仲逸（1915年10月—1920年8月），钱智修（1920年8月—1932年1月），胡愈之（1932年10月—1933年4月），李圣五（1933年4月—1939年2月），郑允恭（1939年2月—1941年12月），苏继庼（1941年12月—1948年12月）。^[1]

因本文主要考察《东方杂志》与社会主义之关系，故未涉及较早期的孟森、陈仲逸任主编时期，此外将任职时间较短且相关文献较少的的胡愈之、李圣五、郑允恭、苏继庼四位主编合并为同一阶段，整体上将《东方杂志》上刊载的关于社会主义篇目从时间上划分为杜亚泉时期、钱智修时期及后四位主编三个阶段。

1.杜亚泉时期

杜亚泉担任《东方杂志》主编十余年，期间个人著述亦颇丰富，积极参与社会新思潮的传播。杜亚泉与陈独秀的东西文化论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杜作为《东方杂志》主编，对近代革命出版事业也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在其任期内，发表了题名中含“社会主义”的文章共计14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详见表1：

表1　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社会主义”文章代表作举要

《东方杂志》1911年第8卷第6号的目录上首次出现了“社会主义”一词，即钱智修所著《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一文。文章中指出：“近世社会主义之开山，咸推德人楷尔麦克Karl Max。其《资本论》Das Kapital所述，意在集土地资本于社会，以经营共和的生产事业。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是也。”在此阶段，共发表14篇题名中含有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翻译自日本学者的有2篇，均为篇幅较长并分多期连载之作，其中主编杜亚泉以“高劳”作为笔名^[2]，翻译的日本社会主义活动家幸德秋水著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最为引人注目。

《社会主义神髓》系列文章在该刊第8卷第12号至第9卷第3号分5次刊行，分七章阐述了贫富分化、产业制度进化、消灭私有制等观点。在第三章产业制度之进化中，译介了《资本论》中关于剩余价值的论述，并强调了经济生产方式的基础性作用。在第四章社会主义之主张中，提及了恩格斯关于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重要性的观点。此篇《社会主义神髓》译文将经济学理论视作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早期社会主义理论进入中国的代表性角度之一。

此外，在《社会主义》^[3]一文中，学者欧阳溥存在考察了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流变史后得出结论：社会主义至此，乃为一进步。当然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尚未把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而是笼统言之为“进步”。在稍后的《挽近社会主义之派别与宗旨》^[4]一文中，已经把理想的社会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加以区分，并称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历史事实为理论之根据。而研察已往及现在之社会制度，以推测未来之社会，而不预断其组织若何也”。

杜亚泉任主编时对《东方杂志》的内容与形式进行了大力改革，开始将视野投向世界最新的政治和思想潮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学说中的经济理论作为强国富民的直接手段，率先吸引了知识分子的注意，而对政治主张的辨明则经历了一个过程。此阶段，较有分量的文章皆为来自日本的译介，这种现象也表明日本的相关译本是国人接触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渠道。虽然在转达过程中翻译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日文原作的限制，在理解和表达上会受到日文的影响，但是这种间接的接触方式仍然是中国早期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手段，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时间上，社会主义相关文章的发表较明显地集中于1912年和1919年，这与当时的时局密切相关。辛亥革命之后，围绕新建立的国家该走何种道路，当时的学界产生了热烈讨论。1919年，时人注意到“十月革命”的成功，在君实的《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之变迁》^[5]一文中，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作了概要介绍，将其分为宣传主义时期、恐怖主义时期、结党时期三部分，并概述了李宁（今译列宁）所代表的激进派最终掌权的过程。《东方杂志》在这两个时间点上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介绍顺应了世界潮流之变迁。

总体而言，作为一份面向大众的刊物，《东方杂志》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关注焦点。它展示了新文化成长的一个侧面：20世纪开始的20年间，中国人从少量译著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学说，这一新思潮逐渐在留学生等知识分子中兴起，经历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而产生两次传播的高潮。《东方杂志》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普及作用。

2.钱智修时期

钱智修任《东方杂志》主编时间最长，任内介绍的学术思想来源更加广泛，把握时代新动向的特色更加突出。和杜亚泉时代对比，钱智修在主办《东方杂志》期间对杂志内容进行大量革新，包括改变栏目设置，大量增加时事政治评论和新思潮引介等等，这一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数量最多，种类最繁。经数据库检索，题名中含“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共计42篇，其中代表性的文章详见表2：

表2　钱智修时期《东方杂志》“社会主义”文章代表作

在文章之外，这一时期图片新闻也成为了一种日益普及的传播手段，在《东方杂志》对社会主义的传播中，出现了照片、漫画等新的表现形式，共计9幅。(www.xing528.com)

经对资料的整理，可以注意到1920年和1921年《东方杂志》刊行了大量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图文总计达32篇，是这一学说传播的集中高峰时期。其介绍的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还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修正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等，具体文章有昔尘的《韦勃和法屏社会主义》《柯尔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边悌之社会主义》、潘公展的《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三无的《法学的社会主义论》等。

其中以“昔尘”笔名发表的三篇文章较为完整地介绍了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各流派的演变：1880年代出现于英国的韦勃和法屏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以确保公共的幸福安宁”为目标，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把资本转化为社会公有。但是对于工人阶级来讲，“英国劳动党所持议会主义的集产主义，终不能得到使劳动者阶级满足的结果。劳动者因此不得不求更新的指导的精神；应这要求而起的，便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1910年代，英国出现以乌拉治为中心，围绕在《新世纪》杂志周边的一批文化人，他们倡导基尔特社会主义而批判韦勃社会主义，强调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主张消费者应该干预生产活动，其思想“不是在反对国有，也不是在主张国有，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单以产业之统制（Control of Industry）的思想为思想”。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借鉴了性善论的无治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即通过解放政治道德，使人的本能可以走向善。作者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在于基尔特社会主义重消费、而马克思主义重生产，基尔特社会主义兼为精神和理想的、而马克思主义是物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解决劳动者奴隶的境遇、而马克思主义仅重解除贫困。这一流派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又以边悌的思想最为彻底。

以“三无”笔名发表的《法学的社会主义论》一文介绍了20世纪初，欧洲出现的法学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潮认为，因正义是法的理想，而法是正义安全实现的途径，故法学的社会主义，以“正义之观念或理想”作为其理论基石。其改造社会的目标是，“欲改造现今基于腕力之个人主义的国家，而代之以基于正义之社会主义的国家，或基于劳动之平民的国家”。即是以社会主义观念解释现行法律条文，以期以和平的方式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

这一时期欧美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各种思想理论异彩纷呈，争论也由此发生，在上述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之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积极发出声音，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

1921年陈望道在《东方杂志》第18卷第11号发表的译文《社会主义底意义及其类别》在这一时期尤具代表性，对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广泛影响。文章从词源学的角度追溯了社会主义一词翻译自英文的socialism，它的语源来自拉丁语siocus（同辈的、同僚的）。该文章对社会主义这一名词的内涵进行了清晰的分类，譬如从经济方面分为共产主义（Communism）与集产主义（Collectivism），从政治理想上分为无政府主义与民主主义，由此排列组合便产生了现行的四种社会主义。在罗列多家言论的基础上，作者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做了如下定义：“社会主义是要消灭个人劫掠个人的劳动，增进社会全体底自由与幸福，实行生产机关公有及生活与享乐资料公平分配的东西”，^[6]这在当时学界对社会主义学说的认知比较繁杂的局面下，道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并和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工人运动，后任复旦大学校长。此文发表在《共产党宣言》之后不久，体现了在五四新文化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者认识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持续传播。

《李（列）宁与社会主义》是瞿秋白在1924年发表的文章，在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占据了显要位置。此文中，瞿秋白总结列宁“最能综合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最能觉察现实……决不死守着纸上的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上具有的“组织力和训练力”、对于夺取政权具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极伟大的自信力”。文章总结指出列宁“是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一人”。^[7]他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阐释，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能达到的高度。

20世纪20年代，国内外政治局势变化纷繁复杂，国际上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划定了新的政治秩序，一战战后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受到人们关注，而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仍占主流，民国政府确立的政治理想并未真正实现。另一方面，社会思潮的变迁受到政治环境变迁的影响，这一时间段内各类主义异彩纷呈，在激烈的文化论争中，俄式革命道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然受到了国人关注。作为一本关注世界时事并积极介绍现代社会新思潮的杂志，《东方杂志》在钱智修任主编时期，体现了国内学者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和兴趣，并表明了知识分子开始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寻找适合中国的救国方案这一思想动向。

在此期间《东方杂志》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宣传经历了由翻译到评析的重要变化，翻译和转载作品所占比例大大降低，新增了大量本土作者的时事评论，从而更全面地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这一变化反映出中国人从依赖译著向西方社会寻求真理到进行相对独立的社会批评，从笼统的理论传播到针对个别学者个别理论的分析，甚至出现学术争论。这些变化也是对政治制度讨论逐步深入的一个表征。

通过发表大量的社会主义研究文章，《东方杂志》成为了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通过《东方杂志》的作者、编者群体，社会各阶层的读者在对各个流派的讨论中逐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3.胡愈之、李圣五、郑允恭及苏继庼时期

进入20世纪30年代，战争和动乱的时局给新闻出版也造成了极大冲击，《东方杂志》这一时期以社会主义学说为名的文章数量锐减，仅有4篇。在文字报道之外，仍有少量图片新闻，共计3幅。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以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为时代主线。1932年初“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商务印书馆成为日本侵略者重点袭击的目标，商务印书馆的总厂、编译所等均遭到轰炸，损失惨重。这次打击使得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第29卷第3号之后休刊，同年10月恢复出版。

李圣五任《东方杂志》发行人时期，战乱中杂志先后移至香港和重庆继续出版发行。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东方杂志》在香港的工厂遭受日军掠夺，第38卷第22号出版后再次休刊，直至1943年才得以在重庆复刊。

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更加关注国家建设及中日战争，与前期相比关于社会主义的学术性文章数量骤减，仅有3篇图片新闻及1篇外国杂志论文摘要提及社会主义内容，并均与“反法西斯蒂”和“德国国社党”相关。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在国际上面临法西斯主义崛起，国内遭受日本侵略生灵涂炭，思想理论层面的学术写作数量下降，反映了战争对于文化发展的阻碍。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继续历经时代动荡。抗日战争及其以后的国共两党合作遭到失败使得杂志的发行受到严重影响，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题名中含有社会主义的文章仅有3篇，可以说明，动荡的时局，已经严重影响文化机构的生存，也使得社会主义学说更多地告别学术讨论而走向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