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史学理论：一种新范式

董立河

西方史学理论自19世纪以来的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发生范式转换的历史过程。进入19世纪，西方历史学迎来了它繁花盛开的黄金时代，历史主义崛起，历史意识觉醒。与启蒙时代追求抽象理论和实证主义探寻普遍规律不同，历史主义关注细节、个别和变化，但也因此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狄尔泰仿照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模式，展开了历史理性批判，意在为历史学建立哲学基础。以反思历史学性质为要旨的史学理论从此诞生。自此以后的大约半个世纪内，在新康德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的推动下，偏重“理解”和主张史学自律的史学理论范式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以1942年亨普尔的《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的发表为标志，侧重“解释”的新实证主义科学统一论又占了上风，形成了分析的范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后结构主义和文学批评理论向历史学的渗透，以1973年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发表《元史学》为起始，西方史学理论家们纷纷利用叙事和转义等文学理论元素，着手分析历史文本和话语，从而引发了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叙述主义或者后现代史学理论出现。(www.xing528.com)

后现代史学理论使人们充分注意到了语言在历史书写中的重要作用，启发引导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观察和思考过去。但是，正如安克施密特所指出的那样，在历史认识层面上，后现代史学理论最终被极端化为一种“语言唯心论”，完全割断了与指涉物（reference）和真实（truth）的必要联系，忽视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理性。由于其对历史书写客观性和合理性的怀疑和攻击，后现代主义通常被谴责为非理性主义和独断论。[1]另外，后现代主义者从反历史实在论的立场出发，仅仅关注作为语言建构的历史写作，忽视了“记忆”、“经验”、“在场”、“证据”和“行动者”（agent）等问题，远离了活生生的历史本身。在历史本体层面上，在利奥塔和福柯等人的怀疑和解构下，有关历史进步和连续性的元叙事宣告终结。人们满足于无数异质性的“小叙事”（petits récite），失去了对“元叙事”（meta-narrative）信心。物极必反。大约从上世纪末尤其是从本世纪初开始，西方史学理论家（包括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开始冷静反思“语言学转向”，尝试探索一种新的史学理论范式，有些学者称之为“后—后现代史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