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与音像文本整理：真实叙述到口述文本之真实

历史记忆呈现（历史叙述）的成果，是叙述文本（音像文本、音像资料、录音录像、语音资料、声像史料等）。叙述文本的形成，不仅受口述者从生理心理到社会环境诸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到口述历史的另一个主体——访谈者主观参与的影响。从叙述文本制作到口述文本整理过程中，访谈者自觉地参与了叙述文本的整理、加工和修改，并在整理过程中增加了主观因素，从而使历史叙述文本与口述历史文本之间存在着一道厚重的帷幕。访谈者与口述者双重努力（合谋）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文本（指最后形成以文字为主的口述历史文本），不仅与历史叙述文本（音像文本）有较大差异，而且与历史记忆有较远的距离。

在现代录音录像设备未发明之前，口头叙述的主要局限是“口说无凭”。因口述者的声音无法记录保存，故难以验证口述者是否说过或准确地说过什么，更难以保留确凿的证据以追究口述者的责任。不仅口述者在叙述后可以比较容易地否定自己说过的话，而且听过某人说过某话者也容易错解、杜撰、篡改当事人的话，从而使人不信任口头陈述，故需要“口说无凭，立据为证”，采取文字的方式呈现和保存历史记忆。自录音机、照相机、摄影机等音像录制设备发明并流行之后，口述声音的保存、整理和传播变得非常容易，“口说无凭”变成“口述有据”。口述者对历史记忆的语言叙述，通过录音录像的技术手段保存下来，形成音像文本，进而为整理转换成口述历史文本提供了基础。

为了保证口述者记忆呈现的真实性，访谈者在对口述者进行历史记忆唤醒、采集时，强调所谓客观的中立性。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的。作为口述访谈的主导者，访谈者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访谈者的口述过程。约翰·托什指出：“假定口述证据都是代表过去经历的纯精华内容，那是天真的，因为在访问中，每一方都会受另一方的影响。正是历史学家选择了受访者并确定了他感兴趣的领域；即使他不问问题、仅仅是倾听，一个外人的存在也会影响受访者回忆和谈论过去的氛围。最终的结果既会受历史学家相对于受访者而言的社会地位影响，也会受他或她掌握的用来分析过去并能很好地与受访者交流的术语影响。”[15]

口述历史是访谈者与口述者共同完成的。主体的双重性是口述历史的显著特点。作为口述历史的双重主体，访谈者与口述者是缺一不可、无法互相替代的合作关系，但两者在口述历史各个环节中所起的作用有较大差异。口述者是历史记忆储存及其呈现的主体，因而也是口述历史的最重要主体。口述历史本质上是口述者讲述的历史，是口述者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是口述者记忆中的历史事实，而不完全是访谈者认知和撰写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访谈者主体。口述历史访谈的实践证明，口述者如果没有访谈者的适度引导，可能会脱离整个访谈主题，这样记录的口述历史也许仅仅是口述者零散的叙述片段。因此，口述历史是访谈者与口述者双方共同合作的结果，口述历史文本是经过访谈者与口述者双层主体选择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成果。

作为口述历史的主体之一，访谈者的作用并非可有可无。他是口述历史的策划者和主导者，处于“导演”地位。他负责口述历史的整体策划，具体问题设计，访谈问题的提问，辅助资料的查找，录音录音文本后的整理，及口述内容的取舍、诠释、口述文本的定稿等工作，在口述历史访谈中占有较大的主动性。访谈者是呈现历史剧情的导演，是音像文本的催生者和整理者，但绝不是口述历史记忆及叙述的主体，不是口述历史舞台上的中心演员。唐纳德·里奇说：“访谈者是以互动的方式与受访者合作的，他要提问题，针对受访者的回应做追踪，并提供人名、日期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遗忘的资料来协助对方。”[16]访谈者仅仅是口述者历史记忆呈现的助产者，而不是音像文本的生产者。

口述者叙述的是其记忆中的历史真实，访谈者对口述者进行口述访谈，旨在发掘、采集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力图完整准确地将其记忆中的历史真实叙述出来，并将其叙述的声音录音录像加以整理。因此，访谈者在口述访谈过程中可以按采访提纲提问、插话，但更应是历史记忆的采集者，是口述者的协助者，而不是口述者历史记忆的评论者。他不能以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影响口述者，更不能将自己的历史认识强加给口述者，使口述者叙述的历史真实接近访谈者心中的历史真实，使口述历史变成口述者根据访谈者意志呈现的“口读”历史。(www.xing528.com)

访谈者不仅在口述访谈过程中主动参与，对音像文本的形成起了推助作用，而且主导着从音像文本向口述文本的转换。如果说口述者在历史记忆及其呈现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的话，那么，访谈者在从音像文本向口述文本转化过程中则发挥着主要作用。从音像文本转为口述历史文本，是对口述者历史记忆呈现出来的音像资料进行整理的过程。这项复杂的整理工作（包括音像录音录像整理成文稿、纠正音像中的错讹、补充音像文本中的史实、核对引文、时间地点人物的考证、添加大小标题、撰写标题下的内容提要、编制各种索引、介绍口述背景等），主要由访谈者负责完成。

对口述者呈现历史记忆而形成的录音录像进行整理，可以使无序的语音资料条理化和有序化。访谈者整理音像文本资料的过程，是将语言呈现的历史记忆转换为文字记录文本的过程。其最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文本，是口述者历史记忆的文本呈现成果。这个过程是将语言转变为文字，并对转换后的文字进行规范化的过程。录音录像为载体的语音资料转换为文字为载体的文字稿本的过程，就是对口述者历史记忆再次进行理性化、条理化和有序化的过程。访谈者在整理过程中剔除了口述者主观的心理不稳定因素，经过了改造、整理的有意识选择和过滤后，口述文本比音像文本更具有条理性，进而减少了音像文本情绪化的不稳定性。但这也意味着因访谈者的主观筛选而失去许多原始音像信息，因为文字无法将录音录像中所有的信息都呈现出来。它既无法还原口述者的语气声调，也无法还原口述者表情情绪，更无法还原口述者在进行语言叙述时伴有的肢体语言（手势、眼神等）。音像资料中的这些内容会在语音转换成文字时丢失。同时，访谈者会根据文字通顺的基本语法规范，对口述者录音录像进行技术处理。带有个人和地域特色的方言俚语会被整理成普通话；口述者前后重复的内容会被访谈者调换到一处并有所删减；口述者所讲的许多“半截话”会被访谈者增补完整；口述者说错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也会被访谈者改正。访谈者要对照文献档案，对口述内容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差处，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作出改动，作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经过访谈者的加工整理，口述者叙述的音像文本转换为口述历史文本。访谈者不仅主动介入了这个转换过程，而且其中渗透了太多的主观因素。

访谈者的主动介入及以文献补充修改音像文本，并不意味着访谈者在整理口述录音并加工制作成口述历史文本时可以随意改变口述者的音像文本。某些访谈者为使口述历史文本有“可读性”，在整理过程中采取了某些“灵活”笔法。这种“笔法”是很危险的，将会严重损害口述历史文本的真实性。有可能为迁就口述文本的“可读性”而牺牲音像文本及口述者历史记忆的真实性。这种做法在原则上是不能允许的。尊重音像文本的真实，是访谈者介入的最后底线。口述历史注重的是史学家特有的“秉笔直书”，不是文学家“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表述技巧。

在音像转换为文本过程中，访谈者固然起着主导作用，带有自己的主观选择，但口述者并非仅仅是冷眼旁观者，而是热心参与者。访谈者整理的口述历史文本，需要返还给口述者确认并进行再次访谈加以补充。在这个过程中，口述者会对访谈者整理过的口述文本进行删改，然后形成新的口述文本。在口述文本整理过程中，不仅访谈者的主观选择起了主导作用，而且口述述者再次将自己的主观选择参与其中。故最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文本，不仅是访谈者根据口述录音进行整理的结果，而且也加进了口述者的修改意见，是访谈者和口述者反复修改后的口述文本。口述者和访谈者都有机会有时间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对口述文本进行筛选和过滤。面对着自己的录音将以文字形式发表时，口述者会隐去某些人名、改变原来的叙述，这既可能是对历史记忆所作的矫正和补充，使历史记忆更接近记忆中的真实；但也可能是因社会环境因素而作的曲解，有意遮蔽和虚构某些历史，使历史记忆远离历史记忆中的真实。有人叙述自己遇到的这种状况时说：“某人口述讲的挺好，我好不容易把它整理成文字，然后请她核实，结果被她大刀阔斧几乎全部改写，该删的删了，该改的改了，改隐讳的隐讳了，受访者担心可能招致的议论、歧视、官司，作出种种删改，当然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在核定人名、地名、时间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不真实。”[17]因此，经过访谈者与口述者“合谋”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文本，与音像文本之间便出现了较大差异；口述文本之真与音像文本之真同样有着一定的距离。这样，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经过历史记忆、历史叙述、叙述文本整理等多道帷幕筛选和阻隔之后，究竟还有多少历史真实被遗留下来？经过多重筛选后的口述文本中究竟还包含有多少真实的历史记忆，确实是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