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历史：区分与纠葛

和别的概念一样，历史也常常是通过与其联系在一起的相反或相近的概念而得到界定的。在现代史学思想史上，将历史与科学、历史与自然对举来标示出历史的特征的做法，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在将历史与科学对举的情形中，有人（如伯里［John Bury］）注重的是二者的相似性，强调的是历史学“就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14]，也有人（如屈威廉［G.M.Trevellian］）则更多强调二者的对立，突出历史所具有的艺术性，而将其与科学区分开来[15]。而在将历史与自然对举的情形中，更常见的则是将两者对立起来的思路，典型者如柯林武德那样，指出历史之有别于自然，就在于历史现象有其内在的也即历史行动者的思想的因素，而揭示此种思想因素，正是历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

历史与记忆也常常被放在一起来对举。历史和记忆所指涉的对象，都是人类个体或群体在过去的经历。历史离不开记忆。希腊神话中的历史女神克利奥，乃是记忆女神的女儿。西方历史学自其诞生之初，就把历史学视为记忆的一种形式，是为了抵抗时间之流的磨蚀，以书写的方式帮助人们把值得记住的事情保留下来。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的开篇就说，他之写作此书，是为了“希腊人和异邦人所创造的令人惊异的各个成就，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无闻”[16]。在现代思想重要的奠基者培根看来，人类的文化部类与心灵的不同功能有着对应的关系，诗歌关涉想象，哲学关涉理性，而历史则关涉记忆。[17]上个世纪30年代，在其就任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的任职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中，卡尔·贝克尔的基本论点就是：历史关涉过去，人人都有关于过去的知识和记忆，并且以此指引自己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18]这种理论逻辑就将记忆与历史完全等同起来了。

与此相反的思路，则是将历史与记忆对立起来。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早在20世纪初期就对集体记忆进行了深入研究，而其成就到了1980年代之后才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他也许可以说是这一思路的开启者。在哈布瓦赫看来，记忆是保存在人们头脑中的过去的鲜活印象，虽则个体的记忆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的框架中展开的，而历史却是记忆无可奈何地消失之后的产物。他说：

历史通常始于传统中止的那一刻——始于社会记忆淡化和分崩离析的那一刻。只要回忆还存在，就没有必要以文字的形式将其确立下来，甚至根本没有确立的必要。同样，只有当一段时期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历史乃至于某个人的历史处于太遥远的过去，以至于人们不能指望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还能找出许多对那些历史至少还有一点回忆的见证人时，我们才需要将这些历史写下来。[19]

在哈布瓦赫看来，记忆不是历史，历史是书面记载下来的文本；历史不是记忆，记忆是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连贯的回忆。后来的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将历史与记忆对立起来，也是出于大致相似的思路。照克莱因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对记忆的关注，与两部著作的问世联系在一起。一部是尤素拉米的《记念：犹太历史与犹太记忆》[20]，另一部就是诺拉所主持的多卷本的《记忆的所在》。在尤素拉米看来，犹太人是一个最重视记忆而记忆在其日常生活中也占据了无比重要的乃至神圣的地位的民族，犹太民族只是到了现代并且只是部分地才吸纳了历史。那其中的原因，只是因为犹太民族的记忆被现代生活所不断侵蚀，而“现代犹太史学永远也无法取代一份被侵蚀过了的群体记忆”。[21]

诺拉主持的研究计划，则集中于研究承载了丰富历史记忆的地点和场所。在诺拉看来，现代社会呈现出来一种“历史加速”（the acceleration of history）的特征，传统社会中人们所葆有而又不断连续传递下去的鲜活记忆，被现代社会所撕裂，由此出现了“历史对于记忆的征服与抹煞”。和尤素拉米一样，诺拉认定：

倘若我们能够生活在记忆之中，我们就不需要将记忆之所的名字奉为神圣。……随着遗迹、中介、距离的出现，我们不再身处真实记忆的疆域，而是身处历史之中。比如说，我们可以想想离散中的犹太人，他们整天都要尽心从事传统的仪式，作为“记忆的民族”，他们并不怎么需要历史学家，直到他们被迫面对现代世界为止。……记忆与历史远非同义词，如今处于根本性的对立之中。(www.xing528.com)

人们之所以对于那些“让记忆凝结并藏匿起来”的“记忆的所在”（lieux de mémoire）发生兴趣，人们之所以如此频繁地谈论记忆，“正是因为它已经所剩无几”。[22]

撇开以上所概述的将历史与记忆相等同或者将二者对立起来的不同论点，我们不妨对二者之间的关联和区分，做一番考索推究的工作。

历史和记忆相关，首先在于二者都涉及时间意识。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就不可能有历史意识的出现。对于时间流逝、过往不再、万物流变不居、人事无常的感受，这是人类产生历史感、萌生历史意识的前提。而古罗马后期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讨论时间问题时，就分别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维度，与记忆、注意和期待这三种心理状态相对应。[23]换句话说，没有记忆，我们就无法产生对于过往的时间意识，就此而论，可以说，记忆是使得历史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再就是，历史学不仅是史料学，单纯史料不足以成就历史学，但没有了史料，也就没有了历史学。史料固然多种多样，而且其范围随着现代史学方法和史学视野日益多元化，更呈现出不断扩展的态势。有人区分史料为踪迹（trace）和材料（source），前者是前人无意作为史料而留下来的，如宫室器皿、考古发现、账簿名录等。后者则在产生时，就有着为后世留下记录的用意，如帝王起居注、名人回忆录和各色官方档案等等。可以说，前者中的不少成分以及后者中的几乎全部，都是离不开记忆官能的作用。而全部的书面文献，就都是由当事人或者后人所间接记录的记忆的文本性体现。就此而论，历史与记忆在它们所涉及的内容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重叠的。

然而，现代史学从其步入职业化的道路以来，就始终对于记忆抱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比之记忆的含混和不可靠而论，书面档案似乎更加可信。兰克作为现代史学奠基者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对于第一手档案的充分掌握之上的。柯林武德更是明确地要将记忆排除在他所要确立的科学历史学之外的，因为，“记忆是主观的和直接的，而历史是客观的和间接的。说记忆是主观的，是指它的对象总是某种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在我们自己的经验范围内的事物。……说记忆是直接的，我指的是我既没有也无法拥有，甚至也无法要到任何除了它自身之外对它的承诺或者根据。”[24]历史不同于记忆，应该是有条理的、推论式（systematic，inferential）的知识。柯林武德还举了个例子：我记得给你写了封信，这是记忆；我能够证明给你写了信，瞧，你的回信在这儿。——这是历史。[25]可证实性在这里，就成了历史区别于记忆的重要之处。

可以说，把历史与记忆这两者径直等同或相互对立起来的看法，都把问题过度地简单化了。历史不能径直等同于记忆，虽然人人都有关于自身的或者特定群体的记忆，但我们很难在严格的意义上像贝克尔所说的那样，认定每个人都是自身的历史学家。一方面，如同柯林武德的例子所表明的，个体的记忆要想构成可证实的历史，还需要满足其他条件。另一方面，对于历史现象或者历史事件的记录、解释和写作，并不是将当事的各色人等的记忆拼合在一起就能产生的。而哈布瓦赫和诺拉那种将历史与记忆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路，则如同论者所说，失之于太过干脆利落，“它源自哈布瓦赫对于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那种19世纪的信念，以及诺拉对于过去所怀有的乡愁”。[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