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中的记忆转向及其原因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学术性场合，人们通常所使用的“历史”一词，都有着两种不同层面的蕴含，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它既指人类所经历的如此这般的过去，也指人们凭藉人类过往活动所留下的遗迹，对那一过去所进行的编排、表述、解释和评价。与此相似的是，“记忆”一词也有着两个不同层面的蕴含，它既指人们在个体或特定群体与文化中维持和发展起来的对于过去所发生事情的意识，也可以指人们获得和保持对于自身经验的心理印象的活动。

历史学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在西方，从古希腊以来，它就发展积累起来了一整套收集、考订、编排史料的手段，确立了重建历史真相的学术宗旨。自古罗马后期的奥古斯丁以来，基督教神学就以神意的显现为线索，来力图把握人类历史的整体；与此并行的，则是视人类历史为一片无规则、无关联的混沌的思路。笛卡尔拒绝将历史视为像数学那样可靠而确凿的知识门类，就是因为历史杂乱无章而无规则可寻。启蒙运动以来，将人类历史描述为朝着“自由”“解放”“理性”前行的各种思路，将人类过去视为有意义、有目标、可理解而具有统一性的整体过程。在19世纪历史学逐步走向职业化的过程中，这种种“宏大叙事”（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的术语，别的人又称之为“元叙事”“大故事”等等）构成了历史学形成其学科纪律的或隐或显的背景。现代史家们，即便缺乏对于某种特定的“主义”的信仰，也对历史过程之为有意义的整体这一点，往往并无异议。作为现代史学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的兰克，在他那“如实直书”的主张的背后，是因其“万有在神论”的宗教倾向而对于历史整体意义的深信不疑。[1]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深受实证主义思潮影响的历史学家们，在拒斥各种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同时，也都保持了相似的信念。历史学的职业化，带来了历史学的精细分工，使得史学内部“隔行如隔山”的情形变成了家常便饭。然而，人们努力探究和试图复原的看似相去甚远的过往的不同片段，终究被视为是同一个人类总体历史的构成部分。一百多年前，开启了“剑桥世界史”的阿克顿（Lord Acton）就向往着，历史学家们在各自的“一亩三分地”上的努力开掘，最终将会汇成一部人类的“终极历史”（ultimate history）[2]。照当代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的比喻，现代史学事业的进行，仿佛一个大教堂的兴建，人们各自按照分工在干着自己微不足道的活，但却明白无误地知道，自己所为之添砖加瓦的，是一个宏大的整体目标。[3]换一个比喻来说，历史学家们各自的工作，仿佛身处一幅巨大拼图的一个角落，但他们在从事自己那一小部分画面的拼接时，却对于自身工作有助于揭橥整体的画面毫不犹疑。

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欧美学术大转型的背景下，历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学术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史学理论的专门领域，后现代主义思潮催生了“叙事的转向”[4]。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中，宏大叙事的解体则导致了历史学的碎片化。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微观史、口述史、日常生活史……各种彼此意涵不同而又相互不乏重叠之处的史学样式的兴起，造就了一个奇特的场景：一方面，是史学门类和史学风格前所未有地五花八门，史家和史学论著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另一方面，却是人们对于史学危机和历史意识危机所不断发出的担忧和慨叹。仔细分辨起来，不难发现，此种危机的实质，是人们对于历史学的客观性以及历史过程的统一性的传统信念所遭逢到的危机。[5]在史学转型的这一当口，历史记忆仿佛在突然间绽放出从前所没有过的光彩，而受到史学实践和史学理论的广泛关注，有人甚至于以“记忆的转向”（turn to memory）来表征这一现象。照克莱恩（Kerwin Lee Klein）的观察，“我们一度称之为民间史、大众史或口述史或公众史或者甚至于神话的，现在记忆作为一种元史学范畴，将这一切都收揽进来。……记忆变成了新文化史中的主导词。”[6]

记忆本来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种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都共同关注的问题。从不同的学科视野出发，对于出现记忆的转向的原因，人们也会有着不同的解读。从历史学内在的发展脉络来看，记忆的兴起，最要紧的背景就是宏大历史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解体。现代历史学力图成为与实证科学具有同样学科资格的一门学科，它自觉地追求客观性，将过往历史理解为一元的整体。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立场看来，这种伴随着民族国家一同兴起并且以为民族国家进行辩护为自身宗旨的史学，已然成了一种压制（女性、被殖民族群、边缘群体等的）工具。大写的、单一的历史凌驾于多元的历史之上（History trumped“histories”）[7]，男性、国家、西方、理性、客观性，在前者中居于支配性的地位。与此相应，女性、地方性、被殖民者、非理性、边缘群体、主观性等因素，就受到压制，成了在大写历史中被驱逐或者边缘化的因素。由于记忆仿佛天然就与后一类因素更具有亲和性，在大写的历史被复数形态的各种小写历史所替代的同时，历史记忆也就越来越成为历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所关注的对象。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后现代冲击之下的史学事业，已不复是一个人们有着共同目标的大教堂，而更像是一个大都市，人们各自走着自己的路，彼此并不相干。后现代条件下，人们与过去的关系变成个体化和私人化的了。具有高度个体化和私人化特征的记忆之成为焦点，正是这一变化的反映。[8]

每个个体都有自身的身份认同（identity），他或她需要认同于自己作为其中成员的各种群体，无论那一群体是地域、国家、民族、种族，还是因为相同的职业或经历而形成的群体。不同群体也有自身群体性的身份认同。20世纪后期以来，认同成了欧美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就历史记忆问题受到普遍关注的美国而论，种族、信仰、语言、文化传统的构成越来越复杂，原本主流的种族、信仰、语言和文化认同，日益呈现出不足以维系其原先地位和功能的颓势。在这样的情形下，一方面，作为一体的美利坚民族如何来界定和维系其认同；另一方面，不同的群体（例如犹太人），又如何在这样一个各种身份的大熔炉中保持其自身的特性和认同，就都变成了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在美国之外，在世界上的其他角落，19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们以为随着现代性的进展而将日渐衰微的民族主义，却焕发出人们所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北爱尔兰人、巴尔干地区的穆斯林和克、塞两族的宗教和民族认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或者造成了长期的流血冲突，或者引发了严重的政治议题，认同政治成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焦点。而“在现代性中，记忆是个人与集体认同的关键，……我们就是我们所记得的一切”。[9]记忆与认同紧密相连，认同发生了问题，形成了争议的热点，记忆就随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美国学者梅吉尔（Allan Megill）就此评论道：(www.xing528.com)

大多数当前对于记忆热的表征之下的共同特点，似乎是对于认同的不安全感。在一个各种相互对立的确定性不断地彼此冲突、一大堆各种可能的认同争相出场的世界上，对于认同的不安全感也许是无法避免的副产品。此种情形为“记忆”走上前台提供了足够的理由。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条规则：认同不定则记忆升值（when identity becomes uncertain,memory rises in value ）。[10]

历史学是通过考察过去人类活动所留下的遗迹即史料，来研究人类在过去的经历的。然而，传统史学所重视的书面史料和某些形式的物质遗存（如碑铭、墓葬等），更多地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中掌握着更多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的那部分人的观念和活动。有能力留下这样一些史料的，往往是过往社会中处于相对优越和有利地位的那一部分人。爱德华·卡尔就曾经说过，有关古希腊的雅典，我们了解得更多的，是具有公民权的雅典成年男子的观点，而对于斯巴达人、波斯人、外邦人、妇女是如何看待当时雅典的，我们则所知甚少。[11]不止一个研究者提醒过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关宦官祸国的叙事传统，大都出自于对宦官怀有生理和道德优越感的文人士大夫，而宦官则很少有机会留下自己的声音。尽管随着现代史学的进展，史料的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为我们了解人类的过往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基础[12]；然而，在各个方面处于从属地位的“沉默的大多数”，依然在历史研究中处于不利的地位。随着“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的发展，普通民众的记忆就成了“没有历史的人民”的最自然不过的话语形式。民众史、日常生活史、目光向下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口述史，作为新兴的学术领域和其他史学门类所日益仰赖的史学方法的兴起，都使得历史记忆似乎不可避免地既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同时又成为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

研究者们经常提到，20世纪后期，记忆之受到关注，与在20世纪现代性所带来的人类所经历的创伤体验分不开。在这个霍布斯鲍姆所谓的“极端的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两大对立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对垒和冲突，阶级仇杀和种族清洗，核威慑和现实的核灾难，生态环境和物种灭绝的危机，意识形态主宰下疾风暴雨般的社会政治运动……都给人们带来了外在和内在的创伤体验。创伤与记忆的关联在于，首先，了解和留存真相，记住遇难者和亲历者的苦难经历，不让他们因为亲历者的逝去或者因为权力的刻意操纵而沦入忘川，被普遍认为是人类的一桩道德义务。其次，传统的宏大叙事，如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把人类历史进程构筑为一部“神义论”（theodicy），在人类达成正义而宏大的目标的进程中，一切邪恶（尤其是无辜个体和人群所遭受的苦难、所经历的创伤），都因为历史进程总体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而得到补偿和解释。在这样的视野下，个体或特定群体对于创伤的记忆，似乎就缺少价值根基。然而，过去的苦难经历所遗留下来的记忆和创伤，在向人们表明，过去并没有真正过去，它还出现在当下，真切地进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视野看来，直面历史上人们所经历的伤痛，才能以记忆来解放人自身。与大写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压制的工具相反，记忆可以成为帮助人们从创伤中得到释放和救赎的工具。在20世纪构成和引发历史记忆若干核心论题的现代性创伤事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它在“记忆的转向”中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13]这是我们后面还要提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