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漢簡牘書體關係的研究成果

張嘯東（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在古文字學界言及所謂秦系文字，一般多是指戰國以至統一後的秦國（公元前476年至前206年）這段時間而言。理由極其簡單，因爲上述兩個階段是無法截然作個劃分的。但我們認爲，就簡牘秦系文字研究而言，它的下限還是要放寬到西漢武帝以前的“古隸”時代爲宜。從大的方面而言，我們似可舉出所謂“漢承秦制”，特别在文字政策——如以書課吏及簡牘書署制度等方面，西漢與秦的聯繫更爲緊密。有些學者甚至認爲：從秦始皇開始的書同文字，是依靠“漢承秦制”之政策連續性，逐步完成的^〔1〕。從“秦篆跟漢代古隸的密切關係而言，秦代古隸的面貌，大概跟漢代古隸相當接近”^〔2〕。因此，我們將秦書八體之“署書”的探討下限，延至西漢武帝前。

衆所周知，由於地理與歷史的原因，戰國末年的秦系文字，較之東方其他諸國文字而言，是更多地繼承了西周的遺風，從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春秋時代的秦系文字的金石實物來看，春秋早期的秦文字的風格，跟西周晚期的禮器銘文字形幾乎一脉相承。裘錫圭先生認爲：“在整個春秋戰國時代裏，秦國文字形體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字形規整與匀稱程度的不斷提高上。”甚至爲了書寫方便，“使筆道變得平直起來”^〔3〕。而到了秦昭王時的器銘“如若干兵器上的文字，字體已漸向隸書靠近”。再至始皇時期的銘文，“字體已多與秦簡相似”^〔4〕。及至始皇統一天下時，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丞相李斯乃奏同之，推行“書同文”政策，“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據《説文解字·叙》載：“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絶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此時篆書衹用於詔版、刻石之類的隆重場合，榜署符印以及兵器用字，則各有其體。這其中起普遍作用者，仍是秦隸。然而，此時所謂“八體”者，時或以書體而分，亦或以功用而分者，歷來聚訟無端；其後關於“秦隸”與“漢隸”之區别，亦然。

漢許慎《説文解字》云：“檢，書署也。”又云：“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門户之文也。”《説文繋傳》徐鍇曰：“檢，書函之蓋，三刻其上，繩緘之，然後填以泥，題書其上，而印之也。”《漢書·鄭當時傳》：“翟公大署其門曰：一生一死，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在周初的銅器銘文之末，署有“某册”，它的構形和普通銘文不大相同，這些亦見於通常所謂的“族名”，陳夢家推論它們也許是上古的署書^〔5〕。

無獨有偶，其一，與出土部分秦代學吏制度文獻的雲夢睡虎地M11號秦墓^〔6〕幾乎處於同一時期的雲夢睡虎地M7秦墓的椁室門楣上，發現了“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曲陽士五（伍）邦”爲内容的八字題記（見下頁圖，該題記爲直書，載《雲夢睡虎地秦墓》之圖版［Ⅶ］3）。我們將雲夢睡虎地M7號秦墓椁室門楣上題記中的典型字，與M11出土竹簡文中字“年”（同書《編年記》23：自占年，《日書》917：生子年不可遠行。）“士”（同書《封診式》50：士伍。）“陽”（同書《日書》944：正陽；《效律》38：咸陽》）相較，結體與書寫風格極相類。據考戰國、秦漢時的一些墓葬的棺椁上描繪或開鑿有門和窗^〔7〕，以顯示這些葬具象徵在人間的宫室。前徵題記，是否爲此目的而設，尚待進一步的證明。但至少説明，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前後，作用於不同場合的秦系文字，至少在字體上不存在太大差異。

前徵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於戰國中期以前之楚故地，而楚故地——江漢地區，更早地於墓葬中出現“門”、“室”之設置者則如，包山M2楚墓，其西室出土一件大竹笥（編號M2：394）中原存有五塊長6.1釐米的簽牌，分别書“室”、“門”、“户”、“行”、“竈”五字。黄錫全先生將其功用歸爲“墓主生前所祭祀的五神”者^〔8〕。而“門”和“室”的設置，可見早在戰國中晚期已成爲墓葬制度中一項重要的内容。現代考古學的研究表明：“門窗結構，最早出現於戰國時期的楚墓中，東周其他各國墓葬中均無發現。”而秦代“木椁墓中出現門窗結構的墓葬，主要分佈於原楚人統治的某些地區”^〔9〕。包山M2所出土此五塊簽牌其形制一例應與先秦或秦系早期的“署書”實物無關。但我們依此至少可以説明，在包山M2下葬的絶對年代——“大司馬悼滑救郙之歲，亯月丁亥之日”（遣册簡267號），即公元前316年（楚曆6月25日）前後，作用於不同場合的楚系文字，在字體上，亦不存在太大的差異。

其二，在西漢簡牘中，揆之紀年較早、同一墓葬中共同出土木牘與封檢者，首選出土於1980年4月中旬的江蘇省邗江縣胡場M5西漢（王奉世）墓^〔10〕。其紀年在宣帝本始三年^〔11〕（公元前71年）的木牘13枚（尚存字迹者6枚，能識讀者僅5枚）和封檢7枚^〔12〕，併出於該墓側厢北端。木牘與封檢字迹，雖非同一書手所爲，但封檢字體與木牘及該墓同出木楬字體，均爲隸書體，並無太大差異；而較之前徵，紀年略晚至西漢平帝（劉衎）元始五年（公元5年）、屬西漢末期墓葬的揚州儀徵胥浦M101西漢（朱凌）墓^〔13〕，該墓之甲棺内東端亦同出竹簡、木牘及封檢。此中書寫物字體均作隸書，除被命名作《先令券書》16枚竹簡的書寫風格略顯草率，而遣册^〔14〕字體較顯工整外，其他如“（雇）山錢”竹簡（簡報作“何賀山錢”竹簡）、錢物賬木牘（簡報作“賻贈木牘”）與封檢^〔15〕下端墨書“賜錢五十”隸書四字風格極爲相似。

而由徵知，秦系文字中所謂封檢與官署、門闕、牌匾上的題記文字，似均可泛稱署書。在以往的研究中，單純以書寫形式來考察，署書的書寫即封檢的形式與官府門闕牌匾文字之間，似無内在邏輯可言。然由簡牘書署制度的分析可知，源於周之舊制的秦代學吏制度中“史”，即爲由周、秦國家專門教授書寫技術的學校——“學室”^〔16〕所培訓出來的掌管國家日常文書的書寫者。《漢書》中多次提到的“史書”，即爲史者所需掌握的書寫字體，其内涵的不斷轉化，正是隨國家制度要求的轉變而在發生着變化^〔17〕。廣義的書寫者——史，正是封檢與官府門闕、牌匾上的題記文字，此兩項看似不相干的書寫工作，能够聯繫起來的關樞。

唐蘭《中國文字學》一書援引漢代官署題記例，提出：“《説文》：‘扁，署也。从户从册。户册者，署門户之文也。’漢朝在宫署門上題的，如‘御史大夫寺’^〔18〕，所用的扁，實是一塊方木，都是直書的，所以跟書函上的檢署，形質完全相同。”^〔19〕從書寫形制與形式的共同點，給予兩者合理的分析與解釋。其實，早在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中即指出：“木部曰：‘檢者書署也。’凡一切封檢題字皆曰署，題榜亦曰署，册部曰：‘扁者署也。’”在《説文》之“帖”字下，段氏又注曰：“木爲之謂之檢，帛爲之則謂之帖，皆謂幖題，今人所謂簽也。”於此，關於署書與匾書（即扁書）的關係已經有了一個很周到的解釋。

勞榦在研究舊居延漢簡中關於“扁書”的文獻時，亦曾指出：“故門外署書，或作扁書，或作板書，亦或作版書矣。”^〔20〕陳槃認爲，“簡策之文繫於門户者，皆可以扁稱之”，漢代的詔文、教令等“每署書木版，懸鄉市門亭見處”，而這種木版就是“扁”^〔21〕；日本學者大庭脩認爲，詔令最初頒布時，爲使人民曉喻，“寫在板上，公示於里門等人口聚集之處”^〔22〕。漢承秦制，漢代西北邊陲漢簡中，扁書沿襲秦系署書制度的形式，仍然是一脉而承。在漢簡資料中，關於扁書的記載，由文物形式或文獻名稱來看，約可分爲“大扁”與“扁”兩類：

五月壬辰，敦煌太守疆、長史章、丞敞下使都護西域騎都尉、將田車師戊已校尉、部都尉、小府官縣：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書到，白大扁書鄉亭市里高顯處，令亡人命者盡知之。上赦者人數太守府，别之，如詔書。

《敦煌懸泉漢簡釋粹》Ⅱ0115②：16^〔23〕

十一月壬戌，張掖太守融、守部司馬横行長史事、守部司馬焉行丞事下部都尉：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書到，明白大扁書鄉亭市里、門外、謁舍顯見處，令百姓盡知之，如詔書，書到言。

《額濟納漢簡》2000ES7S：4A^〔24〕

知令重，寫移，書到，各明白大扁書市里、官所、寺舍、門亭、隧堠中，令吏卒民盡訟（誦）知之。且遣鄣吏循行，問吏卒凡〔不〕知令者，案論尉丞、令丞以下。毋忽，如律令。敢告卒人。

《敦煌漢簡釋文》1365^〔25〕

五月甲戌，居延都尉德、庫丞登兼行丞事下庫城倉□用者，書到，令長、丞、候、尉明白大扁書鄉市里門亭顯見□。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39.13^〔26〕

以上關於“大扁”的四枚簡中，《敦煌懸泉漢簡釋粹》Ⅱ0115②：16出自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詔書的下行文，係對“亡人命者”的赦令；《額濟納漢簡》2000ES7S：4A出自甲渠候官第七隧，也是某詔書的下行文，值得注意的是：此簡所記“大扁”的公佈地點，除一般情況下都會有的“鄉亭市里”之“顯見處”外，還包括了“門外、謁舍”之“顯見處”，則該詔書的内容或涉及行旅之人；《敦煌漢簡釋文》1365出自敦煌酥油土漢代烽隧遺址，是“律令”的下行文。對於該“律令”，不僅要求“吏卒民盡訟（誦）知之”，還要派鄣吏巡查；《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39.13出於甲渠候官遺址，其行文内容多與官庫及官倉有關。

西北出土漢簡資料中，關於記述“扁”的例子有如下數端：

扁書亭隧顯處，令盡諷誦知之。精候望，即有峰（烽）火，亭隧度舉毋必。

《敦煌漢簡釋文》1557^〔27〕

扁書胡虜講（購）賞，二亭扁一，毋令編幣絶。

《額濟納漢簡》99ES16ST1：4^〔28〕

寫移，檄到，具寫檄扁傳輸亭隧高顯處，令吏卒明。

《敦煌漢簡釋文》1376^〔29〕

常□年寫移，書到，明白扁書高顯處，令吏□。

《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506^〔30〕

以上《敦煌漢簡釋文》1557内容亭隧候望與舉烽，當與防務胡關，或係邊防守則，烽火品約之類。《額濟納漢簡》99ES16ST1：4係“專部士吏典趣輒”簡册，邊亭（隧）所張示的“胡虜購賞”爲“扁書”，“二亭扁一”。《敦煌漢簡釋文》1376是檄書的下文，由此簡可知，亭隧所張示的檄書稱爲“檄扁”。《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506因文字太少，尚無法推測其主文書内容。

在居延新簡中，還出現了有關於“傳榜書”的記載：

古薪二石，沙竈一，破烽一，馬矢二石，沙二石，槍卅，傳榜書，表三，户戍，户關二，汲器□。

《居延新簡釋粹》74.FPT31：67^〔31〕

詔書必明白大書，以兩行着故恩澤詔書。無嘉德，書佐方宜以二尺兩行與嘉德長短等者，以便宜從事，毋令刺史到，不謹辦致案，毋忽。

《敦煌懸泉漢簡釋粹》Ⅱ0114③：404^〔32〕

兩漢以來，“扁”、“榜”（亦作膀）可能有一個共存使用的階段，後來似乎是後者取代了前者。所以《説文·竹部》曰：“篇，書也。一曰，關醵謂榜曰篇。”“扁”，“篇”二字亦通。《詩·衛風·淇奥》“篇竹”陸德明釋文：“篇，本亦作扁。”而《四體書勢》所記韋誕題寫的陵霄觀之“榜”，其實就是匾額。有關“榜”之記述，《後漢書》有多條文獻記載。例如，《崔駰列傳·附崔寔傳》：“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酷吏列傳》：“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榜”於東漢中後期大量出現於文獻，其性質與作用似與扁相似。

1990年到1992年間，出自敦煌懸泉置遺址的“西漢元始五年（公元5年）《詔書》”被認作“大扁”的一個確例，這大概是不錯的。該詔條存留於遺址内一倒塌破碎的墻壁上。墻面涂以白堊，畫有邊框，框裏有赭石色的竪行分欄綫。“詔條”共101行，在分欄綫内逐行書寫：字體爲隸書，工整而嫻熟。邊框爲黑色，長222釐米，約合漢尺九尺餘；通高48釐米，約合漢尺二尺。這與《敦煌懸泉漢簡釋粹》Ⅱ0114③：404所記“詔書必明白大書”，並使用二尺長的“兩行”來抄寫的規定大體相符。研究者認爲，這種將詔書、政令、律令等書寫於墻壁的樣式，是“從‘簡策之文’的形制發展演變而來”^〔33〕，這個見解已得到學術界多數的認可。

庾肩吾《書品》則直言“署表宫門”，叢文俊師引《四體書勢》記載，則認爲“初用篆書”，後亦兼采隸體，並認爲“漢代碑額中可窺知其大概”^〔34〕。可知署書亦乃史之掌書之作，因爲“署表宫門”與東漢以後的“尺牘風尚”的社會楷模作用，使得後世“書家流派”逐漸從掌書傳習的規範中崛起，這大約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www.xing528.com)

由前所論我們總結如下：所謂漢代用於昭示的“扁書”，與秦代“八體”中用於題署的“署書”，有着一定的時間延續性聯繫；秦代“署書”與漢代簡牘所載“扁書”主要區别，似在書字的大小，而少有字體與書體的差異。以此可証秦書八體，多係以“功用”而分類。正是有了以上史實，纔有了東漢以來，“扁書”與“榜書”互稱的可能。而這一過程中，秦漢簡牘的書寫者——秦代的“史”或漢以後的“書佐”，更是不應被忽視的重要環節。

2005年9月一稿於吉林大學古籍所

2012年7月改訂於燕市萬國城濤齋北窗

【注释】

〔1〕叢文俊師：《中國書法史·先秦、秦代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

〔2〕裘錫圭：《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册”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考古》1974年第1期，第53頁。

〔3〕以上兩條引文皆出自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年8月，第63—64頁。

〔4〕以上兩引文皆出自李學勤《秦簡的古文字學考察》，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雲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年7月，第336—337頁。

〔5〕陳夢家：《文字學甲編》，1939年夏訂本。後經國家圖書館劉波整理，收入氏著《中國文字學》修訂本，中華書局，2011年11月，第136頁。

〔6〕發掘報告據該墓出土秦簡之《編年記》，墓主死於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結合隨葬器物之器形，即把此年定爲該墓下葬之年。

〔7〕郭維德：《關於壽縣楚王墓椁室形制復原問題》，《江漢考古》1982年第2期。

〔8〕黄錫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証》，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46頁。

〔9〕王立新：《試論楚墓木椁中的門窗結構及反映的問題》，《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三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312、314頁。

〔10〕揚州博物館、邗江縣圖書館：《江蘇邗江胡場五號漢墓》，《文物》1981年第11期，第12—20頁。

〔11〕即該墓出土“文告書”所記曆日爲“卌七年十二月丙子朔辛卯”，即西漢廣陵厲王劉胥紀年。

〔12〕原簡報將此命名作“木觚”，顯然不確。

〔13〕揚州博物館：《江蘇儀徵胥浦101號漢墓》第1—19頁，陳平、王勤金：《儀徵胥浦101號西漢墓〈先令券書〉初考》第20—25、36頁，兩文均刊《文物》1987年第1期。並隨文刊出木方（正、背兩面）、竹簡（第11頁）；封檢（簡報稱作木觚，不確）、木牘（第12頁）、《先令券書》16枚（圖版壹、貳）及上述各部分的摹本（第9—10頁）。

〔14〕筆者案：簡報原作“木牘衣物券”，此係筆者依例徑改。

〔15〕筆者案：據其形制，原整理者將其定名爲“木觚”，似不確。

〔16〕《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附圖版：七二L XXII·258號，文物出版社，1981年9月。

〔17〕張嘯東：《“善史書”的史官淵源與漢簡書風》，《中國書法》2004年第10期，第50—53頁。

〔18〕寺者，官署意也。筆者案。

〔19〕蘭：《中國文字學》之“文字變革”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第127—128頁。

〔20〕榦：《簡牘之制·版書》，載氏著“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居延漢簡考釋之部》之《居延漢簡考證》部分，1960年4月，第3頁。

〔21〕陳槃：《漢簡剩義之續·扁書》，載氏著《漢晋遺簡識小七種》·“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六十三，1975年6月，第95—96頁。

〔22〕［日］大庭脩：《木簡》，東京：學生社，1979年，第152頁。

〔23〕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第115頁。

〔24〕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3月，第187頁。

〔25〕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吴礽驤、李永良、馬建華釋校：《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第142頁。

〔26〕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照：《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1月，第230頁。

〔27〕《敦煌漢簡釋文》，第161頁。

〔28〕《額濟納漢簡》，第73頁。

〔29〕《敦煌漢簡釋文》，第143頁。

〔30〕林梅村、李均明編：《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64頁。

〔31〕甘肅省文物考古所：《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1月，第85頁。

〔32〕《敦煌懸泉漢簡釋粹》，第2頁。

〔33〕胡平生：《“扁書”、“大扁書”考》，載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懸泉月令詔條》，中華書局，2001年8月，第53頁。

〔34〕《中國書法史·先秦、秦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