爻与A、C基本声符的论述及变形

下面分析字形。我認爲，對於上文所討論之字的A、B、C三種寫法，如果依讀“庖”的意見統一作解，則應當視B爲字形的較早形體（B與A、C相較，多出一“厂”旁）。B當分析爲从厂、从肉、从刀、爻聲，過去主張將B釋爲“肴”之異體的何琳儀和黄錫全，以及後來討論相關字形的劉釗、李零等，對B形就是這樣分析的。李零還將東陵鼎蓋的B隸定爲。^〔35〕我認爲他們的意見是正確的（李零持釋“肴”説，故他的隸定將“刀”旁跟“肴”旁並列，實際上比較嚴格的隸定是將“刀”旁和“肉”旁並列在字形下部）。从肉、从刀，董蓮池已指出所會之義正和庖廚負責切割相合；从厂，前引諸説已指出與“庖”爲處所相合。所以B當是庖廚之“庖”的本字。“爻”爲什麽可以作爲讀爲“庖”之字的聲旁，則需要作解釋。

“爻”是匣母宵部字，从“爻”聲的字如“駁”則是幫母藥部字（藥部是宵部的入聲）。^〔36〕楚文字中有兩個用作“暴”之字亦从“爻”聲。郭店簡《性自命出》64號云：

下面分析字形。我認爲，對於上文所討論之字的A、B、C三種寫法，如果依讀“庖”的意見統一作解，則應當視B爲字形的較早形體（B與A、C相較，多出一“厂”旁）。B當分析爲从厂、从肉、从刀、爻聲，過去主張將B釋爲“肴”之異體的何琳儀和黄錫全，以及後來討論相關字形的劉釗、李零等，對B形就是這樣分析的。李零還將東陵鼎蓋的B隸定爲。^〔35〕我認爲他們的意見是正確的（李零持釋“肴”説，故他的隸定將“刀”旁跟“肴”旁並列，實際上比較嚴格的隸定是將“刀”旁和“肉”旁並列在字形下部）。从肉、从刀，董蓮池已指出所會之義正和庖廚負責切割相合；从厂，前引諸説已指出與“庖”爲處所相合。所以B當是庖廚之“庖”的本字。“爻”爲什麽可以作爲讀爲“庖”之字的聲旁，則需要作解釋。

“爻”是匣母宵部字，从“爻”聲的字如“駁”則是幫母藥部字（藥部是宵部的入聲）。^〔36〕楚文字中有兩個用作“暴”之字亦从“爻”聲。郭店簡《性自命出》64號云：

怒谷（欲）涅（盈）而毋^〔37〕

周鳳五最早指出最末一字當釋爲“暴”，^〔38〕文從字順，但他未對字形作出圓滿解釋。魏宜輝曾經對該字形作出如下分析：^〔39〕

怒谷（欲）涅（盈）而毋^〔37〕

周鳳五最早指出最末一字當釋爲“暴”，^〔38〕文從字順，但他未對字形作出圓滿解釋。魏宜輝曾經對該字形作出如下分析：^〔39〕

在A例中“，暴”所從的“日”旁訛省作“”形（引者按，A例指曾侯乙墓竹簡4號簡的字），因此我懷疑“”所從的“口”可能是“日”之訛省。至於“”所從的“”形，可能是“暴”字所從“”形的變體。這樣看來“，”所從的“”可能就是“暴”字。至於“”字所從的“”，我認爲當是“爻”字。“爻”古音爲匣母宵部“，暴”爲幫母宵部（引者按“：暴”字當是並母字）。二者韻部相同，而聲紐關係非常密切，如“爻”的諧聲字“駁”即爲幫母字。“爻”在“”字中是一個綴加的聲符。

在A例中“，暴”所從的“日”旁訛省作“”形（引者按，A例指曾侯乙墓竹簡4號簡的字），因此我懷疑“”所從的“口”可能是“日”之訛省。至於“”所從的“”形，可能是“暴”字所從“”形的變體。這樣看來“，”所從的“”可能就是“暴”字。至於“”字所從的“”，我認爲當是“爻”字。“爻”古音爲匣母宵部“，暴”爲幫母宵部（引者按“：暴”字當是並母字）。二者韻部相同，而聲紐關係非常密切，如“爻”的諧聲字“駁”即爲幫母字。“爻”在“”字中是一個綴加的聲符。

他對字形的分析基本可從（唯中部形是否來自“暴”字中部象草木之形的部分則有待進一步研究），尤其是將字形上部分析爲加注的聲旁“爻”，顯然是正確的。

他對字形的分析基本可從（唯中部形是否來自“暴”字中部象草木之形的部分則有待進一步研究），尤其是將字形上部分析爲加注的聲旁“爻”，顯然是正確的。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與龔之》9、10號簡可連讀，簡文説：^〔40〕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與龔之》9、10號簡可連讀，簡文説：^〔40〕

楚邦之良臣所骨，吾未有以憂。

楚邦之良臣所骨，吾未有以憂。

原整理者引上博簡《周易》和《逸詩》用作“衛”的“”字，認爲“”字也从讀作“衛”的“”爲聲，在簡文中讀爲“慧”或“衛”。但這種讀法無法講通簡文。陳劍認爲：^〔41〕

原整理者引上博簡《周易》和《逸詩》用作“衛”的“”字，認爲“”字也从讀作“衛”的“”爲聲，在簡文中讀爲“慧”或“衛”。但這種讀法無法講通簡文。陳劍認爲：^〔41〕

“”字从日“”聲，“”又从戈“爻”聲，故可讀爲“暴”。“暴”字上古音或歸入宵部，或歸入藥部，與“爻”或同部或爲陰入對轉，從“駁”字从“爻”得聲可以看出其聲母也有密切關係。……（引者按：此處引上舉上博簡用作“衛”的“”字例以及秦樺林認爲用作“衛”的“”爲“歲”字簡化譌變之體的意見，從略。）“”字的聲符“”跟用爲“衛”的“”字就是本來没有關係的兩個字，因形體訛變而混同。“暴骨”古書多見，猶言捐軀抛屍，“暴”意爲“暴（曝）露”（《國語·越語上》有云“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从意符“日”，跟“暴”和“曝”皆以“日”爲意符相同，則“”字就應係“暴曬”、“暴露”（此二義實亦相因）之“暴”及其後起分别字“曝”之異體。簡文此段蓋昭王言國有吴王入郢之難，其役中爲國捐軀暴骨中野之士，王尚未有表彰其人、存恤其後等“憂之”之舉，今正好借賜龔之雕（其父當即死難暴骨者之一）以袍之事，欲令國人皆見之而知昭王存恤烈士之後之意。

結合文義以及上舉魏宜輝對郭店簡《性自命出》“暴”字聲符的分析，我認爲陳劍的意見很可能是正確的。^〔42〕由此可見“爻”字在楚文字中經常可以作爲並母宵部字“暴”的聲旁。

从“包”聲的“庖（或胞）”，聲母是並母，與“暴”字相同。雖然“庖”跟“爻”、“暴”兩字上古韻部有幽宵之别，但關係十分密切。《説文·十三下·風部》以从“包”聲的“颮”字爲“飆”字或體，^〔43〕是从“包”聲字跟宵部字關係密切的證據。以“爻”爲基本聲符的“學”、“覺”等字，則是覺部字（幽部入聲）。《説文·七上·日部》“暴（暴）”字下云：“古文暴从日、麃聲。”春秋時人“申包胥”，《鶡冠子·備知》作“申庶”；《儀禮·既夕禮》“木鑣”，鄭注：“古文鑣爲苞”，^〔44〕皆“庖”、“暴”古音接近之證。可以注意的是，“庖”和“爻”的中古音韻地位也十分接近——“庖”是並母肴韻平聲開口二等字，“爻”是匣母肴韻平聲開口二等字，兩字上古音主要元音雖不完全相同，但讀音必定非常接近，以致中古韻合流。前已説明，楚文字用作“暴”之字或从“爻”聲，那麽，把从“爻”聲的B字讀爲“庖”當也是没有問題的。

雖然就B形本身而言，可以强制拆分出“肴”旁，但釋B爲“肴”的意見從文字學上嚴格地講畢竟是不正確的。不過我認爲此説也並非完全没有合理的地方。“肴”字古訓“肉”、“肴饌”，^〔45〕屠宰切割放置肉肴的地方正是“庖”，所以“庖”和“肴”説不定還是有親屬關係的同源詞。^〔46〕“脰”字古訓“饌”，楚國銅器銘文應釋爲“廚”的“脰”和訓“饌”的“脰”（字書或作“䐢”、“䐍”）“至少是出自一源的同源詞”，^〔47〕情況與此頗爲類似。

將B分析爲从“爻”聲，並釋讀爲“庖”，似還有一些古文字資料可以合觀，下面略作介紹。《殷周金文集成》2302號著録一件襄公鼎，銘文如下：^〔48〕

“”字从日“”聲，“”又从戈“爻”聲，故可讀爲“暴”。“暴”字上古音或歸入宵部，或歸入藥部，與“爻”或同部或爲陰入對轉，從“駁”字从“爻”得聲可以看出其聲母也有密切關係。……（引者按：此處引上舉上博簡用作“衛”的“”字例以及秦樺林認爲用作“衛”的“”爲“歲”字簡化譌變之體的意見，從略。）“”字的聲符“”跟用爲“衛”的“”字就是本來没有關係的兩個字，因形體訛變而混同。“暴骨”古書多見，猶言捐軀抛屍，“暴”意爲“暴（曝）露”（《國語·越語上》有云“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从意符“日”，跟“暴”和“曝”皆以“日”爲意符相同，則“”字就應係“暴曬”、“暴露”（此二義實亦相因）之“暴”及其後起分别字“曝”之異體。簡文此段蓋昭王言國有吴王入郢之難，其役中爲國捐軀暴骨中野之士，王尚未有表彰其人、存恤其後等“憂之”之舉，今正好借賜龔之雕（其父當即死難暴骨者之一）以袍之事，欲令國人皆見之而知昭王存恤烈士之後之意。

結合文義以及上舉魏宜輝對郭店簡《性自命出》“暴”字聲符的分析，我認爲陳劍的意見很可能是正確的。^〔42〕由此可見“爻”字在楚文字中經常可以作爲並母宵部字“暴”的聲旁。

从“包”聲的“庖（或胞）”，聲母是並母，與“暴”字相同。雖然“庖”跟“爻”、“暴”兩字上古韻部有幽宵之别，但關係十分密切。《説文·十三下·風部》以从“包”聲的“颮”字爲“飆”字或體，^〔43〕是从“包”聲字跟宵部字關係密切的證據。以“爻”爲基本聲符的“學”、“覺”等字，則是覺部字（幽部入聲）。《説文·七上·日部》“暴（暴）”字下云：“古文暴从日、麃聲。”春秋時人“申包胥”，《鶡冠子·備知》作“申庶”；《儀禮·既夕禮》“木鑣”，鄭注：“古文鑣爲苞”，^〔44〕皆“庖”、“暴”古音接近之證。可以注意的是，“庖”和“爻”的中古音韻地位也十分接近——“庖”是並母肴韻平聲開口二等字，“爻”是匣母肴韻平聲開口二等字，兩字上古音主要元音雖不完全相同，但讀音必定非常接近，以致中古韻合流。前已説明，楚文字用作“暴”之字或从“爻”聲，那麽，把从“爻”聲的B字讀爲“庖”當也是没有問題的。

雖然就B形本身而言，可以强制拆分出“肴”旁，但釋B爲“肴”的意見從文字學上嚴格地講畢竟是不正確的。不過我認爲此説也並非完全没有合理的地方。“肴”字古訓“肉”、“肴饌”，^〔45〕屠宰切割放置肉肴的地方正是“庖”，所以“庖”和“肴”説不定還是有親屬關係的同源詞。^〔46〕“脰”字古訓“饌”，楚國銅器銘文應釋爲“廚”的“脰”和訓“饌”的“脰”（字書或作“䐢”、“䐍”）“至少是出自一源的同源詞”，^〔47〕情況與此頗爲類似。

將B分析爲从“爻”聲，並釋讀爲“庖”，似還有一些古文字資料可以合觀，下面略作介紹。《殷周金文集成》2302號著録一件襄公鼎，銘文如下：^〔48〕

襄公上陽曲尊（耳銘）

襄公上陽曲尊（耳銘）

襄公上芾（共—供）陽曲尊（器銘）^〔49〕

襄公上芾（共—供）陽曲尊（器銘）^〔49〕

“上”下之字，一般分析爲从“土”、“爻”聲，^〔50〕是正確的。我認爲“上”之“”似亦當讀爲“庖”，用爲“庖”之字从“土”，與戰國楚系和三晉文字中用爲官府之“府”之字作“”是一個道理。^〔51〕我們知道，戰國時代韓、魏等國食官分“上官”（如垣上官鼎、滎陽上官皿、梁上官鼎等）和“下官”（平安君鼎、安邑下官鐘、信安君鼎、魏下官鐘等）。^〔52〕所謂“上（庖）”也許就是上官所屬之庖的意思。此鼎本來可能在襄公上庖置用，後來供給陽曲，故稱“襄公上庖供陽曲尊”。^〔53〕陽曲是漢太原郡屬縣，地在今山西省太原市東北，戰國時屬趙。^〔54〕吴良寶指出襄公鼎的“襄”字作是韓國文字的特有寫法。^〔55〕因爲“襄公”所指不明（校案：蒙吴良寶先生賜告，此“公”可能指“公私”之“公”，故鼎應稱“襄公上”鼎而不宜稱“襄公”鼎），如這件器本來確屬韓國，那麽器銘所記似是國家間器物貢獻饋贈的一個實例。

“上”下之字，一般分析爲从“土”、“爻”聲，^〔50〕是正確的。我認爲“上”之“”似亦當讀爲“庖”，用爲“庖”之字从“土”，與戰國楚系和三晉文字中用爲官府之“府”之字作“”是一個道理。^〔51〕我們知道，戰國時代韓、魏等國食官分“上官”（如垣上官鼎、滎陽上官皿、梁上官鼎等）和“下官”（平安君鼎、安邑下官鐘、信安君鼎、魏下官鐘等）。^〔52〕所謂“上（庖）”也許就是上官所屬之庖的意思。此鼎本來可能在襄公上庖置用，後來供給陽曲，故稱“襄公上庖供陽曲尊”。^〔53〕陽曲是漢太原郡屬縣，地在今山西省太原市東北，戰國時屬趙。^〔54〕吴良寶指出襄公鼎的“襄”字作是韓國文字的特有寫法。^〔55〕因爲“襄公”所指不明（校案：蒙吴良寶先生賜告，此“公”可能指“公私”之“公”，故鼎應稱“襄公上”鼎而不宜稱“襄公”鼎），如這件器本來確屬韓國，那麽器銘所記似是國家間器物貢獻饋贈的一個實例。

《集成》9514號著録戰國晚期的公子㝨壺銘文云：“公子寰。”^〔56〕末字左从“人”，右从“攴”是清楚的，中間部分有學者摹釋爲“肴”，^〔57〕也有學者將之隸定爲从“爻”从“文”之形，^〔58〕不管取何種分析，此字从“爻”得聲似可能性很大。若確是如此，此字似亦有讀“庖”的可能。庖雖主管屠宰切割烹製，但一定也要用到水、酒、調味品等物，故壺這類器物亦可置用於庖。

《集成》9514號著録戰國晚期的公子㝨壺銘文云：“公子寰。”^〔56〕末字左从“人”，右从“攴”是清楚的，中間部分有學者摹釋爲“肴”，^〔57〕也有學者將之隸定爲从“爻”从“文”之形，^〔58〕不管取何種分析，此字从“爻”得聲似可能性很大。若確是如此，此字似亦有讀“庖”的可能。庖雖主管屠宰切割烹製，但一定也要用到水、酒、調味品等物，故壺這類器物亦可置用於庖。

《商周金文資料通鑑》02442號著録一件新見的出土地不明的戰國晚期扁球形蹄足環紐蓋銅鼎，^〔59〕吴鎮烽根據器、蓋上皆見的銘文命名爲“右府鼎”。實際上所謂“府”字原作器蓋銘，左爲照片，右爲拓本）、（器銘照片），是燕國特有的“中”字寫法，釋“府”是錯誤的。^〔60〕看來這件鼎多半曾置用於燕國（但原未必爲燕國所造）。所謂的“”字，原作如下之形（下以“～”代表）：

《商周金文資料通鑑》02442號著録一件新見的出土地不明的戰國晚期扁球形蹄足環紐蓋銅鼎，^〔59〕吴鎮烽根據器、蓋上皆見的銘文命名爲“右府鼎”。實際上所謂“府”字原作器蓋銘，左爲照片，右爲拓本）、（器銘照片），是燕國特有的“中”字寫法，釋“府”是錯誤的。^〔60〕看來這件鼎多半曾置用於燕國（但原未必爲燕國所造）。所謂的“”字，原作如下之形（下以“～”代表）：

“～”字从“戈”从“貝”没有疑問，但字中間部分顯然不能視爲“父”，吴氏隸釋恐非。我認爲“～”所从的這個寫法近於“文”字之形，亦應視爲“爻”旁的譌變（校案：此字過去已見燕國戈銘，請看文末追記）。

我們知道，“爻”字如果上面兩斜筆不相交叉，便很容易寫得與“文”混同。魏宜輝指出：^〔61〕

楚簡文字中的“教”字多寫作从爻从子从攵。

“～”字从“戈”从“貝”没有疑問，但字中間部分顯然不能視爲“父”，吴氏隸釋恐非。我認爲“～”所从的這個寫法近於“文”字之形，亦應視爲“爻”旁的譌變（校案：此字過去已見燕國戈銘，請看文末追記）。

我們知道，“爻”字如果上面兩斜筆不相交叉，便很容易寫得與“文”混同。魏宜輝指出：^〔61〕

楚簡文字中的“教”字多寫作从爻从子从攵。(www.xing528.com)

郭店簡《語叢一》中有這樣一個合文字：

郭店簡《語叢一》中有這樣一個合文字：

此字爲“教學”二字的合文字，二字共用下部的“子”旁。其中

此字爲“教學”二字的合文字，二字共用下部的“子”旁。其中

“教”字所从的“爻”旁作“”形，亦是由於筆畫錯位致訛。“學”字本从“爻”，後代有俗體寫法作“斈”，其上所从的“文”也是由“爻”訛變來的。

其説可從。《古璽彙編》1641號著録一姓名私璽：^〔62〕

“教”字所从的“爻”旁作“”形，亦是由於筆畫錯位致訛。“學”字本从“爻”，後代有俗體寫法作“斈”，其上所从的“文”也是由“爻”訛變來的。

其説可從。《古璽彙編》1641號著録一姓名私璽：^〔62〕

《古璽文編》將左邊一字列入附録，^〔63〕實際上此字下部“見”旁的筆劃稍有泐損，《璽印文綜》對此字有正確摹寫，並釋爲“覺”，^〔64〕可信。秦漢隸書和漢印文字中的“樊”、“學”、“希”等字所从的“爻”旁，都經常寫作“文”形。^〔65〕這種“爻”形與“文”形混同的現象，在戰國時代顯然也已經出現了。因此，“～”字應當分析爲从“貝”、“”聲，字所从的聲旁“”，似即當視爲陳劍所釋《昭王與龔之》篇“”字所从之“”的異體。從銘文内容來看，“右中～”的“右”是限定“中～”的，“中～”疑與前舉鼎銘文的“中A”是一個意思，似是專供燕王所用的“～”。結合“～”字所从基本聲旁亦爲“爻”聲的情況看，它顯然也很有可能應讀爲“庖”。此説若不誤，鼎銘説明燕國的“中庖”可能分爲“左”、“右”兩個。《禮記·玉藻》：“夫人與君同庖。”《列女傳》卷四“衛寡夫人”條：“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禮書所記古代國君和君夫人同庖也許並非定制，衛君之弟的話透露出有些大國的君主是可以有二庖的（當然，二庖不一定皆供國君本人使用）。這件燕國鼎銘似乎可以印證這一點。

1966年在陝西咸陽塔兒坡戰國秦墓中曾出土過一件形制與上舉右中～鼎非常接近的銅鼎，^〔66〕其銘文著録於《殷周金文集成》2100號（2100.1爲蓋銘，2100.2爲器銘，器銘比蓋銘多出鼎的編號“亖（四）”字），器蓋相同之銘一般被釋爲“半斗”。^〔67〕下面分别是蓋、器銘文拓本：

《古璽文編》將左邊一字列入附録，^〔63〕實際上此字下部“見”旁的筆劃稍有泐損，《璽印文綜》對此字有正確摹寫，並釋爲“覺”，^〔64〕可信。秦漢隸書和漢印文字中的“樊”、“學”、“希”等字所从的“爻”旁，都經常寫作“文”形。^〔65〕這種“爻”形與“文”形混同的現象，在戰國時代顯然也已經出現了。因此，“～”字應當分析爲从“貝”、“”聲，字所从的聲旁“”，似即當視爲陳劍所釋《昭王與龔之》篇“”字所从之“”的異體。從銘文内容來看，“右中～”的“右”是限定“中～”的，“中～”疑與前舉鼎銘文的“中A”是一個意思，似是專供燕王所用的“～”。結合“～”字所从基本聲旁亦爲“爻”聲的情況看，它顯然也很有可能應讀爲“庖”。此説若不誤，鼎銘説明燕國的“中庖”可能分爲“左”、“右”兩個。《禮記·玉藻》：“夫人與君同庖。”《列女傳》卷四“衛寡夫人”條：“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禮書所記古代國君和君夫人同庖也許並非定制，衛君之弟的話透露出有些大國的君主是可以有二庖的（當然，二庖不一定皆供國君本人使用）。這件燕國鼎銘似乎可以印證這一點。

1966年在陝西咸陽塔兒坡戰國秦墓中曾出土過一件形制與上舉右中～鼎非常接近的銅鼎，^〔66〕其銘文著録於《殷周金文集成》2100號（2100.1爲蓋銘，2100.2爲器銘，器銘比蓋銘多出鼎的編號“亖（四）”字），器蓋相同之銘一般被釋爲“半斗”。^〔67〕下面分别是蓋、器銘文拓本：

所謂“半斗”二字之釋不可信。其實第一字顯然是楚文字典型的“身”字。^〔68〕第二字亦不得釋爲“斗”。此字可以釋作“文”，但銘文卻難以講通（除非將“身文”視作私名，但這樣的人名似顯得很奇怪）。結合上舉右中～鼎銘看，此“文”形有可能也應該是上文所説的“爻”的譌變形，似乎也有讀爲“庖”的可能。器銘刻“身庖”二字，或即表示在屬於“身”這個人的庖或“身”地之庖置用的意思。戰國晚期的秦國似乎已經不太使用“亖”字，但楚文字卻還經常使用。^〔69〕從“身”字寫法和用“亖（四）”字看，這件鼎很可能本來是楚國的（至少應是六國器），後來因爲某種原因（如交换、贈予、掠奪等）被輸入秦國使用。附帶一提，《古陶文彙編》5.380號和5.381號爲同人提供的出於鳳翔的兩件陶文，文字分别是“上官”和“爻”；5.382號則是另一件出於鳳翔的陶文，文字爲“上官/爻/爻”。^〔70〕從字形和出土地看，似是戰國晚期的秦陶文，但也不能完全斷定。頗疑其中的“爻”也有讀爲“庖”的可能，指的是屬於上官之庖。但因爲這幾件陶文的地域、性質皆不太明確，讀“爻”爲“庖”的把握並不是很大，姑記此待考。

所謂“半斗”二字之釋不可信。其實第一字顯然是楚文字典型的“身”字。^〔68〕第二字亦不得釋爲“斗”。此字可以釋作“文”，但銘文卻難以講通（除非將“身文”視作私名，但這樣的人名似顯得很奇怪）。結合上舉右中～鼎銘看，此“文”形有可能也應該是上文所説的“爻”的譌變形，似乎也有讀爲“庖”的可能。器銘刻“身庖”二字，或即表示在屬於“身”這個人的庖或“身”地之庖置用的意思。戰國晚期的秦國似乎已經不太使用“亖”字，但楚文字卻還經常使用。^〔69〕從“身”字寫法和用“亖（四）”字看，這件鼎很可能本來是楚國的（至少應是六國器），後來因爲某種原因（如交换、贈予、掠奪等）被輸入秦國使用。附帶一提，《古陶文彙編》5.380號和5.381號爲同人提供的出於鳳翔的兩件陶文，文字分别是“上官”和“爻”；5.382號則是另一件出於鳳翔的陶文，文字爲“上官/爻/爻”。^〔70〕從字形和出土地看，似是戰國晚期的秦陶文，但也不能完全斷定。頗疑其中的“爻”也有讀爲“庖”的可能，指的是屬於上官之庖。但因爲這幾件陶文的地域、性質皆不太明確，讀“爻”爲“庖”的把握並不是很大，姑記此待考。

上舉右中～鼎器銘之～字的寫法很可注意，此字的“爻”旁不但譌變爲“文”，而且在“文”形的兩腿部各加了一個短筆，大概就是要跟“文”字區别開來。我認爲，這種寫法正是包山簡等C1形上部似“衰”非“衰”之形，實亦是“爻”之譌變加飾筆的證據。由此可見，C這類寫法的演變過程應如下：

上舉右中～鼎器銘之～字的寫法很可注意，此字的“爻”旁不但譌變爲“文”，而且在“文”形的兩腿部各加了一個短筆，大概就是要跟“文”字區别開來。我認爲，這種寫法正是包山簡等C1形上部似“衰”非“衰”之形，實亦是“爻”之譌變加飾筆的證據。由此可見，C這類寫法的演變過程應如下：

字形譌變、加飾筆，^〔71〕所以變得跟“衰”形混同，最後一例（包山簡166號）中間似乎又因飾筆的加繁譌變而還原成了一個類似“爻”形的部件，這好像隱約透露出抄手仍知道字形所从的來源和理據。C形加“人”旁之字，當是爲庖人之“庖”造的分化字。

字形譌變、加飾筆，^〔71〕所以變得跟“衰”形混同，最後一例（包山簡166號）中間似乎又因飾筆的加繁譌變而還原成了一個類似“爻”形的部件，這好像隱約透露出抄手仍知道字形所从的來源和理據。C形加“人”旁之字，當是爲庖人之“庖”造的分化字。

那A形怎麽解釋呢？前引李零認爲“這個字是从兩爻从肉从刀”，雖然對於我們的説法有利，但這種設想成立的可能性似不大。我認爲A形上部所从來自“爻”與“大”混同的另一種譌變形（如果“爻”上面兩斜筆跟下面兩斜筆都互不交叉，則易跟“大”形混同）。上博簡《從政》篇發表後，陳劍和周鳳五指出甲篇15號的字應據郭店簡《性自命出》“怒欲盈而毋暴”的“暴”字釋爲“暴”。^〔72〕魏宜輝指出：

那A形怎麽解釋呢？前引李零認爲“這個字是从兩爻从肉从刀”，雖然對於我們的説法有利，但這種設想成立的可能性似不大。我認爲A形上部所从來自“爻”與“大”混同的另一種譌變形（如果“爻”上面兩斜筆跟下面兩斜筆都互不交叉，則易跟“大”形混同）。上博簡《從政》篇發表後，陳劍和周鳳五指出甲篇15號的字應據郭店簡《性自命出》“怒欲盈而毋暴”的“暴”字釋爲“暴”。^〔72〕魏宜輝指出：

上博簡中的“”字，其上部寫法明顯與“”字不同。張光裕先生隸定作“彝”（原注：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第228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顯然他對字形的理解是有問題的。我認爲“”字上部的“”形並非“去”字的一部分，而是“爻”字的變體。

上博簡中的“”字，其上部寫法明顯與“”字不同。張光裕先生隸定作“彝”（原注：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第228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顯然他對字形的理解是有問題的。我認爲“”字上部的“”形並非“去”字的一部分，而是“爻”字的變體。

我認爲楚簡“”字中所從的“爻”旁，可能在形體上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上博簡“”字所從的“”形，應是“爻”字筆畫錯位而形成的訛體。

我認爲楚簡“”字中所從的“爻”旁，可能在形體上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上博簡“”字所從的“”形，應是“爻”字筆畫錯位而形成的訛體。

其説正確可從。楚文字中後來多次出現的“暴”和从“暴”之字，都是寫作从“大”形的。^〔73〕“大”形再加飾筆，便成了A形中類似“（乘）”上部的寫法，實際上跟“乘”並没有關係。楚文字中“（乘）”的上部，偶爾會簡省成“大”形，如郭店簡从“（乘）”从“力”的“勝”字或作36號簡）便是一例。^〔74〕與此過程相反的A的變化，可比較曾侯乙墓竹簡寫成如下之形的“齮”字：^〔75〕

其説正確可從。楚文字中後來多次出現的“暴”和从“暴”之字，都是寫作从“大”形的。^〔73〕“大”形再加飾筆，便成了A形中類似“（乘）”上部的寫法，實際上跟“乘”並没有關係。楚文字中“（乘）”的上部，偶爾會簡省成“大”形，如郭店簡从“（乘）”从“力”的“勝”字或作36號簡）便是一例。^〔74〕與此過程相反的A的變化，可比較曾侯乙墓竹簡寫成如下之形的“齮”字：^〔75〕

“奇”旁所从之“大”即加有飾筆。當然“奇”的“大”旁所加是純粹的飾筆，並無其他意義；A字所加飾筆當有與一般“大”形進行區别的作用。^〔76〕

包山楚簡、望山楚簡等有寫作如下形的从“貝”之字：^〔77〕

“奇”旁所从之“大”即加有飾筆。當然“奇”的“大”旁所加是純粹的飾筆，並無其他意義；A字所加飾筆當有與一般“大”形進行區别的作用。^〔76〕

包山楚簡、望山楚簡等有寫作如下形的从“貝”之字：^〔77〕

从此形从“攴”之字，在曾侯乙墓竹簡和包山楚簡中多見；天星觀簡有从此形从“糸”之字。^〔78〕曾侯乙墓竹簡的整理者裘錫圭、李家浩，包山楚簡的整理者以及望山楚簡的整理者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將相關之字分析爲从“（乘）”聲。^〔79〕曾侯乙墓竹簡65號簡有寫作如下之形的一個字：^〔80〕

从此形从“攴”之字，在曾侯乙墓竹簡和包山楚簡中多見；天星觀簡有从此形从“糸”之字。^〔78〕曾侯乙墓竹簡的整理者裘錫圭、李家浩，包山楚簡的整理者以及望山楚簡的整理者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將相關之字分析爲从“（乘）”聲。^〔79〕曾侯乙墓竹簡65號簡有寫作如下之形的一個字：^〔80〕

從辭例看當是從同批竹簡形譌變後的異體。推測“（乘）”旁與“爻”形相混，可能是先省變成“大”，再變成“爻”形的。A的譌變過程，則當與此相逆。

郭店簡《語叢一》11號簡有一個整理者釋爲“諺”的字寫作如下之形：^〔81〕

從辭例看當是從同批竹簡形譌變後的異體。推測“（乘）”旁與“爻”形相混，可能是先省變成“大”，再變成“爻”形的。A的譌變過程，則當與此相逆。

郭店簡《語叢一》11號簡有一個整理者釋爲“諺”的字寫作如下之形：^〔81〕

“彦”字上部本从“文”，此字上部寫作“爻”形，故裘錫圭疑此字當釋爲“（教）”。^〔82〕但是此字“言”旁左側有一竪筆，對釋“（教）”説恐有困難。劉洪濤根據上博簡《顔淵問於孔子》1號簡用作“顔淵”之“顔”的那個字寫作指出整理者釋《語叢一》11號之形爲“諺”是正確的，其説可從。^〔83〕實際上，這類从“爻”形的“彦”旁，在戰國晚期的秦文字中也還有，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數見整理者認爲與“顧”通用的“”字，^〔84〕施謝捷指出此字實際上是从“產”的“顔”字，^〔85〕其説甚是。還可以注意的是，劉洪濤指出包山楚簡116號簡的“產”字寫作上部與“（乘）”形混同的如下之形：^〔86〕

“彦”字上部本从“文”，此字上部寫作“爻”形，故裘錫圭疑此字當釋爲“（教）”。^〔82〕但是此字“言”旁左側有一竪筆，對釋“（教）”説恐有困難。劉洪濤根據上博簡《顔淵問於孔子》1號簡用作“顔淵”之“顔”的那個字寫作指出整理者釋《語叢一》11號之形爲“諺”是正確的，其説可從。^〔83〕實際上，這類从“爻”形的“彦”旁，在戰國晚期的秦文字中也還有，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數見整理者認爲與“顧”通用的“”字，^〔84〕施謝捷指出此字實際上是从“產”的“顔”字，^〔85〕其説甚是。還可以注意的是，劉洪濤指出包山楚簡116號簡的“產”字寫作上部與“（乘）”形混同的如下之形：^〔86〕

這也可以作爲“爻”、“文/大”、“（乘）”形互譌的有力證據。所以，楚文字中“（乘）”旁、“大”旁和“爻”旁，在部分字形中是可以互相轉化的。由此看來，將B和A、C三形釋爲从“爻”及其譌變之形是有成立的可能的。

這也可以作爲“爻”、“文/大”、“（乘）”形互譌的有力證據。所以，楚文字中“（乘）”旁、“大”旁和“爻”旁，在部分字形中是可以互相轉化的。由此看來，將B和A、C三形釋爲从“爻”及其譌變之形是有成立的可能的。

上博簡《從政甲》18號簡有寫作形的一個字。^〔87〕李守奎等指出：“上部與楚文字‘暴’字所从相同，下部左从肉，右从戈，疑爲‘暴虐’之‘暴’。”^〔88〕從簡文辭例“……則暴毁之”看，將此字讀爲“暴”是可信的，認爲字是“暴虐”之“暴”的初文，也是值得考慮的意見。此字下部从肉、从戈很值得注意。我們知道，“刀”旁和“戈”旁作爲義符有時可以通用，如戰國文字用作“傷害”之“傷”字，既可寫作“”，又可作“㦹”。^〔89〕西周金文常見的“”字，一般從高田忠周和郭沫若等的意見釋爲“胾”之初文，認爲字“象以戈刃裁割肉塊之意”，似可信；《説文》訓“”爲“大臠也”，“與‘’之初文形意相合”。^〔90〕金文的“”字，自然不必與簡文之字所从視爲一字，但至少説明从“戈”从“肉”亦可會裁割肉塊之意，與从“刀”从“肉”表意作用相近。所以《從政甲》這個用作“暴”的字形，也許可以看成是糅合了楚文字的“暴”和用作“庖”的B一系字形的特殊形體。如果確實如此，則字就正好可以看作釋本文討論之字爲“庖”的一個旁證了。

上博簡《從政甲》18號簡有寫作形的一個字。^〔87〕李守奎等指出：“上部與楚文字‘暴’字所从相同，下部左从肉，右从戈，疑爲‘暴虐’之‘暴’。”^〔88〕從簡文辭例“……則暴毁之”看，將此字讀爲“暴”是可信的，認爲字是“暴虐”之“暴”的初文，也是值得考慮的意見。此字下部从肉、从戈很值得注意。我們知道，“刀”旁和“戈”旁作爲義符有時可以通用，如戰國文字用作“傷害”之“傷”字，既可寫作“”，又可作“㦹”。^〔89〕西周金文常見的“”字，一般從高田忠周和郭沫若等的意見釋爲“胾”之初文，認爲字“象以戈刃裁割肉塊之意”，似可信；《説文》訓“”爲“大臠也”，“與‘’之初文形意相合”。^〔90〕金文的“”字，自然不必與簡文之字所从視爲一字，但至少説明从“戈”从“肉”亦可會裁割肉塊之意，與从“刀”从“肉”表意作用相近。所以《從政甲》這個用作“暴”的字形，也許可以看成是糅合了楚文字的“暴”和用作“庖”的B一系字形的特殊形體。如果確實如此，則字就正好可以看作釋本文討論之字爲“庖”的一個旁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