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欧盟本身不断变化的性质来看，边界问题一直处于欧盟辩论的前沿。欧盟的历史就是内部边界和外部边界不断调整的历史：从内部看，一个单一空间的逐步建立渐进地减少了欧盟成员国间边界的隔离，实现了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从外部看，由于一轮又一轮的扩大，欧盟的外部边界不断地外移。随着2004年和2007年欧盟完成新一轮扩大，以及2005年10月欧盟开始与土耳其展开入盟谈判，欧盟的边界问题再次成为欧盟内部辩论和外界关注的焦点。
冷战时期东西欧的边界是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不顾历史和文化而武断划定的。在这期间，东西欧跨越边界的贸易和流动极少，且要经受严厉的边检。1989年11月9日，长久以来作为东西方对抗最有力标志的柏林墙被推倒，苏联随后瓦解。然而，冷战遗产持续存在，欧洲发现要解决边界、边界线和流动性这些复杂的问题仍很困难。[2]欧盟是应对这些问题的关键行为体，它的主要战略就是东扩。
在本质上，扩大就是移动欧盟的边界。然而，扩大战略遇到了不断增加的实际问题和概念困境。欧盟扩大的边界在哪里？1957年签署的《罗马条约》第237条：“任何欧洲国家都可以申请成为欧共体的一个成员。”然而，谁属于欧洲？谁不属于欧洲？这个问题始终模糊不清。1987年摩洛哥申请加入欧共体之所以被驳回，就是因为该国在地理位置上不属于欧洲。对于土耳其的入盟申请，欧盟似乎没有更多考虑这条标准，因为土耳其在政治和宗教文化方面的因素更加关键。[3]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要关注地理的欧洲，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在欧洲疆域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欧洲观念”。“欧洲”除了作为一种地理存在之外，更多地是一种“认同”和一种“观念”，其核心包括共同的历史、价值观（民主、法治、人权）和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欧洲观念”的形成是在欧洲近代史的早期（15－17世纪），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种社会建构，其中所蕴涵的各种地理、政治和文化的内容在历史演变的进程中不断地丰富起来。“欧洲观念”产生的来源有三个：一是两希（希腊、希伯来）文化、基督教文明。二是非欧洲文化（非基督教文明）对之形成的对照、对立和压力而增强起来的欧洲自我意识。比如，历史上的欧洲十字军东征打到西亚，而阿拉伯、土耳其也经常打进欧洲，这些冲突和战争增加了欧洲人“我们是异于东方民族的欧洲人”的自我意识。三是战争频仍，因渴望和平而寻求联合之道。“欧洲观念”的这三个方面来源，都在各个层面上以欧洲历史文化的同源性和认同感为人文背景，反映了欧洲人特有的思想底格。[4]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观念”开始超越圣－皮埃尔、卢梭、康德等少数精英思想家的理论阶段，成为欧洲一种普遍流行的理念。20世纪中叶开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是“欧洲观念”的第一次具体实践，欧共体/欧盟的诞生和发展就是欧洲观念“机制化”的一种反映。“欧洲观念”是欧洲联合的一种精神支柱，对欧洲观念和同质文化的认同成为欧洲联合的价值取向。在今天欧盟的许多正式文件中，“欧洲观念”这一概念，常常作为欧洲人所认同的历史人文价值观被写进前言。[5]
欧盟边界的范围主要取决于欧盟在扩大过程中能够输入和消化的多样化程度，也取决于外部行为者对一个地理范围上不断扩大的欧盟的反应。欧盟边界的性质主要取决于边界开放或关闭的程度，以及它们属于欧盟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而非局限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程度。欧盟越进一步扩展，它就将输入越多的多样性，这对欧盟的文化身份、经济发展路径和政府模式都有严重的影响。同时，欧盟进一步向东和向南扩展还会产生很严重的地缘政治影响。因为这些原因，欧盟不可能无休止扩大。但欧盟停止扩大可能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以新的分界线来取代旧的分界线，这可能会给整个欧洲大陆带来不稳定。美国欧洲问题专家卡莱欧在《欧洲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分界线是一个“敏感问题”。[6]此外，欧洲一体化的关键方面——单一市场和申根体系——使得外面的国家更难而不是更容易进入一体化的欧洲空间。尽管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边界逐渐取消了，但欧盟的外部边界却不断收紧。申根机制和单一市场构想的一个更具排斥性的欧盟边界加剧了欧盟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区别。申根机制主要是关于人员的自由流动、司法援助和警务合作，但在东欧的一些民意里，它被认为是一种带有歧视意味的强加机制。在诸多东欧国家看来，申根机制成为富裕和傲慢的优越者排斥贫穷和被认为是更不文明的欧洲国家的一种象征。[7]自社会主义东欧剧变以来，申根体系朝着一个并非签署国最初设想的方向演进。对来自贫穷和充满危机的东部大规模移民的担心促使西欧国家政府向它们的选民作出保证：欧盟内部边境控制的取消将通过保持严格的外部边界控制来补充。因此申根条约的执行一直伴随着对收紧移民控制、遏制寻求庇护者的流动、增加签证限制、扩大对不受欢迎的人和混合犯罪及移民收集秘密数据的范围。9·11事件进一步加强了欧盟收紧边界的论点。但欧盟与外界之间设置一条硬的边界似乎与欧盟面临来自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不一致。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会使控制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跨界流动的成本高得无法承受。此外，用来证明欧盟需要硬的外部边界的主要论据难以令人信服：几乎没有证据显示试图通过刚性边界来控制恐怖主义、国际犯罪和移民的努力是有效的。[8]在实践层面，一个硬的边界机制将越来越难以维持，而且政治上有害，特别是对遵循欧盟法律和经济上繁荣的东欧国家来说。同时，边界的渗透性程度不能完全与欧盟的地缘战略分开，欧盟与土耳其展开入盟谈判主要就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https://www.xing528.com)
欧盟边界的范围和类型将决定欧盟自身的形象，未来的欧盟边界范围很重要，但未来的欧盟边界机制的性质同样重要。欧盟成为一个封闭堡垒的话只会损害欧盟的政策连贯性、道德权威和国际公信力。尽管边界具有隔开和排斥的性质，但界定欧盟的边界并不必然意味着要关闭它们。没有理由按国家中心的线性视角来看待欧盟的边界。线性的边界概念与绝对的主权概念相联系，但绝对主权的概念并不适用于欧盟。欧盟还远远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主权、领土国家：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府，没有固定的领土，没有军队或传统的外交服务，它甚至缺乏正常的法律地位。相反，有观点认为欧盟是一种后现代政体。欧盟越来越多地以同心圆的结构运转，在外交、货币或社会政策领域，成员国有“选择不参加”（opt out）的权利；同时，它的法律和规章越来越多地被周边的非成员国运用。欧盟可能会越来越像一个有多重权威和多重忠诚的新中世纪帝国（neo-medieval empire），而不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超级主权国家。[9]更为灵活的边界安排可能更适用于欧盟，比如始于罗马概念里的边界（limes）或法语概念里的边界（marches）都把边界更多视为一个地理上的地带而非一条清楚的界线。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中东欧国家之间一直都保持着松散的边界区域，而非固定类型的边界。
要明确界定欧盟的最终边界是一项非常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任务。一方面，欧盟没有可以简单加以采纳的基于历史、地理或文化的欧洲“天然”边界；另一方面，通过政治谈判进程来确定边界是很复杂、代价高昂和充满争议的。正如扩大进程的经验表明，即使谈判是基于明确规定的标准和程序，情况也是这样。事实上，要以文化、历史或地理的方面来界定欧洲的边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当欧共体使用文化和地理为由拒绝摩洛哥的入盟申请时，它被指责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对于欧盟来说，要公开以一国主要是穆斯林而非基督徒国家或者它是被奥斯曼帝国而非哈布斯堡帝国吞并的不幸历史为由而拒绝其入盟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样的理由与欧盟宣称的价值观相悖。欧盟的官方政策是用比历史、地理和文化更具体的标准来选择新成员国和划定欧盟新的外部边界。这些标准最初是在1993年的哥本哈根欧盟理事会上制定出来，之后在欧盟委员会于1997年发表的扩大蓝图——《2000年议程》中加以具体化：申请国必须有保证民主、法制、人权和保护少数民族的稳定制度；必须有一个正常运转的市场经济，以及应对欧盟内部竞争压力和市场力量的能力；它们必须有承担作为成员国义务的能力，包括遵守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目标；尤其是，欧盟坚持申请国必须在入盟前采纳欧盟的整套法规（aquis communautaire）。以上这些入盟标准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几乎没有提及安全考虑，而安全考虑在决定欧盟的未来边界上很关键。事实上，在科索沃战争后，欧盟就开始更多地与巴尔干地区接触，通过签署《稳定与联系协议》向西巴尔干各国提供入盟前景，尽管这些国家距离哥本哈根入盟标准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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