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经典·抒情文写法：长篇抒情散文，欧阳修为代表

长篇抒情散文，在韩愈以后，就要算欧阳修。韩、欧二人的文，本都出于《史记》，但各得《史记》的一部份，所以二人有不同处。刘熙载云：

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绪乃觇入妙。

这是说明韩、欧的不同处。欧虽出于《史记》而不全似《史记》。他和《史记》的不同处，清初魏禧说得好：

欧文之妙只在说而不说，说而又说。是以极吞吐，往复，参差，离合之致。史迁加以超忽不羁故其文特雄。

上面所引两人的话，虽完全是旧式的文学家的口吻，但是他们的议论很精，我们不能因为他太旧而不取。况魏禧的“说而不说，说而又说”两句话，不但能是道出欧文的好处，亦可说是给人做认识抒情散文的标准。

现在我们要问：何谓说而不说？在旧文学里通称为“含蓄”。就是不把自己要说的话充份说出来，不把自己要说的话直捷说出来，只是半吞半吐，令读者从言外去领会。这是说理文及纪事文绝端不能允许的。前面第一章里所说的作疑问语，就是说而不说。何谓说而又说？就是把同样的意思重述一遍。在前面第一章我们也已经说明了。

欧阳修就是善于做这样的文章的。所以欧阳修可以算一个极有名的抒情散文家。他的代表的作品，如《岘山亭记》云：

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尽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着于荆州者，岂非以其人哉！其人谓谁？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是已。方晋与吴以兵争，常倚荆州以为重，而二子相织于此，遂以平吴而成晋业，其功烈已盖于当世矣。至于风流余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至今人犹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盖元凯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字所为虽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而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传言叔子尝登兹山，慨然语其属，以谓“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以湮灭于无闻”。因自愿而悲伤。然独不知兹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凯铭切于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具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原，而所思者远欤？山故有亭，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屡废而复与者，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宁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明年，因亭之旧。广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壮，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君知名当世，所至有声，襄人安其政而乐从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又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君皆不能止也，乃来以记属于予。余谓君知慕叔子之风，而袭其遗迹，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书也。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而可以备诗人之登高，写《离骚》之极目者，宜其览者自得之。至于亭屡废兴，或自有记，或不必究其详者，皆不复道也。

又如《梅圣俞诗集序》的前面大半篇云：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与于怨刺以道羇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仰于有司，用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以下叙编辑圣俞诗集的经过，今略去。）

这都是长篇抒情散文中绝妙的作品。

宋朝三苏、王、会的文，在后世都很有名，但是他们不一定是善作抒情散文。此外也有做抒情文的，可以欧阳修为代表。

宋末受北方的侵掠，从南迁闹到亡国为止，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不幸的时代。赵翼却诗云：“国家不幸诗人幸，说到沧桑句便工。”意思就是说：“诗歌是痛苦的呼声，在一个不幸的时代，能产生出许多好诗歌来。”抒情散文的实质和诗歌完全相同，所以在外族铁骑蹂躏之下，也有许多好的抒情散文被压出来。有的是慷慨激昂的，起来反抗，有的是哽咽凄恻，语不成声。在南宋以还，这一类的抒情散文很多。前者如岳飞的《五岳祠盟记》便是，后者如郑思肖的《一是居士传》便是。

《五岳祠盟记》云：

自中原板荡，夷狄交侵。余发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余战，虽未能违入荒夷，洗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今又提一旅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战，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故且养兵休卒，蓄锐待敌，嗣当激厉士卒，功期再战，北踰沙漠喋血虏庭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朝廷无虞，主上奠枕。余之愿也。

《一是居士传》云：

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于宋，长于宋，死于宋，今天下人悉以为非赵氏天下，愚哉当贯古今六合观之，肇乎无天地之始，互乎有天地之终，普天卒士，一草一木，吾见其皆大宋天下，不复知有皇帝，王霸，盗贼，夷狄，介乎其间。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无疆土而亡，行造化，迈历数，母万物，而未始有极也。譬如孝子于其父，前乎无前，后乎无后，满眼唯父与天同大，宁以生为在，死为不在邪又宁见有二父邪？此“一是”之所在也。未死书死，誓其终也。故曰：“死于宋。”一是者何？万古不易之理也。由之行则我为主，天地鬼神咸听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诛之。断古今，定纲常，配至道，立众事，自天子至于庶人，一皆不越于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与天理周流，明而不惑，杀之亦不变，安能以伪富伪贵刍豢之。居士生而弗灵，几沦于朽弃，长而明，始感父母恩异于他人。父母恩非数可算。性爱竹，嗜餐梅花，又喜观雪，遇之，过于贫人获至宝为悦。不饮酒，嗜食菜荐饭，得菜，欣然饭速尽。有招之者，拒而不从，决不妄以足迹及人门。癖于诗，不肯与人唱和，懒则数岁不作，一与动，达旦不寐，作讽咏声，辞多激烈意，诗成章，数高歌，辄泪下，若有不能以一朝自居。每弃忘生事，尽日逐幽闲之适，遇痒浊者则急去之。多游僧舍，与尽，即飘然，惬怀，终暮坐不去。寡与人合，间数月竟无至门者，独往，独来，独处，独坐，独行，独吟，独笑，独哭，抱贫愁居，与时为仇雠，或痴如哆，口不语，瞠目高视而僵立，众环指笑，良不顾。常独游山水间，登绝项，狂歌浩哭，气润霄碧，举手掀舞，欲空其形而去。或告人以道，俗不耳其说，反嫌迂谬，率耻与之偕，破衣垢貌，昼行呓语，皇皇然若有求而弗获，生成废物，尚确持‘一是’之理，欲衡古今天下事，咸归于正，愚又甚众人，宜乎举世之人不识之。有识者，非真识之，识其人，不识其心，非识也。能识“一是”之理，则真识一是居士矣，奚以识其精神笑貌，然后谓识一是居士也欤？故作一是居士传。

那时，又有一种由悲愤之极转变而为旷达的，如邓牧的《寓屋壁记》《逆旅壁记》《永庆院记》等篇都是。今录《寓屋壁记》如下：

杭住建国湖绝境。并湖而家数千，率贵臣邸第，毁民舍者十九，惟佛寺仅存。易世以来，歌台舞榭，日就颓圯，仅存者或辟而广，良有天数。千午秋，余卜数椽葛岭下西湖，背山，景象清美。是屋介两寺间，故往不为强力者所并。邻第迄毁，故今得湖山最多。俯仰三十年，非偶然者。客过问曰：“西湖一勺水，阅兴废多矣！向之斗豪竞奢，而今安在？吾始也无生，本无父母，兄弟，妻子；而今也良有，目欲美色，耳欲声音，身欲宁居。忽忽百年后，坟墓生荆棘，庐舍为瓦砾，前日摇精神，逐暓耆欲安知至此。君知其说乎？昼舫日数百，登酒肉，载歌舞，朝出水浒，夕至城阙，去则不知所之。君据梧而观，亦有悟乎？”余亟取《离骚》案上鼓唇歌之，谢客曰：“子往矣！无落吾事！”

郑思肖和邓牧的文，绝无叹词，绝无疑问语，绝无重复语，也无呼天呼父母语，几乎和前面第一章所说的抒情散文的条件不合。其实，也没有甚么旁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变态罢了。甚么叫变态？譬如心有所感，欲哭，欲叹，乃是常态；至如哭不出而吞声，叹不出而强笑，就是变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明白郑思肖，邓牧的文了。

在明朝有个著名的善于作抒情散文的，叫归有光。他不但是明朝第一个散文作家，就是在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因为他的散文，完全从他那真挚的性情中流露出来。如著名的《先妣事略》《思子亭记》《野鹤轩壁记》《见村楼记》《项脊轩记》等篇，所写的都是父子、夫妇、朋友生死离合之际，所不能自己之真情。

如《先妣事略》中的一段云：(www.xing528.com)

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池子加健。然数颦蹙，顾诸婢曰：“吾为多子苦。”老妪以杯水盛二螺进，曰：“饮此后，姙不数矣。”孺人举之尽，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伤哉！

又如《项脊轩记》中的一段云：

然予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大西吠，客踰庖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

家有老妪，尝居于此，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室西连于中闺，先妣尝一至，妪每谓予曰：“一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妪亦泣。

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一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我们读了这两段文，没有不感动的。但是，仔细一考察他的话，都极平淡的，并没有甚么警辟的思想，奇特的格调。而不知愈是平淡处，愈是可以见得他的真性情。

我们现在录他一篇较短的全文如下。题为《野鹤轩壁记》，文云：

嘉靖戊戌之春，予与诸友会文于野鹤轩。吾昆之马鞍山，小而实奇，轩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饮。稍折而东，多盘石。山之胜处，俗谓之东崖，亦谓刘龙洲墓，以宋刘过葬于此。墓在乱石中，从墓间仰视，苍碧嶙峋不见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径，蜿蜒出其上，莫测所往。意其间有仙人居也。始慈溪杨子器名父创此轩，今能好文，爱士，不为俗吏者，称名父，今奉以为名父祠。嗟夫！名父岂知四十余年之后，吾党之聚于此耶！时会者六人，后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来，汲泉煮茗，翻为主人。予等时时散去，士英独与其徒处。烈风，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号，可念也。

他的抒情文是直接从《史记》得来。试看前人评论他的话，就可以知道：

王锡爵所作墓志铭云：“先生于书无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经，而好太史公书。所为抒写怀抱之文，温润典丽，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嗟叹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

方苞《书震川文集后》云：“震川之文，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不修饰而能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

姚鼐云：“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是于太史公有深会处。”

曾国藩云：“归文有寥寥短章，而逼真《史记》者，乃其最高淡处。”

这些人的评论，都说他是出于《史记》。我们试读《野鹤轩壁记》最后的一段，“予等时时散去，士英独与其徒处。烈风，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号，可念也”数句，就可以知道曾国藩说的“归文有寥寥短章，而逼真《史记》者，乃其最高淡处”，这番话是一点不错的。

清朝的抒情散文，于清初可推施闰章汪琬为代表；于清末可推吴汝纶为代表。不过，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能和归有光相等。其他桐城文中的方苞、姚鼐，虽说是出于《史记》，但他们注重在义法，缺少情感，不能算是抒情散文的高手。

我们现在录施闰章、吴汝纶的文各一篇如下，以见一斑。

施闰章《马李房诗序》云：

呜呼！世之善诗而不传者众矣！布衣苦吟，不得志而死，身名俱殁，尢可愍焉。然名公矩卿，著书满床，旋踵消灭，或反不如布衣之声施者，盖不可胜数也。以余所闻，马生季房，庐陵之诗人也。郡乘逸其姓名。询之故老，得遗草于其子天善。吉水施伟长尤亟称季房诗，手写百余篇，虽播迁楚、粤，出入鞍马间，未尝不齐以自随，视其家所藏本，增十之三四。大抵清和秀善，有吴、越间风味，五言古体，上窥三谢，髣髴其遗音。如幽严瘦石，泉声潺潺，芳草芊眠，足人留赏。尝见刘殿撰孝则《锦鳞集》，多与马生往还诗，极相推许。又尝属侍御邢公物色徽辟。及邢按部，坚卧不见。孝则高其行谊，卒之日，特为表其墓。以是益知其诗可贵也。吉州兵火洊至，诸先达文字荡然，而所谓城西马生者，犹存遣草为之。栝刮磨，拔其精美，而其风自此远矣！呜呼！马生一布农老死耳，平生知己贵人，相继零落，莫恤其子孙，所遗残篇剩墨，狼藉莫为爱惜；岂知数十年后，忽有江左施子，为之摩挲终日，留连三叹者乎！孝则与季房酷爱金牛泉，尝月夜携铛煮茗论诗，欲构亭其上，卒不果。余癸卯冬，浚泉作亭，馋石为记，而末获闻其语，恨记中不及载。今得其诗读之，如揖季房于亭中而与之言也。彼云月之夜江枫沙露之间，若有人焉，幅巾野服，戛然而长啸者，非马生也与？非马生也与？

吴汝纶《跋蒋湘帆尺牍》云：

余过长崎，知事荒川君，一见如故交。荒川有旧藏中国人蒋湘帆尺牍一册视余，嘱为题记。湘帆，名衡，自署拙老人。在吾国未甚知名。而书甚工。竟流传海外，为识者所藏弃似有天幸者。乡曲儒生，老死翰墨，名不出闾巷者曷可胜道！其事至可悲，而为者不止，前后相望不绝也！一艺之成，彼皆有以自得，不能执市人而共喻之，传不传岂足道哉！得其遗迹者，虽旷世，殊域，皆流连慨慕不能已，亦气类之相感者然也。观西士之艺术，争新，炫异，日襮之五都之市，以论定良窳又别一风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