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虽然创造了长篇的抒情散文,但在当时候,影响并不很大。从西汉、东汉、晋、南北朝到唐,这个长时期中,并没几篇长篇的抒情散文出现。(当然除了《史记》不算。)
在旧文学界里,比较有名的几篇长篇的抒情文,可以勉强称为散文的,然也介乎似散非散的中间。现在把他说一说,就可知道这个时代抒情散文的消沈了。
第一篇是李陵《答苏武书》。是李陵降了匈奴之后,在匈奴寄与苏武的。他既身降匈奴,而又心恋汉土,可见他的情感是怎样的复杂难言。苏武是他的好朋友,他这封信中的话,当然是充满了情感,不过这封信的形式很特别,很特别,既不全是散文,却又不全是“非散文”。他的全篇,除了极少数的几句而外,几乎每句都是四个字。如中间的一段云:
自从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嗜,但见异类。韦鞴毳幕,以御风雨;膻肉酪浆,以充饥渴。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寒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茄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
这样的文字和司马迁的抒情散文,怎样不同,我们比较一读,就可知道。
第二篇是杨恽《报孙会宗书》。杨恽,汉宣帝时人,是司马迁的外孙。初仕,为中郎将,后以罪免为庶人,当然他老大不高兴,于是就纵情于酒色歌舞,以求瞬息间的快乐。孙会宗是他的朋友,写信规谏他,这就是报答孙会宗的信。中间一段云:
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刀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鸟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荒淫无度,不知其不可也。(www.xing528.com)
这一大段,是他自己描写他颓废的生活。写一个潦倒的狂人,写得如生龙活虎一般。毕竟他是司马迁的外孙,犹有外祖父的风调;然终究有一点僵化,不及司马迁的完全活泼自由。例如四字句也很多,用笔也不及司马迁的抑扬反复,一唱三叹。这篇文和李陵《答苏武书》比较,虽然散的程度比李陵高些,却不能和司马迁的抒情散文一例而论。
第三篇是李密的《陈情表》。李密是三国时人。晋初被征为太子洗马,他因为祖母年纪大了,家中又无他人,不能出去做官,他上这篇表。大部份是很恳切的话。
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孤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达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徇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伏维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事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达。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口短也。
他这篇文章,僵的程度,和李陵答苏武书相同。我们看他不是以四字句居多数么?不是有意做成这僵化的格式么?
大概两汉的作者,都注重作赋,除了几篇政论,不关抒情而外,凡是偏于抒情的文,都受了赋的毒。像李陵和李密这两篇文,分明不是赋,却很容易看得出受了赋的影响。自两汉到晋,全是这样。南北朝呢,在那时候有个特别的文学界说,叫做“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这个界说,虽然久已不适用了,但是在那个时代,是很有势力的。既然称“有韵者为文,无韵为笔”,那么,散文当然不能算文。所以在南北朝时,可以说没有抒情散文。
两汉到晋,抒情散文的代表作品既如上述,南北朝时的情形又是这样,所以这个时代,可以说是长篇抒情散文消沈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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