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现实起点与历史终结

在《哥达纲领批判》第四节中，马克思在讨论完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的关系之后，提及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转型时期，在这个革命转变时期，存在一种与之相应的国家制度形式，即无产阶级革命专政。马克思在此没有细谈这个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应当是什么样的国家形式，只是批评了纲领对“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只字未提。不过在接下来的行文中，针对德国现存的“现代民族国家”——而这个德国国家的现状，比之法国、瑞士等国，是落后的——马克思提到了尚未被德国实现的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形式即民主共和国，一方面，德国工人党的诸多要求，都是建立在所谓的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因而“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34]，换句话说，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国家形式，只能在这个民主共和国的“旧胎胞”里成长起来，作为其现实的历史起点，如同罗莎·卢森堡所说，“无产者的阶级斗争在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发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由于这个发现，社会主义就从几千年来人类所梦想的‘理想’，变成了历史的必然”^[35]。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所代表的新生的社会革命力量，与资产阶级社会做最后的阶级斗争的决战，也是发生在这个“民主共和国”里，换句话说，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国家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后国家形式——民主共和国的瓦解之后，才会正式开始，并在这个历史转型的过渡时期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这样的一种国家形式，最终也要面向自身的瓦解与消亡：阶级差别的消灭、国家的消亡，这即是其历史之终结。这里最关键的一点，其实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国家形式，究竟应当以何面貌问世、以何细则运作，毕竟能够取代现有的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方式之新型生产方式，是时并未明晰，其全然诞生亦有待时日，以人类历史而观，何妨顺其自然；而其第一性的要义，意味着在日常生产实践中自为自发地形成，即谓自然化育而成，而非人力强为所成。故而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民主共和国”里，无产阶级革命何为？实际上我们回到了本书第一章中所提及的问题：用普选权控制国家与用革命的方式取得国家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姑且假定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前提条件即社会历史转型的新的生产方式已经头角峥嵘^[36]——这两者的本质差别在哪里？答案是既简单又明了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无论它的名字是“社会共和国”“民主共和国”，或者是其他的名称，其实质都是“资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37]。马克思指出，“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他们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实质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38]。一个为资本生产而建立且为之服务的国家形式，其法权体系是为资产阶级所设，而非为雇佣劳动阶级所设；因而所谓的“普选权”，或许可以成为像德国社会民主党鼎盛时期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为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而服务，但终极上，它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这样的改良不可能超出资产阶级所能容忍的范围，或者说，不可能越过资本生产方式的利益界限，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放在今时今日的世界，资本生产方式的利润空间，实已从原始积累的依赖于阶级差别而延展至性别、种族、地域等等的差别，换言之，它的剥削与掠夺的本质没有改变，而其形式却是与时俱变的，因为没有这种人与人乃至人与自然之间的差别与对立，剩余价值从何而来？总要有人为之付出无偿的剩余劳动，不管这个“人”，是十九世纪欧洲社会剧变时的赤贫无产阶级，或是十九到二十世纪的殖民地和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抑或是未来新的劳动组织形式，只要劳动尚来获得解放、尚且是人类生存所迫的异己力量，人类还在为物质匮乏、资源紧张等而汲汲努力奋斗——这实际上也就是从“物”的问题衍溢到了“人”的问题：为了物质匮乏、资源紧张等必会引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与掠夺，不管这种争斗与掠夺是以阶级对抗的形式还是以战争压迫等方式，换言之，第一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第二性的问题的解决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来看就很难真正得到解决^[39]。退一步来说，只要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这种区分与对立存在一天，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就仍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所有的改良主义、民主主义等哲学观念与现实实践，在某种意义上的确能够缓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这种“物”与“人”之间的双重不正义，但它无法在终极上彻底解决这种双重的不正义，除非有新的生产方式的曙光出现，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激进思潮的根本不同。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方式，须知从一开始就不是站在“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立基于生产领域中的变革的“社会革命”的角度。换句话说，没有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与奴役，无产阶级就不会走上街头，拿起武器反抗资本的统治及其政治形式——资产阶级共和国。至于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如恩格斯对那些社会民主党的庸人所言的那样听到“专政”就大喊“救命”，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从历史变革来看，奴隶起义、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等阶级对抗，如果仅仅从政治革命的视角，即便是一千次的阶级斗争，也不过是如巴枯宁所言，换了一个徽章而已——在第一性的社会生产实践的基础之上，有什么样的舞台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幕剧；但是如果从社会革命的角度、从社会生产方式转型的角度，无产阶级革命最终是要终结这种阶级存在与阶级对抗的人类生存状态，而其前提则是人类族群之间已经实现了物质的高度发达、已经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化育过程中消弭了过去所有时代的匮乏争斗，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国家制度形式的舞台就宽阔得多，而且无产阶级本身也要克服对自身的迷惑与沉沦，完成自身历史使命的最后一环，顺应新的社会生产方式而接受阶级差别的消失与国家的消亡（包括作为“无产阶级”本身的瓦解），而以自由人联合体的存在方式融入到新的社会历史形态中，从劳动解放中、从每一个人的自由解放中，构建一个一切人自由解放的新的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一词之义，如果抛开了以往所有政治革命的语境，而从新的社会革命方式的语境上去理解，它实际上已经溢出了现有的阶级对抗的种类与方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代表旧的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与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如果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典范，无论是对于法国革命史还是对于人类革命史，显然太过于狭隘了，何况1871年的法国社会，还正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旧的社会胎胞里的脱颖而出、转型成功而进行各种力量的博弈与较量，还在普法战争、甚至1789年以来的大革命的时间深处的疼痛与伤痕中挣扎与修复（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的光辉文献《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不难看到，这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可以厘清世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混同）。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如布罗代尔所说，历史学家在法国各地至今仍看到绵延了数百年的资产阶级的身影：“资产阶级（bourgeoisie）一词是紧随资产者（bourgeois）一词而被用开的，这两个词大概在十二世纪已开始使用。资产者指的是城市中享有特权的公民。根据法国不同的地区和城市，该词只是在十六世纪末或十七世纪末才广泛使用；十八世纪使之普及，革命时期更登峰造极。”^[40]这些“有体面的人”，“他们生活中的乐趣和骄傲，正是他们的人文主义文化；他们在图书馆中悠闲自得，乐此不疲；他们的重要特征是他们生活在一种氛围中，对拉丁文、希腊文、法学、古代史和民族史怀有强烈的热情。他们在各城市乃至市镇开创了许多世俗学校。他们与真正的贵族的唯一共同点，是拒绝从事体力劳动和经商，喜爱闲暇。对他们来说，闲情逸致，也就是阅读以及与同伴进行学术讨论。这种生活方式至少要求生活优裕”，而他们“已从三个来源建立起殷实的财产：经营有方的土地；主要向农民和乡绅发放的高利贷；在1604年设置官职税以前，已获得可转让和可世袭的财政官和司法官职位。然而，他们的产业除了自己挣下的，更多的是祖上留下的遗产。祖业不但保住了，而且又扩展了，就像滚雪球一样，使资产者的事业取得新的成功和突破”^[41]。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新的社会革命方式与历史转型，实际上表明了不是在这期间的每一个阶段都要血腥决战的，而只有在最坚固的那一个突破点上，新旧力量或许才不得不一决胜负；也不是在这期间的每一个阶级在形成的过程中，都事先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后来者加诸其上的例如“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等的名号。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终极意义上，“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到最后，已经是辞藻胜于内容，就连这一个“辞藻”，最终也要烟消云散——理想乎？乌托邦乎？抑或对“无产阶级”抱有幻想乎？或者是黑格尔式的概念上的抽象完成乎？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革命还在为自身登上历史舞台而曲折奋进，而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与其相对的阶级对抗力量，亦才初露锋芒，1871年的“巴黎公社”虽如昙花一现，却也是那个时代的法国，那个时代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等激进革命志士的大集合——它具有示范的意义，对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觉醒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在这场革命中，鲜血染红了巴黎的街道。——从1789年起的法国革命，是如此地动荡、如此地激烈、如此地悲伤、如此地哀痛。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评论道：“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刚刚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没有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它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42]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以如此曲折的方式来完成它自身的历史使命，而在1871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插曲中，这样的阶级对抗，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巴黎公社”的实质是政治革命，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特殊事件；而非较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高级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转型下的社会革命，以此而观，“巴黎公社”对未来国家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在此两者则不应同日而语了。尤为重要的是，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未来的国家形式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呢？在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下，无产阶级应当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呢？从恩格斯对来来社会的新旧生产方式转型的描述中来对比作为政治革命语境的“巴黎公社”，便能明了二者的差别了。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43]在这里，恩格斯清晰地描述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我之见，“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作为未来国家制度形式的真正含义，在这个未来的社会生产方式下，它的唯一使命，是推动生产资料和社会生产的“社会化”——这个“社会化”，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下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当它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日益与之不相容，这个外壳已经容不下这样高度发展了的生产力——因而无产阶级革命将以此为其社会革命的起点。(www.xing528.com)

在这个由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所孕育出来的新的社会里，“物”的生产与“人”的关系将发生质变，劳动不再成为奴役人的劳动，所有阶级都将不再存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获得了解放：“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44]这是恩格斯所理解的全新的未来“社会”，在这个新的社会中，国家—社会的区分也消失了，换句话说，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的“社会化”达到了极致，“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即在社会革命的意义上，得到了真正的释放、真正的实现。在这里，国家的消亡、阶级的消失，不是因为血染河山的政治革命，而是因为生产方式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化”而使这些旧有的阶级区划、国家机器、社会关系的等级分化等等上层建筑，不再与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反而成为桎梏，因而其消失和瓦解是社会历史转型的必然，“无产阶级革命”，或者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意义上的历史使命，恰如资产阶级革命一样，要使新的社会形态从旧的胎胞里脱颖而出，迫使旧有的上层建筑顺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在完成这个使命之后，“无产阶级”本身也将不复存在：至此，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彻底的革命性、批判性和历史性，在历史科学的大道上攀至顶峰，笑傲群雄。

恩格斯说，只有到这时，“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也可以理解为从“物性存在”的维度进入到“人性存在”的维度——笔者注），而“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45]。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并非纯粹的哲学理念与伦理批判（如青年恩格斯和魏特林、如青年马克思等等），而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人类社会生存状态——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终也合流为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多棱镜，折射出对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科学剖析，以及到达来来理想社会的明晰路径。

回到《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纲领的政治诉求的批评，显然“哥达纲领”既没有理解国家—社会的区分，也没有理解在社会革命的理论内涵下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点与终点。马克思说，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声”^[46]；“事实上，他们是把‘国家’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和社会分离的独特的机体的国家”^[47]。在这里，之所以有这些“民主主义的废话”，是因为纲领站在了拉萨尔主义的角度，对资产阶级社会下的“国家”抱有幻想；而这个幻想的背后，是对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阶级对抗抱有幻想，尤其是在“人民”“民主”这样的抽象概念下，容易被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些政治诉求所迷惑，因为这些概念以“人民”“民主”等等普众称谓，来掩盖其阶级性，换句话来说，来掩盖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

如同马克思所说，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无产阶级革命并不反对这些政治诉求，相反，德国工人党的大部分要求，“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48]，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个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国家形式中，警察容许逻辑不容许——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使命，如果从政治革命的语境上来理解，恰恰是要打碎这个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形式。认识不到这一点，满足于所谓的普选权等等民主主义的诉求，便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时一样，最终与资产阶级政府站在一起，以民族和国家的“独立的、自由的、道德的”精神，来背叛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与社会主义的国际性——而这一切，在1875年，投票通过“哥达纲领”的德国工人党内谁又能预见得到呢？实际上，在马克思的政治学文献中，尤其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共和国的幻象，做了无比细致的分析。马克思通过分析十九世纪法国的革命历史，以及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法国资产阶级社会转型中的各种力量的角力，来戳穿这些形形色色的共和国的幻象；而这些幻象，在路易·波拿巴的复辟政变中，终究化为泡影，并以其所持之理念，成为被倒戈的打击对象。马克思深刻指出：“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体现两个阶级（指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引者注）的利益同时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但他们和全国所有其它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是人民的利益……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49]而事实的真相是，当资产阶级占领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它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压制无产阶级的斗争了，并扣上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帽子，而夹在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缝隙中的小资产阶级，永远也难以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对它一味表示反对—“—不管它是在为人类的痛苦感伤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扬基督的千年王国和博爱，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义态度漫谈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阶级的协调和幸福的制度”^[50]；为什么“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作‘谋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责”^[51]。对于这种状况，马克思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说，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52]。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起点，之所以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与终结的地方开始，其原因也正是在于此。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对抗社会的产物——其背后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相对立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接下来总结道：“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争论，而是别的问题。这次失败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它表明，在那些阶级划分比较发达、具有现代生产条件、具有那通过百年来的工作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化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在那里，应该开辟新世界的物质生产所具有的狂热而充满青春活力的进展，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53]在这里，马克思的分析不可谓不入木三分。资产阶级革命所采用的这个共和国的形式，是与其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国家制度形式。如果“哥达纲领”的政治诉求没有超出这个国家制度形式，那么它又如何真正代表从这个旧社会胎胞里孕育出来的新的社会革命的力量及其国家制度形式？如同马克思所说，“这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54]，如果它的思想和理念仍然带有拉萨尔的印记，它又如何能越过拉萨尔主义的屏障提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诉求？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抱有幻想，如同十九世纪的法国革命所展示的那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政治冲突，源于社会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冲突，源于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统治与剥削。因而，是举起“社会”的旗帜还是“政治”的旗帜^[55]，对于德国工人党来说，亦是至关重要的了。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特别强调的那样，巴黎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56]丢掉幻想，看清本质，保持革命。为消除任何形式的剥削与压迫、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而进行奋斗——在这个奋斗目标上，“哥达纲领”终于多多少少像个工人阶级的政治纲领而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