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达纲领批判》第四章：现代社会批判

如果说在《哥达纲领批判》前三节中，马克思对“哥达纲领”前三条的批判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之上，那么《哥达纲领批判》之后的对纲领草案第四条的批判则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之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第四节中对这一条的批驳与点评虽然篇幅不算长，但它所表达出来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与国家观，无论是对当时新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二十世纪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典范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实践，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所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都有着难以估量的理论启示与反省意义，毕竟无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苏联社会主义，在一百年来的历史时间的洗礼与见证下，都已今非昔比，甚或花叶凋零。历史总是活生生的人的历史。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理论一旦在现实中落脚，它所涉及的就远远不止是那些或抽象或犀利的概念、词语与结论，而且还是一个个、一群群鲜活的生命所凝结起来的或喜或悲、或幸福或困苦、或朝气或绝望、或严肃或活泼、或轻盈或沉重……的人生长河。从个体的角度，生命的枷锁，内有识情蕴牢，外有天演物役；从群体的角度，社会的演化，远有贵贱贫富阶级之分，近有封建共和制度之别。日本近世著名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中写道：“宗教改革为我们解除了信仰的桎梏，法国革命为我们解除了政治上的束缚。而为我们解除衣食上的桎梏、经济上的束缚的，将是什么革命呢？恩格斯把它叫做社会主义革命。”^[1]——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孔雀虽有色严身，何如鸿雁能远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以征服掠夺自然与剥削压迫劳动阶级的双重不正义创造了“比过去所有时代加起来都要多得多”的社会财富，但它又怎是全体社会所有阶级族群共同幸福与进步的自由乐园？幸德秋水引用了中国典籍《小窗幽记》中的一句不无性灵与怡然自得的格言来表达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杖底唯云，囊中唯月，不劳关市之讥。石笥藏书，池塘洗墨，岂供山泽之税。”^[3]社会主义革命，说到底，是一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力，当原先进步的力量化身为社会前进的桎梏时，从中内生出来的社会革命便会应运而生；而在这之前，一切政治革命只能算是助缘。如同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变革中，会存在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以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和生产资料为特征和手段，最终向阶级消灭和国家消亡的自由王国迈进，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换言之，没有了阶级和国家，而只剩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期许。

由此，在《哥达纲领批判》第四节对“国家的自由基础”的批判中，马克思首先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批判了纲领中错误的国家观念，其次从现代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前因后果出发，批判了现存的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实质，并因而提及了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过渡阶段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不得不说，马克思对国家与社会的区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社会学中最重要的理论范式，遗憾的是，无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后起之秀或是所谓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前赴后继的世界各国革命者，对这一点可以说是一笔糊涂账。这种理论上的模糊不清，导致了实践中的混沌茫昧。什么是现代国家？什么又是现代社会？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又是共产主义？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尽管马克思苦口婆心，字字劳心句句劳力，却也挡不住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后来众多的追随者，把一个活泼灵动、自由飞翔的原生态马克思主义，逐渐变成了一个孤芳自赏、抱残守缺的庸俗化马克思主义。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堕落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第一次重大理论危机，博学聪敏如列宁，也只得埋头进入伯尔尼图书馆寻求答案。而1991年前后的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危机，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第二次重大理论危机，这一次，再也没有列宁在浩瀚书籍中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直接对话，没有列宁的理论内省与革命热诚来挽回声誉，而只剩下齐泽克式的所谓“列宁主义”的笑话和犬儒主义的明哲保身。实际上，早在1896年爱德华·伯恩斯坦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时，尚有罗莎·卢森堡来与之对辩；在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尚有卡尔·考茨基来与之勘辨；虽无绝对正确之论，却有兼听则明之功。庄子曰：“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寥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解其天韬，堕其天帙。”^[4]——马克思主义在近两个世纪的悲喜兴衰、级誉短长，又何曾不是如此呢？今日的世界，今日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人类生活中或隐或显的主题。享誉世界的法国年鉴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写道：“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制反映着等级制的不同阶段，这些决不是马克思凭空想出来的。阶段虽有不同，但事情的本质却没有什么变化。一种奴隶制被废除了，另一种又产生出来。昨天的殖民地今天已获得了自由。所有的人都这么说，但第三世界身上的枷锁仍让人听到地狱的响声。富有的人，不受贫困之苦的人，对这一切都置若罔闻，至少以为这是无可奈何之事。”^[5]的确，马克思主义，无论它是如何被误解或曲解——它终究是一面旗帜，一面解放与自由的旗帜，它成就了一个革命的时代；它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抹红色，曾经血一样的殷红，带着无数人的生命印记；它还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底色，从千疮百孔、枪林弹雨中铺陈而至。我要说的是，作为我们这一代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从何而来，姿态因何而生？如今，柏林墙倒了，资本主义世界大笑三声，全球左派尴尬不已；纽约双子楼倒了，资本主义世界大哭三声，全球左派还是尴尬不已。如果套用一句拉康（Jaques Lacan，1901—1981）的话，我想，革命导师、学者气质（罗素语）的列宁也许会说：是否成为列宁主义者是你们的自由，至于我，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6]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写道：“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于是我们高呼道：革命死了，革命万岁！”^[7]天地不平之气，托之风雷；人世不平之事，诉诸笔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年革命的街垒退回书斋，从激进革命青年成长为世界思想家，从感性哲学口号进到理性科学研究，铅华洗尽，那份心中的激昂与梦想，已经退隐在字里行间。如同弗吉尼亚·伍尔芙评论简·奥斯汀（1775—1817）时说道，“没有仇恨，没有酸楚，没有恐惧，没有说教”——人世悲欢，说到底也只是一个“淡”字；斗争纷纭，到头来也只是一个“和”字。社会主义革命的终极，是天下大同、义利共和；非马克思主义首创，却以它最为猛烈地载入人类史册。唯其悲怆，所以引人共鸣；因其至烈，所以荡荡莫能名。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对西方思想史上的义士侠客，一向英豪，从来寂寞；言者虽众，难许知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幸德秋水也罢，吾辈同仁也罢，以东方儒释道文化之根，借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慧剑，终究，还是要提出我们自己的任务、解决我们自己的时代问题。一言以蔽之，知己知彼，方能融会贯通：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然，知吾国与吾民道路之所以然，中华民族这头沉睡的巨狮，方会从睡梦中醒来，重振雄姿，啸傲世界。(www.xing528.com)

概括来说，马克思主义从内涵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和历史的——这里的“革命的”，不仅是政治—统治阶级的革命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社会—社会形态变革的意义上的，而这一个“革命的”双重含义，既是对资产阶级（布尔乔亚）革命而言，也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作为过渡阶段的专政形式）而言的。这里的“批判的”，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理论而言，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本身而言的。最后，“历史的”，这是说，没有先验的、超历史的存在，没有“永恒”这一说法，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还是对一切现存事物，“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如此，我们方能进入《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的理论语境，来真正讨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宏大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