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异化：社会加速与批判理论的诸种版本

如果如我一开头所提到的，我的目标是描绘一个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那么我首先必须交代批判理论的当代版本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批判理论的当代版本必须忠实于这个传统的各个思想家［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弗洛姆（Erich Fromm），再到哈贝马斯、霍耐特］的初衷，但不用过分拘泥并限制于方法论方面的原则。一方面，这些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之间并不是毫无争议的，另一方面他们的理论也可能不再适用于当代社会分析。事实上，方法论或是真理本身，都会受到历史条件的约束与限制，也就是说，并没有一种无历史性质的认识论真理，而且所有的理论分析都必然会与社会实践形式的转变密切相关。这种认为理论与历史有着密切关连的看法——这也是这个学派的思想传统当中最重要的信念¹——会认为批判理论的新路径，不必盲目遵守或重复旧的方法论观点与旧的理论观点。

但是批判理论的宗旨是什么？这里，我想采纳霍耐特的建议，认为指出社会病状，不只是批判理论，也是一般意义下的社会哲学的一个最核心的目标。对于批判理论家来说，所谓社会病状不只意味着“社会（物质和/ 或符号）再生产”这项功能遭到扭曲或出现了失调，而是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可能产生了根本性的断裂或变迁。所以，批判理论的思想传统总是会蕴含着规范性的内涵。然而，用以评断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的规范，（至少我认为）不能脱离历史脉络、超脱社会立场而推导出来。批判的规范基础应该奠定在社会行动者实际的经验之上。但是，痛苦的感觉不必然等同于有意识的反抗。因此，社会行动者总是有可能在遭遇并承受些什么而不自知。这就是批判理论之所以提出虚假意识理论与意识形态批判的原因。本书后文当我重拾批判理论传统的异化概念时，会再详细谈到这点。不过，对于这些要点的论证过程有一个毫无疑问之处，就是如果要判断人们是否承受痛苦与遭受异化，那么这个判断不能仅根据外在的、人类的天性或本质。在21 世纪，必须要根据社会行动者自己的（负面的）感觉、信念、行动，才能对痛苦与异化的存在与否下判断。

如我在别处已提到的（Rosa，2009），对我来说，批判理论的当代版本当中最值得采取的途径，就是根据行动者自己所认为的美好生活的观念，来批判性地检视社会实践。尤其在我对泰勒（Charles Taylors ）的作品作过详细的研究之后（参阅Rosa，1998），我相信人类主体在行动与决策当中，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会持续受到美好生活的想象所引导。我们之所以是一位社会行动者，是因为我们会知道我们应走向何处，是因为我们认为行动会创造美好且有意义的生活。所以，对批判理论来说，最值得采取的讨论切入点，不是人类天性或本质，而是社会所造成的痛苦，并由此批判性地分析美好的观念和实际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因此，让主体想去追求美好，却又让主体必然无法真的实现美好的那种社会情境，必然就是社会批判首要针对的目标。所以，就我来看，我们想要实现的自由、自己决定怎么过生活的自主性，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自主性，向政治阻碍、结构阻碍、社会阻碍进行抗争以求解放，一向都是批判理论传统的核心。不过这并不能用一个普世皆然的规范来当作判断基础。承诺要有自主性与自我决定，相信人类都应该有权利和机会去发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能力、需求与希望的生活，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政治社群应该要民主地组织起来以创造有利于美好生活的条件——这些都是哈贝马斯所谓的“现代性的计划”的核心。因此，若有社会关系会损害自我决定的能力、侵蚀个体自主性与集体自主性的发挥的可能性，都应该被指出并加以批判，因为这些社会关系系统性地阻碍了人类去实现想象中的美好生活。

为了追求这样一种策略，本书所建议的讨论方向会将批判理论传统再区分成两个层次：第一，要满足如霍耐特所提出的“超越内在世界”的准则（Honneth，2007）。这个层次的要求在于，社会行动者自己知道比较好的生活形式与社会形式是什么，他们会揭露出批判理论想指出的那种病状的感觉，然后会从中形成某些可以在日常实践当中克服这些病状的知识。这种讨论方式是我比较赞同的，因为关于美好的概念，以及行动者的日常实践，这两者长远来看是无法完全区分开来的，除非生活在一个彻底的恐怖政体当中。一般来说，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都需要符合行动者关于美好的看法，才能具有正当性，因为在行动者眼中，正是这种关于美好的看法，让他们努力向上。也正是因为如此，“我的”批判理论的版本也会继续把社会生活视为一个总体形式，并在此意义上把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以及近年来许多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同意撒切尔夫人的名言“没有像社会这类的东西”，顶多只有一堆不同个体（和家庭）和一堆个别的行动聚集在一起而已，所以都反对将社会理解为一个由总体性的结构法则所确立的整合的整体。与此相反，批判理论总坚持认为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与行动方式，都应该、也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形式。批判理论的核心任务，就是对造成社会形式的规律性与发展动力，进行指认与批判分析。所以我认为，社会加速批判理论（Kritischen Theorie sozialer Beschleunigung/Critical Theory of Social Acceleration）的好处就在于，能够解释从早期现代，到“古典”的、福特主义的现代，再到“晚期现代”的这一连串现代生产体制与消费体制的转变。并且，更有甚者，还可以解释认同形式与政治文化的转变，因为这些或多或少都是正在进行的社会加速过程的必然后果。所以我在上文当中尝试将（广泛意义下的）现代化的历史重新诠释为一种社会加速的历史，且社会加速让社会在发展过程当中一下子经历了好几个发展阶段。

然而，对于熟悉批判理论近来争论的读者来说，我的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大放厥词。因为当今最为人所知的批判理论的版本——哈贝马斯与霍耐特的理论——对于社会总体性的观念的探讨，和我是相当不一样的。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任何社会的“综合体”都以相互理解的情境（Verst.ndigungsverh.ltnisse），以及由沟通所形塑出来的生活世界为基础；而对于霍耐特来说，是承认情境（Anerkennungsverh.ltnisse ）建立了社会的基础。因此，接下来我想先简短讨论一下这些理论跟我的加速理论之间的关系。因为加速并没有实存性，而是过程，所以我不会说加速建立了现代社会的基础或基本综合体，而是会说，加速界定了现代社会的动力、发展与改变逻辑，以及推动力。因此，我不会反对互动条件（包括相互理解情境以及承认情境）形成了社会的基础，我想说的是这两种批判理论都不能不交代动态面向与社会加速的推动力量。

在哈贝马斯最具影响力的《沟通行动理论》当中（Habermas，1981），社会病状的出现是因为沟通条件被系统性地扭曲了。所以对他来说，批判理论的任务与目标，是指认出这种扭曲的（结构性的）成因。虽然在他的理论当中，关于社会学的以及元语言学的论证相当复杂，而且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充满争议，但是基本的观念却非常简单且具有说服力。统治的宣称、知识的宣称、价值的宣称和真理的宣称唯有出自不被支配权力所扭曲的论述，才能够被证成。也就是说，形成这些宣称的那种论述，要能自由地采取各种立场与论点，并且思辨过程要能建立在“不受强迫地被迫朝向更好的论点”这个基础之上。

现在，几乎不证自明的是，把不适当的论点加以过滤，以及对论点进行集体审议与权衡，都是需要时间的。甚至在科学领域当中也是如此。人们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说，研讨会和会议的举办速度如此快、数量如此密集，出版量如此庞大，使得在高教界“非升即走”年代里工作的学者，几乎找不到时间可以写或聊一些较为深入的事情，也几乎没有时间把论点发展得足够成熟清楚。而听众和读者则身陷一大堆不完整的或是常不断老调重弹的学术报告，且为此感到眼花缭乱。所以我相信，不论在人文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目前的学术论述很难发展出更好的论点逻辑，很难检视哈贝马斯所谓的有效性宣称，也几乎没办法进行集体的思量，因为科学讨论已经都在失控地、狂热地追求更多的出版、会议、研究经费了。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成功已经不在于或几乎不在于有没有提出什么强而有力的论点，而是只去看论文发表量的多寡而已。

在政治领域当中，此类情况更加严重。哈贝马斯和他的拥护者们相当有说服力地呈现了审议民主的概念（Habermas，1996），并指出现代的政治强制力唯有经过非常多层的民主过程、通过大量的激辩与过滤，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还有，不只是所有的社会团体，而是原则上也包括所有的个体，都要有机会可以提出要求与论点，审议和代议的过程才会逐渐把不适当的论点过滤掉、把模糊的论点厘清，最终形成具有集体约束性的法条。但是，除了哈贝马斯的论点之外，还有一件事是无可否认的，就是民主需要花费时间。民主（审议）的意志形成过程与决策制订过程，需要先验明、组织所有相关的社会团体，并且所有的论点和议程需要按部就班地拟定，才能建立起集体意志，大家也才能够在最后找出最好的论点。在后保守主义的多元主义与全球复杂性不断增长的后现代条件下，这样的过程更是需要耗费时间。相关的人物和团体更多了，可以毫无疑问地当作前提的事情越来越少，需要顾虑到的看法与需求却越来越多样。此外，决策的背景条件和后果同样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随着上述的加速过程，能用于决策的时间资源却相反的并没有增长，反而还减少了。由于科技创新的高速率，经济交易的速度和文化生活的步调必须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出更多的决策，这使得决策步调必须加快（详细的论证，参阅Rosa，2005b；Scheuerman，2004；Rosa/ Scheuerman，2009）。这也意味着，形成民主审议决策的时间视野与时间模式，以及科技发展、经济发展、科学发展、文化发展，这两方面开始分道扬镳。这使得在晚期现代的政治当中，能决定未来的政策方针的，不再是（如果曾经有过的话）更好、更有力的论点，而是群情激愤，或多或少非理性，但多半相当草率的直觉，煽动性的隐喻和图像。毋庸置疑的是，图像比文字来得更快，更不用说也比论点来得更快。图像的效果立竿见影，而且让人来不及细想。更好的论点在面对快速更迭的浪潮时，会变得软弱无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也难怪像施瓦辛格这样的电影明星，萨科齐、贝卢斯科尼这些政治家，可以获得政治的职位或权力。而且政治当中好像还可以看得到一种“美学转向”，也即要赢得选举，就得要有“超酷的”政治人物或造势运动，而不是通过深思熟虑的理念、连贯性的规划，或复杂的论证去吸引人。选民也越来越反复无常。获胜的多数票可能是因为捏造或“杜撰”的事件而凝聚起来的，而不是因为政见。当然，从一些方面来说，民主的速度也是可以提升的。借着计算机、广播、电视的（实时）民意调查的力量，可以在分秒之间形成政治民意与多数选民。但是这么做跳过了任何形式的审议过程且缺乏反思，无法提出、深思、权衡和检视任何论点。相反的，这只会形成一些本能直觉，形成空泛的，甚至完全抗拒任何更好的论点的力量。总之，话语或论点［或是一些学者所谓的意义媒介本身（Myerson，2001：46；参阅Rosa，2005a：249f.）］，对于晚期现代的速度来说太慢了。因此，资本主义难以形成，甚至抗拒宣称正义的分配模式。要检视赞成或反对分配模式的论点，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分配模式以一种令人窒息的速度持续地被涌动着的社会—经济大潮打断与重建。由于有限的时间、精力、篇幅，我于此无法再深入讨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但是显然的，以相互理解情境为关怀基础，以及以此为出发点的批判理论，都不能不去考虑到沟通的时间模式的转变。

有趣的是，哈贝马斯关于正义的（和理性的）概念会因速度而受限（Habermas，1981），但是霍耐特以相互承认模式为基础的社会观，并不同样受到时间的限制（Honneth，1993）。沟通需要时间，但承认不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承认的批判理论长期来看也无可避免地需要考虑到社会加速的后果（与肇因）。我相信，除非霍耐特和他的追随者考虑到社会加速，否则他们会看不到社会承认情境在当代社会的改变，也看不到这种改变所带来的具有阻碍性的副作用。

首先，因为速度已经是主流的社会规范，并且在现代社会当中已经“自然化”了。时间规范和时间结构似乎是“既定的”，人们好像从来没有想到时间是可以由社会所建构、由政治所协商的。因此速度也会影响处于承认与蔑视之间的分配正当性。快的人获得胜利，慢的人就只能在后面追赶或失败。此外，霍耐特假设出自结构性成因的蔑视会造成恼怒与愤慨；但与此正好相反的是，在速度游戏当中遭到蔑视的人，却很少感觉到他们其实遭受了不公正。在第二节第一小节当中已经讨论过“成就”的定义，那儿已经提到竞争蕴含着速度逻辑。而霍耐特自己就提到，至少在经济领域，竞争是合法的分配机制，落后的人怨不得别人。然而，如我在前文论证过的，竞争逻辑和成就逻辑根本上就是社会加速的核心驱动力。因此，现代社会当中的为承认而斗争的行为，也会变成一场速度游戏。因为我们通过竞争而获得社会评价，所以速度对于现代社会的承认而言就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行动必须够快且够弹性，才能获得（与维持）社会承认，但同时，我们的为承认而斗争的行为又会成为加速的推动机制。

来想想看承认模式和蔑视恐惧在当代与前现代时期之间的关系。在阶层分明的社会当中，分配模式和承认模式是事先就固定下来的。某人所拥有的地位、权益、身份和承认，或多或少都是由他的出身所决定的。国王、公爵、僧侣、士兵，或是棋子，在几乎是以本体论结构的方式构筑起来的分配模式当中，他们所拥有的（身份、权利、权益、责任）都是事先就被界定好的。所以他们的某些财产或权益可能会被系统性地剥夺了，但他们会认为这种剥夺的原因是因为“世界的本质”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在宏观社会世界当中的）为承认而斗争，唯有作为对抗既定社会结构的斗争才得以可能，也因此不会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相反的，在现代世界当中的地位不是被预先决定好的。分配模式和承认模式会根据一个人为他/ 她自己挣来的地位而重新安排。身份、权益、承认、财富，都是靠自己的成就得来的。“在世界当中的地位”不再根据本体论层面预先指派，而是（至少原则上）在竞争斗争当中分配的。但如此一来，世界的“动态化”就会变成分配的前提。工作、家庭结构，还有宗教和政治的“地位”（亦即信仰和态度），都不再单纯地继承自父亲；每个新的世代都被认为担负着创新的使命。儿女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创建他们自己的家庭、寻找自己的信仰立场和政治立场，等等。如此一来，承认是在“自己所作所为之后”，根据竞争游戏的结果所获得的地位来分配的。对蔑视的恐惧，也就等于恐惧在竞争当中会失败，恐惧自己能力不足，无法获得工作职位、养不起老婆和小孩、买不起房子和车子。于是，为承认而斗争毋宁说是为了更好的地位而斗争，或是为了相对的地位荣誉和价值的再定义而斗争。(www.xing528.com)

然而，当社会加速的过程让社会变迁的步调从世代之间加快到世代之内（这也是如上述所定义的，从“古典现代”转变到“晚期现代”）之后，为承认而斗争就会再次转变它的形式。在21世纪，在竞争当中争取与获得某个特定的、事先被界定的地位，已经是不够的了。工作情况、家庭情况，还有政治倾向和宗教倾向，在人的一生当中不再是稳定不变的了。仅仅说要当一位经理、主编、教授（这些职位通常被认为处于社会阶层当中比较高的位置），或是当一位清扫员、保安、门卫（社会阶层中比较低的位置），都是不够的。承认（以及与之相关的，像是财富、安全、权益等等）都是根据表现来分配的。一位经理如果在季度财报当中表现不好，一位编辑如果丢掉了发行量，一位教授如果没办法稳定地在排名高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他们都会渐渐走下坡路，而且迟早会丢了饭碗。就算是清扫人员或是门卫，也都仅是短期雇聘，新的合约必须视其表现而定。如此一来，为承认而斗争所要争取的，就从地位变成了表现。承认不再是一辈子的成就，而是越来越变成每日的竞争。昨日的胜利和成功，在今天已经不太算数或几乎不算数了。承认已不再能够被积累起来，它随时可能会因为事态的流变与社会景观的改变，而陷入完全贬值的危险。一个人拥有的地位对保持与获得社会评价的机会来说很重要。但一个人始终无法确切拥有这个地位，无法确信这个地位在明天还有同等的重要性。

于是，在这个过度动态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情境当中，一般观念会认为个体不再可能拥有一个“终身地位”了。在政治文化与选举变迁的调查数据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知道，政治越来越反复无常。人们不再会说自己单纯是保守派、左派，还是绿党，他们倾向于根据政党与政客的表现来改变他们的政治偏好。在宗教领域当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常常可以看到，人们会愿意根据宗教制度的“表现”，来决定自己要信什么教。除非信徒在应对无止境地变动着的社会景观、物质景观与精神景观时，特别转而成为“原教旨主义者”，以顽固坚守的立场面对世界，才有可能固定维持某个信仰。如果，像埃伦博格（Alain Ehrenber）和霍耐特这些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Ehrenberg，2008；Honneth，2003），晚期现代的自我逐渐在耗尽自身（这种自我的耗尽，在医学的抑郁症和过劳病例日益增加的现象当中，可以找到切实的证据），那么在我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如果不是仅仅）由为承认而斗争所引起的。从隐喻上来说，为承认而斗争即是日复一日地从头开始，而且再也无法拥有一个稳定的根基或高台。

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情境与世代之内的社会变迁步调当中，日常生活里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情况会变得非常严峻。除了承认斗争的逻辑从“地位”竞争转变为“表现”竞争之外，它还持续用永恒的不确定性、高度变迁速率，以及日渐增加的徒劳感，威胁着主体。落后的结果，就是遭受蔑视，于是，在人们一生当中似乎没有什么比“落于人后”更恐怖的了。从一生下来开始，父母就开始偏执地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简单来说，为承认而斗争在竞争社会当中就是社会持续加速的驱动力，它显著地随着社会变迁速度的增加，而改变了自己的形式。如果没有考虑到时间面向，那么就无法完整掌握与了解这种斗争。因此，承认情境的批判理论与时间情境的批判理论彼此互补而密切相关。

在这一节，我想指出，事实上社会加速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社会的集权主义式的力量，因此就像所有其他的集权主义一样，这种力量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当然，我这里所说的“集权主义式的”不是意指政治上的独裁或是某种政治团体。而是说，在晚期现代社会当中，集权主义式的力量基于一种抽象的原则之上，这种原则适用于所有人。我之所以将这种力量称作集权主义式的，是因为：（a）它对主体的意志与行动施加了压力；（b）它无可挣脱，所有主体都会受其影响；（c）它无处不在，亦即它的影响不局限在社会生活当中某个或某些领域，而是社会生活的所有面向；（d）人们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去批评或反抗它。

当然，我们之所以会说它是“集权主义式的”体制，是因为它让主体因为胸中充满恐惧与压力，而在半夜惊醒过来，而且是因为预见了死亡而吓得魂飞魄散、冷汗直流。然而我们可以确定，让人在半夜如此惊醒过来的，却多是在所谓的自由、先进的西方社会，而不是比方说在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即便是残酷的政治独裁，也几乎从未完全满足（b）、（c）和（d）。对于政治独裁，人们总是有可能抵御、反抗，或至少可以躲避，甚至也可以逃离秘密特工的监视与控制。至少政治独裁无法控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社会加速就不一样了。如我前文试图指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有舞台很难不受到由速度所控制的转变的影响。社会加速的进展改变了我们社会的时空体制，可以说无所不在、囊括了一切。它让我们不断害怕会在竞争中输掉，害怕无法维持步调，害怕我们所有的（不断增长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害怕一喘口气就会被排挤出比赛之外；然后它通过让我们如此害怕而对我们施加压力。或是，反过来也一样，一旦失业或生病，人们就会开始恐惧无法赶上已经在竞争行列当中的人们了，因为失业和生病的人已经落在后面了。如果已经做好准备或是在竞争一开始就已经有优势的人也同样要尽可能快速领先，以及要用尽全力来维持排名，那么对于那些起步时就已经吃亏，又不积极追上的人来说，状况就更糟了。这群吃亏又没优势的人甚至变成一种被称作“朝不保夕族”（precariat）的新社会群体，被认为没救了而被社会排除在外。

不过我的批判理论的核心要点是，这些控制很难被承认或视作是由社会所建构的。这并不真的是正式的规范或规则，而且这也不会出现在政治辩论当中，所以原则上也很难抵制，或是反抗与违背。人们依然觉得时间一视同仁，是自然给定的。如果觉得没时间了，也仅是抱怨自己的时间管理不好。时间基本上都处于政治讨论的范围之外。

因此，我在本书第三章将会初步建立一个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提出一套意识形态批判，探讨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的伦理面向与时间面向（第十二节）。不过在第十一节，我会先来进行社会加速的功能论批判。我将会指出，晚期现代社会令人窒息的互动速度，会压倒一切规范，危害、削弱现代社会当中的自我再生产的能力。在第十三节我会指出，在伦理方面与政治方面的“现代性的计划”与自启蒙时代以来承诺要让人们追求自我实现的诺言，以及社会加速的（现代化）过程之间，有一种辩证的关系。因此，世界的变动程度对追求“现代性的计划”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晚期现代的速度却又会危害“现代性的计划”。在全书最后，我会提出一个新版的批判理论，尝试重建异化概念，以及与异化相对立的“有共鸣的”世界的概念。

注释：

1 关于批判理论传统，及其基础原则的更仔细的重构，参阅Gertenbach/Rosa，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