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方方面面所牵涉的是什么？我认为社会学与社会哲学可以被视作对现代化体验的回应。1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想都涉及在其所处的世界当中，人们所体验到的生活遽变，而且尤其涉及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在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一般文献当中，这些改变被广泛地探讨且诠释为理性化的过程［如韦伯（Weber）和哈贝马斯就是这样］，或（功能）分化［如涂尔干（Durkheim）和卢曼（Luhmann）的理论所论证的］，或个体化［如齐美尔（Georg Simmel）和贝克（Ulrich Beck）现在所声称的］，或，最后，驯化或商品化，如同从马克思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Horkheimer）这些尤其集中关注人类生产力与工具理性的兴起的理论家们所声称的。有无数的定义、书籍和讨论都在对这些概念分别进行探讨。
不过，如果我们暂时离开一般的社会学，去检视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各式各样的文化理论，就会发现上述的社会学讨论都忽略了一件事：社会加速。从莎士比亚到卢梭，从马克思到马里涅提（Marinetti），从波特莱尔到歌德、普鲁斯特或托马斯·曼（Thomas Mann）2，许多的作家和思想家，几乎都自始至终地关注着（而且总是带着讶异的态度而极度关心着）社会生活的加速，以及实际上的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加速转变。事实上，我们现代人可以时刻体会到周遭的世界在不断地加速。因此，葛莱克（James Gleick）在他1999年的著作《再快一点》中观察到“加速牵涉所有事”（这也是该著作的副标题），同时卡普兰（Douglas Coupland）早于葛莱克几年，也在他知名著作《X 世代》的副标题上写明，“一个加速文化的传说”。于是，孔拉德（Peter Conrad）在他大部头的文化历史著作当中声称“现代性所牵涉的，就是时间的加速”（1999：9），艾利克森（Thomas H. Eriksen）也直截了当地界定“现代性就是速度”（2001：159）。但社会学对此能提供什么建议吗？事实上，关于时间结构显著改变的感受，在“古典”的社会学理论当中就已经存在。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便声称，在资本主义当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齐美尔认为生活越来越紧张、社会体验的变迁速度，是大都会生活的（也因此是现代性的）核心特质；涂尔干则认为失序（anomia）的发生，肇因于社会变迁发展得太快了，以至于来不及发展出新的道德和连带形式；或是，最后，韦伯援引了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将新教伦理视为严密的时间规训伦理，也就是认为浪费时间是最罪大恶极的（Weber，2004：183）。这些古典社会学家的思考都非常明显的是被（或至少部分被）他们在现代性当中所目睹的生动的加速过程所激发的。但在他们之后，社会学转向了相当非时间的、恒定的概念，常常简单地把前现代与现代截然剥离开来，仿佛社会是突然在某一天转变成现代社会，之后就再也不会改变似的。
因此，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与一个严谨的社会加速概念。这即是我在本书中要提出的。
这样一种理论首先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到底现代社会中在加速的是什么？但这个问题意外地很难回答。事实上，当我们回顾相关的社会学文献时，会发现它们众说纷纭、混乱不堪。我们可以发现对加速的讨论牵涉生活的速度、历史、文化、政治生活、社会，甚至是时间本身（例如Gurvitch，1963；Schmied，1985：86—90）。有些观察者直接声称，现代性当中所有事都加速了。但很显然的，时间无法有实质意义上的加速，而且也不是社会生活里所有的过程都在加速。不论我们是不是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但一小时就是一小时、一天就是一天。而且怀孕、生病、四季和教育时间显然并没有加速。还有值得商榷的是，我们是否真的可以说有一种单一的社会加速过程。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加速现象，可能许多彼此之间毫无关联，例如体育竞赛、时尚、影片剪接、交通运输、换工作和一些社会减速现象或僵固现象。关于社会加速，最终还有一个概念上的困难之处，是它与社会本身的范畴关系：我们能说有一种社会本身的加速吗？还是这不过是种在（或多或少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的加速过程？
以下，我将呈现一个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至少原则上允许一个在理论方面是清楚的、经验上是合理的（或至少是可以讨论的）定义，以界定社会加速的概念内涵，以及界定可以将西方社会理解为加速社会的方式。
显然的，并没有一个单一、普世的加速模式提升了所有事物的速度。相反的，许多事物是减速的，比如塞车情况下的交通。同时还有其他一些事物，顽强地反抗加速，比如感冒病毒就不会希望身体加快康复的速度。不过，的确有许多社会现象是适用于加速概念的。运动员想要跑得更快、游得更快，快餐，快速约会，小睡养神，似乎都证明了我们一心想提升日常行动的步调的速度。计算机的指令周期越来越快，运输与传播沟通相比于一个世纪以前只需要很少的时间，人们的睡眠似乎越来越少［有些科学家发现，自19世纪以来，睡眠时间平均减少了两个小时，自从1970年以来减少了30分钟（Garhammer，1999：378）］。甚至，我们同一层公寓的隔壁也越来越常搬进搬出新的邻居。
但即便我们可以论证这些改变不是偶然的，而是遵循着一个系统性的模式，难道就可以说这些截然不同的过程，可以一并用一种社会加速概念来进行探讨吗？我会说，不直接是如此。而是，当我们更加切近地观察这一连串的现象时，就会发现，我们显然可以区分出三个在分析上以及在经验上都相当不同的范畴，亦即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以下，我首先将呈现这三种加速范畴。在接下来的段落，我将会解释这些不同的加速领域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背后的机制或动力。在第二节与第三节，我将会讨论关于“加速社会”的社会学分析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起因于我们必须考虑到许多仍维持不变，甚至是减速的社会现象。
（一）科技加速
首先，最明显、也是最能够测量的加速形式，就是关于运输、传播沟通与生产的目标导向（zielgerichtet）过程的有意的速度提升，这可以定义为科技加速。更有甚者，意图提升运作速度的新的组织管理形式，也因为它是一种根据目标导向而有意的加速，所以同样可以视作此处所定义的科技加速的一个例子。虽然这些过程的平均速度（比起最大化的速度，平均速度对于分析加速造成的社会冲击来说更为重要）不一定都容易测量，但这个范畴当中的加速趋势却是无可否认的。所以，有学者用一个自己创造的标尺，说传播沟通的速度已增加到他标尺上的107，个人运输的速度增加到102，数据运算的速度增加到1010（参阅Gei.ler，1999：89）。
这个加速面向，显然就是维希留（Paul Virilio）的“竞速学”（dromologie）理论的核心。维希留的竞速学认为加速的历史是一个从运输革命、传播输送，最后再到生物科技所描绘的即将可能出现的“移植”过程（Virilio，2002：9—19）。科技加速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尤其是，这完全改变了社会的“时空体制”，也就是说，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空间和时间的知觉与组织。于是，原本人类知觉因为受我们的知觉器官和受地球重力的影响，通常可以马上区分出上、下，前、后，而不是早先、稍晚，但人类知觉里空间优先于时间的“自然的”（亦即人类学的）优先性，似乎已被翻转了。在全球化与时空扭曲的互联网时代，时间越来越被认为压缩了，或甚至消弭了空间（参阅Harvey，1990：201—210）。空间似乎可以说被运输和传播沟通的速度给缩小了。于是，若用时间来衡量比如从伦敦到纽约的距离，从船只航行的前工业时代到喷气飞机的时代，空间萎缩到了原本大小的60分之一，也就是从花费三周变成只需要八小时。
在此过程当中，就许多方面来说，空间在晚期现代世界失去了它的重要性。运作与发展不再定位于某处，并且实际的地点，像是旅馆、银行、大学，越来越变成一种“非地点”（non-lieux），亦即一种没有历史、特殊性或关联性的地方（参阅Augé，1992）。3
（二）社会变迁的加速
当小说家、科学家、记者和一般老百姓自18 世纪以来观察到西方文化、社会或历史有一种动态性的时候，他们通常关心的速度并不在于科技进步方面，而是多半在于社会变迁方面。他们发现社会事务、社会结构，以及行动模式和行动方针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短暂易逝，并对此感到困惑不已。正是社会组织团体与实践形式模式的转变，以及（特别重要相关的）知识内涵的转变，界定出了第二个加速的范畴：社会变迁的加速。
若说上述第一个加速范畴现象（科技加速）是在社会当中的加速过程，那么第二个社会变迁的范畴则不同，可以被归类为社会本身的加速。也即变迁的速率本身改变了，使得态度和价值，时尚和生活风格，社会关系与义务，团体、阶级、环境、社会语汇、实践与惯习（habitus）的形式，都在以持续增加的速率发生改变。这也让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认为，社会世界不再能够以符号的形态固定坐落在地图上，而是变成由闪烁的液晶屏幕所再现的文化流，只能点状地结晶化成“种族景观、科技景观、金融景观、媒体景观和意识景观”（Appadurai，1990）。然而，“经验性地测量社会变迁的速率”这件事还是个尚未解决的挑战，因为社会学界对于变迁的重要指标为何，以及社会什么时候的改变或变化实际构成了真正的、或“基础性”的社会变迁，还没有达成共识4。因此我建议，为了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加速的社会学，我们可以援用“当下时态的萎缩”（Gegenwartsschrumpfung）这个概念，当作经验性地测量变迁速率的准绳。这是由哲学家吕柏（Hermann Lübbe ）所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西方社会所体验到的一种基于文化和社会创新率的加速，造成了“当下”这个时态不断地萎缩得越来越短暂（Lübbe，1998）。他的判断标准，简单且有启发性：对吕柏来说，过去意指不再存在/不再有效，未来则意指还没存在/还没有效。而当下，是经验范围和期待范围正重叠发生［这是借用自寇瑟列克（Reinhart Koselleck，2008）所提出的概念］的时间区间。只有在这段相对稳定的时间区间当中，我们才能描绘我们过去的经验，以此来引导我们的行动，并且从过去的结论推导未来。换句话说，加速可以定义为经验与期待的可信赖度的衰退速率不断增加，同时被界定为“当下”的时间区间不断在萎缩。现在，显然的，我们可以把这套关于稳定性与变迁的判断标准，用于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以及所有类型的实践：政治、职业、科技、美学、规范方面和科学或认知方面，以及文化方面或结构方面。就实际经验来看，读者们只要简单想想自己日常实践知识的衰退速率就知道了。比如朋友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卖场的营业时间、办公室的值班时间、电信费率、当红电视明星、政党政客、工作、情侣关系……这些事物的稳定不变的时间区间，会是多久呢？
但我们要如何经验地证实这种当下萎缩呢？我认为，我们可以将生产与再生产制度当作出发点，因为它们会形成基本的社会结构。对西方社会来说，在早期现代阶段，这些制度包含了家庭和职业系统。事实上，许多社会变迁研究，除了政治制度和科技之外，正是聚焦在家庭与职业领域。我稍后会再回来探讨科技变迁与社会变迁，以及科技加速和社会变迁的加速，是如何相互关联的。现在，我认为这两个领域——家庭与工作——的变迁，在早期现代是以数个世代的步调来改变，然后在“古典”现代是每个世代的改变，到晚期现代，已经是在世代之内就产生了改变。因此，在农业社会当中，理念型意义上的家庭结构，经历了数个世纪都还会保持不变，过了数个世代其基本结构都还是相当完整的。在古典现代（大约是1850年到1970年），这种结构可能只维持一个世代。由一对夫妇组织起来的家庭结构，可能等到这对夫妇逝世之后就会随之解体。到了晚期现代，有一种趋势是，一个家庭的生命循环，可能比一个人的生命阶段还要短。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越来越高的离婚率与再婚率（Laslett，1988：33）。类似的，在劳动世界当中，在前现代与早期现代社会，父亲的职业会传承给儿子，而且同样的，会持续几个世代。在古典现代，职业结构倾向是每个世代都会改变。儿子（之后也包括女儿）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职业，但他们通常只会选择一次，亦即一个工作就做一辈子。相比之下，在晚期现代，单一的职业不再会跨越整个工作生涯了。换工作的速率比换世代还要快得多。于是，根据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的说法，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工薪阶层，一辈子大约会换11次工作（Sennett，1998：25）。所以，如同科恩（Daniel Cohen）所总结的，“在微软公司开始职业生涯的人，绝不会认为他们真的会在这里工作到退休。但一开始就在福特公司或雷诺工作的人，却几乎可以确定会在公司终老”（转引自Bauman 2003：73）。在这个意义上，若要提出更概括的论点的话，可以说社会制度的稳定程度和实践的稳定程度可以当作一个判断社会变迁加速（或减速）的准绳。对于瓦格纳（Wagner）、鲍曼（Zygmun Bauman）、桑内特、贝克、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拉什（Scott Lash）等学者来说，关于在晚期现代当中制度稳定程度的普遍下降，在理论方面和经验方面都可以找到证据。以此而言，整个关于“后现代”和偶然性的论述，都与这个观念有关。不过对于本书来说，这仅是未来的经验研究的出发点，而非定论。
（三）生活步调的加速
也许社会加速最紧迫与最惊人的方面，就是现代（西方）社会那种壮观且广泛散布的“时间匮乏”。现代的社会行动者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时间常流逝殆尽，他们极度缺乏时间。时间仿佛像是石油一般被消耗的原材料，越来越珍贵，所以其短缺越来越让人感到恐慌。这种对时间的认知，是西方社会第三种加速类型的核心，但不论从逻辑来看还是从因果关系来看，都不是由前两种加速所造成的。相反的，至少乍看之下，这种时间匮乏跟科技加速似乎是相矛盾的。这第三种范畴，是（社会）生活步调的加速。在现代化过程当中，不断有学者提出了这种加速范畴［例如齐美尔（Georg Simmel，1989：698 f.，1995），或是最近的勒范恩（Robert Levine，1997）］。这种加速可以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单位当中行动事件量或体验事件量的增加。也就是说，这是因为想要或觉得必须在更少的时间内做更多事。就这点来说，这是大部分对文化加速的讨论以及要求减速的呼吁的核心焦点。
但是我们如何测量生活步调？5就我看来，达此目标，有“主观”和“客观”两种途径，最好是结合两者。主观方面，生活速度（对比其自身）的加快，可能在个人的时间体验上有可观察到的效应：它会让人们觉得时间很匮乏，觉得很忙碌，感受到紧迫与压力。最典型的，就是人们会觉得时间比以前流逝得还要快，然后会抱怨“所有事情”都太快了；他们会担心无法跟上社会生活的步调。从18 世纪开始，这种抱怨就伴随着现代性而出现。虽然这无法证明生活一直都如此高速，也无法确认说生活有速度可言，但这却暗指了一种日益的加速。如我们所预料的，经验研究指出西方社会的人们实际上的确感受到沉重的时间压力，也的确会抱怨时间的匮乏。这种感觉似乎在这几十年间不断增加（参阅Gei.ler，1999：92，Garhammer，1999：448—455，Levinw，1997：196f.）6。这种说法还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地方，在于人们认为这种社会加速是由数字革命和全球化过程所造成的。
在“客观”方面，生活速度的加速有两种测量方式。第一种，是测量可界定出来的行动所耗费的时间区间或“单位”的缩短，比方测量吃饭、睡觉、散步、娱乐、家庭谈心，等等。因为加速意指我们得在更短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这方面，调查“人们如何运用时间”的研究具有高度重要性。而且事实上，许多研究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比如，有一种清楚的趋势是，比起我们上一辈，我们吃饭吃得更快，睡得更少，更少跟家人谈心。7不过，对这种研究结果要小心，因为，首先，这种为期很长的时间运用研究的数据是非常有限的。其次，我们始终无法确认这些研究发现的真正重要性，因为我们总是会发现反例（例如，至少在西方社会的某些地方，父亲花在陪伴孩子上的时间，是明显逐年增加的）。最后，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种可测量的加速（比如尽管我们的睡眠时间比上一辈减少，但不能说这是因为长辈们老了所以在生理上无法太操劳地工作）。
第二种“客观地”研究生活步调的加速方式，是去测量行动时间与体验时间的“压缩”，像是在一定时间段当中，通过减少休息或间隔时间，而做得更多或体验到更多，以及/ 或是同时做更多事，比如同时下厨、看电视和打电话。当然，同时做很多事，就是今天常说的“多任务”（multi-tasking）（参阅Benthaus-Apel，1995）。
现在，如果我们同意“生活步调”牵涉日常生活中行动与体验的压缩速度，那么可能就会很难看到这与科技加速之间的关系。科技加速可以定义为每个时间单位当中的“输出”的增加，比如每小时的公里数，每分钟的计算机字节数，或是每天生产的车辆数（见图1）。
图1. 科技加速即为每个时间单位当中的量的增加，t1和t2可以意指1800年到1960年之间的最高运输时速或是1960年到2000年的计算机指令周期，等等。
因此，若任务量与行动量不变的话，科技加速必然会减少日常过程当中生产与再生产、传播、运输所需的时间（见图2）。
图1. 科技加速即为每个时间单位当中的量的增加，t1和t2可以意指1800年到1960年之间的最高运输时速或是1960年到2000年的计算机指令周期，等等。
因此，若任务量与行动量不变的话，科技加速必然会减少日常过程当中生产与再生产、传播、运输所需的时间（见图2）。
图2. 科技加速时代中（请参照图1），行动量（例如跨越十公里，复制一本书，或是回复十条简讯）的执行所需时间。
如此一来，科技加速在逻辑上应该是会增加自由时间的，亦即应该会让生活步调变慢，消除或至少减轻时间匮乏。因为科技加速意味着我们可以借此用更少的时间完成更多手边的任务，所以我们的时间应该变得更充裕。如果，相反的，现代社会当中人们却越来越觉得时间很短缺，并因此感到恐慌，那么这种矛盾效果就会需要社会学的解释。8
如果我们去思考所期待的时间充裕或减速的前提条件的话，也许可以找到答案。如同上述提到的，如果我们的任务总量是不变的，用来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任务所需的时间资源，就可以显著缩短。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想想电子邮件科技的发明对我们的时间预算所带来的后果吧。我们可以假定，写一封电子邮件远比写一封传统邮件还要快。再进一步想一下，1990年时，我们一个工作日平均花两个小时收发十封邮件。如果需要收发的邮件总量不变，那么在新科技发明后，我们每天就只需要花一小时来回复邮件，然后就可以赢得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来做其他事。但事实上会是这样吗？我敢说绝对不是。事实上，要是我们需要收发的信件多了一倍，那么我们每天要花在上面的时间就依然不变。9而且我怀疑，我们今天可能每天要收发的，是40—50封，甚至是70封电子邮件。所以，比起网络世界发明之前，我们需要花在沟通事务上的时间，更多了。而且事实上，同样的事在一个世纪之前，当汽车和稍后的洗衣机被发明的时候，就发生过了。当然，如果所跨越的空间距离维持不变、或洗衣服的周期维持不变，那么我们可以借此获得更多自由时间，但其实我们并没有。我们以前的生活范围可能只涵盖了区区几公里，但现在我们会为了工作或旅游，驾驶或飞行成千上万公里。还有我们现在每天都会换洗衣服，不像一个世纪以前我们可能一个月（或更久）才换洗一次。
图2. 科技加速时代中（请参照图1），行动量（例如跨越十公里，复制一本书，或是回复十条简讯）的执行所需时间。
如此一来，科技加速在逻辑上应该是会增加自由时间的，亦即应该会让生活步调变慢，消除或至少减轻时间匮乏。因为科技加速意味着我们可以借此用更少的时间完成更多手边的任务，所以我们的时间应该变得更充裕。如果，相反的，现代社会当中人们却越来越觉得时间很短缺，并因此感到恐慌，那么这种矛盾效果就会需要社会学的解释。8
如果我们去思考所期待的时间充裕或减速的前提条件的话，也许可以找到答案。如同上述提到的，如果我们的任务总量是不变的，用来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任务所需的时间资源，就可以显著缩短。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想想电子邮件科技的发明对我们的时间预算所带来的后果吧。我们可以假定，写一封电子邮件远比写一封传统邮件还要快。再进一步想一下，1990年时，我们一个工作日平均花两个小时收发十封邮件。如果需要收发的邮件总量不变，那么在新科技发明后，我们每天就只需要花一小时来回复邮件，然后就可以赢得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来做其他事。但事实上会是这样吗？我敢说绝对不是。事实上，要是我们需要收发的信件多了一倍，那么我们每天要花在上面的时间就依然不变。9而且我怀疑，我们今天可能每天要收发的，是40—50封，甚至是70封电子邮件。所以，比起网络世界发明之前，我们需要花在沟通事务上的时间，更多了。而且事实上，同样的事在一个世纪之前，当汽车和稍后的洗衣机被发明的时候，就发生过了。当然，如果所跨越的空间距离维持不变、或洗衣服的周期维持不变，那么我们可以借此获得更多自由时间，但其实我们并没有。我们以前的生活范围可能只涵盖了区区几公里，但现在我们会为了工作或旅游，驾驶或飞行成千上万公里。还有我们现在每天都会换洗衣服，不像一个世纪以前我们可能一个月（或更久）才换洗一次。
图3. “自由时间”（1）以及时间匮乏（2），都来自事务量成长率和科技加速率之间的关系。区间（1）显示的是生活步调的放缓，区间（2）则是生活步调的加速。如果两者提高率是一样的（亦即两线的交会点），那么就算科技加速，生活步调也仍不会改变。但在“加速社会”当中，事务量成长率系统地超过了科技加速率。
图3清楚显示出加速与成长量之间的关系。它以几乎与图2相同的形式，呈现出自工业时代以来所有科技的发明史。事务量成长率超过了科技加速率，因此面对科技加速时，时间仍然越来越匮乏。因此，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定义为“加速社会”，就是因为生活步调不断在加快（或是时间越来越短缺），尽管科技加速令人如此赞叹。但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在下一节简短检视一下现代社会加速的推动机制。
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事务成长量与科技加速命中注定般地结合在一起。如同我在上节呈现的，与一般假设大相径庭的是，科技加速并不是社会加速的肇因。这可以从上面所举的电子邮件的例子来看：这个科技并没有迫使或诱使人们每天去读写更多的邮件；不过很明显的，科技提供了让事务量得以增加的条件。但这也可以从历史上的迹象来看，工业时代的科技革命和数字化本身，似乎就是由现代社会的时间短缺所驱动的，它们就是在回应时间匮乏不断加剧的问题。因此，早在蒸汽机和电报发明之前，更不用说在火车和汽车引入生活之前，人们在早期现代当中就想加快运输、生产、传播的过程。比如，以前人们在传送消息时，会通过频繁替换拉车的马匹来维持送信马车的速度，或是运用各种不需要休息和睡眠的可传递信息的动物或工具（Koselleck，2000；Virilio，1980）。所以，我们必须从别处找寻加速的动力。以下，关于现代性如何卷入不断加速的过程的问题，我将给出三个答案。这些答案虽然在经验上是彼此有关联的，但在分析上彼此是有区别的。
（一）社会动力：竞争
当人们要去寻找现代社会中加速的推动机制，以及将加速与事务量成长联结在一起的机制时，可能会去猜想，资本主义经济中基本的获利原则与法则，是不是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我们在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名言当中所看到的时间与金钱之间的简单等号，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都是有道理的。首先，由于工作时间是生产当中的一个根本要素，因此节省时间就是节省成本和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最简单而直接的手段。其次，存贷和利益的原则，会迫使投资者想办法提高报酬和资本循环的速度。如此一来，所加速的就不只是生产本身，还有循环与消费。最后，不论在过程方面还是生产方面，利用创新来暂时领先其他竞争者，是获得额外收益的必要手段；这无可避免地让企业家会想办法加速创新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于是，逻辑上来看，一般的社会加速，以及特别是科技加速，是充满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后果。
然而，在现代社会，竞争原则显然不只存在于（以成长为导向的）经济领域而已。事实上，这种原则支配了现代生活所有领域的分配，而且也因此，如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告诉我们的，它是界定现代性的核心原则（Parsons，1985）。
诚然，所有社会都必须找出正当的方式，以分配资源、物产、财富，乃至分配特权、地位、社会身份。在前现代社会和非现代社会，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分配方式。那时最常见的分配模式，是由团体归属所预先决定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生而为王、为农夫、或为骑士，那么这个人所会获得的承认，所能够使用的特权、权利，以及财货，一出生就或多或少被决定好了。然而，从西方现代性的观点出发，就这种分配方式的功能性来看，它并没有效率，而且从正义统治原则的立场来说，也不公正。现代社会的生活当中，几乎所有领域最主要的分配原则，都是竞争逻辑。在经济领域或体育领域，这已无须多做解释；但这同样适用于政治（特权与权力地位被赋予在选举竞争当中获胜的人或政党）、科学（教授或研究员的职位，以及执行研究项目所需的资源，是通过竞争而获取的）、艺术（人们必须靠卖出更多的票、书、唱片，也就是靠在自由市场的畅销，或靠感动评审，来击败竞争对手），甚至也适用于宗教（宗派与教派必须为信仰而竞争）。
从历史上来看，1648年建立威斯特法伦和约之后，民族国家之间的军事竞争与政治竞争，可说是欧洲科技、经济、建设、科学创新的速度增加的主因（Rosa，2005a：311—332）。进一步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教育程度、工作地位、收入、炫耀性消费的财物、子女的成就，乃至于婚姻与人脉的获得和维持，这一切无不是在竞争。这也难怪，在报纸上的汽车广告、招聘广告、手机广告中间，我们竟然还可以看到征婚启事。我们也都知道，在社会关系的竞争中，我们很容易失去我们的“竞争力”。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够友善、风趣、幽默、大方，我们的朋友、亲戚很快就不会再跟我们联络了。最明显的，在晚期现代，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怪诞的社会竞争形式，比如脸书（Facebook），聚友网（myspace），推特（twitter），人们可能都在数自己有多少好友，然后竞相用照片来展现（身体上的）吸引力。所以，在现代社会当中所占据的地位，已不是按照出身来预先决定的，在（成人的）生命历程当中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永远的竞争协商。
然而，由于在竞争当中的判决与区分原则是成就，因此，时间，甚至是加速逻辑，就直接处于现代性分配模式的核心当中。成就被定义为每个时间单位当中的劳动或工作（成就= 工作除以时间，像物理学的公式所做的那样），所以，提升速度或节省时间就直接与竞争优势的获得有关。或是，有的人不求有功，只求保持原本的地位。社会竞争的逻辑是，必须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以维持竞争力。维持竞争力，不只是一种让人们能更自主地规划人生的手段而已，而且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唯一目的（参阅Rosa，2006）。我们可以在无数观察当中看到（而且在定性的经验研究访谈当中我们可以得到重复且一致的回答），我们必须“在原地舞得越来越快”，或是“我们（Conrad，1996：6）要跑得尽可能的快，才能留在原地”（Robinson and Godbey，1999：33）。民间智者常会洞烛先机地警告“竞争者是从不睡觉的”。唯一不被竞争原则所统治的分配领域，是福利国家的分配模式与措施（详细的讨论可见Nullmeier，2000）。所以也难怪，每当福利政策减少了一部分，或是将部分福利取消，交给市场自由竞争时，人们就会特别强烈地感受到社会加速。
因此，我想指出，社会加速的推动力主要就是竞争逻辑。
（二）文化动力：永恒的应许
不过，现代社会行动者在面对无法掌控的加速动力时，并不只是无助的受害者而已。他们并不单纯仅是被迫去适应他们毫无筹码的加速赌局。相反的，我想指出，加速的推动机制也会由文化应许赋予力量。在现代世俗社会当中，加速的功能等同于永恒生命的（宗教）应许。
这个想法背后的论据是：现代社会是世俗的，因为从文化的观点来看，现代社会的重点都在于此世的世界，而不是死后的世界。不论人们是否拥有宗教信仰，他们的抱负、欲求、渴望，一般都指向此世的贡献、选择、财富。现在，根据西方现代性的主要文化逻辑，生活的富裕、满足和质量，都由一生的历程当中所拥有的体验的总和与深度来测量。于是，在这样的生命观当中，好的生活就是丰富的生活，也就是有丰富的体验与能够充分自我实现的生活（Blumenberg，1986；Cronemeyer，1996；Schulze，1994）。10这样的观念，让我们不会再去期待死后会有个“极乐世界”，而是宁愿坚持在此世的诸多可能性当中，尽可能实现各种选择。去体验人生各种复杂的高低起伏，已是现代人的主要抱负了。11
但事实上可惜的是，在短暂的人生当中，这个世界可提供的事物似乎永远比能够体验到的事物还多。在个人的一生当中可以实现的事物，总是比不上这个世界所提供的选项数量的增长速度；或是用布鲁门贝尔格（Hans Blumenberg）的话来说，所知觉到的世界时间（Weltzeit），与个人的生命时间（Lebenszeit），在现代社会当中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张力。在这种情况下，生活步调的加速自然就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如果我们“加倍快”地过生活，如果我们只用一半的时间来实现行动、目标与体验，我们就可以加倍体验的“总量”，也因此加倍了“生活”的总量。我们所能享有的，或是“成效”，亦即实际实现的选项与潜在可实现的选项之间的比例，也因此可以加倍。在这种文化逻辑下，事务成长量的动力也就跟加速密不可分了。
现在，在这样的思路中，如果我们持续提升生活的速度，我们也许就可以在只有一次的人生当中，实现所有可实现的选项，让生活过得更多样化，甚至可以让生活过得无穷尽。加速因此成为一种消除世界时间与我们生命时间之间差异的策略。现代加速的幸福应许，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观念，它认为“生活步调”的加速，是我们在面对有限与死亡的问题时，所作出的（亦即是现代性的）回答。无需赘言，可惜这种应许最终并不能实现。节省时间的技巧往往带来非常多的世界选项。无论我们变得多快，我们在世界当中所能享有的，亦即选项的可实现与体验的比例，相比于所错过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12我想，这是现代人的一种悲哀。人们觉得自己像是在滚轮中不停奔跑的小仓鼠，然而对生命和世界的渴望不但没有因此被满足，反而却更加渴望、倍感挫折。
（三）加速循环
至此我已经定义了两种主要的不断推动加速转轮的“外在的”驱动力，而且这种加速在早期现代就已经在运转了。此外，劳动分工的内在逻辑，或社会的功能分化，也是这种驱动力的额外要素，因为这两者会促进社会进程的加速，也需要社会进程的加速（Rosa，2005a：295—310）。然而我想指出，社会加速在晚期现代已经转变成一种不再需要外在驱动力的自我推动系统。上述三个范畴，亦即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以及生活步调的加速，已经形成一种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反馈系统。
如同我上面已试图指出的，事务量的成长和加速不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因果上都没有内在的相互关联。唯有当运输过程、传播沟通过程和生产过程本身产生变动，而事务量维持恒定时，加速才会带来相应的效率增长。之所以加速这些过程，通常是因为人们期待能缩短过程。所以，我上面会说，人们期待一种科技加速与生活步调之间的反转关系，也就是希望通过科技加速来释放出大量的时间资源，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能自由分配。
然而可惜的是，生活步调的加速与科技加速以相反的方式相互联结在一起了。如我最初所论证的，科技加速可以视为是社会对时间匮乏问题，亦即“生活步调”加速时的回应。当我们检视三个社会加速领域的因果关系时，会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反馈循环：科技加速，通常意指新科技（像是蒸汽机、火车、汽车、电报、计算机，或是互联网），几乎必然会造成生活实践、沟通传播结构与相应的生活形式当中的全面改变。例如互联网不只会增加沟通交流的速度以及经济过程与生产过程的“虚拟化”，它还会形成新的职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沟通传播结构，开启新的社会互动模式，甚至是新的社会身份认同形式（参阅Turkle，1998）。因此可以轻易看到，科技加速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倾向于和以改变社会的结构与模式、行动导向与行动演化作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更有甚者，如果社会变迁造就了上述讨论意义中的“当下时态的萎缩”，这自然也会带来“生活步调”的加速。这个说法，也可以用以解释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当中广为人知的竞争社会的“滑坡”现象。资本家不能中断或休息，不能停止竞赛或安于其位，因为他不进则退。就像马克思和韦伯所说的那样，进退之间没有平衡点，因为维持原状就等于落后。
同样的，在生活所有领域的社会变迁都加速了的竞争社会当中，个人总会觉得自己站在“滑坡”上：人们的体验、知识、设备、穿着，甚至是生活方式和日常用语，只要稍微喘口气，就马上会变得落后过时。13若读者想从日常生活当中思考如何解释这种症候群，不妨想想你的电子邮箱。好不容易读完了全部的重要邮件，回完了全部的重要邮件，但只要转身做一下别的事，回头再看，马上邮件又淹没了我们。等到一天要结束了，电子邮箱里还是堆积着比我们之前任何阅读、回复的时刻还要多的电子邮件。电子邮件一次又一次默默地塞满邮箱，我们就好像希腊神话里，被惩罚要在冥土不断重复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Sisyphus）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被逼迫着要不断追赶他们在社会世界与科技世界当中所感受到的变迁速度，以免失去任何有潜在联系价值的可能性，并保持竞争机会。这个问题的更加麻烦之处还在于，在剧烈变迁的世界当中，越来越难说哪个选项最后可以被证明是有价值的。于是，加速了的社会变迁，会再进而造就“生活步调”的加速。最后，就像我们开头已经知道的，科技加速对于增加生产过程与日常生活的速度来说，就是必要的了。于是，“加速循环”就变成一个封闭、自我驱动的系统。
图3. “自由时间”（1）以及时间匮乏（2），都来自事务量成长率和科技加速率之间的关系。区间（1）显示的是生活步调的放缓，区间（2）则是生活步调的加速。如果两者提高率是一样的（亦即两线的交会点），那么就算科技加速，生活步调也仍不会改变。但在“加速社会”当中，事务量成长率系统地超过了科技加速率。
图3清楚显示出加速与成长量之间的关系。它以几乎与图2相同的形式，呈现出自工业时代以来所有科技的发明史。事务量成长率超过了科技加速率，因此面对科技加速时，时间仍然越来越匮乏。因此，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定义为“加速社会”，就是因为生活步调不断在加快（或是时间越来越短缺），尽管科技加速令人如此赞叹。但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在下一节简短检视一下现代社会加速的推动机制。
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事务成长量与科技加速命中注定般地结合在一起。如同我在上节呈现的，与一般假设大相径庭的是，科技加速并不是社会加速的肇因。这可以从上面所举的电子邮件的例子来看：这个科技并没有迫使或诱使人们每天去读写更多的邮件；不过很明显的，科技提供了让事务量得以增加的条件。但这也可以从历史上的迹象来看，工业时代的科技革命和数字化本身，似乎就是由现代社会的时间短缺所驱动的，它们就是在回应时间匮乏不断加剧的问题。因此，早在蒸汽机和电报发明之前，更不用说在火车和汽车引入生活之前，人们在早期现代当中就想加快运输、生产、传播的过程。比如，以前人们在传送消息时，会通过频繁替换拉车的马匹来维持送信马车的速度，或是运用各种不需要休息和睡眠的可传递信息的动物或工具（Koselleck，2000；Virilio，1980）。所以，我们必须从别处找寻加速的动力。以下，关于现代性如何卷入不断加速的过程的问题，我将给出三个答案。这些答案虽然在经验上是彼此有关联的，但在分析上彼此是有区别的。
（一）社会动力：竞争
当人们要去寻找现代社会中加速的推动机制，以及将加速与事务量成长联结在一起的机制时，可能会去猜想，资本主义经济中基本的获利原则与法则，是不是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我们在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名言当中所看到的时间与金钱之间的简单等号，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都是有道理的。首先，由于工作时间是生产当中的一个根本要素，因此节省时间就是节省成本和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最简单而直接的手段。其次，存贷和利益的原则，会迫使投资者想办法提高报酬和资本循环的速度。如此一来，所加速的就不只是生产本身，还有循环与消费。最后，不论在过程方面还是生产方面，利用创新来暂时领先其他竞争者，是获得额外收益的必要手段；这无可避免地让企业家会想办法加速创新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于是，逻辑上来看，一般的社会加速，以及特别是科技加速，是充满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后果。
然而，在现代社会，竞争原则显然不只存在于（以成长为导向的）经济领域而已。事实上，这种原则支配了现代生活所有领域的分配，而且也因此，如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告诉我们的，它是界定现代性的核心原则（Parsons，1985）。
诚然，所有社会都必须找出正当的方式，以分配资源、物产、财富，乃至分配特权、地位、社会身份。在前现代社会和非现代社会，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分配方式。那时最常见的分配模式，是由团体归属所预先决定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生而为王、为农夫、或为骑士，那么这个人所会获得的承认，所能够使用的特权、权利，以及财货，一出生就或多或少被决定好了。然而，从西方现代性的观点出发，就这种分配方式的功能性来看，它并没有效率，而且从正义统治原则的立场来说，也不公正。现代社会的生活当中，几乎所有领域最主要的分配原则，都是竞争逻辑。在经济领域或体育领域，这已无须多做解释；但这同样适用于政治（特权与权力地位被赋予在选举竞争当中获胜的人或政党）、科学（教授或研究员的职位，以及执行研究项目所需的资源，是通过竞争而获取的）、艺术（人们必须靠卖出更多的票、书、唱片，也就是靠在自由市场的畅销，或靠感动评审，来击败竞争对手），甚至也适用于宗教（宗派与教派必须为信仰而竞争）。
从历史上来看，1648年建立威斯特法伦和约之后，民族国家之间的军事竞争与政治竞争，可说是欧洲科技、经济、建设、科学创新的速度增加的主因（Rosa，2005a：311—332）。进一步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教育程度、工作地位、收入、炫耀性消费的财物、子女的成就，乃至于婚姻与人脉的获得和维持，这一切无不是在竞争。这也难怪，在报纸上的汽车广告、招聘广告、手机广告中间，我们竟然还可以看到征婚启事。我们也都知道，在社会关系的竞争中，我们很容易失去我们的“竞争力”。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够友善、风趣、幽默、大方，我们的朋友、亲戚很快就不会再跟我们联络了。最明显的，在晚期现代，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怪诞的社会竞争形式，比如脸书（Facebook），聚友网（myspace），推特（twitter），人们可能都在数自己有多少好友，然后竞相用照片来展现（身体上的）吸引力。所以，在现代社会当中所占据的地位，已不是按照出身来预先决定的，在（成人的）生命历程当中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永远的竞争协商。
然而，由于在竞争当中的判决与区分原则是成就，因此，时间，甚至是加速逻辑，就直接处于现代性分配模式的核心当中。成就被定义为每个时间单位当中的劳动或工作（成就= 工作除以时间，像物理学的公式所做的那样），所以，提升速度或节省时间就直接与竞争优势的获得有关。或是，有的人不求有功，只求保持原本的地位。社会竞争的逻辑是，必须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以维持竞争力。维持竞争力，不只是一种让人们能更自主地规划人生的手段而已，而且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唯一目的（参阅Rosa，2006）。我们可以在无数观察当中看到（而且在定性的经验研究访谈当中我们可以得到重复且一致的回答），我们必须“在原地舞得越来越快”，或是“我们（Conrad，1996：6）要跑得尽可能的快，才能留在原地”（Robinson and Godbey，1999：33）。民间智者常会洞烛先机地警告“竞争者是从不睡觉的”。唯一不被竞争原则所统治的分配领域，是福利国家的分配模式与措施（详细的讨论可见Nullmeier，2000）。所以也难怪，每当福利政策减少了一部分，或是将部分福利取消，交给市场自由竞争时，人们就会特别强烈地感受到社会加速。
因此，我想指出，社会加速的推动力主要就是竞争逻辑。
（二）文化动力：永恒的应许
不过，现代社会行动者在面对无法掌控的加速动力时，并不只是无助的受害者而已。他们并不单纯仅是被迫去适应他们毫无筹码的加速赌局。相反的，我想指出，加速的推动机制也会由文化应许赋予力量。在现代世俗社会当中，加速的功能等同于永恒生命的（宗教）应许。
这个想法背后的论据是：现代社会是世俗的，因为从文化的观点来看，现代社会的重点都在于此世的世界，而不是死后的世界。不论人们是否拥有宗教信仰，他们的抱负、欲求、渴望，一般都指向此世的贡献、选择、财富。现在，根据西方现代性的主要文化逻辑，生活的富裕、满足和质量，都由一生的历程当中所拥有的体验的总和与深度来测量。于是，在这样的生命观当中，好的生活就是丰富的生活，也就是有丰富的体验与能够充分自我实现的生活（Blumenberg，1986；Cronemeyer，1996；Schulze，1994）。10这样的观念，让我们不会再去期待死后会有个“极乐世界”，而是宁愿坚持在此世的诸多可能性当中，尽可能实现各种选择。去体验人生各种复杂的高低起伏，已是现代人的主要抱负了。11
但事实上可惜的是，在短暂的人生当中，这个世界可提供的事物似乎永远比能够体验到的事物还多。在个人的一生当中可以实现的事物，总是比不上这个世界所提供的选项数量的增长速度；或是用布鲁门贝尔格（Hans Blumenberg）的话来说，所知觉到的世界时间（Weltzeit），与个人的生命时间（Lebenszeit），在现代社会当中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张力。在这种情况下，生活步调的加速自然就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如果我们“加倍快”地过生活，如果我们只用一半的时间来实现行动、目标与体验，我们就可以加倍体验的“总量”，也因此加倍了“生活”的总量。我们所能享有的，或是“成效”，亦即实际实现的选项与潜在可实现的选项之间的比例，也因此可以加倍。在这种文化逻辑下，事务成长量的动力也就跟加速密不可分了。
现在，在这样的思路中，如果我们持续提升生活的速度，我们也许就可以在只有一次的人生当中，实现所有可实现的选项，让生活过得更多样化，甚至可以让生活过得无穷尽。加速因此成为一种消除世界时间与我们生命时间之间差异的策略。现代加速的幸福应许，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观念，它认为“生活步调”的加速，是我们在面对有限与死亡的问题时，所作出的（亦即是现代性的）回答。无需赘言，可惜这种应许最终并不能实现。节省时间的技巧往往带来非常多的世界选项。无论我们变得多快，我们在世界当中所能享有的，亦即选项的可实现与体验的比例，相比于所错过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12我想，这是现代人的一种悲哀。人们觉得自己像是在滚轮中不停奔跑的小仓鼠，然而对生命和世界的渴望不但没有因此被满足，反而却更加渴望、倍感挫折。
（三）加速循环
至此我已经定义了两种主要的不断推动加速转轮的“外在的”驱动力，而且这种加速在早期现代就已经在运转了。此外，劳动分工的内在逻辑，或社会的功能分化，也是这种驱动力的额外要素，因为这两者会促进社会进程的加速，也需要社会进程的加速（Rosa，2005a：295—310）。然而我想指出，社会加速在晚期现代已经转变成一种不再需要外在驱动力的自我推动系统。上述三个范畴，亦即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以及生活步调的加速，已经形成一种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反馈系统。
如同我上面已试图指出的，事务量的成长和加速不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因果上都没有内在的相互关联。唯有当运输过程、传播沟通过程和生产过程本身产生变动，而事务量维持恒定时，加速才会带来相应的效率增长。之所以加速这些过程，通常是因为人们期待能缩短过程。所以，我上面会说，人们期待一种科技加速与生活步调之间的反转关系，也就是希望通过科技加速来释放出大量的时间资源，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能自由分配。
然而可惜的是，生活步调的加速与科技加速以相反的方式相互联结在一起了。如我最初所论证的，科技加速可以视为是社会对时间匮乏问题，亦即“生活步调”加速时的回应。当我们检视三个社会加速领域的因果关系时，会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反馈循环：科技加速，通常意指新科技（像是蒸汽机、火车、汽车、电报、计算机，或是互联网），几乎必然会造成生活实践、沟通传播结构与相应的生活形式当中的全面改变。例如互联网不只会增加沟通交流的速度以及经济过程与生产过程的“虚拟化”，它还会形成新的职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沟通传播结构，开启新的社会互动模式，甚至是新的社会身份认同形式（参阅Turkle，1998）。因此可以轻易看到，科技加速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倾向于和以改变社会的结构与模式、行动导向与行动演化作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更有甚者，如果社会变迁造就了上述讨论意义中的“当下时态的萎缩”，这自然也会带来“生活步调”的加速。这个说法，也可以用以解释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当中广为人知的竞争社会的“滑坡”现象。资本家不能中断或休息，不能停止竞赛或安于其位，因为他不进则退。就像马克思和韦伯所说的那样，进退之间没有平衡点，因为维持原状就等于落后。
同样的，在生活所有领域的社会变迁都加速了的竞争社会当中，个人总会觉得自己站在“滑坡”上：人们的体验、知识、设备、穿着，甚至是生活方式和日常用语，只要稍微喘口气，就马上会变得落后过时。13若读者想从日常生活当中思考如何解释这种症候群，不妨想想你的电子邮箱。好不容易读完了全部的重要邮件，回完了全部的重要邮件，但只要转身做一下别的事，回头再看，马上邮件又淹没了我们。等到一天要结束了，电子邮箱里还是堆积着比我们之前任何阅读、回复的时刻还要多的电子邮件。电子邮件一次又一次默默地塞满邮箱，我们就好像希腊神话里，被惩罚要在冥土不断重复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Sisyphus）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被逼迫着要不断追赶他们在社会世界与科技世界当中所感受到的变迁速度，以免失去任何有潜在联系价值的可能性，并保持竞争机会。这个问题的更加麻烦之处还在于，在剧烈变迁的世界当中，越来越难说哪个选项最后可以被证明是有价值的。于是，加速了的社会变迁，会再进而造就“生活步调”的加速。最后，就像我们开头已经知道的，科技加速对于增加生产过程与日常生活的速度来说，就是必要的了。于是，“加速循环”就变成一个封闭、自我驱动的系统。
图4. 加速循环
分析至此，已经有足够的论据界定出三个不同，但又环环相扣的社会加速范畴领域。但即便如此，这还不足以声称现代性的确带来了社会自身的加速，也还无法正当地声称现代化事实上就是加速。因为，很容易想见的是，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除了可以找出许多加速的过程之外，也可以找出社会生活当中的减速范畴。总的来说，这两种对立的力量也许可以带来一种平衡。因此，若说现代性事关社会生活的加速，那么就不能只谈到各种加速形式。社会生活的加速在概念上要能站得住脚，还必须要证明加速的力量系统性地胜过减速的力量。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观点，我将会简短检视所有可观察到的亘古不变的形式以及/或是社会减速的形式，希望以此呈现在加速社会当中常被人们忽略掉的相关现象。
在以下分析当中，我想指出有五个不同的、可以具体指认出来的减速形式或亘古不变的形式。这些形式贯穿了第一节所界定出来的所有加速领域。
（一）自然的速度极限
首先，显然有自然的和人类学的速度极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过程原则上是无法加速的，否则就会解体或造成严重的质变。例如我们大脑和身体的知觉与运作速度，或是自然资源再生产的时间等这些物理过程，皆属此类。同样的，尽管我们可以控制某些依循昼夜循环或四季循环模式的过程，比如我们可以人工造出23小时为一循环的明暗模式，来诱使母鸡下更多的蛋，但一天或一年本身是根据天体运行规律而界定的，无法提升速度。还有，人们也无法加快感冒、流感或怀孕的过程。然而，总体来说，现代性已经证明自身已成功克服大量几乎是不可改变的（“自然的”）时间限制范围。上述讨论过的运输、沟通传播、生产等领域，就提供了最令人感到惊叹的例子。同样的，生物基因科技事实上也常令人哗然地加速了应是不易改变的耕种养殖形式。
（二）减速绿洲
其次，有些地区性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角落”、孤岛或绿洲，还没有被现代化动力和加速动力所染指。尽管它们原则上是可以加速的，但它们还是单纯（整体或部分）地免于加速过程。在这样的地方或环境，人们会说时间似乎“静止下来”了，像是海洋中被遗忘的小岛，被社会排挤在外的群体，像孟诺教派这样遗世独立的宗教教派，或是特殊的传统社会实践形式（比如宣称坚持古法酿造的杰克丹尼商业威士忌）。事实上，很多商业产品都会刻意生产“古法商品”，也就是以传统方式来养殖，或是以纯传统手工来生产的消费性商品，以承诺或让人想象减速、亘古、恒久。
不过，大部分这些减速绿洲，都已遭受与日俱增的晚期现代侵蚀的压力，除非是刻意进行保护以免于加速，但这也就会落入（以下会谈到的）刻意减速范畴了。
（三）因社会加速的失调而来的减速
第三种范畴，是因加速过程和动力化过程的非预期性后果而造成的变慢现象。
这时常造成失调的和病态的减速形式。最为人所知的失调减速形式，就是当每个人都想求快时，会形成交通堵塞这种反而完全静止的现象。而关于病态减速形式，按照近来科学研究结果，有些抑郁症，就是因个人面对过大的加速压力，而引发的（减速的）反应（参阅Levine，1997；Psychologie Heute，1999；Ehrenberg，2008；Baier，2000：147ff.）。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的全球化脉络下，所有现代社会当中越来越多的人罹患了抑郁和过劳的疾病（参阅Rosa，2009，2011a）。
同属于这种范畴的，可能还有因为无法保持现代西方经济体系所要求的弹性和速度，而被生产领域结构性地排挤在外的劳工。这群劳工因为无法保持竞争力而“被减速”了。（长期）失业就是这种极端减速的形式（Sennett，1998：159 ff.；Jahoda，1988）。进而，经济不景气，或是在英语世界中所谓的经济趋缓，也可以诠释为同属此种减速形式。
（四）刻意减速
不同于上述非预期性的变慢形式，第四种范畴是经过考虑而有意采取的（社会）减速形式，包括反抗现代性的加速过程及其影响的意识形态运动。这种意识形态运动或多或少是伴随着现代加速历史的新阶段，尤其是科技加速而来的。蒸汽机、铁道系统、电话、计算机，以及新生物科技，同样也都会遭受这种减速运动的质疑与敌意。不过，最终这些反对加速的减速运动都是失败的（Levine，1997；Schivelbusch，2000）。因此在这第四种范畴当中，我们还必须区分两种有意为之的减速形式。
1. 功能（加速的）减速
一方面，有一些有限或暂时的减速形式，意在休养生息，以便在加速系统当中继续运作或进一步再加速。在个人层面上，我们可以发现减速的加速形式，例如太过紧张疲劳的经理或老师，会暂停工作，去灵修或上瑜伽课程，而这是为了“在竞赛中稍事休息”，好能够之后在加速的社会系统中成功地走更长远的路。同样的，有些生活丛书的作家会建议，只有在学习或工作的过程中慢下来，才能增加全面的学习量或既定时间内的工作量，或是建议休息一下，好增加创新的能力与创造力。14
除此之外，在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也有一些学者会建议或发起不同的“暂停”形式，以解决在现代化革新过程的道路上产生的某些科技、政治、法律、环保或社会等问题或障碍（参阅Eberling，1996）。
2. 意识形态上（反抗性的）减速
另外一方面，还有各种多样的且常是原教旨主义的社会运动，追求（激进的）减速，这经常也带着反现代性的性质。这不令人意外，因为加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现代性原则之一。这些社会运动包括激进宗教、“深层生态学”、政治极端保守主义或是无政府主义。因此，对于德国著名的政治家兼学者葛洛茨（Peter Glotz）来说，若人们关注现代化的受害者时，减速就会成为一种反现代的意识形态（Glotz，1998）。然而我认为，把呼吁减速单纯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来看，是太过简化且危险的做法，因为当代意图减速的论点当中比较重要的，都依循着一种功能减速的思路。当中的核心观点认为，现代社会的大量加速过程，都是由一些稳定与保守的现代制度，像是法律、民主、工业劳动体制，以及现代生命历程与家庭制度的标准化与“制度化”形式，所引导与造就的（Rosa，2001；Kohli，1990；Bonus，1998）。只有在由这些制度所形成的稳定框架中，我们才能发现长时间计划与投资，以及长时间加速的必要前提（参阅Harvey，1999；D.rre，2009）。更有甚者，比如吕柏就认为，加速社会中的文化再生产的前提是，大范围的弹性化只有在稳定与不变的文化方针和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以此来看，在制度方面和个人方面，或是说，在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某些极度的弹性化和动态化，在晚期现代有侵蚀制度稳定性的危险，因为这让制度的稳定性逐渐下降（参阅Lübbe，2009）。因此，非常有可能的是，不是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者，而是成功且无所不在的加速，掏空、侵蚀了未来的加速的前提与加速社会的稳定性。可想而知，最近的经济危机正好就是一个例子，显示了晚期现代在倾向于废除所有能保证计划与投资的长时间（例如基础建设的）稳定性的制度与规则时，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一般的金融资本主义和特殊的投资银行的逻辑，都相当短视与急功近利。这种逻辑瞄准的是在所有价格上加快资本成交的速度，于是这就侵害了策略性的、长时间的、“真正的”、生产性的经济投资的前提（参阅D.rre，2009）。
以此而言，经济减速和政治减速从某些方面来看，可以证明应是加速社会的基本必需功能，而不是对加速的意识形态反应。
（五）社会加速的反面：结构惰性与文化惰性(www.xing528.com)
最后，也许是最让人惊讶的是，我们可以在晚期现代当中，发现一些奇妙的过程，或至少是经验，这些过程和经验与广泛的加速趋势和弹性化趋势完全相反（尤其如果认为加速和弹性化创造了关于未来的完全偶然性、超随意性和无限开放性的话），使得有些人认为现代社会似乎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真正的”改变了。现代社会系统已经封闭起来了，历史走向了终结，形成如地球自转轴南北极的极点一样，充满疾速旋转，却又毫无位移的“疾速的静止”（rasender Stillstand），或曰“极点惰性”（polar inertia）。对晚期现代的“加速社会”下如此诊断的倡导者，主要是维希留（Paul Virilio），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以及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们都宣称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有新的观点和能量了（而最值得注意的便是“乌托邦能量”的耗尽），事件变化的急遽速度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仅掩盖了我们所处时代最深层的文化惰性与结构惰性。15尤其是竞争、事务量成长、加速三者的环环相扣，形成了一种“三角结构”，这更清楚地明确了一件事，即所有对文化变迁与政治变迁所怀抱的希望，都会落空。因此，一个加速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必然需要交代这种概念框架当中可能的（极端）无力感。16
在描绘了社会加速与社会减速之间的关系本质之后，有个基本问题会浮现出来。上述曾提到，有两种一般的可能性是可以想见的。第一，加速力与减速力大致上处于平衡状态，所以我们会发现社会时间模式当中加速力与减速力这两者，没有哪一个会清楚且持续地压过另一个。第二，系统地来看，加速显得比减速还重要，所以这两者的平衡，实际上是更倾向于加速的力量。如果将减速范畴视为社会加速的额外部分，或是对加速的回应，那么这两者就更有可能是不对称的。现在，我在本书中想论证第二种观点才是正确的，即便很难经验地证明这种观点。
我的论点基于以下两个假设：第一，上述所列举的减速范畴对于所有当代重要的社会现象来说并不是都那么重要。第二，在所有的减速形式当中，没有一个能跟现代加速趋势有真正且结构性的不分轩轾的抗衡之力。让我们来仔细检视第二个假设。
上述范畴（一）和范畴（二）的减速现象，表示的是社会加速的（抑制性）限制，而完全不是反抗社会加速的力量。范畴（三）的减速仅仅是加速的副作用，是加速力的派生物、从属于加速力。范畴（四·1）仔细来看，所指出的是加速过程本身的要素，或是（进一步）让加速过程得以可能成立的条件。对生活速度的提升的有意抵抗，以及减速意识形态［亦即上述的（四·2）减速范畴］，显然是对加速压力的回应。如前文所指出的，所有现代性的主要趋势，都会遭到有意的抵抗，而且现在的主要趋势在未来也不见得还会存在，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反抗形式都被证明只是昙花一现，且最终徒劳无功。因此，唯一不属于派生的或残余性的减速形式，就是范畴（五）所描述的那种。不过实际上这个减速面向似乎内在于现代加速当中，与加速是互补的。它是所有具有现代化特质的进程都会产生的矛盾。就像个体化让人们害怕大众文化与大众社会，因为大众文化与大众社会根绝了“真正的”个体性。征服自然的同时人们害怕会毁灭自然（或被自然毁灭），理性化让人们害怕整体非理性或铁笼的增长，以及最后社会分化让人们害怕社会的解体（参阅Rosa，2005a：105ff.；van der Loo/van Reijin，1997）。以此而言，“极点惰性”（Virilio，2002 ）并不是加速的对立趋势，只是加速的内在性质。
伴随着现代社会而来的，还有人们会害怕在高速社会当中原地踏步。这种对于在高速社会中的原地踏步所感到的恐惧，会造成一些文化疾病，例如冷淡漠然、抑郁、厌世、神经衰弱，或当今各种压力形式。我认为，之所以产生或强化了这种对原地踏步的恐惧，是因为个体生活或社会世界（亦即个体的或集体的历史）当中的变迁与动力，已经不再是有意义的、有方向的发展性要素，亦即不再是进程的要素，而是无头苍蝇般“狂乱的”变化。一般讲到动态变迁，是指变迁的各阶段集结成一个成长的、进程的，或历史的（叙事）故事。而之所以会说原地踏步，则是因为各个变化、转型、转变的阶段彼此之间令人感觉像无头苍蝇般随机、断裂。这样一来，人们会感觉到事物虽然改变了，但是并没有“朝向任何地方”发展。因此，在个人层次上会造成压力疾病的，也会在集体文化时间感知层次上带来“（朝向）历史的终结”的感觉。就我的观点来看，所谓“古典”现代性已经转变成“晚期”现代性，主要就是意指人们体验到文化已经从有目标方向的变迁（进程），转变成狂乱片段的单纯改变（参阅Rosa，2005a：428 ff，Rosa，2007）。
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确定，减速力量的状态、重要性、功能，在面对主流的社会加速力时都是次要的。现代社会中，加速与减速之间有无可否认的结构性不对称，现代化的确可以被诠释为一种朝向社会加速的过程。
如果到目前为止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现代社会学理论需要关注加速，理由就显而易见了。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时间模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改变，那么我们对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的理解就是不充分的。更有甚者，如果我们一直忘了加速动力就是现代社会的核心，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性到底关涉什么事。但是，为什么社会加速对于社会哲学，亦即对于规范条件、现代生活的质量与潜在病状的分析来说，是如此重要呢？
我会说，这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第一，现代社会不是通过显著的规范准则，而是通过时间规范的隐性规范力，来进行调节与相互合作，像是截止日期、日程表、期限等形式。况且，就如我将在第九节呈现的，加速力就算是自然给定的，且不是那么清晰，也完全与政治化无关，但仍然会对现代社会主体施以持续的压力，使得这种力量某种程度上可谓是一种加速极权主义。
第二，现代加速体制大部分都隐藏在行动者背后，转变了我们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亦即改变了我们与伙伴、与社会（社会世界）、与时间空间，以及与自然、与无生命对象的世界（客体世界），最终与人类主体形式（主体世界）、与我们“在世存有”等等之间的关系（请参照图5 对科技加速的转型力量的图解）。在全部这些情况当中，诸种关系产生了改变，甚至让速度在提升之后造成许多问题。但如果现代性和启蒙给予我们的承诺与计划，是在人类思考与确认“什么是人类”的过程当中，以及在向个体与集体承诺人人都应享有自主性的过程当中不断积累起来的，那么社会哲学当然就需要关注这个越来越自成一格的过程。然而有许多学者，虽然也是整天在思考生活质量、正义社会原则、现代生活病状，但都忽略了这个过程。
图4. 加速循环
分析至此，已经有足够的论据界定出三个不同，但又环环相扣的社会加速范畴领域。但即便如此，这还不足以声称现代性的确带来了社会自身的加速，也还无法正当地声称现代化事实上就是加速。因为，很容易想见的是，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除了可以找出许多加速的过程之外，也可以找出社会生活当中的减速范畴。总的来说，这两种对立的力量也许可以带来一种平衡。因此，若说现代性事关社会生活的加速，那么就不能只谈到各种加速形式。社会生活的加速在概念上要能站得住脚，还必须要证明加速的力量系统性地胜过减速的力量。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观点，我将会简短检视所有可观察到的亘古不变的形式以及/或是社会减速的形式，希望以此呈现在加速社会当中常被人们忽略掉的相关现象。
在以下分析当中，我想指出有五个不同的、可以具体指认出来的减速形式或亘古不变的形式。这些形式贯穿了第一节所界定出来的所有加速领域。
（一）自然的速度极限
首先，显然有自然的和人类学的速度极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过程原则上是无法加速的，否则就会解体或造成严重的质变。例如我们大脑和身体的知觉与运作速度，或是自然资源再生产的时间等这些物理过程，皆属此类。同样的，尽管我们可以控制某些依循昼夜循环或四季循环模式的过程，比如我们可以人工造出23小时为一循环的明暗模式，来诱使母鸡下更多的蛋，但一天或一年本身是根据天体运行规律而界定的，无法提升速度。还有，人们也无法加快感冒、流感或怀孕的过程。然而，总体来说，现代性已经证明自身已成功克服大量几乎是不可改变的（“自然的”）时间限制范围。上述讨论过的运输、沟通传播、生产等领域，就提供了最令人感到惊叹的例子。同样的，生物基因科技事实上也常令人哗然地加速了应是不易改变的耕种养殖形式。
（二）减速绿洲
其次，有些地区性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角落”、孤岛或绿洲，还没有被现代化动力和加速动力所染指。尽管它们原则上是可以加速的，但它们还是单纯（整体或部分）地免于加速过程。在这样的地方或环境，人们会说时间似乎“静止下来”了，像是海洋中被遗忘的小岛，被社会排挤在外的群体，像孟诺教派这样遗世独立的宗教教派，或是特殊的传统社会实践形式（比如宣称坚持古法酿造的杰克丹尼商业威士忌）。事实上，很多商业产品都会刻意生产“古法商品”，也就是以传统方式来养殖，或是以纯传统手工来生产的消费性商品，以承诺或让人想象减速、亘古、恒久。
不过，大部分这些减速绿洲，都已遭受与日俱增的晚期现代侵蚀的压力，除非是刻意进行保护以免于加速，但这也就会落入（以下会谈到的）刻意减速范畴了。
（三）因社会加速的失调而来的减速
第三种范畴，是因加速过程和动力化过程的非预期性后果而造成的变慢现象。
这时常造成失调的和病态的减速形式。最为人所知的失调减速形式，就是当每个人都想求快时，会形成交通堵塞这种反而完全静止的现象。而关于病态减速形式，按照近来科学研究结果，有些抑郁症，就是因个人面对过大的加速压力，而引发的（减速的）反应（参阅Levine，1997；Psychologie Heute，1999；Ehrenberg，2008；Baier，2000：147ff.）。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的全球化脉络下，所有现代社会当中越来越多的人罹患了抑郁和过劳的疾病（参阅Rosa，2009，2011a）。
同属于这种范畴的，可能还有因为无法保持现代西方经济体系所要求的弹性和速度，而被生产领域结构性地排挤在外的劳工。这群劳工因为无法保持竞争力而“被减速”了。（长期）失业就是这种极端减速的形式（Sennett，1998：159 ff.；Jahoda，1988）。进而，经济不景气，或是在英语世界中所谓的经济趋缓，也可以诠释为同属此种减速形式。
（四）刻意减速
不同于上述非预期性的变慢形式，第四种范畴是经过考虑而有意采取的（社会）减速形式，包括反抗现代性的加速过程及其影响的意识形态运动。这种意识形态运动或多或少是伴随着现代加速历史的新阶段，尤其是科技加速而来的。蒸汽机、铁道系统、电话、计算机，以及新生物科技，同样也都会遭受这种减速运动的质疑与敌意。不过，最终这些反对加速的减速运动都是失败的（Levine，1997；Schivelbusch，2000）。因此在这第四种范畴当中，我们还必须区分两种有意为之的减速形式。
1. 功能（加速的）减速
一方面，有一些有限或暂时的减速形式，意在休养生息，以便在加速系统当中继续运作或进一步再加速。在个人层面上，我们可以发现减速的加速形式，例如太过紧张疲劳的经理或老师，会暂停工作，去灵修或上瑜伽课程，而这是为了“在竞赛中稍事休息”，好能够之后在加速的社会系统中成功地走更长远的路。同样的，有些生活丛书的作家会建议，只有在学习或工作的过程中慢下来，才能增加全面的学习量或既定时间内的工作量，或是建议休息一下，好增加创新的能力与创造力。14
除此之外，在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也有一些学者会建议或发起不同的“暂停”形式，以解决在现代化革新过程的道路上产生的某些科技、政治、法律、环保或社会等问题或障碍（参阅Eberling，1996）。
2. 意识形态上（反抗性的）减速
另外一方面，还有各种多样的且常是原教旨主义的社会运动，追求（激进的）减速，这经常也带着反现代性的性质。这不令人意外，因为加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现代性原则之一。这些社会运动包括激进宗教、“深层生态学”、政治极端保守主义或是无政府主义。因此，对于德国著名的政治家兼学者葛洛茨（Peter Glotz）来说，若人们关注现代化的受害者时，减速就会成为一种反现代的意识形态（Glotz，1998）。然而我认为，把呼吁减速单纯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来看，是太过简化且危险的做法，因为当代意图减速的论点当中比较重要的，都依循着一种功能减速的思路。当中的核心观点认为，现代社会的大量加速过程，都是由一些稳定与保守的现代制度，像是法律、民主、工业劳动体制，以及现代生命历程与家庭制度的标准化与“制度化”形式，所引导与造就的（Rosa，2001；Kohli，1990；Bonus，1998）。只有在由这些制度所形成的稳定框架中，我们才能发现长时间计划与投资，以及长时间加速的必要前提（参阅Harvey，1999；D.rre，2009）。更有甚者，比如吕柏就认为，加速社会中的文化再生产的前提是，大范围的弹性化只有在稳定与不变的文化方针和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以此来看，在制度方面和个人方面，或是说，在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某些极度的弹性化和动态化，在晚期现代有侵蚀制度稳定性的危险，因为这让制度的稳定性逐渐下降（参阅Lübbe，2009）。因此，非常有可能的是，不是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者，而是成功且无所不在的加速，掏空、侵蚀了未来的加速的前提与加速社会的稳定性。可想而知，最近的经济危机正好就是一个例子，显示了晚期现代在倾向于废除所有能保证计划与投资的长时间（例如基础建设的）稳定性的制度与规则时，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一般的金融资本主义和特殊的投资银行的逻辑，都相当短视与急功近利。这种逻辑瞄准的是在所有价格上加快资本成交的速度，于是这就侵害了策略性的、长时间的、“真正的”、生产性的经济投资的前提（参阅D.rre，2009）。
以此而言，经济减速和政治减速从某些方面来看，可以证明应是加速社会的基本必需功能，而不是对加速的意识形态反应。
（五）社会加速的反面：结构惰性与文化惰性
最后，也许是最让人惊讶的是，我们可以在晚期现代当中，发现一些奇妙的过程，或至少是经验，这些过程和经验与广泛的加速趋势和弹性化趋势完全相反（尤其如果认为加速和弹性化创造了关于未来的完全偶然性、超随意性和无限开放性的话），使得有些人认为现代社会似乎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真正的”改变了。现代社会系统已经封闭起来了，历史走向了终结，形成如地球自转轴南北极的极点一样，充满疾速旋转，却又毫无位移的“疾速的静止”（rasender Stillstand），或曰“极点惰性”（polar inertia）。对晚期现代的“加速社会”下如此诊断的倡导者，主要是维希留（Paul Virilio），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以及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们都宣称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有新的观点和能量了（而最值得注意的便是“乌托邦能量”的耗尽），事件变化的急遽速度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仅掩盖了我们所处时代最深层的文化惰性与结构惰性。15尤其是竞争、事务量成长、加速三者的环环相扣，形成了一种“三角结构”，这更清楚地明确了一件事，即所有对文化变迁与政治变迁所怀抱的希望，都会落空。因此，一个加速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必然需要交代这种概念框架当中可能的（极端）无力感。16
在描绘了社会加速与社会减速之间的关系本质之后，有个基本问题会浮现出来。上述曾提到，有两种一般的可能性是可以想见的。第一，加速力与减速力大致上处于平衡状态，所以我们会发现社会时间模式当中加速力与减速力这两者，没有哪一个会清楚且持续地压过另一个。第二，系统地来看，加速显得比减速还重要，所以这两者的平衡，实际上是更倾向于加速的力量。如果将减速范畴视为社会加速的额外部分，或是对加速的回应，那么这两者就更有可能是不对称的。现在，我在本书中想论证第二种观点才是正确的，即便很难经验地证明这种观点。
我的论点基于以下两个假设：第一，上述所列举的减速范畴对于所有当代重要的社会现象来说并不是都那么重要。第二，在所有的减速形式当中，没有一个能跟现代加速趋势有真正且结构性的不分轩轾的抗衡之力。让我们来仔细检视第二个假设。
上述范畴（一）和范畴（二）的减速现象，表示的是社会加速的（抑制性）限制，而完全不是反抗社会加速的力量。范畴（三）的减速仅仅是加速的副作用，是加速力的派生物、从属于加速力。范畴（四·1）仔细来看，所指出的是加速过程本身的要素，或是（进一步）让加速过程得以可能成立的条件。对生活速度的提升的有意抵抗，以及减速意识形态［亦即上述的（四·2）减速范畴］，显然是对加速压力的回应。如前文所指出的，所有现代性的主要趋势，都会遭到有意的抵抗，而且现在的主要趋势在未来也不见得还会存在，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反抗形式都被证明只是昙花一现，且最终徒劳无功。因此，唯一不属于派生的或残余性的减速形式，就是范畴（五）所描述的那种。不过实际上这个减速面向似乎内在于现代加速当中，与加速是互补的。它是所有具有现代化特质的进程都会产生的矛盾。就像个体化让人们害怕大众文化与大众社会，因为大众文化与大众社会根绝了“真正的”个体性。征服自然的同时人们害怕会毁灭自然（或被自然毁灭），理性化让人们害怕整体非理性或铁笼的增长，以及最后社会分化让人们害怕社会的解体（参阅Rosa，2005a：105ff.；van der Loo/van Reijin，1997）。以此而言，“极点惰性”（Virilio，2002 ）并不是加速的对立趋势，只是加速的内在性质。
伴随着现代社会而来的，还有人们会害怕在高速社会当中原地踏步。这种对于在高速社会中的原地踏步所感到的恐惧，会造成一些文化疾病，例如冷淡漠然、抑郁、厌世、神经衰弱，或当今各种压力形式。我认为，之所以产生或强化了这种对原地踏步的恐惧，是因为个体生活或社会世界（亦即个体的或集体的历史）当中的变迁与动力，已经不再是有意义的、有方向的发展性要素，亦即不再是进程的要素，而是无头苍蝇般“狂乱的”变化。一般讲到动态变迁，是指变迁的各阶段集结成一个成长的、进程的，或历史的（叙事）故事。而之所以会说原地踏步，则是因为各个变化、转型、转变的阶段彼此之间令人感觉像无头苍蝇般随机、断裂。这样一来，人们会感觉到事物虽然改变了，但是并没有“朝向任何地方”发展。因此，在个人层次上会造成压力疾病的，也会在集体文化时间感知层次上带来“（朝向）历史的终结”的感觉。就我的观点来看，所谓“古典”现代性已经转变成“晚期”现代性，主要就是意指人们体验到文化已经从有目标方向的变迁（进程），转变成狂乱片段的单纯改变（参阅Rosa，2005a：428 ff，Rosa，2007）。
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确定，减速力量的状态、重要性、功能，在面对主流的社会加速力时都是次要的。现代社会中，加速与减速之间有无可否认的结构性不对称，现代化的确可以被诠释为一种朝向社会加速的过程。
如果到目前为止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现代社会学理论需要关注加速，理由就显而易见了。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时间模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改变，那么我们对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的理解就是不充分的。更有甚者，如果我们一直忘了加速动力就是现代社会的核心，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性到底关涉什么事。但是，为什么社会加速对于社会哲学，亦即对于规范条件、现代生活的质量与潜在病状的分析来说，是如此重要呢？
我会说，这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第一，现代社会不是通过显著的规范准则，而是通过时间规范的隐性规范力，来进行调节与相互合作，像是截止日期、日程表、期限等形式。况且，就如我将在第九节呈现的，加速力就算是自然给定的，且不是那么清晰，也完全与政治化无关，但仍然会对现代社会主体施以持续的压力，使得这种力量某种程度上可谓是一种加速极权主义。
第二，现代加速体制大部分都隐藏在行动者背后，转变了我们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亦即改变了我们与伙伴、与社会（社会世界）、与时间空间，以及与自然、与无生命对象的世界（客体世界），最终与人类主体形式（主体世界）、与我们“在世存有”等等之间的关系（请参照图5 对科技加速的转型力量的图解）。在全部这些情况当中，诸种关系产生了改变，甚至让速度在提升之后造成许多问题。但如果现代性和启蒙给予我们的承诺与计划，是在人类思考与确认“什么是人类”的过程当中，以及在向个体与集体承诺人人都应享有自主性的过程当中不断积累起来的，那么社会哲学当然就需要关注这个越来越自成一格的过程。然而有许多学者，虽然也是整天在思考生活质量、正义社会原则、现代生活病状，但都忽略了这个过程。
图5. 科技加速与我们的“世界关系”的转变。社会加速改变了我们与客体世界、社会世界和主体世界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时间似乎流逝得越来越快，变成一种稀缺的商品，而空间在现代社会当中则一点一点地“萎缩”了，或是大家开始比邻而处。空间的广漠和阻碍已经失去意义了。现代旅行可能会因为飞机登机时间紧而急急忙忙，会耗费交通换乘时间，会遇到塞车和迟到，但是空间本身却不再是阻碍了。跨越空间所需的金钱成本与时间成本已经越来越小。还有机会成本也是，因为我们可以在旅行的时候利用现代工具处理我们的日常业务。对大部分的社会行动与互动来说，空间也越来越不重要了。可以确认且毫无争议的是，正是因为地方和空间变得不重要了，所以空间的次要性质反而变得重要了。比如，就经济上来看，因为客服中心设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所以它就会着重设立于在环境上比较有吸引力的地方。
空间上的邻近，对须保持亲密的社会关系来说，不再是必要的。这对于人们所要维持的社会关系来说，有很重要的后果，对于社会世界结构来说也是。社会关系的远近与情感上的亲密与否，跟空间距离已经毫无关联，这让我们身边的邻居可能是完全的陌生人，但远在世界另一端的某个人却可能是我们最亲密的伴侣。社会联合关系的当下时态（亦即稳定时期）的萎缩，和社会联系的大量激增，让人们格外仰赖于沟通传播媒介，并带来了格尔根（Kenneth Gergen ）所谓的“饱和的自我”17。齐美尔早在1903年，在他关于大都会生活的思考当中，就已经注意到，我们与太多人相遇、分离，所建立起来的沟通网络太过庞大，以至于我们对当中的所有人或至少大部分的人，不太可能真正建立起情感关系。我们很少能遇到真正会陪伴我们一生的人。这样的人生，也是现代主体形式所造成的结果（参阅Simmel，1995）。
对主体世界来说，社会世界的结构与文化的变化，比世代交替的步调还要快。在个体的生命历程当中，社会世界不再是稳定不变的。这对身份认同的模式与主体形式带来深远的影响。我在其他文章当中提过（Rosa，2011b），“古典”现代的身份认同的意义，是基于个体的“人生规划”的；对自我的理解，也以引导生命历程的“强评价”为基础。但是这一切，都越来越被新的弹性的、“情境式的自我认同”给替代了。弹性的情境式自我认同可以接受的所有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认同的参数，都是暂时的。人生可以不需要规划，可以“随波逐流”。只要有新的、更具吸引力的机会，都可以随时转换跑道。就像格尔根所指出的，
深思熟虑地在海洋中驶向某地——乘风破浪驶向目的地——跟随波逐流、悠游不问漂向何处，是截然不同的。（Gergen，1996：XVIII）
最终，生产速度难以置信的提升，从本质上改变了人类与其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事实上以非常快的速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基本居住设施与厨房，汽车与计算机，衣服与饮食，我们的市容、学校与办公设备）的物质结构，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有一种“丢弃结构”。这非常不同于前现代世界的情况。在前现代的世界当中，东西只有在坏掉或无法运作时才会被替换。而且就算是替换，也是以相当规律的步调，借由再生产出形式上或多或少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来替换。现代社会则相反，就像马克思注意到的，物理消费已经被道德消费替代了。我们几乎是在东西坏掉之前就换掉它们，因为创新的高速率，让这些东西在它们的物理寿命结束之前，就已经落伍、不合时宜了。以此而言，我们与客体世界之间的关系，已经深刻地因为现代性渐增的速率而转变了。
有趣的是，在加速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经历和集体历史似乎也跟着改变了。最初人们之所以注意到开始出现了一个今天我们称作“古典现代”的时代，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变迁开始刚好加速到一个地步，让人们发现当下跟过去不一样，未来也可以想见会跟当下很不一样。这让历史仿佛有个方向，而（个人的和政治的）进程模式则在历史当中铺展开来，使得历史叙事以一种进步史的形式呈现。晚期现代则不同，社会变迁的速率达到一个世代内就会发生转变的地步。如上所述，在这样的世界当中，社会变迁是随机的、片段的，甚至是狂乱变化的，而不是进步的、有方向的；社会行动者感觉到他们个体生活和政治生活没有方向、轻飘易变，亦即处在一个疾速的静止的状态。就个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一些访谈看到这种变化。这些访谈当中，人们把他们的生活描述为是由一堆互不相关的片段（比方家庭和生活，变化的地方和变化的信仰）所构成的序列，而不是成长、成熟、进步等这种连续一贯的叙事（参阅Gergen，1996；Sennett，1998；Kraus，2002）。更有趣的是，在政治领域，我们关于“正常的”历史发展序列的观念，也是岌岌可危的。比方在1990 年，大部分的人，科学家、政治家或一般老百姓，都会同意一件“事实”，亦即像是海盗或斩首这种事，就算在当今的世界里出现了，也是属于过去的东西，而民主和福利国家这种东西则是属于现在或是未来的，即便在某些地方，民主和福利国家根本（还）没有实现过。但同样的事情，20年后的今天再来看，情况就不一样了。海盗和斩首是不是真的“属于过去”，我们已经无法确定了；现在科学家、政客（以及一般老百姓）会说，古典的福利国家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们已经无法再负担福利体制了。同样的，至少对于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来说，民主制度在处理21世纪的问题时，其效率之低已经令人感到绝望。如果我们把东南亚或俄罗斯的（半）威权系统包含进来，那么可以说我们已经步入一个“后民主的”时代。但我的论点不是说秩序已经颠倒了，或是秩序与我们在20年前所期待的背道而驰，而是说，我们不再确定历史是否有个方向。所有的一切，从海盗到民主，都是这个世界可能会发生的事，而且这些事都是片段地出现，然后又消失。当然，这让人想起寇瑟列克谈到的存在于“集体单一的历史”之前的前现代世界（Koslleck，2000）。以此而言，就我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确可以说“历史终结了”。
简单来说，社会加速造就了新的时空体验，新的社会互动模式，以及新的主体形式，而结果则是人类被安置于世界或被抛入世界的方式产生转变了，而且人类在世界当中移动与确立自身方向的方式也产生了转变。当然，这本身无所谓好坏。这只是一种发展现状，一种社会哲学至今完全忽略的发展现状。然而，这种规模的变化却显然可能会使得社会病状在这种社会纷扰当中产生，造成人类的痛苦与不满。作为一位批判理论家，我想转而讨论这种病状，因为我认为社会理论根本的任务与责任，就是去指出社会痛苦的来源。因此，在本书的第二章，我将根据今天批判理论的各种方案，来探讨加速的后果。在最后第三章，我会描绘一种转变过程，并提出一个命题，即基于以上的讨论（亦即关于社会世界、客体世界和主体世界），加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异化。
注释：
1 至少在霍耐特所界定的意义上（Honneth，1994 ）可作如是观。关于以社会学理论的再诠释来回应现代化的体验，参阅Rosa/ Strecker/Kottmann，2007 。
2 相关的文献和讨论，参阅Rosa，2005a：71—88 。
3 不过，哈维（David Harvey ）指出了一种相反的时间的空间化，提醒我们不要太快忽略空间（Harvey，1991：272f.）。
4 参阅Sztompka，1994；Müller & Schmid，1995；Laslett，1988 。拉斯列特（Peter Laslett ）甚至区分出19 种社会内在变迁（经济、政治、文化等等）的速率。
5 美国社会学家勒范恩和他的研究团队近年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的经验研究，其中他们使用了三种生活速度的指针：城市当中的走路速度，到邮局买邮票所花的时间，以及公共场所时钟的准确度。对此我已有深入的探讨（Rosa，2001），这种路径最好只被视为一种非常初步的初探性尝试。因为若要对于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进行彻底的分析，这种做法还是不完善的。
6 罗宾森（John P. Robinson ）和古德贝（Geoferry Godbey ）所出版的著作提出了一些相反的证据（Robinson and Godbey，1996），但这种研究所提出的反证似乎只是一种例外情况。
7 对这些证据的概览式的讨论，参阅Rosa，2005a：199—213 。
8 如果读者们想知道如何从经济学的视角解释这件事，那么我推荐一个非常有趣的文献：Linder，1973。
9 这里我先不去看我的计算方式的缺陷。因为，就算收发电子邮件所需的时间真的减半了，我们还是得花时间来构思与思量邮件的内容，而这相对来说是无法加速的。这也许可以很好、很关键地解释，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被电子邮件事务压得喘不过气来。
10 关于时间的世俗化，可以参阅Taylor，2009 。
11 关于阐述这种观念的最有名的文献，就是歌德的作品，例如《浮士德》或是《威廉·麦斯特》。难怪，如同欧斯顿（Manfred Osten ）曾指出的，歌德的作品可以被诠释为对加速社会的丰富的描述与批判（Osten，2003）。
12 这里无法对此再多加讨论。详细的讨论，可见Rosa，2005a：279—294。
13 所以，在西方社会，当年轻人在谈论游戏机、电子邮件、DVD等等时，老一辈人常常无法理解年轻人所用的那些“科技黑话”。
14 关于此种减速的加速形式，可见Seiwert，2000。
15 Virilio，2002，1997 ；参阅Baudrillard，1990；Jameson，1994，Fukuyama，1992 。福山实际上是沿着从科耶夫（Kojèv ）和黑格尔而来的传统，参与这场关于“后历史”的讨论。对于德国哲学家拜尔（Lothar Bair ）来说，他在《论加速的十八篇论文》中认为，加速和变迁只发生在现代社会的“表层”，其深层结构并没有什么改变（Bair，2000）。
16 我将会在下一节交代这最后一种减速形式与现代社会加速总体过程之间的关系。对此内在关系更为系统且彻底的解释，参阅Rosa，2005a的最后两章。
17 “新科技让人维持着一个不断膨胀的人际关系——不论是直接关系还是间接关系。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已然达到了一种所谓的社会饱和状态。这种饱和状态的改变，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会影响整个文化，缓慢累积，然后再一次爆发出来，让我们惊觉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已经回不到过去了。……通过文化饱和度的不断提高，我们以前所有对于自我的假设全部都动摇了；传统的关系模式变得好陌生。新的文化正在生成。”（Gergen，1996：24 f.，113 f.，95 ff.）
图5. 科技加速与我们的“世界关系”的转变。社会加速改变了我们与客体世界、社会世界和主体世界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时间似乎流逝得越来越快，变成一种稀缺的商品，而空间在现代社会当中则一点一点地“萎缩”了，或是大家开始比邻而处。空间的广漠和阻碍已经失去意义了。现代旅行可能会因为飞机登机时间紧而急急忙忙，会耗费交通换乘时间，会遇到塞车和迟到，但是空间本身却不再是阻碍了。跨越空间所需的金钱成本与时间成本已经越来越小。还有机会成本也是，因为我们可以在旅行的时候利用现代工具处理我们的日常业务。对大部分的社会行动与互动来说，空间也越来越不重要了。可以确认且毫无争议的是，正是因为地方和空间变得不重要了，所以空间的次要性质反而变得重要了。比如，就经济上来看，因为客服中心设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所以它就会着重设立于在环境上比较有吸引力的地方。
空间上的邻近，对须保持亲密的社会关系来说，不再是必要的。这对于人们所要维持的社会关系来说，有很重要的后果，对于社会世界结构来说也是。社会关系的远近与情感上的亲密与否，跟空间距离已经毫无关联，这让我们身边的邻居可能是完全的陌生人，但远在世界另一端的某个人却可能是我们最亲密的伴侣。社会联合关系的当下时态（亦即稳定时期）的萎缩，和社会联系的大量激增，让人们格外仰赖于沟通传播媒介，并带来了格尔根（Kenneth Gergen ）所谓的“饱和的自我”17。齐美尔早在1903年，在他关于大都会生活的思考当中，就已经注意到，我们与太多人相遇、分离，所建立起来的沟通网络太过庞大，以至于我们对当中的所有人或至少大部分的人，不太可能真正建立起情感关系。我们很少能遇到真正会陪伴我们一生的人。这样的人生，也是现代主体形式所造成的结果（参阅Simmel，1995）。
对主体世界来说，社会世界的结构与文化的变化，比世代交替的步调还要快。在个体的生命历程当中，社会世界不再是稳定不变的。这对身份认同的模式与主体形式带来深远的影响。我在其他文章当中提过（Rosa，2011b），“古典”现代的身份认同的意义，是基于个体的“人生规划”的；对自我的理解，也以引导生命历程的“强评价”为基础。但是这一切，都越来越被新的弹性的、“情境式的自我认同”给替代了。弹性的情境式自我认同可以接受的所有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认同的参数，都是暂时的。人生可以不需要规划，可以“随波逐流”。只要有新的、更具吸引力的机会，都可以随时转换跑道。就像格尔根所指出的，
深思熟虑地在海洋中驶向某地——乘风破浪驶向目的地——跟随波逐流、悠游不问漂向何处，是截然不同的。（Gergen，1996：XVIII）
最终，生产速度难以置信的提升，从本质上改变了人类与其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事实上以非常快的速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基本居住设施与厨房，汽车与计算机，衣服与饮食，我们的市容、学校与办公设备）的物质结构，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有一种“丢弃结构”。这非常不同于前现代世界的情况。在前现代的世界当中，东西只有在坏掉或无法运作时才会被替换。而且就算是替换，也是以相当规律的步调，借由再生产出形式上或多或少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来替换。现代社会则相反，就像马克思注意到的，物理消费已经被道德消费替代了。我们几乎是在东西坏掉之前就换掉它们，因为创新的高速率，让这些东西在它们的物理寿命结束之前，就已经落伍、不合时宜了。以此而言，我们与客体世界之间的关系，已经深刻地因为现代性渐增的速率而转变了。
有趣的是，在加速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经历和集体历史似乎也跟着改变了。最初人们之所以注意到开始出现了一个今天我们称作“古典现代”的时代，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变迁开始刚好加速到一个地步，让人们发现当下跟过去不一样，未来也可以想见会跟当下很不一样。这让历史仿佛有个方向，而（个人的和政治的）进程模式则在历史当中铺展开来，使得历史叙事以一种进步史的形式呈现。晚期现代则不同，社会变迁的速率达到一个世代内就会发生转变的地步。如上所述，在这样的世界当中，社会变迁是随机的、片段的，甚至是狂乱变化的，而不是进步的、有方向的；社会行动者感觉到他们个体生活和政治生活没有方向、轻飘易变，亦即处在一个疾速的静止的状态。就个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一些访谈看到这种变化。这些访谈当中，人们把他们的生活描述为是由一堆互不相关的片段（比方家庭和生活，变化的地方和变化的信仰）所构成的序列，而不是成长、成熟、进步等这种连续一贯的叙事（参阅Gergen，1996；Sennett，1998；Kraus，2002）。更有趣的是，在政治领域，我们关于“正常的”历史发展序列的观念，也是岌岌可危的。比方在1990 年，大部分的人，科学家、政治家或一般老百姓，都会同意一件“事实”，亦即像是海盗或斩首这种事，就算在当今的世界里出现了，也是属于过去的东西，而民主和福利国家这种东西则是属于现在或是未来的，即便在某些地方，民主和福利国家根本（还）没有实现过。但同样的事情，20年后的今天再来看，情况就不一样了。海盗和斩首是不是真的“属于过去”，我们已经无法确定了；现在科学家、政客（以及一般老百姓）会说，古典的福利国家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们已经无法再负担福利体制了。同样的，至少对于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来说，民主制度在处理21世纪的问题时，其效率之低已经令人感到绝望。如果我们把东南亚或俄罗斯的（半）威权系统包含进来，那么可以说我们已经步入一个“后民主的”时代。但我的论点不是说秩序已经颠倒了，或是秩序与我们在20年前所期待的背道而驰，而是说，我们不再确定历史是否有个方向。所有的一切，从海盗到民主，都是这个世界可能会发生的事，而且这些事都是片段地出现，然后又消失。当然，这让人想起寇瑟列克谈到的存在于“集体单一的历史”之前的前现代世界（Koslleck，2000）。以此而言，就我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确可以说“历史终结了”。
简单来说，社会加速造就了新的时空体验，新的社会互动模式，以及新的主体形式，而结果则是人类被安置于世界或被抛入世界的方式产生转变了，而且人类在世界当中移动与确立自身方向的方式也产生了转变。当然，这本身无所谓好坏。这只是一种发展现状，一种社会哲学至今完全忽略的发展现状。然而，这种规模的变化却显然可能会使得社会病状在这种社会纷扰当中产生，造成人类的痛苦与不满。作为一位批判理论家，我想转而讨论这种病状，因为我认为社会理论根本的任务与责任，就是去指出社会痛苦的来源。因此，在本书的第二章，我将根据今天批判理论的各种方案，来探讨加速的后果。在最后第三章，我会描绘一种转变过程，并提出一个命题，即基于以上的讨论（亦即关于社会世界、客体世界和主体世界），加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异化。
注释：
1 至少在霍耐特所界定的意义上（Honneth，1994 ）可作如是观。关于以社会学理论的再诠释来回应现代化的体验，参阅Rosa/ Strecker/Kottmann，2007 。
2 相关的文献和讨论，参阅Rosa，2005a：71—88 。
3 不过，哈维（David Harvey ）指出了一种相反的时间的空间化，提醒我们不要太快忽略空间（Harvey，1991：272f.）。
4 参阅Sztompka，1994；Müller & Schmid，1995；Laslett，1988 。拉斯列特（Peter Laslett ）甚至区分出19 种社会内在变迁（经济、政治、文化等等）的速率。
5 美国社会学家勒范恩和他的研究团队近年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的经验研究，其中他们使用了三种生活速度的指针：城市当中的走路速度，到邮局买邮票所花的时间，以及公共场所时钟的准确度。对此我已有深入的探讨（Rosa，2001），这种路径最好只被视为一种非常初步的初探性尝试。因为若要对于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进行彻底的分析，这种做法还是不完善的。
6 罗宾森（John P. Robinson ）和古德贝（Geoferry Godbey ）所出版的著作提出了一些相反的证据（Robinson and Godbey，1996），但这种研究所提出的反证似乎只是一种例外情况。
7 对这些证据的概览式的讨论，参阅Rosa，2005a：199—213 。
8 如果读者们想知道如何从经济学的视角解释这件事，那么我推荐一个非常有趣的文献：Linder，1973。
9 这里我先不去看我的计算方式的缺陷。因为，就算收发电子邮件所需的时间真的减半了，我们还是得花时间来构思与思量邮件的内容，而这相对来说是无法加速的。这也许可以很好、很关键地解释，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被电子邮件事务压得喘不过气来。
10 关于时间的世俗化，可以参阅Taylor，2009 。
11 关于阐述这种观念的最有名的文献，就是歌德的作品，例如《浮士德》或是《威廉·麦斯特》。难怪，如同欧斯顿（Manfred Osten ）曾指出的，歌德的作品可以被诠释为对加速社会的丰富的描述与批判（Osten，2003）。
12 这里无法对此再多加讨论。详细的讨论，可见Rosa，2005a：279—294。
13 所以，在西方社会，当年轻人在谈论游戏机、电子邮件、DVD等等时，老一辈人常常无法理解年轻人所用的那些“科技黑话”。
14 关于此种减速的加速形式，可见Seiwert，2000。
15 Virilio，2002，1997 ；参阅Baudrillard，1990；Jameson，1994，Fukuyama，1992 。福山实际上是沿着从科耶夫（Kojèv ）和黑格尔而来的传统，参与这场关于“后历史”的讨论。对于德国哲学家拜尔（Lothar Bair ）来说，他在《论加速的十八篇论文》中认为，加速和变迁只发生在现代社会的“表层”，其深层结构并没有什么改变（Bair，2000）。
16 我将会在下一节交代这最后一种减速形式与现代社会加速总体过程之间的关系。对此内在关系更为系统且彻底的解释，参阅Rosa，2005a的最后两章。
17 “新科技让人维持着一个不断膨胀的人际关系——不论是直接关系还是间接关系。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已然达到了一种所谓的社会饱和状态。这种饱和状态的改变，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会影响整个文化，缓慢累积，然后再一次爆发出来，让我们惊觉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已经回不到过去了。……通过文化饱和度的不断提高，我们以前所有对于自我的假设全部都动摇了；传统的关系模式变得好陌生。新的文化正在生成。”（Gergen，1996：24 f.，113 f.，95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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