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揭示文化对城市韧性的影响

原载：Consilience，no.22：18—30.

作者：Madison Cilk，佛蒙特大学政治学系。

城市韧性是近一两年内城市研究中的关键词。由于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全球化给世界各地的城市带来了新的挑战，城市为确保城市地区的稳定发展以及地方和全球的繁荣兴旺，必须发展物质、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韧性。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推出关于城市韧性的规划，评估文化在这些规划制定中所扮演的角色便显示出高度的现实意义。

2020年《众意》（Consilience）期刊发表了Madison Cilk近期的一篇研究论文：《国家文化与都市韧性：关于城市韧性的案例研究》（“National Culture and Urban Resilience：A Case Study of Resilient Cities”）^［1］，研究运用Geert 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对来自全球27个国家的71个城市韧性规划作了定量分析，评估了国家文化，以及如何影响城市韧性规划工作，从而明确地将“文化”视为分析“城市韧性”问题的假定变量，系统地探讨了世界各个城市提出的韧性规划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文化因素的影响。

文中采用Meerow，Newell和Stults在2016年就“城市韧性”提出的定义，认为城市韧性指的是“一个城市系统及其跨时空尺度中所有社会生态和社会技术网络在面对干扰时保持或迅速恢复到预期功能的能力”。在考察了多种关于城市韧性的理论论述之后，作者明确地将“文化”假定为影响城市韧性制定规划的关键性变量：

城市韧性可能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定义。城市系统在文化背景下发挥着作用。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变得日益迫切，关键是要认识到城市韧性的规划并不是一刀切的，并且需要评估国家文化是否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为了更好地从文化维度评估国家文化对城市韧性的影响，作者采用了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将文化定义为“一种信仰、态度和价值观的体系”。文中援引Hofstede的过往研究表明，国家文化可以在多方面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公民价值观，这意味着在社会如何应对各种挑战上，文化可能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根据Hofstede和Minkov在2010年提出的理论，存在着六个文化维度指导着组织的运作方式：（1）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2）对不确定性的回避（Uncertainty Avoidance）；（3）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s. Collectivism）；（4）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Masculinity vs. Femininity）；（5）长期导向（Long-term Orientation）；（6）放纵与克制（Indulgence vs. Restraint）。每一个维度的具体描述如下：

（续表）

作者借助这套文化维度理论对全球27个国家的71个城市的韧性规划作了评估，其中有61个城市被列入“全球100韧性城市”，还有10个城市没有名列其中。这项研究使用的基本评估量表如下：

城市韧性规划与国家文化之间从整体来看保持着一种适度的关系，从案例中仍能看出一些有意思的信息：在丹麦、荷兰、瑞典和越南的城市计划中，城市复原力计划与国家文化之间的关系最强，这些规划有4/6的维度与他们各自国家的文化相一致。智利、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英国的城市计划显示出次强的相关关系，有3/6的维度与他们各自的国家文化相一致。下列国家的城市韧性规划当中，有2/6的方面是相一致的，分别是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新西兰、泰国、美国和乌拉圭；而阿根廷、希腊、印度、意大利和日本城市的韧性规划中只有1/6的方面是相一致的。从上面的归纳可以看到，丹麦、瑞典、荷兰和越南的文化似乎最能体现和代表其所追求的城市韧性的价值。其中，丹麦、瑞典和荷兰在政治、经济和地理上具有相似性，但越南被列入这一组，恰恰表明了这些相似性并不是城市韧性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与此同时，剩下的23个国家的分组情况也没有显示出二者之间明显的关系。于是这项研究从数据上看，结果是十分明确的：(www.xing528.com)

由于所有的计划在每个维度上的得分都是一样的，这项研究表明，城市韧性有其自身的一套价值，而未必受到来自国家文化的显著影响。

最终，这项定量研究的结果与预期的观点相反，各国城市制定的城市韧性规划似乎并没有受到来自国家文化的强势影响：

城市韧性规划的得分显示，每一个规划的文化维度均显示为零方差，说明这些规划在文化层面上的差异为零。每个城市的规划都表现出了低权力距离、更少的不确定性回避、低个人主义、低男性化、高长期性和高放纵性。换言之，这些城市韧性规划具有包容性和面向未来的特点，并将生活质量置于利润之上。

虽说每个城市的规划中至少有一个文化层面与其各自的国家得分相一致，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国家文化影响了这些城市规划其韧性的方式。

这项研究看起来给出了一个消极的答案，却也揭示出城市韧性规划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高度同质化的问题。因为城市韧性规划所怀抱的价值、理念往往自成系统，而独立于相互有别的国家文化，于是每个城市在指定城市韧性规划时，至少在理念层面的构想和目标是高度一致的。作者在分析和总结部分，就城市韧性规划与国家文化缺乏关联性的原因作了推测，他指出，在全球化进程深入推进的今天，全球化的实质已经变成怎样去塑造一个动态的跨国网络社会，在这个前提下，不仅物资、信息的国际流通在加速，全球化也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传播；或许与城市韧性有关的价值观念就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得以传播的新型城市管理理念；当新观念、新理念在全球同步传播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国家文化的影响。

然而比城市韧性规划的设定更重要的可能是这些规划在各个城市中怎样被执行。Allemendinger在2001年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国家文化将会极大地影响到规划的实施。所以，尽管所有的城市韧性规划都具有相同的韧性价值观，但在需要将规划付诸实施时，这些共同的价值观还是会被不同的国家文化所掩盖。

整体而言，这篇文献以定量研究的方式尝试评估“文化”与“城市韧性”之间的关联，而将视角聚焦于“国家文化”这个维度是否具体地影响到了城市韧性规划的理念。研究表明，全球各个城市颁布的城市韧性规划并没有受到国家文化的直接影响，从侧面证实了当今各大城市对城市韧性的理解不仅高度趋同，而且各个城市在制定韧性规划时还没有注意到城市文化的指导性意义。因此，当城市韧性已经成为城市管理“关键词”的今天，城市韧性规划是否真正顾及到了不同城市的文化语境，以及当代的城市韧性理念是否欠缺了文化维度的思考，就成了未来非常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

然而这项研究仍旧有一些研究视野和方法论上的意义。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突出了“国家文化”的视野，而没有使用过去的研究中惯常使用公平、地方文化、治理等概念。突出“国家文化”的观察角度，说明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文化”可能成为影响制定城市韧性规划的关键性变量。然而更重要的是，以往城市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在于揭示某个城市的特点或者不同城市之间的特点（characteristics of and between cities），这决定了传统的视角强调的是地方文化而非国家文化。但是这篇研究的作者却指出，强调“地方文化”的传统视角已经不再符合当代城市发展的实际，因为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加快，在技术发展的驱动下，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也日益频繁，这种变化使得城市社会和地方社会的粗糙区分变得不再有效。除此之外，超国家、超城市机构的存在以及这些机构在互联网上的互动联系，产生了一种足以超越空间界限的影响力；而成为超越国家的区域枢纽的这些城市，必须在新的平面和体系中迅速适应来自全球的动态和影响。所有这些外部条件的变化，都决定了应该使用更宏大的、跨地域的概念。

（金方廷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