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智慧城市：文化与经验

“智慧城市”又称智能城市、信息城市或虚拟城市，这个概念相信科技是城市的核心特征，科技可以激发城市再生、提高城市效率，由此构想了一种利用尖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大数据分析和网络系统将居民与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服务进行数字化连接的城市。智慧城市的核心是新型网络系统，这些系统从各种来源收集越来越多的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来改善规划、升级基础设施、跟踪和加强运营，以较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务。因为智慧城市提供了一种技术更新基础上的科学、客观、通俗和非政治的未来城市想象，所以许多城市当局着迷于智慧城市的理念，哪怕“这一理念基于一种技术乌托邦式的信念，即在应对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时，必须使用信息技术”。除此之外，“智慧城市深深地嵌入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亲商的理念”，而且事实上，智慧城市的概念本身不曾提供清晰的空间愿景。

综合前文所归纳的论述，作者分别从“规范—理念”“空间特征”和“社会配置”三个方面比较了全球城市、可持续城市、韧性城市、创意城市和智慧城市这五个城市概念（参见表1），将比较的结果以列表的形式予以展示。由此可知，《当代城市概念的政治前提：全球城市、可持续城市、可持续发展、韧性城市、创意城市和智慧城市》一文的研究角度既不是对上述城市概念的出现及发展作历时性描述，也不是用调查分析的方法去评估这些概念如何被植入实践，而是尝试确定这些城市概念的不同假设，以及这些城市概念理论中所反映的价值集合。由此作者指出：

所有概念都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出现的，因为城市是新自由主义产生和重构的核心。然而，正如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和尼克·西奥多（Nik Theodor）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新自由主义渴望创造一个摆脱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的乌托邦，但在实践中，它却急剧强化了国家干预的强制性、纪律性，以便将市场规则强加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同时作者也强调，从理论上看，尽管这些概念立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背景，但在政府和地方权力如何运作、如何看待城市居民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城市概念如果想要在理论上真正“落地”，就必须与不同地区的政治、文化土壤相协调，于是可以认为，使这些城市概念付诸城市规划实践，实际上就是使新自由主义理念得以与不同地区的政治气候相融合的过程。

文章认为这几个城市概念从它们所反映的政治前提上可以分为三个类别：

①全球城市与创意城市。全球城市需要从跨国企业网络当中汲取城市建设的力量，因而全球城市很容易逐渐“脱钩”于国民经济，从而在移民、环保、能源、交通等问题上与国家采取不同的，甚至背道而驰的政策方案。创意城市的逻辑与全球城市相类似，创意城市的概念同样将城市视作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单元。同时，全球城市和创意城市这两个概念倾向于从社会经济地位的角度看待居民，向着全球城市中的社会上层及中上层倾斜，但却对社会下层产生了负面影响。

②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有效地促进了信息和制度的同步化，一方面受到政府权力的约束，另一方面建设智慧城市也要求政府与城市中其他单位、组织、企业相合作，目的是让城市数据库变得可供利用。智慧城市代表了一种在政治上相对中立的倾向，作为网络城市支柱的信息通信技术具有参与治理的潜力；另一方面，作为智慧城市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私有化的、消费主义驱动的城市愿景，却也意味着通信技术的使用并不总能带来新的城市发展机遇。

③可持续城市和韧性城市。这两个概念更深地嵌入到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背景之中，它们对地方、社区的关注趋同。智慧城市、可持续城市和韧性城市的概念都蕴含在政治现有的结构中，并依赖于同政府在经济上、空间上、制度上和政治上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可持续城市和韧性城市的理念将居民视为城市发展和公共领域的重要推动者，二者都强调政府和城市对其居民负有共同责任。但是当这些概念演变为城市的具体实践，却可以看到，所有的城市概念都必须在现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中才能得到施展和运作。正如作者所归纳的那样：

首先不管这些关键性的差异概念，城市在制定社会政策、设计社会政策时，往往会同时包含几个概念。其次，虽然政策专家、政治家和商业人士反复使用这些术语，他们的使用往往是一种理想化的方式，喜欢思考一个城市或塑造一个城市的品牌。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将这些概念作为宣传使用在他们寻求物质和象征性权力的过程中，他们对国家、政府和他们自己的国家和政府的态度也是如此。最后，规划者和决策者在城市中使用这些概念时，往往会进行调整，以适应城市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这种调整往往是通过关注概念的规定性层面来实现的。因此，这些概念在实践中的使用并未实现其原有的意义或其规范思想，而是最终适应了一个城市的经济和政治气候。

当然这些概念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些共性，例如从政府角度推进新型城市概念，最终就会强化城市发展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此外，这些概念都要求私营企业在实现新型理念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是，社会力量的参与常常既是一种维持现有秩序的手段，也可以是一种灵活的政治工具。好比说，全球城市关注的是经济层面的参与，而智慧城市则鼓励能够实现广泛社会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可持续和韧性城市的概念中，个体参与被认为是为城市地方建设和福祉做出贡献的责任和义务。但不论如何，许多学者都指出，一旦开始践行这些概念，来自社会的参与就存在着被国家或地方政府滥用的可能性，至少更多的社会参与，一定可以促成地方社会对地方政府行为的认同。(www.xing528.com)

这项研究尤为关注不同城市概念所内在包含的城市、政府与居民间的动态关系（参见表2）。研究显示，概念之间的差异在本质上不是技术性差异，而应该被理解为是属于规范性和政治性的概念，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这些概念事实上可以影响到城市内部的权力关系。这意味着一个城市所采用的概念会对国家政府、城市及其居民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产生影响。考虑到这些不同城市概念背后所蕴含着的政治前提，作者相信，所有这些城市概念很可能只是为新自由主义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折中的工具。

表1　城市概念的核心主题

（续表）

表2　城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动态关系

综上，这篇论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了充分而细致的比较：①五种常见新型城市概念自身所蕴含的政治理念及价值导向；②新型城市概念在实践过程中所需要的政治前提，主要表现在城市、政府与居民间的动态关系之中。因而论文实际上试图探讨的是：究竟是新型城市概念最终在实践过程中“改造”了城市，还是具有不同政治生态的城市有选择性地“利用”了这些概念？看起来这可能是个相互融合的过程。城市概念本身的价值导向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规范性框架，在不同城市的实践当中，如何在理念和价值上将新型城市概念与城市自身的政治、文化土壤相结合，这才是许多地方政府在实践层面最为重视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面谈到的这些城市概念彼此之间其实不具有可比性，作者也很清楚地意识到了它们的区别：“韧性城市、创意城市和智慧城市的概念往往更具有规定性，而可持续城市的概念则是基于规范性的理念，全球城市概念则是一种解释性的理论。”并且学者们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统一，有些概念在欧洲颇为流行，另一些则在美洲、亚洲得到广泛的实践。除此之外，像多元文化城市（multicultural city）、公平城市（equitable city）以及公正城市（just city）也是颇为值得研究的新型城市概念。

无论如何，这篇论文仍不失其启迪意义，在全球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今天，城市概念的广泛使用已变得稀疏平常，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概念所隐含的价值前提；就这些概念在不同城市中“落地”的真实状况，也仍需要更多的观察和评估。这篇文章清楚地说明了任何城市概念都不是价值中立的，只有对概念背后的价值观作充分的考察，才能更清楚的认识到，在使用这些概念建设我们的城市时，将会把城市的未来带向何方。

（金方廷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