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文化维度与国际经验

原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0，No.1（2015）：187—199.

作者：Jennifer Robinson，伦敦大学学院地理系。

面对日益增长的全球化城市研究的兴趣，需要有适应于全球化时代的城市理论，为此学界已经表露出十足的理论热情，尝试提出新的概念或是发展新的理论实践来系统思考进入21世纪的城市。詹妮弗·罗宾森（Jennifer Robinson）在2015年在《国际城市和区域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上发表了《比较城市学：打造都市理论的新地理与新文化》（“Comparative Urbanism：New Geographies and Cultures of Theorizing the Urban”）一文，主张采用“比较”的理论建设方法。在这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作者明确反对学界常见的“普遍化”的理论研究方法，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只是将已有概念和理论以掩耳盗铃的方式“覆盖”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实践上，无法从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发展中真正汲取城市研究所需要的素材和给养，而学界在城市研究过程中有意在城市案例中“控制差异”的做法，也遭到了作者的猛烈抨击。作者提出，应从不同的背景中建立理论，与多样化的城市产生共鸣，从而加深对不断扩大的城市和城市化进程的新理解⁽¹⁾。这篇文章在方法论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突出贡献：“提出了一种基于城市本土实践进行比较的新方法和新类型”“提出了一些哲学思考的思路，以重塑理论化所适用的范围和风格”“指出了比较主义的新方法，以用于支撑可修正的城市理论从世界任何地方起步的可能性”。

显然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发展对城市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

全球城市化地理中心的转移、城市居住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城市化进程对世界越来越大的影响，使得许多城市学家提出了对城市理论进行更新的必要，表明现在处于一个应对城市作为“不可靠的研究对象”（an unlikely object）的时刻，它的边界也许比以往更加模糊，表明这个传统的城市研究对象在面对“地球”性的城市化进程时可以说正在消失。此外，新的理论观点表明，需要以新的方式来思考城市的性质。

提出普遍化理论的学者们认为，城市研究的新观点可能来自不同的城市语境之中，从而对相对普遍的理论化进程产生干扰，建议今后的城市理论只使用已经给出的概念。种种现象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城市理论不断掀起的浪潮背后，实际上隐忧四伏。尽管发展城市理论的城市资源、素材越来越多样化，然而在大量理论关切涌向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城市”的方案之中，这种理论发展的趋势有可能取代前一个时代的理论主导方法，或者使从前宏大和普遍化的理论议题被进一步窄化，变得不再具有普遍意义。更重要的是，当过往的理论框架、理论想象力难以应对全球化时代都市理论的更新，对“理论”和“理论化”本身的反思也就被提上了议程。

为此，作者在开篇段落中指出：“在寻找新的方法来进行更加全球化的城市研究时，关键在厘理清理论化的范围和起点以及理论的文化。”作者明确表示，为了更为全球化的城市研究在方法和概念上得以立足，城市理论学者应该既富有成效地使用现有的理论，同时又能接受从世界任何地区的城市发展中获取开放的灵感。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城市理论需要一种尊重差异的、开放的理论实践文化，这样才能够为在世界任何地方开启概念化的理论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因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的观点是，应对全球化时代城市理论发展的需要，应该在都市理论的“理论文化”（theory culture）和“理论过程的地理属性”（the geographies of theorizing）两方面作出批判性思考：

我认为在理论文化方面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这将促进更加全球化的城市分析：我们能否促进理论文化，对自己的定位和灵感来源保持警惕，对向其他地方学习持开放态度，尊重不同的学术传统并重视理论思想的可重复性？理论过程的地理属性也很重要。在关注目前所有这些概念的地域性的同时，对来自其他地方的想法持开放态度，这就提出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即一些概念的特殊性或应用范围有限。一些概念的特殊性或有限的应用范围，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在许多不同的经验中用其来思考是有效的——其上限是，提出一个普遍的城市化理论。

作者认为比较城市学（comparative urbanism）所具有的开放性给她以启发，并为其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与其他地方一同思考”（thinking with elsewhere）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新的概念可能会从任何地方开始，关于城市本质的老旧话题则会被扬弃或拒绝”。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容许从任何城市开始概念化的工作，并从一系列广泛的语境中吸取经验，同时承认理论工作的在地性（locatedness）。比较研究的方法可以帮助汇集不同案例的共同特征，或者将工作聚焦于处理来自大量城市文本的重复案例之上。作者呼吁应该多思考变化和重复，而不是在理论探索中不断去控制变量。由此，她提出了一种理论建设的策略：“通过跟踪城市之间的众多相互联系和重复的事例，构成比较和设计‘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s）的理论建设策略，对创造新的理论文化和地理环境大有希望，可能有助于产生更多全球性的城市研究工作。”

作者在撰写《普通城市》（Ordinary Cities）一书时就曾经注意到，在非洲南部从事研究工作的城市研究者在那里发现了与芝加哥城市经验的共鸣，包括大规模和多样化的移民，以及移民投身工业和城市的就业转型等。但因为在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之后，城市理论越来越多地被划分为对较富裕和较贫穷城市的分析，作者所期待的那种试图在全球（globalizing）范围内展开的城市理论的比较试验，还未来得及被经典化，就已经遭到抛弃。但即便如此，作者始终相信，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仍然是跨越城市多样性的思维活力的迷人记录，比较分析揭示了现有城市理论的缝隙，这种理论的缝隙正是从非常广泛的城市的不同经验中获得了灵感。

最近几十年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所掀起的城市理论革命，如今在许多方面已经构成了城市研究的阐释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学者们很早就担心经典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形成过程中，或许没有充分参考世界各地的城市经验。但是在一系列的比较实验中，学者们注意到，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度如此之高，在高度全球化的语境里，必须将比较富裕的大都市和较为贫穷的城市放在同一分析框架内，在相同的分析框架中，同时思考两种经济发展状况完全不同的城市。为此作者指出，弗里德曼（Friedman）和沃尔夫（Wolff）在1982年的开创性研究拓展了霍尔（Hall）对世界城市的描述和认识，这两位学者相信，对不同城市的共同特征和变化的思考，与将世界各地的城市通过相互联系纳入分析同等重要。因为众所周知，世界城市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在世界的核心和半边缘地区都可以找到，包括经济结构调整、贫民窟、激烈的政治抗争等等，而这些共同特点不仅由资本主义全球经济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塑造，它们也反过来塑造了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城市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单纯由功能所决定，而是同样伴随着政治行动和抗争，框定研究城市的方法使人们认识到，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分析批评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塑造的城市生产的阶级关系，但这种分析并没有将城市与塑造世界经济的更广泛的历史进程相联系。于是弗里德曼和沃尔夫利用世界系统的观点，来探讨世界城市如何成为世界经济空间衔接的关键点，也即“研究特定世界城市地区的关键变量，在于这些城市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任何城市的关键就在于，必须认识到“全球化进程既促成了城市化和一系列城市化的结果，同时由城市化和城市化的后果构成了全球化进程”。自此以后，城市研究就没有再回头，全球化进程与城市化的相互促成关系被认为是理解一切城市的关键。然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与对全球城市的介入，为全球范围内的城市调查开辟了道路的同时，它们也根据具体理论研究对象的有限范围，系统地设定了可比性（comparability）的界限。这意味着，以同样的条件来研究处于世界经济半边缘地区和中心地区的广大城市的机会，很快会被对极少数的“全球”城市或相对更广泛的一系列“全球城市功能”以及更为分散、但在分析上相当狭隘的高级生产者服务活动的关注所削弱，因为后者被认为是协调全球经济的重要手段。批评者和倡导者都将各种不同的城市语境与这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理论努力进行了对话，但由于政策部门和研究者对“全球城市”这一特殊类别的兴趣，以及对世界城市特有的过程和特征的相对狭隘的描述，从根本上使城市研究失去了更为丰富的批判性潜力。

现有的理论趋势是将不同城市放在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中一起进行思考，伴随着这种趋势，城市学家们很多时候刻意地去创造比较的视角，从而推进对城市进程的理解。然而，作者指出，过往的研究方法恰恰严格限制了在这种比较思考中可以被吸引和纳入的城市范围。尤其是，虽然将世界各地城市纳入一个共同分析框架的方法早已确立，但在与其他城市的比较中，有一些城市却始终没有被纳入。思考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或不同城市之间的共同特征，都是已经被确定的研究方法，可是这两套做法在允许进行比较思考的城市范围的选择上却极为有限。然而这一切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城市研究中后殖民主义批判视角的再度出现，在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思考城市化的多样性结果的方法已经得到确立，这就迫切要求学界进一步在方法论上明确“在城市的世界中思考城市”（to think cities in a world of cities）的意义。

对此作者认为“城市研究亟需建立一种欣赏并促进理论出发点多样性的理论文化”。因为关于城市研究的学术成果作为整体正在迅速变化，中国学者正在越来越多地记录和思考当地城市的非凡发展，空间上分散的发展状态、地方政府官员发展城市地区的扩张激励以及地缘政治上雄心勃勃地想要展现其全球存在感的国家计划，已经创造并形成了一个新的城市理论思考的中心。《国际城市和区域研究杂志》的编辑们反映，来自该地区的学者或撰写该地区文章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期刊对来自北方和西方机构背景以外的学者所提交的论文的拒绝率却最高，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批判性城市研究的“理论文化”所产生的期望。作者相信，如果说扩大城市研究的论辩范围，意味着非西方的学者必须被迫使用西方的分析概念，否则就无法获得国际发表渠道，那显然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因为将中国、非洲等地区新兴城市的发展经验引入当下的城市思考中所产生的成果，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说明这些地区理论化和基础研究的机会和需求都极为旺盛。有鉴于此，主张保留现有理论的观点，不管这些理论曾经多么有价值、多么有效，都是很有问题的态度，至少，如果从其他地区的经验出发开始理论思考，便能暴露出这种想法和固有观点背后的狭隘性。

许多出色的概念和理论也许在其形成的环境之外也能进行富有成效的解释，例如Turok（2014）对非洲城市经济发展的政策性评论借鉴了集聚经济的分析，被证明是有效的理论实践。但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概念和理论的“到期时间”大大提前了。作者在此列举了几个例子展示了现有理论的局限性。Hernando de Soto发表于2000年的研究就受到严格的政策建议的启发，注意到大量城市中所有权形式的多样性，包括传统的、集体的、非正式的、非法的和公共的所有权，以及为推进领土政治议程（和战争）的强制性暴力占有，意味着任何与城市土地相关的理论化都需要愿意重新思考出发点，并对自身的概念化范围进行限定。Bryceson在2006年的研究则从再生产的基线出发，对非洲城市经济作了出色的描述，使人们注意到，在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城市中，与资本主义积累相关的集聚逻辑，是在居民将城市生活作为繁殖身体、庇护家庭和服务邻里的平台之后过了很久才开始出现在城市舞台上。这也让人想起女性主义者的批评，她们指出，“再生产”是所有城市经济集聚潜力的基础，包括伦敦，在全球金融和服务部门强大的集聚压力下，繁衍生命的紧张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有证据表明，城市化并不一定支撑经济的活力，包括人类的繁衍。(www.xing528.com)

有鉴于此，作者建议城市研究采取一种更为宽广的理论地理范围和更为开放的理论文化：

面对城市化结果的巨大多样性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背景下的实用主义，建立一个普遍有效的理论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挑战，将一些地方和一些学术研究作为现有理论的纯粹数据资料是不合适的，这一切都意味着需要重新思考城市理论化的地理范围和文化。城市语境的多样性，以及本地和外来学者对解释和探究城市意义的渴望，以及全球城市化的快速结构变化，意味着任何21世纪的城市理论化都必须对批评、争论、扩展和延伸持开放态度。

所以作者认为，眼下是城市研究理论化转折的关键时刻，围绕城市理论的研究可能需要一场彻底的突破。更具体地说，特别是在一个研究对象像“城市”这样有差异的领域，理论化的基本要求必须是愿意根据新的经验重新思考，而这种新的经验一定需要广泛吸收新兴地区的城市发展成果。作者相信，比较研究始于试探并改变理论命题的雄心，过去比较研究的方法使得许多新概念被发明出来，并教会了城市学者如何将不同类型的城市背景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学会利用其他地方的见解进行思考。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指出，理论生成的必要性是比较城市学的核心，而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使学术对话超越单一案例的研究。所以比较城市学揭示了在理解特定主题方面进行真正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同时也为更广泛的对话提供了框架。比较城市学将有助于开发新的方法来理解一个不断扩大中的、多样化的城市世界，从诸多不同的起点来构建理论，也许才能与我们所面对的一系列城市化的不同结果进行呼应与共鸣。

对于比较城市学理论的阐发，作者有着非常清晰的理论反思意识。她注意到，理论所能使用的范围限制不仅源于城市理论的固有假设，也和准科学的方法论表述有关，因而作者有意识地进入到重新制定比较方法和本体论的工作中，以便将其更有效地运用于一个愈加全球化时代的城市研究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发现将比较还原为其核心假设是有益的，这一步骤大大扩展了比较策略的范围，超越了在城市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的变量寻找方法（conventional variation-finding）或更为新颖的综合方法（encompassing methods），有效地将该领域核心的轻描淡写的“比较姿态”用于更精确的用途。与雄心勃勃的占主导地位的普遍化理论实践的作者们的声音相反——他们急于把“其他地方”作为证据吸引过来，渴望将“其他地方”作为证据来支持现有的分析议程，比较主义提出了一种灵活的理论实践。比较主义当然渴望参与现有的概念化，但更致力于通过多样性的城市结果进行思考，并对从任何地方开始理论化持开放态度。

在此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性变化，是放弃将准科学的严谨性应用于案例研究的无望努力，这种努力通常表现为研究者试图对城市间的差异进行控制。人为控制城市之间的差异，压低城市研究中的所谓“变量”，并不能真正塑造城市研究的科学性。在迄今为止的许多城市比较研究中，恰恰是案例之间的差异为概念创新和发明提供了依据。比较的做法可以在保持严格和合理的前提下，通过处理更多的城市结果来丰富城市进程的概念。出于对城市间研究中“控制差异”（controlling for variation）的不必要关注，案例选择的理由一直相当狭窄，迄今为止，它支持在狭窄背景下探索一套相对有限的狭隘理论概念，或许最为著名的例子是城市制度理论。通过扩大对世界上更多城市共同经验的思考视野，一系列更广泛的概念化可以在比较探索中发挥作用。例如通过关注跨国行为者在城市发展政治中的强大作用，以及探讨在许多不同的背景下，政府机构及其外部伙伴关系的治理安排的非正式性，将使制度理论国际化发挥更大的潜力。

概念本身不应该是被预先给定的，相反，概念本身应该是研究中仔细审查的对象。作者指出，概念可以有效延伸到什么程度，以及概念是否有一定的界限，通常是实践中需要分析的问题。因而关注概念的有限性，并且留意在不同背景下转换概念和现象的复杂性，是至关重要的，但保持“所有城市都有可能为城市研究理论的创新提供有用信息”的开放心态也同等重要。这再次证实了一个更广泛的观点，即比较模式的理论化必然是片面的，对多个出发点开放并且也要关注评估其自身的局限性。

有鉴于此，作者希望，这种对理论可重复性的承诺将激励培养具有谦虚和尊重的理论主体，不仅对批评持开放态度，也能注意到自己的局限性。所以城市学者要做的不是去控制差异和变量，将分析限制在彼此之间最相似的少数城市，而是把传统的方法论建议翻转过来，指出城市发展的共同过程或结果，作为可供比较研究的良好基础。同时作者受到德勒兹（Deleuze）的启发，认为城市比较可以被认为是“遗传研究”（genetic），追踪重复的、相关的但独特的城市结果的相互关联的成因，作为比较的基础；或者是作为“生成研究”（generative），变化的共同特征为产生概念性的见解提供了基础，这些见解得到了多重的、有时是相互关联的理论对话的支持，从而使全球城市研究得以进行。

在某种意义上，最需要的是重新开始思考与城市有关的比较。在作者的理解中，“比较”是一套广泛的“通过其他地方思考（城市）”的做法，它把不同的案例放在一起，通过构成的或自然的实验来启发概念化的思考。作者注意到，比较的思路相对于准科学的正式方法论，在发展一些新的比较方式以及将比较建立在城市的特定空间性基础上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城市之间的重叠联系，这些联系形成了独特但往往是共同且重复的结果。因此，通过将案例研究放到更广泛的对话中来建立比较，新的城市比较分类法变得清晰可见，可以用于，甚至已经用于更多的全球性的城市研究。重要的是，案例不需要在地域上进行定义，而可以是任何类型的城市进程或结果，甚至是城市之间的流动和联系。

最后作者试想了三种比较城市学的前景：①在共同的特征或遗传上相互关联的“重复实例”之间进行定制的比较；②追踪城市之间的联系，以了解不同的结果或比较更广泛的相互联系和扩展的城市化进程本身；③从特定的城市背景或地区发起独特的分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困难深藏在比较方法的本体论中，包括如何理解“案例”和“理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背后其实指向了一些长期存在的哲学难题，如具体与抽象之间的关系、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关乎被视为具有特殊性的案例的潜力，它可以传达或改变概念，而不是简单地复制现有的概念。

从这一点来看，罗宾森提出比较城市学的意图，是希望打破城市理论的固化思路，不应过分执着于过去一个时代积累起来的概念和理论，也不坚持任何一种关于“城市本质”的定义，而是通过吸纳更多来自世界各个地区的城市案例，拓宽对于“理论”这种思想活动的理解与认识，扭转城市理论思维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城市研究的现状。在她阐述“比较城市学”的时候，论述的落脚点一方面是“地理”，另一方面是“文化”，二者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却意在处理同样的理论困境。全球化时代也是个城市化的时代，因而必须着重探讨理论研究的地理范围，她在文章最后提到，新的理论地理学可以改变“城市理论化的模式和风格”，也即“从某个假定的城市学术中心发出来的权威声音，转而拥抱在众多城市理论研究对象之间所展开的对话，从而更加认可关于城市性质的临时的、适度的和可修改的主张”。除此之外，标题中所谓的“文化”其实更接近于一种学术文化，为此她强调，相比研究对象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城市研究中形成一种开放和尊重的理论生产文化”，这样才能“应对全球城市学术的物质基础极不平衡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

总而言之，城市研究对在“城市的世界”中理解城市的热情由来已久，说明在城市研究中通过城市经验的多样性来思考城市，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而持续的愿望。也许在罗宾森的文章中，“比较”是被摆上前台、着力提倡的研究方法，然而比起研究方法的转变，更重要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思维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发展不仅带来了全新的、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在冲刷着人们对于“什么是城市”这种最基本问题的认识方式。

（金方廷　编译）

(1)　Robinson Jennifer，“Comparative Urbanism：New Geographies and Cultures of Theorizing the Urb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Volume 40，Issue 1，p. 187—199.